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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独异才是王牌？新中产生活图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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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文化化的不平等
底层生活方式：过一天算一天
与新中产“成功地实现自我”的生活模式相对的，是晚现代新底层的生活方式。新底层是个异质群体，由简单服务业从业者、重体力劳动和打零工者、正常劳动关系（传统的蓝领工作）之外的产业工人，以及失业者和社会救济对象构成，但他们有相似的生活境况。如果说，在旧中产社会的基础上兴起的知识中产阶层，在社会和文化上都是“向上走”的，那么新底层就是“向下走”的。
如前所述，新中产与新底层的两极分化不仅是物质资源方面的社会不公，而且正表现在二者生活方式方面完全相反的文化逻辑上。[161]阶层之间并非完全没有关系，他们知道彼此的存在，并采取相应的态度。新中产认为自己承担着独异性社会的主流生活方式，各种机构（政治、教育、医疗等）也在支持这种生活方式。以此为出发点反观新底层，后者就成了负面文化化的对象。负面文化化是指，新底层只有贫乏的（正规或不正规的）文化资本，很少有机会以正当方式将生活伦理化和审美化，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经历了去值，被看作有缺陷、缺少生活质量、缺少认可和未来，这种去值，不仅来自外人，还经常以自我贬低的形式发生。
很多研究认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败者组成了新底层。[162]如果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理解为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带来了知识文化产业的兴起和对高端人才的需求，并导致制造业和产业工人数量双双缩水，那么这一论点无疑是正确的。现代化的失败者经常在各种社会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首先是后工业时代的就业市场，其次还有——总是由就业引起——住房和教育市场，他们在婚恋市场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也不少。本书关注的是，他们同时也是文化化的失败者，这就是说，文化资产的雄厚程度决定着社会地位，而新中产的独异化生活方式被认为是合乎时宜、有价值的。新底层是这个进程中的“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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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自我实现、致力于名望投资的生活，是意气风发的；新底层却不得不大大降低对生活的要求。他们的生活方式，贯穿着一种“过一天算一天”的日常逻辑：总得过下去，总得有点办法，“混”下去，就是打发日子，过一天算一天，过一年算一年。有两个元素，是新底层个体的典型特征：永远解决不完的麻烦和只顾眼前。海因茨·布德、弗丽德里珂·巴尔和其他一些学者对所谓“服务业无产阶级”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揭示了新底层的生活目标仅仅是生存，在实现这个目标时得对付很多不如意的事，他们的工作（如果有）和生活都是在勉强维持。[163]
日常生活的主题就是“困难”，人们想要避开困难，却一再遇到，只好努力去克服。在外人看来，这些困难仿佛都不大，但其实它们转眼就可能变成生存威胁，比如使人无法工作的疾病、事故、失业、公司倒闭、房租、孩子上学等。他们最奢望的生活状态，就是没有生存上的麻烦。在这种低要求的生活中，任何一种以实现自我和生活方式赋值为目的的长远打算都显得不可思议，简直是矫情。人们只是在麻烦中攀爬，不做长远打算，只做出临时反应，这样，新（老）中产对文化、经济、社会和主体等各种资本所做的有意识的名望投资，在这里根本就被杜绝了。他们既没有物力也没有远见去进行财富和教育投资，他们的社会交际网络也是有限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生活在力不能支的边缘。要对付这种生活，唯一有用的不是自我实现或名望投资，而是自律，这是工业社会旧中产的遗产，新底层继承了它，却只能用来自保。自律并不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有水准，更不能使生活美好，而只能用来对付日常生活，不要继续“向下走”。
新底层对工作的态度，与新中产完全不同，这一点奠定了新底层生活方式的基础。新中产希望工作不仅能带给他满足感和个人认同，还能保证社会地位和收入，让他能精心安排生活，而新底层则完全将工作（如果有）看成工具：工作就是为了糊口。在传统的工业社会，这样一种工具性的看法与“辛勤劳动”的理念联系在一起，与艰苦奋斗联系在一起，但经常给人一种自豪感，人们工作，为了“有尊严地”获得生活来源。[164]
正如弗丽德里珂·巴尔所说，当代的服务业无产阶级主要以一种蔑视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165]原因在于，劳动的“工具式交易”——辛苦换来地位，在工业化现代是有效的，而现在已经终结。在工业化现代，将工作看成工具是常事，几乎所有从业者都这么看，因为在正常的劳动关系中长期工作就能保证中等生活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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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交易”在后福特主义时代不管用了，对许多“蓝领工人”也不管用了。新底层的工作其实是有双重的缺陷：伴随着新中产，社会对工作的理想转向了“有吸引力的工作”，人们觉得工作不单单是要求努力，还应该给人带来满足感，于是常规工作就显得更加缺少吸引力；同时，“简单常规工作”从业者的物质报酬和社会地位都明显下降了。新中产至少在理想情况下能物质和精神双丰收，新底层却经常一无所获：去值是双重的。[166]
相应地，工作之外，新底层的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对付短缺，再挣得一些有限的劳动报酬。他们在消费上极为节俭[167]，业余生活没有吸引力，对外面的生活不感兴趣，只在乎家庭和近身环境。新底层的消费相当符合皮埃尔·布迪厄关于传统工人阶级“必需即品位”的观点[168]：因陋就简，很少或根本没有审美伦理之类的要求。[169]总体上对于新底层来说，能在艰难的情况下维持住就了不起。家庭生活也是这样：传统中产也包括当时的工人阶层，家庭生活对他们来说具有很高的价值，甚至是核心价值。这一点原则上也经常可以用于新底层；但他们的家庭生活多表现为一种艰巨的任务，不管多难也要“撑”下去。
然而新底层并不是均一的群体。虽然上文说过的“过一天算一天”是他们的日常逻辑，但除了“维持”这种社会上并不显眼的版本之外，还能看到新底层另一种更具攻击性的“闯荡”（或被动的“自暴自弃”）版本。在文化史上，在小市民无产者以及亚无产者的传统里有过这两种态度。[170]尤其那部分更好斗、更外露的底层民众，还有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依靠社会救济生活的那部分民众，作为“底层话语”在大众媒体中引起了注意，[171]这种注意更促使了新底层在公众面前的负面文化化。这里涉及的那部分新底层，有典型的消费习惯，尤其男人们的说话或举止都故意带有攻击性，他们的家庭结构解体了，自律观念和劳动观念都弱。然而重要的是，这两种版本也渗入了新底层的自我认知：那些“可敬的”底层在努力过活，他们保持着秩序和纪律观念，经常看不起那些已经完全脱离社会或根本已经变成“破坏分子”甚至罪犯的人。是的，亚无产者在他们看来像是一种危险，威胁着自己（或自己的孩子）。[172]“可敬的”底层人保持了旧中产的种种观念，从他们的眼光来看，亚无产者代表了无序和冒险。他们是一个新的“危险阶层”（classe dangere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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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去值
在晚现代文化中，新底层的方方面面都成了负面文化化和去值的对象：它被认定为无价值的，而且这是针对所有那些我们在新中产生活方式里逐一分析过的组成部分。新底层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新中产的反像。在新中产那里，主体取用货品与活动，它们的社会赋值被转化为新中产的赋值，而新底层取用的货品和活动所经历的社会去值，也转嫁到了主体头上。在这个进程中，新底层日常生活里特定的社会文化实践，与媒体、科研和政治等机关看待这些实践的特定视角——他们说起新底层时总是用新中产的标准——相互联系在一起。[173]
前面说过工作这个核心领域，以及“工具式交易”的失效，除了这两点之外，去值还发生在三个重要的公共领域：营养、身体和教育。饮食和营养本来是非政治的，是一个相当世俗的领域，然而上面我们已经看到，晚现代它却成了在文化上证实自我的地方。 [174]
新中产以健康的“好”食物为榜样，赋予了它伦理上的价值，而新底层那里则是“坏”的饮食方式：不均衡、多肉高糖、不规律、爱吃快餐。换句话说，底层饮食方式——经常只是贪图味道——看起来就是各种不健康，是错误的饮食方式，是些有害的东西，导致肥胖，容易生病。身体也是一样。精力充沛、健康灵活的身体是新中产的榜样——对自己的身体很关注，带着健康意识去训练它，注重身体的美，并给它多种多样的体验。而新底层主体的身体是有问题的。要么他的身体不健康、不灵活而且肥胖；在主体自己看来身体会变成累赘或麻烦，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容易生病。要么这个身体就是“健美过度”（overstyled），比如男人们过于极端的身体训练（bodybuilding）或者女人们过于强装面子，以至于身体状况变得危险而外形显得下流。[175]
晚现代生活方式中最重要的赋值领域是教育，有研究者仔细分析了新底层的教育方式，指出它与新中产明显相悖。[176]底层人中“可敬的”那部分在教育上注重严格的纪律，总是提醒孩子和年轻人小心近在身边的“坏社会”。开放的个性、面对世界时主动的心态，这些绝不是他们的理想。人们更注重规矩而不是发扬自我。家庭生活经常有很大的压力，这是因为要对付日常生活的挑战。这种教育方式在意的是，不要“随波逐流”，“对自己对别人都要严苛”。战胜困难的生活，能取得的成就就是“本分地生活”。达到常规水平就已经很困难了。新中产倡导以孩子为中心的“积极型家长”，新底层那里则是某种“消极型家长”——一种以预防为主的教育，主要是为了设置边界，防止严重的坏事发生（没有多少心思再给其他的事）。守纪律的、规矩的孩子是新底层的教育理想，这种孩子的反面形象也来自新底层，就是亚无产者那种版本：“找麻烦”的年轻人。“不要学坏”是新底层坚定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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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现代文化阶层的料斗电梯效应，在教育领域里体现得尤其明显。扁平中产社会的“正常理想”不再能满足新中产不断提高的教育标准，而新底层还在努力克服困难的境况，想要达到一般标准。教育风格的两极分化，在学校这种机构中得以延续。重视学校的知识中产家长，小心地选择学校，陪伴孩子的成长，而“远离教育的阶层”对学校了解不深；一边是有理想的学校，一边是“问题学校”，[177]在这些学校里，能纠正无纪律无理想的态度已经是成功了，能教给学生基本的技能，经常就是最好的结果。随着高等学历持有者的增多，曾经属于一般情况的“低”学历自然就遭遇了去值。
我们仔细分析过新中产生活方式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这些地方也存在文化上的两极分化，而且这里也在进行着去值/贬值。决定因素仍在于，不仅生活状况不同，而且对于人应该追求什么，能得到什么，两个阶层的文化理念也大相径庭。
这一点清楚地体现在居住问题上：城市里——前面已经多次说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了知识阶层的“魅力城区”和底层的“问题城区”之别。对于前者来说，居住是一个名望投资问题，是审美标准问题，而对于后者来说，房子不仅太贵，还存在居住环境是否安全的问题。此外，城乡分化也变得尖锐了：新中产聚集在大都市和大学城里，与此相对的是很多郊区和小城市人口减少，而其大部分居民又是不流动的新底层（包括旧有的非知识中产）。城乡分化成了主流与边缘的分化，也就成了主流生活方式和边缘生活方式的分化。[178]
年龄问题以及其与年轻人的关系，在新底层这里也是一个困难领域。一方面，寿命延长、工作变幻不定、有限的养老金经常使年老成了经济上、心理上和身体上的负担；因此，新中产的年轻化在他们看来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这也与中产有别）新底层的青年群体是很引人注目的，却不是因为进步的青年运动，而是因为他们是让人不安的“半大孩子”。新底层中性别的状况，与新中产的去性别化和开放的性别特征储备相反：这里的性别区分有明确的界限，或通过男女工种而明显区分，或通过展现“真”男人和“真”女人的理念来区分。[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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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文化的两极分化也同样明显：新中产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是精英主义、生活质量、大同主义，而他们在政党政治上的主张，却总是招致新底层的拒绝。实证研究表明，一种有极端倾向的政治观在新底层广泛传播，持这种观念的人们觉得自己既不能正当地参与社会进程，也不能正当地归属于社会整体，只能成为“失败者”或“脱离社会者”。[180]于是在这一背景下，自2000年起，许多西方国家显示出一种政治动向：新中产经常为中左政党投票，而新（白人）底层则只有部分人支持左翼，大部分支持右翼反对派——他们倾向批判精英主义、反对全球化的新民粹。[181]自由主义-大同主义新中产和承担这些理念的机构们，将新底层的政治态度也作为负面文化化的对象，它成了伦理上“坏的”表现。
底层的独异性对抗策略
晚现代的底层总体上像是“坏”文化发生的地方，这种文化没有价值，是问题重重甚至有风险的：在这种文化里，人们缺少教育和文化能力，饮食方式和健康状况都不好，教育、居住社区、地区和学校都差，此外还有麻烦的青少年，落后的男女观念，以及成问题的政治态度。[182]
如果文化化首先意味着审美化和伦理化，那么底层的负面文化化虽然也发生在审美领域——比如某种空洞甚至粗俗的品位，但更主要的还是在伦理层面上：这种生活方式看起来没有“好”生活的特点，成了各种“坏”特点的集合，从饮食方式、教育到政治无所不包。有研究表明，这种来自外部的去值，与一种本质上固执的自我丑化和自我贬低相符。外人的感觉或外人的预期，其实就是（新）中产和相关社会机构的感觉和预期，被转译成了一种相应的自我认知：人们经常认为自己就是社会“下层”的一部分，是一群脱离社会的人，是那些“不成事”的人。这可能让人感觉受辱或羞耻，或转化为愤怒。[183]
在这里，与传统的工人阶级做一对比可能会有启发。在市民社会中，这一阶级虽然也被认为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但他们有一种积极的阶级意识，认为自己在为社会做必需的工作，从而产生了一种阶级自豪感，这种工作与英雄主义式“艰苦奋斗”的男人形象也有所关联。在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的支持下，工人阶级也可以被看作政治先锋，看作“未来的阶级”。扁平的中产社会其实是将富裕工人（affluentworker）融合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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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工业社会却形成了一种消极的阶级意识。新底层认为自己是脱离社会的人，过不上新中产那显眼的“魅力生活”，永远也过不上。工业社会符合理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蓝领工作上——重体力工作是“艰苦、诚实的工作”，是自律和享乐主义的结合，但现在已经消退，对政治和社会的未来愿景，经常只固定在一些宿命论观念里。
新底层内部，却可以发现一些相反的运作和抵制策略，作为对去值的回应。底层的第一个策略本来是典型现代社会特有的，只是现在还没有消失，那就是几代人一起经营，使社会地位得以上升——通过教育以及文化资本的积累。然而，与扁平的中产社会不同，这种通过教育使地位上升的途径在两极分化的晚现代——至少对那些以进入知识阶层为抱负的底层人来说——不仅更困难，而且代价还会是与出身环境的全面脱离。[184]
值得注意的是，底层另有三种策略是依靠独异性和“真”的，但实现方式与知识阶层相反。他们加入晚现代的独异化本真化游戏，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新定义它。比如，想凭借天赋，剑走偏锋地提高社会地位，这在底层年轻人中并不少见。他们不想或不能按传统的教育道路走，而是把宝押在创意经济赢者通吃的偶然机会上。媒体上的才艺表演，让他们更希望能够在文化资本主义中被“发现”，从而“一鸣惊人”，[185]
这就是说，通过文化机器的关注度机制和赋值机制，带着自己非凡的品质从众人中脱颖而出。类似的榜样一般出自文化资本尚不雄厚的领域，比如流行文化，还有竞技体育。
除了这种“童话式”的路人变明星之外，底层社会还有一些特别的独异化途径。他们的人生看似“得过且过”千篇一律，却会有一些人脱颖而出，因为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奋斗得好，获得了自己圈子的独异性赋值。沃尔特·米勒（WalterMiller）指出，底层文化（尤其是亚无产者版本的底层）崇尚另外一些价值，个人会因这些价值而得到褒扬。[186]这些价值关键不在于教育或成就，而是聪明过人；无关名望投资，而是要“走运”；不肯将自己纳入社会秩序，而是要反对它，独树一帜；非法途径（比如打黑工、年轻人的暴力团体，甚至有组织的犯罪）也能起一定作用。有些人能将这些手段运用得出神入化，获得非同凡响的成功，在社会上成为一种不正当的独异品，却有望在自己圈子里获得很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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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最后一个独异化途径，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特别是青年人，也包括成年人圈子里，会有人有意识地保持一种“平民百姓”的“真”特色，某些民间的“真”，属于他们自己关于荣誉、男人气概、傲气或粗率的文化。底层青少年经常崇尚某些流行文化分支，比如有些很“酷”的移民或黑人特色（冈斯特说唱之类，“冈斯特”有匪帮的意思），被白人青少年学为己用（比如嘻哈文化）。[187]
他们的典型表现，经常是一种有攻击性的、身体上的男性特征，提醒别人“尊重些”。这是一种街头文化的真，在这里，本来应该被同情的东西转变成了自我意识。
底层这种将自己作为少数派群体的个人认同，一般来说是继承了传统而自觉的英国工人阶级文化和美国乡村百姓的“红脖子文化”（红脖子意指乡下人）。这些有时反映在伦理的层面上（“本分”“简单”的人），有时也会转化成一种反精英的民粹政治倾向。在这种政治倾向中，“下层对上层”“当权派对‘人民’”这样划清界限式的斗争已经露出了苗头，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批判新中产这个精英阶层所主导的文化缺少“真实性”，说它是“造作”而“虚假”的。显而易见，新中产与新底层之间的赋值和独异化游戏并不完全是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应该说其实底层人们在努力调转枪口，给自己——比如通过身体、性别、“诚实的劳动”、扎根当地、历史传统等标准——赋予一种“真”，一种新中产“精英”所没有的真。这样人们就不会把自己当作“下层”，而是他们作为“纯朴的人”构成了社会的基础。各种平民的“真”在结构上也要借助同样的指标体系，就是那套决定了整个独异性社会的关于价值、独异和真的指标体系，只是满足指标的方式不一样。[188]
晚现代的阶级面相及其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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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新知识中产阶级因其独异性生活方式，成了后工业主义晚现代社会主流文化的承担者。
在一定程度上，它是独异性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形式在社会阶层方面的体现。然而，前文描述的新中产与新底层的两极分化，并不是晚现代的社会结构的全部。要窥得这两大群体在整个社会层面上的动向和关联，还得把另外两个阶级——前文已短暂涉及——包括进来：上层阶级，以及非知识中产，即一些“旧”中产。
上层阶级——极狭窄的一层，占社会的1%——是拥有极大经济资本（收入和财产）的那群人。这一点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影响？它与社会上另外99%的关系如何？社会学除了收入和财产的统计数字之外，还没有多少办法来定义上层阶级。[189]不过可以推测，在生活方式方面，上层阶级——与中产阶级类似——也有新旧之分。文化意义上的“旧”上层阶级（正如旧中产）在自己的生活水准上要么不愿张扬（比如传统地区的家族企业就是这种情形），要么倾向于炫耀奢华（比如暴发户nouveauxriches，也是历来都有的），新上层阶级却偏好一种创意生活的文化模式，跟我们从中产阶级那里了解过的一样。新上层一方面包括全球的专业实力精英（金融、法律、管理等领域），另一方面也包括创意明星，就是那些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文化产业明星——来自设计、传媒、体育、IT等领域。这两种人都属于一个全球性的、国际化的阶级。
有理由认为，新上层的生活方式本质上与知识中产的策展式生活方式无异，追随的也是主流文化模式。两个阶层的文化资本又都很雄厚，所以他们只有程度上的区别。不过，新上层收入和财富更多，能够进一步深化独异性的生活方式。[190]此外，新中产的整体标志性战略——名望投资，对新上层来说根本没必要，他们可以由着性子去生活，去规划未来；工作和私生活上可以有一些“实验性”做法，这样的随心所欲对新中产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实力专业精英尤其喜欢凭借雄厚的经济资本去过一种极为讲究的奢侈生活，而创意明星们则多致力于对生活方式的精心策展，因而常成为潮流引领者。再说，他们还有很高的社会资本可用，尤其是雄厚的名望资本。[191]
这样，创意明星们在公众生活的“橱窗”里不仅代表着上层阶级，还展示着晚现代文化整个的独异性创意生活方式“最有魅力”的一面。知识中产与上层阶级的关系有些一言难尽。在生活方式的层面上，新上层在新中产眼里有一定的吸引力：他们有共同的文化标准和价值，只不过新上层将这些付诸实践时要大气得多。同时，新中产又必须承认，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问题上，以及生活的从容程度上，自己与“很高”的那些人没法相比。他们反观上层阶级，发现自己虽然有很高的文化资本，却也“只是”中等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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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自认为教育程度高、社会贡献大的中产就有可能批判式地与“坐拥”巨资、所得超过贡献的新旧上层拉开距离。[192]
在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方面，有一个阶层人数比新上层多，处于新中产和新底层之间，那就是旧有的非知识中产，在一定程度上它构成了三分社会的中间部分。从生活方式和资源占有上来看，它包括原来扁平中产社会的技术职工、工作还算稳定的专业工人和地方个体企业主，他们的特征是拥有中等经济资本，有可能获得中等的文化资本。[193]在晚现代社会，这个人群处于一种新的特殊处境：自20世纪80年代起，他们失去了社会中流砥柱的地位，正在缩小减弱，夹在不断扩大、不断上升的新中产和不断下降、同时也在扩大的新底层之间。
非知识中产在文化上也不再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那种均一的“中”，他们也受到了文化化和独异化进程的影响。不过，旧中产的特色——名望投资和自律的二元公式，仍然是这里的主导。旧中产中的主体，一方面为了自己、为了舒适的生活而工作，这是各种资本投入的前提。另一方面又很重视秩序、稳定和“井井有条”。在这种理念下，工作常常是实现目标的工具，但工业化现代的“工具式交易”（仍）在起着作用，就是说投入与产出是平衡的。家庭生活很能给人归属感，传统的男女分工也不少见。总体上，旧中产有相对明显的定居性，就是与地方的固定联系，一般都是家乡，这也是因为他们的人际关系——家庭的或家庭之外的——多限于当地。他们大半生活在乡村或小城市。[194]
历史地看，旧中产自20世纪60年代起，人数一代代减少，流失到了两个方向：受益于教育普及的人，上升进入了新中产（大多随即迁往都市）；在去工业化和农村空心化进程中“留下来”的人，部分地落入了新底层。旧中产就像社会文化料斗电梯的切换点。21世纪初，旧中产处于分裂之中：仍有一部分人相对稳定地继续“居中”生活，特别是发达的小城市；[195]另一部分在文化上是向上走的，想通过提高专业技能走入知识中产，他们向往独异化的生活方式。[196]这也不奇怪，旧中产如果好好进行名望投资，在教育上取得成就，迟早都能加入知识中产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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