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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独异才是王牌？新中产生活图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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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领域。[85]
新中产在“住”的问题上，总的来说关心两个方面：居住地和居室的布置。居住问题在这两方面都经历了文化化和独异化。居住地变成了一个特别具有文化价值的问题，并且因此关系到社会地位；而居室的日常布置成了一种日常的创意策展活动。房地产、建筑业、内装修和设计业从而发展成为创意经济的支柱行业。
居住地和居住区不再是可互换的，而是各自获得了特殊的社会价值或失去了社会价值，这一点对晚现代社会的全球、国家、地区和地方地理都有决定性意义。[86]“地点”成了社会赋值进程的一个对象。于是各城区有了各自的形象，带有各自的品质联想，其中的生活体验也相应地各不相同。比如柏林，住在维斯默尔多夫就跟住在新克尔恩北“完全不一样”。这种质性细分也延伸到了城市与地区之间的区别上（汉堡还是柏林？波士顿还是波特兰？）。[87]这一赋值过程的另一面，是其他一些城区甚至整个城市和地区的去值。晚现代，空间的价值和分隔也体现并加剧了各阶层在文化上的两极分化。
于是，居住地的选择对于新中产来说是又棘手、影响又深远的决策，首先就是在文化产业化条件下，“魅力地段”短缺给人的种种压迫。选址的决策除了对社会名望有决定作用外，还在“真”的指标上有决定作用：体验城市生活——城市理论学者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向往的欧洲城市的理想[88]，就是成熟社区里生动的“混合功用”（mixeduse），看起来是知识阶层眼中“真”社区的核心标志。所以人们经常偏爱老建筑区，自20世纪70年代起，老建筑区经历了惊人的再赋值过程：在工业社会的功能逻辑下，这些老建筑被贬斥为落伍的，应该拆掉，而在文化化逻辑下，它们被推崇为城市性的标志，代表了一种大气之美。在热爱城市生活的新中产那里，扁平中产社会无可争议的理想居所——一家一户的小楼失去了往日的地位，而城内的居所显得更有魅力。[89]
找好了住所，房子的设计和布置就成了长期任务。对空间质量的精心规划和设计，是晚现代生活方式审美化的一个重要活动领域。以实现自我为目标的主体，会用一种特别的眼光看待居住这件事：他在居所里为自己也为别人摆设。房子同时也是他可以“完全做自己”的地方，他期待这个地方让他平静也让他兴奋，有某种能证明自己的气氛。居所因而是自我和个人认同的一种三维体现，同时，居所的空间质量也对自我的生活感受有影响，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要精心布置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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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扁平中产社会那种标准化的内装修，就只能被看作枯燥的循规蹈矩，纯粹的没品位（“盖尔森基兴式巴洛克”[90]）。新中产培养出了一种复杂的居住审美意识，致使居所能够成为创意策展的对象，成为个人风格的体现。策展式居住是说，要把风格各异的有趣的东西组合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通过将独异之物进行“编曲”式组合，会得到一种空间上的独异品，它有高度的自复杂性，一个“自我之地”。[91]狭义的文化创意者圈子为策展式居所做了的榜样。[92]从温哥华、阿姆斯特丹到墨尔本，观察一下这些城市知识阶层的居所，就能发现一种共同的文化世界主义审美模式：一方面，它们通透、宁静、素雅，另一方面，它们又很有趣而且有文化上的多样性。如果房子能够结合这两种质量，显得又经典又特别，它们就会显得“真”。居所的气氛应该是独特的，反映出主人的独特性，当然不能花样太多太随意，让人眼花缭乱。于是，内装修就有三个根本的层面：总体上的空间质量、家具和配饰。
晚现代主体总体上对空间质量的期望，是他希望自己的房子能像舞台——一个展示房中物品的舞台，展示屋中之人的舞台。相比于大众建筑的成套单元房，晚现代的居所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将空间扩大，而且彼此打通（比如客餐厅一体）；复式成了主要风格。房子的布局最好能让业主按自己的需求进行改装，同时在房子内部和从外面都要能看到景致。此外，大窗户、大层高还能加强空间的大气感。无怪乎知识阶层特别偏爱工业城市里世纪之交时代的老建筑。这些房子的墙体和地板，就像清楚的、简明的舞台背景（白墙、单色地板），又最大限度地显示了“真”（用墙漆而不贴墙纸，使用艺术水泥、砖饰、实木地板、钢梁、灰泥）。
房子里摆放的家具，以去标准化为原则，并遵循所谓“软现代主义”风格。[93]人们不再使用那种成套生产的家具（成套座椅配墙柜等），而是遵循策展思维，将单件家具巧妙组合（一张纯木大餐桌，配几把各不相同的椅子）。不过这并不是随意组合的：“软现代主义”是指，人们对于柜子、桌子、厨柜或沙发，偏爱包豪斯风格或北欧风格的明朗线条，但这还需要自然材质而且来源不同的各种单品（古董、旧货、工业设计品、富于个性的青年设计师作品）做补充。现代主义的冷淡之美——晚现代知识阶层的新古典主义——会因温暖的、让人想触摸的“手作”之美而变得柔和，从而显得更加有趣和“真”。结果就会得到精心安排的“光滑与条纹”混搭风格。[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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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室布置的第三个层面——配饰，最能体现策展能力。[95]配饰为居室增添了个人色彩，所以人们在选择和摆放时都很用心。有些配饰是功能性物品——从切菜板到多层抽屉——如果是手工制作的，或比较独特，就可以成为独异品。另外更重要的是一些真正的单品，包括绘画、雕塑等艺术品（以前是经典配饰，现在更受知识阶层的重视），还有线描、艺术照或抽象艺术品。典型而普遍的做法是将旅行带回来的东西摆成小情景，这不是指商业化的旅游纪念品，而是那些仿佛从全球文化宝藏中挖掘出来的东西：一只来自达喀尔的旧足球、太平洋海滩捡来的木块、一张孟买的电影海报、阿波罗13号上的一块遮光板、越南山区部落的绳饰，或一只锡制车模。总之，关键在于收集；很多业主因为自己收集的东西而钻研出了专门知识：滑雪板、诺莱坞（尼日利亚的电影基地）电影海报、怪异的企鹅摆件等。还有一些带有私人记忆价值的东西，比如祖母遗留下来的手包、16岁生日得到的黄麻懒人沙发等，也能成为饰品，经常像雕塑似的被摆在居室里。总之，新中产的居室里满是精心挑选的看似平常的物件，它们就像艺术品，同时又与非常个性的人生思索联系在一起。居室集合了各种地方风物、各种艺术品和“全世界”的旅行纪念品，成了一个展示和体验全球超文化的地方。
居室经过策展式美化，成了展示自我实现的地方：一方面它对于业主有一种主观上的气氛品质，让业主获得满足感；另一方面它也是向客人展示主人装饰功力的地方，这样它在审美上的独异性价值就能提升主人的社会名望。居住区和居室变成了文化赋值的对象，它们不再单纯提供居住功能，而是一种名望投资。内装修的单件客体，从奶酪擦、仿古家具到墙上的艺术品，其赋值也超出了其使用功能。于是位置独特、精心策划的（有的还是花不少工夫还原的）整个居所就都带上了价值。这种价值最好是长期的、对个人和社会都有效的价值，这样空间和物品连同它们的主人就都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对于晚现代知识阶层来说，主体的赋值和他们生活方式的赋值以及居住空间的赋值是一体的。
旅行
旅行对新中产具有重要意义，能给主体带来个人认同感。这里的旅行不仅仅是为了从工作中放松而进行的“休假”；现在的旅行常常被理解为积极地去了解一个陌生的地方。这就是所谓非特殊化的旅行，即出行不限于休假期间特定的时间段。一方面，知识文化产业的很多从业者常年出差，所以他们能够把工作与休闲结合起来。还有人因为工作或学习的原因要在国外常驻，这样主体会被放到外国的文化环境里。[96]另一方面，个人可能用一种旅行者的眼光看待自己居住生活的地方或附近，觉得这里“总能发现新东西”：这样，人虽然没有离开家，却也“在路上”。简而言之，旅行是知识阶层生活的一项关键活动，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文化世界主义意识。国际旅游业密集的基础设施就是支持和促进旅行的体制，它也是全球创意产业最大、分布最广的分支。[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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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现代的旅行完全是一种文化化和独异化。旅行是主动策展式的，是为了寻找特殊地点、特殊时刻的“真”。[98]大众旅游与此完全相反，是工业化现代的典型做法。那是一种类似工业的旅游业，假期旅游点提供一套标准的日程，服务于一个明确的目标：从劳动中恢复过来。晚现代知识阶层对旅行的理解与此相反——虽然他们也大量利用全球旅游业基础设施——他们理解的旅行是坚决反旅游的：旅行者不该是被动消费假期的旅游者。旅行者是在主动地寻找某些不一样的东西，某些激动人心的、有趣又有挑战性的东西。从文化史的视角来看，晚现代的旅行者继承了1800年前后关于旅行的观念，约翰·尤瑞（JohnUrry）对这种市民社会环境下产生的旅行观念进行了分析。[99]这种旅行观念超越了目的理性的日常生活，要求一种认知的态度。浪漫主义的旅行观念就是一个旅行者的视角，他要在大自然中、建筑艺术或日常生活中探索陌生之地（经典：“意大利之旅”），获得日常生活所没有的美的享受。他在陌生中寻找新的体验——类似后来的城市漫游者。大众旅游不是这种理念，针对它，20世纪7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提出了另类旅游的观念。反文化运动也是全世界旅人和行者（travellers and globetrotters）的运动，他们“偏离热门路线”，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发现陌生的文化（经典：印度之旅），积极地，有时以挑战身体的方式去了解大自然。
在晚现代主体的策展式旅行观中，旅行要积极策划、巧妙组合，而且要有非同寻常的过程，发现非同寻常的地方，开启非同寻常的瞬间，要与日常生活的那些完全不同。晚现代旅行方式的独异化，本质上是空间和时间的独异化：将熟悉的日常生活空间和瞬间变成特殊的。新中产开发并维护着各种旅行方式，还经常来回切换：城市旅行和在国外城市的长期驻留，野外郊游或大自然中的运动式旅行（骑单车穿越阿尔卑斯山或在中国南方徒步）；也有穿越整个地区的旅行（西班牙北部十四天租车游或坐火车穿行阿根廷），也有一地运动式旅行（在印度做瑜伽休养）等这些以教育、健康或放松为目的的旅行；有年轻人那种穷游，也有豪华小众游。[100]所有这些旅行方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人们在寻找日常生活之外的“真之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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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经常以独异性的地点为目的——空间的自复杂性能给旅游目的地一种有趣的内在厚度，并让它产生令人惊异的独特感，所以人们面对它时不再感情中立，而是被它的魔力吸引或迷惑，感到激动或陷入思索。[101]奔腾的大都市或风景宜人的村庄，壮美的大自然或压抑的贫民窟，墨西哥小城市的日常生活或瓦拉纳西的宗教仪式，哪可能都遇到独异的内在厚度以及独特感。巴黎或托斯卡纳之所以成了经典的旅游胜地，是因为它们的空间特性有令人震撼的独特性。当然现在一些旅行“秘籍”显得更加有趣（芝加哥某个城区、缅甸某个地方），那些地方因其稀有——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只有少数旅行者探索过——而更加与众不同。旅行者对独异地点的寻求延伸到了微观地点：人们走过某些特定的街道，寻找某家特定的餐馆或博物馆，选择特定的酒店，就为了它们各自与众不同的气氛。晚现代的旅行当然也包括经典的风景名胜和高雅文化，但人们对“他人的日常”特别感兴趣，因为这种日常可能会很“真”。[102]总之，地点的独异性在于观看者的眼光，旅行者也努力让自己对此“保持开放态度”（对一言难尽的南非贫民窟也这样）。[103]
在晚现代旅行观念中，地点的独异化与时间的独异化并行。旅行者总在寻找日常生活之外的瞬间，最理想的旅游就是由一系列这样的瞬间构成的。体验热点建筑或空间、参加文化活动（宗教仪式、音乐会等），可以是值得回忆的瞬间；在太平洋冲浪，在比利牛斯山徒步，在翁布里亚某个美丽的餐馆吃饭喝茶，或在圣保罗一间瓦楞铁皮小屋与当地人交谈——发生在这些地点的活动和偶然事件同样能成为值得回忆的瞬间。要让地点和瞬间显得与众不同，触动人们的感情，带给人“体验”，甚至长久地改变一个人，就需要一种尽可能脱离标准的旅行方式，需要主动策划旅行过程。体验是否能够与众不同，虽然无法事先确定，却可以通过一些做法提高它的可能性，比如不订酒店，而去住民宿（Airbnb等），或者长期（最好几周）互换住所，好让自己“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真正”了解一下某个国家或城市。策展式旅行总是计划与偶然的结合：确定一些框架条件，保证不错过热点，也要为意想不到的经历留出空间。
形式自由的旅行是知识阶层从事的一种面向世界实现自我的活动。在游历世界上丰富多样的文化和自然景观时，各种经历和体验丰富了主体。个人的“行记”是晚现代主体特有的，记录着重要的、经常是对主体影响很大的人生站点。超文化理念将文化理解为资源，在这方面，旅行也是一个范例：全球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成了自我成长的资源。不仅短期旅行是这样，而且长期的国外驻留（求学、“打工旅行”、职业要求、社会公益）更是这样，晚现代知识阶层从年轻时起就注重这一点。这也要求一种权利意识：我有能力、有权利将世界和他人的文化用于提高我的个人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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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产的旅行不仅有益于提高个人境界，而且有助于名望投资（比如通过国外生活提高文化资本），也是表演式自我实现的例子：旅行体现了对世界的丰富阅历——尤其当它们以照片形式出现在社交媒体中时提升了社会名望也增加了独异性资本。但另一点也是正确的：晚现代的旅行也陷在标准化与独异化这一对难解的矛盾之中。人们寻找“真”体验，但又很难绕开标准化的旅游产品；人们行走在高度旅游产业化的世界，不管愿不愿意都是旅行者集体中的一员。旅行目的地也处在不断变化的赋值和去值进程中。[104]
晚现代旅行的典型特征是对“真”的寻求，而这种寻求可能最终是落空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半讽刺的词“后旅行者”：他们知道自己是泰姬陵百万参观者中的一员，与众人的眼光并无二致，但仍然可以得到纯粹个人的审美体验。[105]
身体
在晚现代，身体也成了生活方式独异化的对象。以前的市民阶层和旧中产在身体问题上很保守，新中产则将身体视为主动建设、活动和体验的对象。人们经常活动身体，晚现代的个人认同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与身体有关的活动。[106]此外，这里也在一刻不停地发生着文化赋值：健康灵活的身体和不健康的、肥胖笨拙的身躯成了两个对立面。
工业化现代在很大程度上将身体功能化了。它要么被当作体力劳动的工具，要么——在“脑力劳动者”那里——根本被忽视。20世纪也是大众体育的世纪：一方面，擅长竞技的身体在公开赛事中互相较量；另一方面，（曾）存在为一般市民而设的休闲运动协会。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也引起了身体观念的转变，人们推崇身体体验和对自己身体的感受。因此，不论是亚洲的运动文化还是加州的游戏运动都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兴趣，后者带来了新的运动项目，比如帆板冲浪和轮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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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现代文化中，身体以一种充满矛盾的方式成了人们的日常关切，尤其是知识阶层。这里不仅有独异化/文化化的机制，还有三种相互联系的方式，对身体进行“掌控”。[107]首先，个人出于自我完善的目的，对自己进行全方位提升，身体也是目标之一。身体成了训练的对象，要维持并提升精力和健康。[108]有一点很引人注目：以前的市民阶层认为胖大的身躯标志着气势、威严和财富，而晚现代那些苗条的、训练有素的创意工作者和领导者则要用马拉松来证明自己的抗压能力和自律能力。在这个自我优化的健身过程中，人们完全使用通用客观的数字指标，身体确实可以被高度标准化即理性化。健身训练给晚现代主体一种——不妨这么说——普适的身体原料（基础设施），让主体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和休闲两方面能够实现独异化。
其次，在晚现代文化中，对个人外形的维护、为身体（狭义的身体）的吸引力所做的努力都是重要的内容。在现代文化的早期阶段，这些本来只是女性的事，而在晚现代成了所有人关心的事。[109]身体的吸引力像是主观上个人价值感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名望的一个元素，成了“主体资本”。各种塑造身体魅力的高级技术于是变得重要起来（健身训练、时尚、化妆、美发、身体配饰和医学美容，包括个人风格咨询以及谈吐训练和声音训练）。
花在身体上的功夫是一种直接的美化——创造“美”，它与独异化的关系是双重的。一方面，在少数几个社会领域里，一般通用的标准还在起作用（对称原则、优越的色彩搭配、苗条），面孔和身材的美似乎是这些领域中的一个。另一方面，这里也有独异化倾向：美丽身体的标准化常被看作无味的面具。在这里，“真”也是重要的：个性和外形要相符，才能结合在一起焕发魅力。
最后，也是身体的文化化和独异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自20世纪80年代起有一个广大的领域，即以身体为导向的运动文化独立出来了，它是新中产生活方式的重要构件。[110]它包括体育在内，但不再以协会、比赛或被动的大众体育为形式。个人主动从事的体育运动是这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比如跑步或骑车，以及徒手攀岩、漂流等极限运动。这样的运动，其有趣之处不在于被动观看或彼此较量。它的核心主要在于自己身体上的活动，“睿智的”创意主体在这种活动中提升自己。除了狭义运动之外还有一些活动也受到了关注，比如跳舞（各国兴起的探戈运动）或身体训练技术（瑜伽、亚洲搏击术），这些是为了训练身体和心灵。晚现代的运动有一部分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比如提升体能，但更重要的是，它们类似自我训练技术，对于主体来说，这本身就是目的：让身体尝试各种可能，直到生理和心理的极限，不论是在对自我的关系上，在与大自然的关系上还是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上，这样做都具有审美和乐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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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指出五种独异化途径。
第一，世界上很多运动文化有极其特殊的地方性或历史文化渊源：太极和气功、哈塔瑜伽和合气道、探戈和萨萨舞等。传统文化不仅给了它们身体训练技术上的厚度和自复杂性，还给了它们叙事及阐释方面的厚度和自复杂性。人们从事这些训练，不仅“会”，而且“懂”，就会沉浸在某种异文化的天地里。地方性运动文化的全球传播因而形成了一种由运动资源构成的超文化，既有“异域风情”，又有历史感，人们可以将这些资源变成自己的。[111]
第二，晚现代的几种运动能带来日常生活中没有的体验，主体可以带着巨大的热情体验这些极限感受。[112]这是指一些极限活动，比如极限体育运动，能让主体挑战身体和心理的边界：徒手攀岩、滑翔伞、自由潜水、蹦极等。
第三，传统的集体项目和竞技体育相对正规和标准，而晚现代的许多运动文化允许人们去发展个人的身体风格，或即兴进行身体的极限实验。比如冲浪和直排轮滑，或者上面列举的极限运动，还有风行全球的探戈运动也是这样。[113]
第四，许多传统的大众体育项目是在室内或运动场上进行的，而晚现代的运动者走向了户外。慢跑、徒步或骑车都是重复性运动，但它们是在城市或乡村环境中进行的，会因为这种环境而显得优越。这些简单户外活动的魅力，是穿越一个地方时那种完整的体验。因为空间（道路、环境、声响、风）能以某种方式被人“感觉”到，它也能引起人们常说的跑步时那种“心流”（flow）体验。[114]
第五种独异化途径是运动过程中的主体形式。主体时时会处在斗争自我的位置上。[115]运动者的英雄化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现代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在独异化社会中，社会经历了广泛的文化产业化，在不断地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大众体育的作用就如同对整个社会的一种教育，将竞争意识作为自然而然的社会性教给人们。[116]对于本书的主题而言，更重要的是（非专业）运动者的英雄化。马拉松或其他耐力运动和极限运动，都不再是一种与他人的比赛，而是一种与自己或自然的比赛。在这里，独异的主体就是一种英雄式的主体，他能征服自己的身体和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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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学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和学校要求知识中产家庭做出的投入，是十分巨大的。与孩子的日常相处，扶持并陪伴他们的求学之路，这些都变得非常深入。在教育和学校这两个领域，知识中产生活中两个最重要的动机——实现自我和社会名望——结合得最为紧密。
工业化现代，学校是形式理性化和标准化的典范领域。普适化和均一化的社会逻辑决定着一切：大众教育曾是（现在仍是）一种“工业化”教育，它将全体人民分成年龄段，“教给”他们基本的或高级一些的知识技能。理想情况下，所有学生都以同样的进度、同样的方式学习同样的东西。在强调均一性的社会里，普适化教育是与标准化教学一起推进的。[117]虽然家庭教育风格的转型有自己的历史轨迹，与“学校”这种机构的转型轨迹并不一致，然而还是有一些理由证明，在扁平的中产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教育理念与标准化学校的平等理念是相符的。20世纪30年代以来，“适应社会的孩子”这种理念在中产阶层得以广泛贯彻，以美国的情况最为明显。[118]其基本思想是，现代的孩子总是处于群体中——先是在学校和家里，然后是同龄人群体，最后到了工作岗位，他们应该被教育成有社会能力，同时又遵守规则的人。在这种理念下，个人对社会的不适应，情绪化、内向的性格或古怪偏执都会受到质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和学校教育理念经历了多层的社会转型，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说教育和学校经历了曲折的转型，没有太大的意义，要说晚现代有什么总体教育风格也同样没多大意义。这些综括的概念也许能用于扁平的中产社会，但在阶层分化的社会里，它们失去了意义。确实，在教养和学校教育这两个领域里，晚现代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和文化的两极分化体现得最为明显：一边是知识中产，他们在加大教育方面的各种努力，另一边的新底层则集中在“教育失败者”群体和“问题学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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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会学研究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中产内部形成了一种要求很高的教育风格，可以称之为“深度育儿”。虽然大多数父母是有职业的，但这些家庭还是以孩子为中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的理念是，每个孩子从一出生就要注重培养他的特点。除了情感、社会、语言和智识-思辨这些方面的能力之外，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们还会受到很多别的启蒙。安妮特·拉鲁（AnnetteLareau）将这种教育理念总结为“协同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119]：人们给孩子读书，带他去博物馆，去郊游或旅行，在游戏中教他接触艺术、音乐、外语和大自然，并让他“适当”地接触社会。
新中产从教育咨询机构那里得到了启迪。自20世纪80年代起，教育咨询基于神经心理学知识，强调儿童大脑的可塑性，认为必须给大脑多种“营养”。因此，在很多层面上，晚现代的教育风格与以前扁平中产“适应社会的孩子”那种理念是相反的。虽然社会能力仍然很重要，但教育的理想不再是为了适应，而是要培养出自主、自觉的孩子，他要有很强的自我价值感，并出于自己的喜爱去广泛发展兴趣。可以这么说：晚现代的教育是孩子的独异化工程。人们深信，每个孩子都是与众不同的、特殊的，而且理应如此。每个孩子都集合了很多天赋、潜力和特色，应该鼓励他们把这些都发扬出来。循规蹈矩、没有个人兴趣的孩子会受到质疑。
新中产的教育实践，汇集了独异化生活方式的两个导向：面向世界的自我实现和名望投资。深度育儿理想背后的理念是，孩子也要实现自我，让自我“成长”。[120]按照这种理念，孩子的自我实现是在开放、积极、面向世界的实践环境中发生的，它所要求的教养方法，是能让孩子在游戏中接触“多彩的万千世界”：音乐、运动、旅行、大自然等。然而在这种教育观里，总有一种双重的要求：一方面，关注本身作为价值的实现自我；另一方面，又注重培养学习和工作能力。于是，孩子成了后市民时代名望投资的重点客体。为了让他在独异性社会里获得社会名望，绝对少不了正规学历这个前提。同时，在变幻不定的知识文化产业中，高端人才的正规学历——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又不够用来取得职业上的成功，所以额外的非正规文化资本必不可少。后者则主要来自家庭出身环境，于是孩子的早期个性发展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人力资本账户上的一项必备资产。[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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