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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独异才是王牌？新中产生活图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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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化范畴的演变
社会的发展经常被描述为非线性的形式理性化进程。按照这个理路，社会总是以技术化、科学化和通用化的形式，向着无所不包的普适性规律前进，而独异性、赋值及感性，则是被人类抛在身后的。可如果我们调转目光，将社会的转型理解为独异性和文化化进程的发展，会怎么样呢？从现代到晚现代，独异性逻辑及其文化范畴是怎样发展的？
我认为，社会理论须从社会化的双重结构出发。社会化是指形式理性化和文化化。这意味着，理性化进程不是孤立的，就是说不能与同时发生的文化化进程割裂地看待。同样，文化范畴也不能被人为地与理性化进程分开。所以就要平行地、关联地看待普适性社会逻辑和独异性社会逻辑。在这样一种社会进程中，“现代”有特殊的地位，因为这个阶段理性化和文化化都成了被主动推动的、结构性的进程。“现代”将二者——理性化和文化化——都激化了，自18世纪末起，形成了强度上前所未有的普适性逻辑和独异性逻辑，彻底改变了生活世界。在市民化现代、组织化现代和晚现代，二者的关系有不同的配比方式：在典型的现代社会（市民化现代和组织化现代），独异性文化是从属性的，到了晚现代，它成了社会架构的主要形式。
前现代社会：独异性的定型和重复
前现代社会一方面指古代无文字部落社会，另一方面指传统的发达文明社会。在古代社会，普适性逻辑与独异性逻辑的区别，可以表现为“类型”和“异常”，是由普通与神圣之间的明显区别决定的。[121]相对来说，古代社会的社会结构高度稳定，它们本质上与生活世界是一致的，这个生活世界由习惯和复杂的分型决定，这正是普适性逻辑的基础。这些社会中，一些活动已经以“技艺”的形式得以形式理性化。生活世界的分型又为相似性和不精确性留出了空间，因此就有异常主体、客体和集体的存在。如果把前现代社会的这些异常当成被看重的，甚或体制化产出的独异性，未免太超前了。比较合适的看法是，古代社会为异常提供了一种空间——也许比其他社会更大的空间——它们不以异样的眼光看待这些异常。[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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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这个生活世界的平庸底色上，产生了一些强文化意义的、神圣的活动，即情感含量和价值都很高的仪式，在这些仪式中，叙事与神秘、审美与乐趣的维度相互交叠，吸引了从埃米尔·杜尔凯姆（Durkheim）到维克多·特纳（Turner）等一众文化人类学家。[123]在这些集体仪式中，古代社会将一些单个的物品独异化，并以极端的方式赋予它们阐释或审美的意义（例如图腾崇拜）。在这里，地点也会被尊崇为神圣的，一些主体凸显为具有独异经验的人（例如法师），而仪式则是表演性活动。这种仪式化的文化活动中的文化场域是相对平稳的，是包容神圣性的：神圣性得到了社会定型。
新石器革命引起了古代社会即狭义传统社会的转型。农业社会产生了，形成了跨地区的国家中央权力机关及法律秩序；渐渐地，在农业人口之外形成了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神秘魔幻的世界观逐步被严格管理的宗教所取代，承担这一职能的是机构化的教堂和神职人员，而且要求从事者有读写能力。传统社会因而发生了某种形式理性化。与此同时，这种偶发的形式理性仍建立在未被改变的、广泛的日常生活惯性之上。
传统社会的文化化发生在由宗教/教会、宫廷社会/高雅文化及民间文化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文化领域中，中世纪欧洲就是这种情况。随着教会与宫廷社分为两途，文化领域也产生了阐释-叙事维度与审美维度的分野。世界性宗教的实践发展着复杂的本体论、宇宙论和灵性论，形成了程式化的集体仪式，宫廷文化则在将一些实践体制化，在这些实践中，精致的世俗生活和高级奢华的审美合而为一。两者之中——宗教文化和贵族文化——文化都服从于国家；文化是集权控制并有等级的。在二者面前，民间文化还保有一定的独立性；尤其在城市中，集体性的独异品（例如公会和行会）有时会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一些地方和农村集体也可能在传统社会中获得某种独异性，使得它们——在外人看来——显得与众不同，给人一种杂糅的文化印象。不断有人尝试将传统文化领域的三个分区中的一个解释为核心的，比如马克斯·韦伯认为是宗教，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Elias）认为是宫廷社会，米哈伊尔·巴赫汀（MichailBachtin）认为是民间文化。可实际上三者并存看上去更能代表传统文化领域的特点。[124]独异化与不断重复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传统社会文化领域的标志。在这种社会形式里，独异性不必与创新/创造力同在。传统文化领域的导向性元素，并不以“新”为最高要求，而是那些在不断重复的活动中被认可为“宝贵”的人或物。例如教规条文、宗教仪式、经典艺术和建筑、宫廷-民间的交际规则，以及民间文化中的节日。与古代社会类似，传统社会中仿佛也是物的独异化比主体的异化更多。得到承认的独异主体只是例外情况[125]，比如宗教上的先知，再就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主体。而物的独异化在两个领域，即教会和宫廷中都有。建筑作为重要表达物，获得了特殊的独异性地位。[126]独异之物得到了固定的安放地点，好散发出一种“光晕”（瓦尔特·本雅明语）。媒体技术（文字、图像技术）的发展也使独异品越来越多地在文字和图像层面上被制造出来。总的来说，传统文化领域中的三个分区都是同样情况：独异实体的价值——宗教性文字、贵族的宫殿、宗教或世俗的艺术品、节日——基本上都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很少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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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化现代：独异性的浪漫主义[127]革命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割裂以市民化现代的形式出现于18世纪末，延续至20世纪初。这是一个明显的割裂。技术、智识和标准的形式理性化进程此时开始得以迅速发展，这个在前面我已经谈到了。[128]在早期现代已经被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化、科学化、民族国家或全球化推动起来的大规模的“制造普适性”，应该也都已经了解了。社会结构的文化转型同样意义重大。它将市民阶层生活方式和艺术领域推上了前台，还催生了激进的美学运动——浪漫主义早期现代，不仅以激进的普适化逻辑为突出特点，史无前例的独异化逻辑也是它的突出特点——不过是处于从属地位的“逆流”。
要求文化具有普适性，却又以独异性为导向——这种矛盾体是市民阶层生活方式的突出特点，我们将之理解为个人性。市民阶层的生活方式对文化概念有很强的诉求。[129]审美活动——比如从事艺术、体验自然等——以及阐释-叙事活动（学习文字来获得教育）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密不可分。市民性依赖一个根本理念：被认可为有文化价值的东西，要获得普遍的效力。个人的教养、个性及道德修养，是必需的文化熏染。生活中要创造一种非功利的氛围，就是为了“无目的的喜悦”（康德语）和教养本身。教育机构是市民阶层生活方式的体制支柱，新生的艺术领域（文学、美术、戏剧、音乐）也是一个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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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艺术领域形成于1800年前后，是“现代”第一个专门生产独异品的社会领域。艺术品一出现就要求具有独异性，独一无二或天才艺术家就是其代表性词语。[130]现代艺术与前现代艺术的区别也正在于此。现代艺术的重点不再是常规审美理念下，被认可的形质如何完美呈现的问题，而是要打破常规，不断创造独特非凡之物。独异性因而与创新之美的硬性要求挂起钩来。艺术家作为主体也因其激的独异性，因其“个性”获得了魅力：他应当，也想要在自己作品中表达自我、实现自我。这样，市民社会的艺术领域才能将文化独异品的关注度市场体制化。同时，市民文化也通过将美学与教育理念挂钩，力图对独异性有一定的限制，向正常普适性靠拢。[131]他们认为艺术品应表现出一种正常的普遍性，一种大义（人道、理性等），而在教育中，则将普遍认可的前代艺术品作为榜样。
市民文化中，独异与普适的复杂融合是其标志性特点。带有文化革命性质的“独异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反向文化运动一起形成，大大地激化了这一特点。浪漫主义对现代独异性文化的重要性怎么高估都不为过。[132]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激进的独异文化运动。“独一无二”与“真”的理想结合在了一起。浪漫主义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使人类主体第一次迅速全面地转向独异性，当时的表述是“个性”这个词。为了个性，世界上所有的元素都被全面独异化。艺术体验在此也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在艺术体验中形成了一种热切关注当下的审美意识和时间意识。接触自然（不是那种机械理念下的自然，而是作为独异风景的总和）、体验如画的风景、在浪漫的友情和爱情中体验其他主体、独创性地架构物的世界（比如在手工艺中）、关注历史叙事和记忆、体验宗教场所、将自己作为某一民族的成员体其认同感，在所有这些领域，浪漫主义将世界置入了全面的独异化进程。
多有人指出，浪漫主义是将世界重新魅化的一种尝试。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世界的文化化进程，其后果就是，所有的平庸都可能一变而成为神圣的。最后可能连农夫的一双鞋子或爱人的胎记都具有了文化价值。如此给世界赋上浪漫的价值，是全面独异化造成的；世界被看作并且被改造成各种迷人的自复杂体的存在空间。其根本要求是：一个主体如果想要“真”，就必须在体验世界上所有独异事物的旅程中，完成自己的本真化经历。浪漫主义时代，全面独异化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明确反对普适的现代性——自启蒙哲学到工业化——的斗争。从一开始，浪漫主义独异文化就在影响着四平八稳的市民文化，以一种完全不可预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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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最终也与浪漫主义独异化及文化化的一个方面有关，即现在被称为民族国家的“集体”。民族这种集体作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被激进地理解为一种独异品。当然，社会集体中也有独异品，比如部落或宗族，村庄或贵族领地，在传统社会中也存在。然而只有到了现代，集体的政治化不仅催生了集体在“自由和平等”意义上的普适性，也催生了集体的独异性意识以及对自身历史的独异性意识。[133]自19世纪末以来，这些不仅发生在欧洲，也发生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反殖民民族运动中（印度、中国、近东）。民族主义常常会自带一种文化主义，这种文化主义认为，各国社会实质上就是彼此之间没有可比性的、内部均一文化体。
通过这番回顾我们清楚地看到，市民化现代为现代独异性文化奠定了多么重要的基础，直到如今仍在发挥决定性作用。此外，浪漫主义的“真”文化及其全面的独异化进程、以美学独创性的原则来要求艺术、市民生活的文化导向以及民族主义对“真”的政治化，同样影响深远。
组织化现代：大众文化
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中后期，是组织化、机械化现代。它是现代的一次断裂。它的一个版本是国家社会主义[134]，是激进地反市民、反浪漫主义的。而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西方版本，以美国为代表，表现为福特主义与美国主义的结合。如前所述，在工业化现代，现代形式理性化进程及成熟的普适性社会逻辑达到了顶峰。[135]不过，如果将之仅仅如此理解，又有些太片面，因为它有自己迅速文化化的进程，尤其在消费领域和视听媒体领域。市民-浪漫主义独异性文化并未就此消失，但此时它也完全从属于普适性逻辑之下，在传统的市民文化看来，其存在方式甚至是一种反个人主义的大众社会。
福特主义的基础是大规模生产和消费。自20世纪20年代起，消费就发展成了一个新的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消费革命[136]：那之前，货品还只是为工具性目的服务，到那时却越来被文化化，获得了某种叙事、审美、表达或乐趣的自我目的。随着消费的发展，除了市民化艺术和教育领域之外，还可以算作文化、可以赋值的那些领域都在明显扩张。关键是：由于货品在商业市场环境中努力取悦消费者，文化便不再与国家绑定而是。在个别领域，已经有了“时尚循环”式的文化创新机制和差异化机制。[137]然而，组织化现代有两个限制。一方面，与晚现代相比，货品的文化化是有限的。大部分货品仍出于目的理性被使用，或作为身份标志物而带有社会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客体的独异性价值经常是有限的。在福特主义时代，它们一般都是标准化的客体；这是一种大众文化。[138]组织化现代的消费主体基本上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卓尔不群，而是要展示出一种普遍的标准：其理想是“与你的富裕邻居保持同样的生活”（Keeping up with the Johnses）。[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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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媒体在后市民时代文化中有特殊的地位，尤其在以电影为核心的所谓“文化产业”中。[140]新生的消费领域与原有的艺术领域在此交叉。电影无疑是文化化的货品，它们提供叙事-阐释和审美产品。同时，每部电影都是新的，因为它追求与众不同，于是，围绕着电影的价值和吸引力形成了一个全面的赋值体系。相比市民化艺术的其他领域，美学创新原则对电影艺术的控制更为明显，于是就不断地要求电影独树一帜、带来惊喜。电影这个社会领域形成的标志是，自20世纪20年代起，围绕着一种文化货品形成了一个广阔的超强竞争市场，而单个货品的价值又是不确定且有争议的。
文化产业也大量进行主体的独异化，这些主体就是明星（不过在市民文化准则下，他们很快又被指为“人造”的）。[141]不论如何分类，一致的是：如果明星想要散发吸引力，就必须让人觉得他是独一无二的。这里的明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艺术家的遗风：社会对二者的独异性都做出了认可，并加以赞美——当然不是因为作品的出众，而是主体的表现及其个人魅力。在组织化现代，明星仍然是特别的、不可模仿的人物，无法顺理成章地将他们纳入扁平的中产社会现实。
组织化现代就这样进行着自己的文化化。如果说市民社会的文化化是市民阶层及浪漫主义教育和艺术实践的深化，那么组织化现代的文化化就是文化的扩散，就是说文化通过消费和大众传媒得以广泛传播。市民社会的文化深化主要是指主体内心的审美-叙事维度受到了重视，而福特主义下的文化扩散则主要发生在主体与客体的视觉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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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现代：独异品竞争、超文化与极化
文化化与独异化进程在各个社会形态都以不同的比重存在。在晚现代，它们获得了新的质和量。要展现独异化的爆发式增长，可以借助一幅图，想想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那张名为“地球之光”的卫星照片，照片上是各个大陆的夜晚，大都市的夜间照明使它们明显突出。我们可以想象，获得认可的独异品也是类似的景象，那些独异的客体、主体、地方、事件和集体散布在全球社会实践的海洋上，它们的情感热度让它们像光点和光束一样闪耀。如果分别从公元前后、1200年、180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和2010年各拍一幅照片，一定也能看到一些光点和光线——古代仪式和法术、教会和宫廷、浪漫社会，以及市民的剧院、影院和明星——但人们发现亮光自1980年开始暴增：越来越耀眼的独异品不断扩张。当然，并非所有的东西都亮了，普适性逻辑仍然作为背景存在。但迄今为止一直是例外的东西，如今反转成了规律——变成了独异性社会。
晚现代，独异化逻辑（同时也是文化化与感性化）对整个社会形成了塑造之势。自现代社会开端就存在，却从属于普适性逻辑的独异性文化，在晚现代即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以后，成了大规模架构的力量。形式理性及其普适性逻辑也相应地改变了地位和形态：正如前面反复说过的，它们日益成为背景框架，作为独异性的基础设施。全球化晚现代“制造普适性”的进程，特别是全球市场和现代技术的扩张，是显而易见的，但仔细观察会发现，在很多方面这种普适化进程只是在为独异化进程和独异品舞台创造条件。
是哪些原因导致了独异化逻辑的强盛？组织化现代向晚现代的转型要归功于三个因素的历史性的聚合，这三个因素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是不断互相促进的。它们是：承载着社会文化“本真性”革命的新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经济向后工业独异化经济的转型，数字技术革命。三者的关系值得仔细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业化社会发生了根本的结构转型，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转向。“新中产阶级”处于这一过程的核心地位[142]，它的产生归功于教育普及，形式上以高等教育学历和高文化资产为特征。这个意义上的新中产是一个学术中产阶层，在后工业社会主要从事知识和文化产业领域的工作，也是这一社会最重要的支柱。这一社会文化转型与价值转向一同发生，在这个过程中，代表工业社会的物质主义价值，以及注重义务、适应社会这样的价值，都被后工业社会实现自我、发展自我的取向取代了。[143]主导生活方式的标准，从普适和功能，转向了独异和文化。原有的理性主义“生活标准”这个标杆，换作了新中产的“生活质量”。自我的“真”获得了极强的重要性：发展与众不同的自我，寻找相应的“真”的经历（在职业中，在私生活和休闲中）成了主要动力。这就是晚现代的本真性革命。这一价值转向，上承现代文化美学的反向运动，从浪漫主义开始，经过生活方式的变革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反文化运动（经常被放在“1968”这个标签下浅显地理解）标志着浪漫主义与新中产阶级主导的反向文化运动之间的历史转折点。全面文化化与独异化的事业在以前的浪漫主义时代终究只是一种次要现象，此时第一次上升成了社会主导阶层生活方式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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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关注本真性的新中产崛起，与此同时并交织着一起发生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转型，经济的核心从工业产业转向知识文化产业——这是一种以创意经济为中心的独异性经济。数字技术革命与之一同发生，历史上它第一次提供了一套基本设施，用于体制化地制造独异品和文化，而且其规模史无前例。经济和科技一起构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文化-创意复合体。典型的现代时期，经济与科技是理性化与标准化的引擎；现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双方互换了位置：理性化、标准化下的产出、观察和评价等实践，变成了生产文化独异品的引擎。文化资本主义和电脑网络借此对经济和技术进行全面文化化。它们创造体制性结构，主动迎合以往属于浪漫主义、现在属于新中产的理想——世界的独异化和文化化。当然，主体形式和生活方式也不能不随之改变。
导致工业化现代向晚现代转型的三个因素，一方面具有自主动力和相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它们也互相影响和促进。造成新中产及其价值转向的因素主要是20世纪教育本身的动力，还有市民社会及浪漫主义以来的文化运动和生活方式。后工业经济和后福特时代独异性经济的发展一开始也是遵循着经济自有的逻辑，可以认为它是对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标准化产品市场饱和的反映，也是在福特主义的经济积累和商业逻辑都面临危机时的一种反应。[144]最后，数字革命也是沿着技术领域内计算机和数字网络发展的路线展开的（尤其受到了军事工业的推动）。[145]
三个因素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新中产主要在知识文化产业中工作，他们要满足自己对“真”的愿望，就需要丰富多样的独异性文化货品。文化资本主义不单单应对这种需求，而且通过不断扩大独异品供应，增加赋值话语（比如教育、城市、宗教），不断刺激这种欲望。最终，为了交流、表演和消费，晚现代主体及文化资本主义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数字化技术加以利用和发展，同时，新的技术手段又在促进主体和货品的独异化与文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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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因素在相互扶持之中，也改变了它们的面貌：独异性经济、数字化文化机器、新中产要求“实现自我”的生活方式，这三者都在交织配比中形成了其主要形式。它们的汇聚不无历史的嘲讽意味：浪漫主义所想象的文化和独异性，似乎只能在经济与技术的同化作用及功能性之外，作为其反对者存在。在晚现代，这种浪漫的独异性导向第一次成了社会上的主导，可它要成为这样的主导，必须让扩张的经济和媒体技术来架构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后物质主义的形式也在变化。
文化资本主义与数字网络技术一起，对独异品进行体制化，形成一种特殊的形态，即文化性独异品市场。在这种市场上，客体、主体、地方和事件，有时也包括集体在内，都在彼此竞争，希望作为具有独异价值的文化货品受到认可。独异品因而被安置进一种竞争性独异品体制中。这种体制下的市场无法按照工业社会和标准化市场的准则来理解。在这种市场上，各种表演在寻找着关注度和可见度，它们努力地想要打动公众的情感，好在赋值环节中被评价为独异的。这种市场本质上来说是可见度市场、赋值市场以及情感市场。在它们的推动下，社会自身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文化产业化[146]，参与其中的不仅有商品经济和数字网络，还有绝大多数的社会领域（媒体、教育、城市、宗教、婚恋等）。我们下面还会看到，这种市场是吸引力市场，其中进行着专门的独异性资本积累。客体和主体，还有城市、学校、宗教团体等，都忙于建设自己与众不同的形象，这成了晚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文化独异品市场并不是晚现代社会独异品活动的唯一社会形式。我们将会看到，另外两种社会上层建筑形式也具有独异性结构：异质协作与新共同体。异质协作不是把独异性放在公共市场中，而是把参与者（主要是主体，此外还有客体）作为多元的独异品安置在一起，使之在异彩纷呈的同时结成同伴，一起合作。比如项目或网络这样的晚现代社会形式就属于异质协作。与之不同，新共同体作为整个集体是一个独异品，就是说形成了一个相对均质又与众不同的组织。比如宗教性、政治性或族群性团体就属于这种情况。独异品市场、异质协作和新共同体都以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形式——以前表现为传统市场、共同体和网络为基础而又发展了它们，形成了晚现代社会三种独异的社会形式。它们互不相容，却又一再地、出人意料地彼此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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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晚现代的独异化生活方式，主要是由新中产引领的。与组织化现代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中产生活相比，它有根本不同的基本公式：它追求的是成功地实现自我。后物质主义时代发展起来的“自我”这一价值，在这里被与“成功”和“名望”这些愿望挂起钩来。生活的方方面面——住、吃、行、身体文化、教育等，都在经历深刻的独异化和文化化，与之相辅相成的是新中产不断增加个人名望投资以提高独异性资本，以及不断在外人面前展现自己别样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这里追求的是“偏离即准则”，换个积极的说法就是[147]：展现个人的“真”，在社会面前表演自己的无可替代，这就是准则。
总的来说，在新中产那里，晚现代文化有自己独特的总体形式：超文化。在超文化中，地球上现有的和过去的一切都有可能被灵活地赋值为文化。不论是高雅文化还是通俗文化，地区的还是全球的，现在的还是过去的——文化所有的潜在元素原则上都是同等的，都可能成为进一步丰富生活方式的源泉。超文化的典型特征是文化大同主义，在这一理念下，文化元素似乎可以无限地组合。独异性产生于“编曲式独异品”模式：各种各样不同的、新的成分不断被安排、策划到一起。的确，正是依靠这种编曲式的逻辑，晚现代文化能够大规模生产独异品。
独异性社会的体制必然带来一系列的两极分化，有社会意义上的，也有文化意义上的，我们将在下面几章中详谈。关键的是，极化不是额外、偶然的，而是独异化规律的直接后果。一旦独异性逻辑从社会夹缝中脱身出来，变成了社会的架构力量，极化就不可避免。什么才算有价值的“独异于人”，什么不算——社会对此的评定，就会造成极化的结果。在评定中，发生着晚现代特有的赋值与去值。在此要区分五个层面。
独异性市场上，货品的两极分化，是其他分化的前提。独异品市场作为关注度市场和赋值市场，有强烈的不平衡倾向。在这个市场上，少数货品“赢者通吃”，它们尽可能地吸取可见度、情感力量和价值认可，另有很多货品却不能获得这些。于是在某种意义上，文化独异品市场对货品过度褒扬和过度贬抑的倾向是同等的。
相应地，也存在劳动关系层面上的两极分化，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文化产业中的高端职业与低端的服务业及其他程式化工作的两分，这是根本。高端知识性工作生产文化独异性货品，能够在晚现代要求获得正统地位、名望和资源。而功能性的“平庸”工作则失去正统地位、名望和资源。另一方面，高端职业内部也存在两极分化的倾向：高端职业领域本身就具有文化独异品市场的特征，许多个人表现、个人形象和天赋流通于其中，它们都想被看作卓越的，因而这里也会以特有的方式，显示出不平衡的“赢者多吃”的市场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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