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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独异才是王牌？新中产生活图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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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适性逻辑中的时间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形。典型的现代社会中，时间也经历了理性化，即表现为标准化的、可彼此参照的时间间隔。[23]其特点是，社会实践表现为：同样的行动在时间中的重复（以职业劳动为典型代表），以及时间被以同样的方式填充（比如按工作周去规定劳动关系）。因而，时间的架构模式并不依赖事件，而是依赖常规，时间在一时一事中如何利用并不重要，其实时间在情感上被降约了。同时，时间观念是面向未来的：“当下”只是为实现未来某个目标充当工具，而“过往”则被看作已经关闭，抛在了身后。时间就这样成了规划未来的重要工具，未来则被看作进步之路上的不断改进或提升。与此相应，个人简历也呈现一种时间上的线性排列。普适性的社会逻辑又会造就什么样的集体呢？首先要看这种社会逻辑反对的是以前哪种集体：它反对的是传统的、建立在个人关系之上的共同体。“机构”这种客观的、非人治的集体取代了它，它是形式理性主义普适化原则的体现。[24]典型集体（机构）的根本基础包括：明晰的技术-规范准则，层级清楚的责任分配，集体内外行为的严格区分，成员和专业技能，以及可测的决策。科层制国家就是现代集体的典型例子，资本主义企业或社会主义企业也是。普适性社会逻辑中的机构，其突出特点是，不论它们本身追求什么目标，它们的构造形式都相同，身处其间的主体也将它们作为相似的单位（医院的组织结构与学校、政府机关、企业等类似）来体验。理性主义普适化逻辑对社会的形式理性化最终在社会实践的总体形式上得以贯彻，主体、客体、空间、时间和集体是这一总体实践形式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总揽一切的实践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所有的社会实践都倾向于采取目的理性的形式或规范-理性化行为的形式，它们明确的目标就是服务于某种目的，遵从社会规则。这个模式的两大范式，一是对待客体时那种目的理性的方式，二是（在场与不在场主体之间的）按照规则来加以协调的互动，因此“劳动或互动”这一对概念指的就是理性主义的整个实践模式。[25]这导致社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基于习惯，而是基于常规，也就是说行动的基础是长期积累的各种规则，它们是明确的，被刻意遵循的，而且经过了优化或完善。
典型形式：工业化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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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现代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市民化现代、组织化现代和晚现代。[26]市民化现代是（典型）现代社会的第一个版本。在18、19世纪的欧洲和北美，它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封建贵族社会。初期工业化，启蒙哲学[27]和科学的普及，跨区域商品市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逐步的法制化、民主化、城市化，要求自律、道德和成功的市民阶层形成并成为文化主导，这些使得一种普适化逻辑出现在社会各领域。各处都在逐步发生技术、智识和规范的理性化。不过这第一种版本的现代社会相对来说在当时还是特殊现象，市民阶层作为这一版本的唯一承载者，还是相对弱小的。
随着20世纪的到来，形式理性化进程在质和量上都有了飞跃。市民化现代被组织化或曰工业化现代所取代，开启了（典型）现代社会的第二个版本。如果要研究普适化逻辑的典型形式并再现其在历史上的真实表现，就必须研究组织化或曰工业化现代，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一版本的发展达到了顶峰。[28]普适化社会逻辑增强成了一股洪荒之力，全面而迅猛地迫使社会重新架构，也迫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调整。认真分析这些结构性特征是值得的，因为它们代表了晚现代独异性社会的对立面，也深刻影响了直至今日的现代社会学和社会政治理念。
后市民时代的现代，其动力的核心在于美国和苏联。在我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不是两种体制方案，而是激进理性主义现代的两种形式。而且，国家社会主义对整个社会的计划调控，对独异性的坚决摒弃，其实就是工业化现代及其普适化逻辑的纯净模式。然而以“福特主义”或“美国主义”文化的理想形式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却产生了更加长期的影响，并能演变成晚现代。[29]工业化现代形成了集体秩序的范式，即“正规组织”这种目的性联合体，它在整个理性化时代都具有普遍的代表性。相应地，经济领域自20世纪初也普遍建立了大型法团，即内部有等级、有分工的矩阵式组织。这种背景下，“科学管理”意义上的劳动是由许多互相协调、高度专业的工作组成的一种体系，而劳动管理的基础，则是一套有明确专业技能要求和日常秩序的工作岗位系统。不论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实践方式中，组织化现代在经济领域的理想模型就是大规模生产产品的工业企业。[30]
于是，组织化现代就是社会学所谓的“工业社会”。[31]因而也可以更直接地称之为工业化现代。它是一种强意义上的技术文化，不仅存在于大规模工业生产背后，而且也用工程、机械的模式塑造了整个社会，使社会看上去就是由完美协调起来的单个部分组成的系统。机械技术和社会组织水平共同发展，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建立高效秩序，消灭多余之物。这样一种技术主义下，社会主体的理想模型是技师和工程师。[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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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特主义社会里，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相辅相成。以前市民与贵族两个阶层的对立，让位于职员和专业工人组成的扁平的中产社会，他们全员参与标准化产品消费。扁平中产社会能保证生活质量，尤其1945—1975年所谓“辉煌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的“富足社会”代表了组织化现代的理想境界。国家看起来能有效调控社会，在政治层面上，它用高福利政策保护着这一经济-技术体制。这里所说的富裕国家奉行凯恩斯社会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观念，要求对社会进行调控，以保证社会的全面包容力。这种社会形式的典型特征是社会生活广泛的法制化，以及代议政治，主要由代表广大民众、要求实现普遍富裕的全民政党来实现。[33]在空间理念上，功能性城市是组织化现代的体现形式：不论是郊区还是福利性高密度住宅区，工业化城市——如前所述——都是由成系列的功能性建筑构成的，劳动和居住分开在不同的空间。[34]
不论经济、技术、政治还是空间观念，组织化现代都是由一个强大的社会词语引领的，即“受到管理的集体”。[35]集体作为社会组织形式，要求独立、强大地存在——不论集体形式是大众、群体、政党、全体员工还是小家庭，个人都要从属于它。于是威廉·怀特和大卫·理斯曼将后市民时代的主体描述为“机构中人”（organizationman）和“受外部引导的人格”。对于社会对“自己这种人”的期望，这种主体有一种很强的敏感性，并以很强的适应能力去满足这些期望。为了符合社会这种对“正常”的标准，主体会坚决抑制感情。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组织化现代本质上是一个均等的社会，法律平等且社会形式相同。这种文化中，均等与主体的同质化相关联：个人努力按照“正常的道路”去生活，每一段人生都有值得追求的既定目标。[36]用齐美尔的话说，主体在组织化现代社会里将自我塑造成了“均等的个人主义”。
前面已经提到，标准化、通用化和程式化等普适化逻辑形式催生了20世纪前三分之二的工业化现代，但这一进程有其反面影响，表现为对原生特殊性的阻滞、排挤和消除，而且这种做法的激进性和体制性是史无前例的。这涉及所有的社会单元，不论是物或人，还是集体、空间和时间观念。在组织化现代，特殊和异常只被当作不重要的、不受欢迎的甚至让人反感的，他们不肯服从普适的功能性秩序，是需要（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以暴力）加以克服的他者。这种他者被看作落后、过气的前现代社会的遗留，至多被看作现代社会中一种没人认真对待的、古怪又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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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伴生现象。
社会与所谓“非理性”的“他者”进行的斗争，最激烈的是针对前面所说的那种“不正常”的或在社会心理上被当作离经叛道者的反社会主体。[37]这场斗争还包括更多的做法：不重视大规模工业生产范围之外的物和人，鼓励人们轻视或毁坏地方建筑以及历史建筑，破坏城市原有的生活节奏，好为城市的功能性让路。就这样，工业化现代在实践中推动着社会的去独异化。通过“观察”这种社会实践，发明了一个强大的普适性概念体系，以及一套指标体系，用来细分“普遍的特殊”，这样做的代价，就是在概念认知方面，对独异品的敏感度被边缘化了。“评价”这种社会实践，则是对独特性进行负面评价或将其解释为病态，只要它不符合普适性逻辑规定的各种业绩指标。在“产出”这种社会实践中，根本无人着意于独异性，即使存在独异性，也是不经意产生的，或者这样的特性会被看作前现代社会的遗存。相应地，在“施行”的社会实践中，主体会逐步习惯一种就事论事的行为方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荒废”与独异性有关的事。[38]
理性主义普适化逻辑在组织化-工业化现代达到了顶峰。此时的社会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战胜了前面所说的短缺和无序两大基本问题。这一阶段的许多框架性决策对晚现代仍然有深刻的影响，但作为完整的社会形态，组织化现代已经成为历史。它的普适化逻辑成了底色，随之而起的晚现代以其独异性社会逻辑凸显其上。然而我们还会看到，一切变得更加复杂了：工业化现代也没有完全做到理性，没有彻底地去独异化；反过来，作为实现社会管理的基本条件，晚现代也自有其理性化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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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异性社会逻辑
要谈到的独异性社会逻辑，乍看上去像个悖论。“社会”本来不就是“独异”的反面吗？社会学家的“职业病”（dé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不就是要到处去了解大众、集体、规则和范式，其实不就是要确立一种普适性社会逻辑下的科学吗？社会学产生于工业化现代，而且还一直在沿用那时的诸多概念工具，这的确不是偶然的。[39]如果要了解以独异化进程为中心的晚现代社会，社会学看上去不太适用于分析这个进程——这是个麻烦的弱点。要想恰当地以社会学眼光研究晚现代社会，必须从一开始就摒弃那种认为社会性与独异性势不两立的看法。我是坚决反对这种看法的。说到独异性，并不是说它是抽离了一个人的社会性之后“剩余的东西”，它也不是与社会性针锋相对的另一极。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持开放态度并抱着求知欲去探索社会是由什么样的联系和单元集成的，很可能让独异性这种本身就具有社会性的逻辑显现出来，并能对之加以分析。
如何理解独异性？“独异性”这个概念在历史上少有类似，它差不多是个新词。[40]使用这样一个未被使用过的概念看来也是必要的，在研究它的现象领域时，就不会掺和一些错误的先见了。这是一个广阔的概念词场，包括各种表示独特和独异、非凡、特殊及特色的词。[41]然而我并不想详述概念史，我想说的是事情本身——独异性的社会逻辑，它是晚现代社会的核心。
普遍的特殊、独特、独异
为了理解独异性，首先要精确区分三种形式的“特殊”：普遍的特殊（das Allgemein-Besondere）、独特（Idiosynkrasien），以及独异（Singularitäten）。
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康德对普遍与特殊的区分[42]：人与世界打交道时，免不了要使用普遍概念。早在形式理性出现之前，已经有了以区分类型（当时尚非显学）为形式的普适性社会逻辑。同时我们总能随处发现特殊：单个的人，单个的物，单个的地方。这样的特殊并不是异常，而只是寻常。由此而产生了普遍与特殊的问题，人们也很快找到了解决方法：通过区分类型，借助普遍性来给特殊性归类，将它们作为普遍概念的个例。这件坐具是把椅子，那人是个信差，等等。这个意义上的特殊其实就是普遍的具体体现。也可以说这就是普遍的特殊。所谓普遍的特殊就是普适性逻辑中存在的具体个例，指的是形式不同、版本不同而本质上一样的东西，也就是同“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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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特殊不仅是观察世界时的对象（例如康德），也是塑造社会的产物，是施行和评价的对象。社会学对普遍-特殊的关注点在于，当普适性社会的总体秩序形成之后，要在这些架构里为特殊和差别留出固定或不固定的位置，让特殊嵌合于普遍之中。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形式理性化进程中，这种做法就是有代表性的。比如普适的法律体系将一桩桩法律事件归入事先制定的分类，学校按成绩确定学习效果。在这个意义上，一个遵循普适性逻辑运转的社会，也在产生大量的“特殊”。但这种特殊总是普遍的个体表现，上面说过的标准化、通用化和程式化就是制造并理解它们的过程。普遍的特殊存在于清楚而确定的质性等级体系（比如学习成绩）以及量化体系（比如数量参数）中。
另有一种现象，不能将之与普遍的特殊混为一谈，我想称之为“独特”（Idiosynkrasien）。这里的出发点仍是普遍与特殊的区别，但“独特”是指世界上的实体所具有的那些不能归入普适性概念或指标体系的特质，也就是一些不能归类的、独特的余留。比如，有这么一把椅子，它有一种普通椅子不具备的特点——比如它是某个特定的家庭使用多年的，或者它寄托了某种记忆，是以前老祖母常坐的。这样一来，“独特”就不能套嵌于普遍性之中，而且还有悖于普遍-特殊秩序。
这样在“普遍”的基础上对“独特”（Idiosynkrasien）所做的保守理解，有可能反转成一种偏激的观点。偏激地说，人们可以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实体本来都是独特的。[43]它们确实是特殊的，因为本质上它们与其他实体没有可比性。没有什么东西与其他东西完全相同，没有一件东西能一点不剩地转换成另一件。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只动物、每株植物、无机自然中的每种元素、每间房子和每件工具、每幅图或每篇文字、每个地方、每种记忆、每个集体、每种信仰都是独特的。这种理解下的独特性不是有意识地塑造、推崇或拒斥的结果，它们只是林林总总地存在——独立于人的意识（石头、动物、宇宙等），或是人类行动无意的产物，即社会活动的副作用。不论人们偏激地或保守地看待“独特”，关键的一点是，它是普适性秩序之外的东西，而且没有在社会中被当作特殊来看待。它们“自有的”独特性对社会和（社会）科学来说，是边缘现象。它们随处可见，却几乎不被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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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指的独异性社会逻辑，既不是普遍-特殊意义上的体系，也不是独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独异性位于二者之间。在普遍-特殊的体系中，相对特殊的一方被普遍的秩序重新塑造；独特则位于社会讨论范围之外；而独异性处于社会规则秩序之内，同时又不限于被普适性逻辑再塑造的那些。独异性实体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中被理解为特别的，而且是作为特别实体被制造和对待的。独异品是社会文化独异化进程发展的结果。它们在独异性社会逻辑中获得重要性。在这样一种社会逻辑中，客体、主体、空间、时间和集体都在观察、评价、产出和施行四种社会实践中被制造成了独异品。这是一个制造独异性（doingsingularity）的进程。[44]
在独异性社会逻辑中，“独异的”不能再以普适性范式来理解，而是要显得与众不同，也要被认定为与众不同。如果说，“普遍的特殊”指的是同类之物的具体个例，“独特”指的是非社会性的独有特色，那么独异性就是在社会文化中被制造出来的“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最初的定义显得负面：是不普适的，不可置换的，不可类比的。一个独异的客体，一个独异的主体，一个独异的地方，一个独异的事件，一个独异的集体不是普遍规则的个例：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虽然可以算作科幻片一类，但其画面和叙事的复杂性，那种幻觉与恶心的特色旋混，都使它无法被归入这个或那个类型。观众觉得它是独异的，也体验了它的独异。普适性逻辑下，功能性客体、承担某种功能的主体可以毫无困难地彼此置换，而一件独异品却不能由另一件同等功能的来置换或取代。20世纪60年代有各种摩登派亚文化（比如摇滚乐），在其各自的拥趸眼里，它们绝不能互换，而是要以其自有的活动、标识、情感和认同，各自壮大其亚文化天地。一种独异品最终也不能与其他实体在明确的指标体系上进行比较，因为不存在比较所必需的、细分刻度的统一标尺。将日本神道教神宫和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的耶稣墓两相对比，对其各自的信徒来说产生不了任何意义。
客体、主体、地点、事件和集体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基础上被制造为独异品的呢？这个基础就是，上述这些社会单元在独异化过程中，被理解为“有其内在厚度的自复杂体”（Eigenkomplexitäten mit innererDichte[45]）。也可以这样说：独异的客体（不论是艺术品还是设计品）、独异的主体（特立独行的人）、独异的地点或集体，在独异化的逻辑中都“自成天地”。“自复杂体”与“内在厚度”并不神秘。“复杂体”的意思众所周知：它有一系列的元素和联结点，关系、关联和交互作用就从中产生。如果这些组织关联都存在，就可以说它是一个“复杂体”，它的本质特性可被称为其“内在厚度”。[46]组成复杂体的各种元素与关联是什么样的，它们又有什么样的内在厚度，当然取决于这是哪种社会单元：一个客体（比如一幅画、一套理论、一道美食或一部手机）的组织理路，与人类主体（由身体和心灵组成）的组织理路不同，而一个地方（一间客厅、一处风景或一座城市）与一个时间单元（比如一个事件）或一个集体（比如一个圈子、一个项目或一个国家）有不同的元素和内在关联。但它们物质上的不同无改于一个事实，社会单元的独异化意思就是：它们将自己建构成“有其内在厚度的自复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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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异性单元的复杂性与内在厚度是其内部结构——所以我才称之为有其内在厚度的自复杂体。然而独异性单元与外部也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如果说独异性单元之间（比如旧金山和罗马的城市结构）只有一些无规律的差别，这种说法未免太无力了。当然，差别理论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区别，社会文化领域的任何单元都不可能被识别，因为每个单元都是因区别于其他而建构的。[47]然而必须避免将差别理论泛化（其实文化科学倾向于这么做），因为泛化它会使分析独异性遭受两个明显的缺陷：其一，就需要被加以区别的各个社会单元来说，它们作为自复杂体的社会意义，会因为无处不在的“差别游戏”而被边缘化；其二，我们有可能失去区分社会中缤纷万物的能力。
必须强调，独异性社会逻辑虽然也注意辨差别异，但主要还是着意于产出和施行自复杂性。这句话的意思，可以通过美国文学的例子来说明。要把伊迪丝·华顿、约翰·多斯·帕索斯、约翰·斯坦贝克和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加以标记区分，也许有无数种可能。不过我们如果以托马斯·品钦为例，就会发现他的作品不仅不像上述几位的，也不仅在被动的意义上与它们都“有别”。品钦的作品有自己的语义、句法、情节架构、人物表现手法等，它们有主动意义上的不可简化的内在厚度；在由读者、书评人以及作者本人共同进行的独异化过程中，这种自复杂性位处于核心地位。差别理论总是将差异性置于同一性之上，与此不同，独异性逻辑的关键在于，在某种意义上，它将独异性单元内在的自复杂性置于首要地位，而不是该单元与外部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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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单元在独异性社会逻辑中获得特殊性，当然也会通过“辨差别异”这条道路。但这种辨差别异有特殊形式。差别理论认为，所有的猫（差异）在夜里都是灰色的，而我们所说的辨差别异则是要区分差异的形式，而且根据不同的社会逻辑。普适性逻辑也标记社会单元（客体、主体等）的区别，我们已经说过，这是一种质或量的级别区分。而在独异性逻辑里，所有的区分无一例外都是质性的；这里没有先后上下，这里要的是一种质性的“不同”，它的特点就是不可比性。不可比性[48]是指：各单元之间没有统一的标尺，它们不能被理解为同类的两个变体，而是在严格意义上不能比较的。罗马之于旧金山、俄罗斯之于中国、大卫·鲍威之于凡·莫里森，都是没有可比性的。在独异性逻辑中，被标记的是显性区别。
如果社会独异化进程中的各单元仍要相互比较呢？即使在面对独异品的时候，“相互比较”这种社会实践也是不能停下脚步的，我们后面会看到，在晚现代，独异性逻辑的扩张怎样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各种用于“比较”的科技。[49]对各种独异品，也就是各种自复杂体进行比较，其实根本就是——用一句有点用滥了的套话可以说得很清楚——消减其复杂性。比较的过程中要应用普适性参数，根据这些参数，独异品也可以从质或量上加以归类。这意味着，比较过程中只看那些可以用指标衡量的东西，其他的就都消失在视线之外。巴黎圣母院和威尼斯总督宫都是哥特式建筑，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比伯军曹芳心俱乐部乐队的专辑比《金发佳人》销量高，诸如此类。普适性范式消减独异品的复杂性，将之降约为一些挑选出来的特征，其间包含一些可比的东西。因而，普适性逻辑下的比较和独异性逻辑下的比较是根本不同的，即使表面上看着差不多：普适性逻辑下，社会单元的相互比较（比如通过数量、得分）完整地展现了社会单元；而独异性逻辑下的比较，则会消减复杂性，但它不会就此消失，而是——这才是决定性的一点——在这种社会逻辑中作为结构性力量继续发挥作用（例如在情感上打动受众）。[50]
上面所说的三种特殊性——普遍的特殊、独特与独异，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对这三者进行区分，可能得到的结果，会比单纯地研究“独异性社会”这个概念所得出的结论要更丰富。三者都是社会中现实存在的。首先存在独异性社会逻辑，其次是普适性逻辑，它生产普遍的特殊，最后还有一些独特的人或物，他们虽然不是某种社会逻辑的组成部分，但总归（从“物自体”的角度来说）是存在的。有趣的是，这三个领域并不彼此隔绝，而是有活跃的交流和互通，尤其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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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51]
如果某个一直未被注意的“独特”[52]之人或物，被抬高到绝无仅有的高度，他/它就可以转变为“独异”，比如古怪的电脑专家一变成为奇才，无用的东西被誉为艺术品。每个“独特”的人或物都有变成“独异”的潜质。反过来，如前所述，如果人们试图将原本不可比较的进行相较，甚至要给它分出等级（例如在艺术研究或宗教研究领域，电影的质量评级，等等），那么“独异”也可能暂时变为“普遍的特殊”。此外，一直被认为只具有功能性的东西也可能从普通中脱颖而出，成为“独异”的（例如批量生产的塑料椅被赞美成非同寻常的伊姆斯风格），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受到了某种文化上的激发，或具有了某种眼力，从而发现了这件普通东西有其自复杂性。最后还有一种可能：“独异”可能丧失其富有价值的一面而被“去独异化”，降格成不被人注意的有点“独特”的人或物（比如一些宗教的消失、艺术品的贬值等）。我们下面会详谈，晚现代独异性逻辑之所以变得重要，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独特”以及“普遍-特殊”的个例向独异性的转化。同时，借助“普遍-特殊”的参数体系来发掘独异品，也是晚现代社会重要的一环，因为这样一来会使大量的独异品产生社会经济效应，并越来越兴旺。
前面的分析应该能够表明，要对各种特殊性进行社会学分析，需要做细致的阐释工作。社会学在这个主题下常使用的个体、个人主义、个人化和个人性等语义概念体系对本书帮助不大，这一点我前面已经提过，现在想再简短说明理由。[53]最核心的问题是这些概念的含义在不断变化，因此它们与“特殊性”这个现象领域的关系不是很清晰。“个人主义/个性”这个概念，有时候可以用来指称那些社会之外的“独特”或被社会认可的“特立独行”或普适性秩序下的“特殊”。有时候，“个性”被认定是“独特性”的意思。在另一些情形中，这些概念又被用来描述现代社会中“均等的个人主义”的种种表现：所有人有同样的权利，人类有同样的尊严，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要知道自己行为的意义。针对的是同样条件下的每一个个体。格奥尔格·齐美尔谈到理性主义传统中，现代社会里是同样的普遍的个人主义，并将这种个人主义与浪漫主义传统中独特的个人主义相对立。[54]由于我们关心的是独异性社会逻辑与普适性社会逻辑的区别，所以不用去找一个能够同时表达二者的概念。
“个人主义”这个概念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它太宽泛、太多义。第二个问题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又太狭窄：一般来说它仅指人类主体。我已经多次强调，社会制造独异性，绝不仅指主体的独异性，还包括所有其他的社会单元：客体、空间、时间和集体。如果只把目光集中在主体上，是无法理解独异性社会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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