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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独异才是王牌？新中产生活图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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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分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本质主义：政治的转型
独异性政治
社会的文化化与独异化对政治领域有什么影响？政治又怎么影响了它们？这是本章的主题，我对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考察也将随之结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不仅发生了经济、科技、社会文化诸方面的转型，而且国家政治也发生了范式转型，对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晚现代政治与组织化现代的政治根本不同。经常有人将这一范式转型描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us）政治的兴起，它主张社会各领域都进行市场化，引入竞争机制。[1]新古典自由主义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长期地看，政治转型明显要复杂得多，含有更多的内在矛盾。一言以蔽之，在晚现代，普适性政治正在逐步被独异性政治取代。独异性政治表现为两种版本，在两种版本中，文化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传统的“文化政策”之外，一个政治文化化的进程正在两方面发生。
一方面，在西欧和北美出现了一种治理方式，它既以竞争机制为导向，也以文化多样性为导向（因而也包括新古典自由主义在内）。这是一种开放式及分殊式[2]的自由主义政治。开放式是说，它总是力求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打开缺口，实现跨界；分殊式是说，它强调并支持社会区别和文化差异。
开放-分殊式自由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成为主流政治范式，将政治中左至中右派别都囊括在内。它是否仍继续保持主流地位，目前还无法回答。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一种政治倾向，虽然有各种表现，但都可以归结在“文化本质主义”或“文化社群主义”这一大标题下。它是反对自由主义的。我将在后面仔细分析这一政治倾向中的几种，但现在就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政治倾向倚仗的机关，就是文化少数派团体和社群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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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文化上就产生了两种对立的政治架构模式：开放-分殊自由主义以世界主义眼光看待文化多样性，认为它是生活质量和竞争力的资源；而在文化本质主义眼里，文化则是历史性或伦理性社群的基础，经常被当作区分内外的标准。前者主张文化导向的治理理念，后者则推崇身份政治。开放-分殊自由主义不仅推动经济全球化，也大力推动文化全球化，文化本质主义却总是反对全球化的杂糅作用，认为这样会动摇民族文化间的边界。在这两种情况中，都是一种更强调独异性而不是普适性的政治：开放-分殊自由主义强调表现的差异和文化的多样性，而文化本质主义强调文化社群的特别地位。
政治范式转型是长期而根本的，但会表现在具体事件中。这些事件本身也可能引起结构变化，成为历史上的标志。在组织化现代向晚现代的转型中，以及独异性“政治”的兴起的过程中，有多个关键年份，它们是：1968年、1979年、1990年和2001年。
1968年发生了一系列学生运动和抗议运动。它们作为“文化革命”式反文化运动，给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转型一个重要的推动力，使价值从注重义务和适应社会转向了自我实现，也开启了接下来几十年主张生活质量、个人自主和文化多样性的左翼自由主义。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为英国首相，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使经济和社会政策处于不受控制的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之下。这就让一种政治方针得以传遍全球，它促使以创新为导向的竞争力国家出现。伊朗的伊斯革命也发生在1979年，可以算作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勃兴时期的第一个高潮。
1990年前后发生的事件也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东欧和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坍塌，标志着一场70年之久的社会实验的终结：一种以平等的理想为名，对所有社会进程全面调控的体制。这种“普适性政治”的版本之后，取代它的是全球性的经济文化两方面去边界化进程。同时，多民族的苏联解体，产生了一系列独立的国家，这也可以被看作一系列基于民族身份的政治-文化运动兴起的象征。最后，2001年纽约世贸大楼遭到了恐怖袭击。在“9·11”事件中，伊斯兰的宗教激进主义变得更加暴力和激进，同时，西方也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其中一些部分体现为“文化战争”的形式。
1968年、1979年和1990年标志着组织化现代的逐步销蚀和开放-分殊自由主义的兴起。1979年、1990年和2001年则象征着文化本质主义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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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放-分殊自由主义及地方政策
从社会民主共识到新自由主义
从20世纪40年代直到70年代，是组织化现代的黄金时代，政治的特色是一种社会民主的法团主义共识，其典型代表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还有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3]这种法团主义的社会民主范式必然会引向普适性政治和社会平等，而且是为了应对剧变和动荡——美国的“新政”是为了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发生在正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晚市民社会。为了调节全民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的全面包容，人们主张由国家来调控社会，调控（资本主义）经济，[4]准确地说，即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由民族国家来调控经济进程，建立福利国家标准，以降低个人的风险，减少社会不公。（民族）国家作为社会普适性的正当存在，是负责民族国家社会规划和调控的核心机关。这种普适性政治要求并促进着一个民族社会，它在文化上没有太大差异，相对均一——瑞典的“人民家园”（Folkhemmet）就是它在政治-文化上的体现。
20世纪70年代末期，社会民主法团主义共识逐步被开放-分殊自由主义取代[5]，最重要的是，后者虽然包括（频频被提到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在内，但涵盖范围与之并不一致。开放-分殊自由主义其实有两个维度：一个以经济和福利政策为主的维度，这就使它在政治光谱中处于中右翼；另一个是社会政治维度，处于政治的中间偏左翼。站远一点就能清楚地看出，这两种要素结合在一起，成了一种综合的自由化政治范式。[6]
晚现代开放-分殊自由主义的核心要求即总体特点，就是社会的开放、去边界和去调控。它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方面都认为组织化现代的国家调控过度，应加以反对。这在经济政策方面意味着全面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以发展并确保全球竞争力为最高目标。因而它坚定地支持创新，扶持鲜明的企业精神文化。在社会政策方面，它要求自由开放，要求主体获得个性发展的权利并将之确定下来，这就使得个性的多样化、文化出身背景和生活方式获得了重视。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方面的法制改革，以及与移民有关的法制改革是社会政治政策自由化的核心领域。最先，新自由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一面是保守派主张的，社会政策的自由化一面则由左翼来代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在克林顿、布莱尔和施罗德当政时期）两大主绳看起来是连在一起了。开放-分殊的自由主义这时变成了一种全面的治理理念，它远远超出国家机关的范围，力求将社会引向创新、竞争、个人权利和多样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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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描述过社会各要素的结构转型，它们一直伴随着政治范式从组织化现代向晚现代的转型；同时政治也促使了这一结构转型。工业社会经济技术结构消亡，转向后工业社会的知识经济、文化经济和服务经济，这慢慢消解了为工业社会服务的社会民主法团主义共识。新自由主义的竞争导向与富于企业精神的政策，适应了市场的去边界化，适应了后工业时代的劳动形式和不断创新的要求，并将这些不断地推向前进。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转向，即自我实现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移民运动带来的文化多样性等价值兴起，让传统的社会民主式“人民家园”显得不合时宜了，社会文化呈多元化和开放态势，新自由主义也在不断地加强这一点。简而言之，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后工业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使社会更加细分，文化更加异质，加强了开放-分殊自由主义的趋势。
竞争力之国与多样性：新式自由主义的两面
政治的新古典自由主义，以社会的全面市场化为导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2007年金融危机以后也一度未曾受损），这一点已经多方论述和讨论。对本书的主题来说，决定性的一点是，新古典自由主义为社会的独异化做出了贡献。
新古典自由主义这个概念目前已经使用得有些泛滥，相比之下我更愿意采用鲍勃·杰索普（BobJessop）更为精确的熊彼得式概念，以“以创新为导向的竞争力国家”这个概念来分析市场导向的政治形式。[7]组织化现代的导向，是民族国家实施经济调控，晚现代的竞争力国家与此不同，它所处的全球背景，是货品、生产流程、理念和劳动者的跨界流动。它的核心目标上文已经说过，就是在去边界化的市场格局中增强竞争力，这似乎是达到富裕的条件。这样就要求市场为此具备最高效的吸引机制和制裁机制，而且这些机制应该完全胜过国家-行政机制的调控力。因而货品的流通，还有教育、劳动市场、文化机构、社会基本保障与公共管理也都得进行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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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现代竞争力国家——致敬熊彼得！——尤其注重创新，而且不仅是狭义的、科技上的创新（以IT行业为代表），还是所有社会领域的创新。求新的另一面就是除旧，就是说去除那些“不再具备竞争力的行业”，成了增长和就业的关键前提。伴随着国家的这种要求，就发生了主体形式的转型：组织化现代的国家公民、社会公民，被自主经营式的工作者和消费者所取代，国家愿为他们提供最便利的条件。[8]（自主）经营式的文化就是说，这种文化要不断地产生“新”的、乍一看有些风险或投机的办法，是人力资本开发的文化，它看起来对整个社会都起着示范作用。 [9]
从一个角度来说，以创新为导向的竞争力国家用一种新的普适化体制取代了原来的普适化体制，即以普遍的市场化结构取代原来的国家调控和福利体制。社会各个领域都无一例外地要遵循市场竞争机制。在这一背景下，竞争力国家的政治却在促进一种独异性的政治逻辑，普适性在这里终究也只是一种“基础设施”，作用就是推进独异性。普遍的市场机制不奖励标准的寻常的东西，而鼓励差异化和新颖。政治上也以扶持创新为要，扶持那种以创造市场所需的“独门”新品为要务的经营精神。于是，各个领域都希望能够“独门”，包括地方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进步、大中小学和文化机构的发展以及人力资本的开发。
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控和福利理念，要求推行一般规则，分派常规绩效。如今的竞争力国家不再使用这种国家调控机制，转而扶持那种能在市场上制造差别的做法。这就是“新”（经济）自由主义“分殊”的一面：它最大限度地支持差异，支持各种运作，支持那些偏离已有常规而在市场上取胜的做法。最终这种以差异为导向的治理不仅涉及国家机关，还涉及各种施政机制，以及各种商业或非商业组织。有了这样的背景，无怪乎诸多创意产业（creativeindustries）——从IT到设计各个门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了国家大力扶持的对象，因为它们能保证不断地创新和创造。[10]“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实践领域不再是国家层面，而是地区和城市层面，因为城市的政策最能促进社会的文化产业化，这个我们上文已经说过了。[11]为了理解晚现代政治这种以文化为导向的施政理念，有必要谈到开放-分殊式自由主义的第二根主绳：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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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自由主义的文化多样性主张。
上面说过，如果将晚现代的“新”自由主义单纯理解为竞争力国家，得到的印象将是不完整甚至错误的。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以来，席卷西方社会的自由化进程，也包括“左翼自由主义”的一面在内。组织化现代要求的前提是文化的均一性，并且由政治对之加以“管理”，晚现代的左翼自由主义与之恰恰相反，它热切地关注个人和群体的专有权利及价值，关注他们的差异性。于是，围绕着“不要歧视”和“生活质量”就产生了各不相同的种种政策。为此，“新”自由主义先是建起了一套相当普适的体系：人权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尤其柏林墙倒塌以来，人权问题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合法性机制，[12]要在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中保护特殊性，保护个人或群体的独特身份认同，这套机制提供了普适的背景架构。
左翼自由主义政治的另一支干，是加强个人独特性的权利，尤其是那些在组织化现代受到限制的人：妇女、性少数群体、残疾人、有非主流生活方式的人等。
这里的关键词是“不要歧视”。[13]此外，还形成了一种关于“生活质量”的政治，它最重要的活动领域是生态和自然环境保护。[14]对本书的主题来说，最引起兴趣的一根主绳是以文化为主题的政治，其核心在于促进文化多样性、丰富文化资源。文化多样性与竞争力一样，成了政治-社会理想，同时又引导着国家机构的行动以及施政的形式。[15]在文化多样性理念下，文化、文化活动、客体、个人和共同体的独异性都是受到尊重的，是应该被扶持的；这里的多样性是指丰富、多元的独异性。
多样性（diversity）作为政治价值，其历史来源之一是20世纪70年代北美的公民身份运动，主要是少数族群（特别是黑人）的权利诉求，要求承认其身份，获得平等的社会权利。这也包括多元文化主义运动在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多样性问题的政治化愈演愈烈，意义也发生了改变。不仅在国家层面上，在地区和地方层面以及机构和跨国家层面上，文化多样性也越来越与某些群体特定的权利诉求脱钩，被视为天然价值，成为政治主张。人们经常将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相提并论[16]：大自然要避免单一物种，需要在多样性和差异性中得到涵养，同理，文化的多样性不论在全球还是地方层面上都是有其内在价值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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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政治的一个表现，是国际、国内和地区的文化遗产（heritage）保护政策，这是指各种形式的历史遗存，比如建筑物和博物馆，还有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活动。[18]文化遗产政策强调历史遗存的自有价值，这种价值同时可以与少数群体（比如地方语言群体）的文化权益联系起来。要让一个地区显得“独门”，带来经济上的好处（比如旅游业），或引入一些政策来解决社会问题，文化遗产也算是手段之一。各种纷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通过多样性政策来处理，并被当作“文化资源”来理解，这样它们就值得保护了：当地说唱音乐、乡村舞蹈、传统美食、设计或建筑风格、移民社区的生活，或经典的高雅文化。[19]
作为自有价值和目的理性的共生体，文化多样性也出现在行政机构和经济机构实施的“多样性管理”（diversity management）体系中，[20]其渊源仍是1968年以后的民权运动。运动之初是一些支持妇女的活动，接着，支持对象的范围扩大，扩大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身份认同上，包括族群文化身份认同，自20世纪80年代移民运动扩张和多样化以来，这在西方社会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企业、城市管理、学校、城市发展这些领域中的文化多样性，被看作天然优点，人们认为它们丰富了原有文化。于是，与众不同就不再是缺憾，而是资产。晚现代对新、异之物持开放理念，多样性与之紧密相关，而多样性管理可以理解为现代版“差别政治”，其中，差别不再被看作区分，合作能够跨越差别的边界，而且是件受欢迎的事。在这重意义上，多样性这个标志不再仅适用于集体，还适用于个体，因为个体也被看作文化特性的承载者。同时，对于相关机构来说，多样性也被认为是有用的，比如有利于机构文化或创新能力。
竞争力国家的方针以及文化多样性政治是——如前所述——晚现代新式开放-分殊自由主义的两副面孔。在晚现代城市政策中——即城市治理的一种形式，可以理解为以文化为导向的治理术——二者的结合是具有典范性的。这一点值得做一番详述，因为城市同时也是政策扶持下典型的文化独异品市场。
城市政策之一：新都市主义及全球性吸引力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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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北美，还有如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和热点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是晚现代自由化政治的焦点，它们是以突出文化特性为导向的。[21]从阿姆斯特丹到温哥华，从费城到马赛，从开普敦、布里斯班到上海，国际化城市集中上演着后工业社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转型。组织化现代社会强调调控，注重福利的政策与民族国家紧密相连，而在晚现代，国家调控变得不再重要，这不仅在于跨国调控机关的兴起（比如欧盟），也在于国家层面之下的政治机关，即城市和地区变得越来越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它也使国家的下一层次，即地方拥有了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一点确实有利有弊。[22]在某种意义上，大都市彼此之间的距离比它们距本国乡村地区与国家的距离更近。中心都市成了全球化的枢纽，成了全球浪潮在地方层面上的交汇点。[23]
大城市和热点地区不仅是地方自由化治理的中心，而且与一种城市亚政治紧密相关，也就是由国家层面以下其他社会机关进行的类政治架构实验，这些机关以创意经济的企业和机构为代表，还包括一些主要由知识中产构成的社会群体。总的来说，晚现代国家治理形式的特点，就是不再存在无条件的、机械的社会“规划”；国家政策更注重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内在动力，注重其无法规划的战略和进程，国家努力理解并预测这些进程，在此基础上通过一些积极或消极刺激去施加影响。社会进程有自己的发展动态，对社会进程的这种间接调控是弱化了的，这就是自由主义治理理念的核心。[24]
中心都市联结成全球网络，晚现代社会的独异化和文化化在这里更加深刻和密集，因为后工业社会的创意经济、新中产与新底层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以及开放-分殊自由主义都交汇于此。[25]结果，工业化现代社会的空间结构也完全转变了。当然，工业化现代也是城市化社会，但工业城市的引领作用来自大规模生产和大量的产业工人。这种“功能性城市”是社会标准化和空间标准化的操练场。[26]它们遵循相同的、普适的规划，“系列建筑”就是它的范本，就是说在建筑上重复相同的东西。因而工业化城市不是特别的、辨识度高的地方（文化评论界常说它“面貌全无”），而是可置换的空间，其建设目的不是价值和感情，而是功能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市复兴”给这一景象带来了深刻的变化。[27]晚现代的大城市和大都市不断将自己塑造成特别的地方，主观、客观上都想通过自己的特色焕发吸引力。城市的独异化和文化化得到了城市政策的大力支持。城市超越了功能性局限，将自己塑造成自有价值的载体，在辨识度上，尤其是审美上经历了赋值和本真化，被打造成一个“真”的地方。玛蒂娜·列夫（MartinaLöw）令人信服地指出，晚现代城市发展出了一种“自己的逻辑”，[28]这就是说，城市有自己的物质（城市建设和建筑方面）形态、自己的社会实践和自己的文化认知，来访者体验到了所有这些组成的“与众不同”，这些特性在经济上和国家政策上也得以有目的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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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自城市出现以来，它就一直在进行独异化；欧洲中世纪城市和近代早期市民社会的城市也没有将自己打造成可复制的空间（spaces），而是辨识度高的地方（places）。[29]这样一看，工业化现代城市的标准化是一种结构性中断，简直可以理解为城市独异化进程的退步。[30]但必须强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政策开始将城市作为吸引力“标志”和本身值得体验的价值来发展，而能够这样做的前提是城市空间自下而上的亚政治文化化和独异化，也就是来自城市的社会环境本身。这里同样不能将城市的独异化简单理解为新自由主义政治，或理解为社会的产业化。新中产阶层仍是这一发展进程的核心，这一进程的转折点同样也是20世纪70年代。对城市的种种不满，比如“不留客”（亚历山大·米切利希语）、郊区的千篇一律、内城生活的衰落等，在这一点上演化成了“回到城市”运动，其领军者就是艺术圈和反文化运动；后来，大多数新中产迁回城市中心地带，随着他们的足迹，知识文化产业也在那里落地了。[31]
从人口结构的变化看这一进程，它经常被理解为中产化。但它的根本是城市自身日常的文化化，主要是追求生活质量（而不是生活水准）的新中产对它的审美化——而且主要发生在城市环境中。视角的决定性转折在于，新中产内化了针对单调城市的种种批评，他们不再将城市视为功能性单元，而是一种具有情感吸引力，并且本来就应该具有这种吸引力的创造物：“真”、与众不同、文化开放，以及生活气息。这是一种“新都市主义”，[32]它认真地将城市看作魅力十足的文化多样性场所。内城及近内城的升值应被理解为潜在的赋值过程——城市空间由功能性转向文化性，这种文化性是以情感为基础的赋值。
新都市主义理念下的城市文化化同时也是城市空间的独异化，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不再意味着近郊住宅区和大众楼房，而是要变成具有感性力量的地方。[33]这一过程以前和现在都部分地通过异质协作和项目来实现，比如市民动议、邻里关系重建或市民友好型政策。[34]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上，城市应当把“自己的逻辑”作为与众不同的特色来发展：物质环境，即建筑和空间架构；城市的社会活动（工作、街区生活、狭义文化等）；以及城市在叙事、想象和图像中的体现。于是，对于新中产来说，城市的所有细节和整体面貌就成了本真化的对象：他们体验或评价城市，说它“真”或“不真”（缺乏特色、没有灵感等）；他们也部分地改造城市，以获得、扩大或保护这些品质。如果城市在上述三个层面上都能发展出自复杂性和独特性，它就显得“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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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自身的文化化和独异化汇入了社会的文化产业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和北美的城市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文化独异性货品，与其他城市一起争夺可见度和关注度，展开赋值竞争。它们处在地区性或国际性吸引力市场上，竞相吸引居民和来访客。但必须强调：创意经济和城市政策也参与了这种竞争，并推动着这种竞争，这样做的前提是，主体和相关圈子事先已经开始自发地关注自己生活的地方，审视它是否具有吸引力，并通过权衡比较将之带入了竞争的环境！新中产对生活的后物质主义要求，是实现自我，他们要在城市这个生活空间中实现这一要求，[36]没有这个前提，城市就根本不会陷入吸引力竞争的局势中。这是城市竞争的社会基础：对于流动性很强的新中产而言，居住和生活的地方是一种客体，要有目的地在各种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比较，来打造这个客体。
当然，选择生活在哪个城市总要考虑到功能性（比如是否有合适的工作）。城市吸引力中的文化-情感因素，就是说它的自有逻辑和气氛，却也成了对（未来）居民同样关键的选择标准。[37]城市的自有逻辑可能来自其自然环境、特有的休闲活动、某些城区特定的“城市感觉”（闲散、典雅、混搭等）、别致的圈子（创意城市、青少年文化、高素质的老年人）、丰富的高雅文化或情景文化，以及别具特色的城市整体建筑风格。城市在争夺居民的同时，也在争夺着访客，他们主要来自同样的群体，也就是散布全球的新中产。[38]最后，城市自有逻辑在于它能否提供合作机会与灵感，对于投资人亦即创意企业和机构来说，这也是选择地点时的一项（城市政策）标准：高端工作机会最终还是会集中在魅力都市中。
城市政策之二：以文化为导向的治理理念与独异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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