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独异才是王牌？新中产生活图鉴】

世界上的每种元素都可以被解释为具体的个体，或普遍类型中的个例。对社会学来说，这种区分过于通俗。社会学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确实存在一些社会机制以及整个的社会形态，它们就是要体制性地促进普适性的产生，并且以此为要务，同时抑制并贬低独异性；反之，另有一些社会机制和社会形态，它们就是要推崇并褒扬独异性，进行独异化这种社会实践——以普适性为代价。普适性和独异性都不是直接存在的，二者都是在社会中被制造出来的。

晚现代社会是指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开始发展的一种现代社会形态，说它是独异性社会，因为独异性的社会规律在这里占主导地位。而且——在这个进程中人们必须认识到——它也是第一个全面遵循独异性规律的社会形态。独异性的社会规律涉及所有的社会维度：物与客体、主体、集体、空间和时间。“独异性”与“独异化”是横跨多个领域的概念，描述的是一种横跨社会各个领域的现象。有一点，一开始人们可能还不适应，但还是要强调：虽然人作为主体肯定也是被独异化着的，但独异化绝不仅限于个人主体，因此，传统上专属于人的“个性”这个概念，在这里就不合适了。独异化包括了，而且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包括了独特物体和客体的制造及取用过程。它还影响着人们对空间、时间乃至集体的塑造及感知。

独异性社会有不同寻常、令人惊异的结构，仿佛没有什么合适的定义或视角，能够把握它的复杂性。这样一个社会，看似汲汲于倏忽而过的东西，看似崇尚反社会的壮举，它如何自洽？独异性社会会造就哪些机制？它的经济、科技、社会架构、生活方式、工作、城市和施政都采取什么形态？社会学想要仔细研究独异性的社会规律，该怎么进行？重要的是，这种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就要防范两种错误的取向：神秘化，或论空其事。

对独异性加以神秘化，在社会上的艺术评论者、宗教信徒、崇信神力的人、音乐迷、忠实的品牌粉丝以及挚爱家乡的人们中间，是很普遍的。它的前提是，这些人们眼中珍贵的、吸引他们的东西，就其天然本质来说，就带着某种实在的真，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与外部眼光无关。对于神秘化，社会学分析有开蒙启智的作用。独异性恰恰不能被看作先于社会就存在的，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回溯独异性社会规律的发展进程和机制。“社会规律”是指，独异性并不是简单直接地存在于客观或主观之中，而是从头到脚都是被社会制造出来的。凡是可以算作独一无二或被当作独一无二的东西来体验的，都只是在认知、评价、产出和施

行^[11]四种社会实践中并通过这四种实践才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人、货品、共同体、图像、书籍、城市和文化活动等经历了独异化。独异性产生，背后却有许多需要研究的普适的社会实践和结构在围着它转，这不是一对合乎逻辑的矛盾，而是真正的悖论。这正是本书的任务：找出社会制造独异性的模式、类型和格局。独异性绝不是反社会或前社会的，所以，想要把它单独地看待或分离地看待是完全不恰当的。相反，独异性正是晚现代“社会”运转的核心。

破除独异性社会逻辑的神秘化，却也不是要否认独异性的现实存在，不是要将它解读成一种简单的表象或意识形态构想。如今，这种“揭穿”的做法不时以文化批评的形式出现。人们自满地以为，能够证明别人所谓的特立独行不过是一些普通类型中的个案，是大众品位的个例，或者是永远不变的商品循环：苹果产品、科恩兄弟的电影、神童等并非真的不同寻常，这样那样的神奇背后，都只是千篇一律的普通类型。现在我们对独异性社会所做的分析，不是要这样将它论空了事。前面说过，康德认为每种特殊换个视角就可以理解成具有普遍性的个例，这并不奇怪。看上去特殊的东西，最后总能把它归入一个类。但最重要的是：说独异性是社会制造的，不是要否认它的社会现实性。在这一点上更应该想想社会学著名的“托马斯定理”：“如果人们把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这种情境就会造成真实的影响。”^[12]在我们这里应该说，如果一个社会越来越向自认为独异的人、物、图、群、地点和事件^[13]看齐，并有意识、有目的地制造这样具有独异性的人和事物，那么独异性的社会逻辑就会为社会成员生发出一种现实，并且这种现实的影响是巨大，甚至不可撼动的。

论空独异性，这种评论本身也是能够并且必须被放在社会学视角中来看的：它是独异性社会评论话语的典型组成部分。这些话语自有其推动力和不可测性，因为商品、图像、人、艺术品、宗教信仰、城市或文化活动的独异性经常是受到争议的，是赋值与去值冲突的对象。^[14]总的来说，某种东西到底会被评价为独异的，抑或仅仅是普遍性中的一个特例，是个很不确定的问题，晚现代在极大程度上就是在围着这个问题转，对，人们甚至可以说，晚现代理所当然地变成了一个赋值社会。今天还被看作卓异的东西，明天就掉了价，被扣上了千篇一律或平庸无奇的帽子。有些物或人极力想要获得瞩目却总也求而不得，而另有一些却在评价品味的变换中意外蹿红。于是，大件垃圾变成了收藏品，怪人变成了公认的奇才。这就是说，在独异化的社会里，赋值与去值总是并肩前行的。但它们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强调了什么才是有价值的：东西不

是普通的，而是独异的。

必须明确地说：自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发展起来的独异性的社会规律，与近200年来实质上造就了现代社会的那些东西是完全相悖的。经典的现代于18世纪在西欧缓慢形成，20世纪中期，美国和苏联的工业化现代是现代的顶点。这种社会形态的组织形式完全是另一种情形：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普适性的社会规律，而且其强度与烈度史无前例。对此，马克斯·韦伯（MaxWeber）有准确的阐释：典型的工业化现代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深刻的形式理性化进程。^[15]而且我想要补充说，这种形式理性的所有外在形式——不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经济工业，抑或国家治理和法制建设，都是在提高和支持普适性的统治地位。一切都是为了规范化和程式化，要将世界的种种元素都造成一样的，一种风格的，并且是平等的：这个进程发生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发生在国家社会中，发生在军事领域，发生在对少年儿童的“调教”中，也发生在意识形态和技术领域。

只要人们还固守着被工业化社会深刻塑造的现代概念，就容易倾向于把独异性和独异化简单地看作边缘现象或表面现象，将之轻轻弹去。但事实上，独异化的社会规律确实不是处在晚现代社会的外围边缘，而是它的核心。那么这种深刻变革的原因是什么呢？对于我在本书中要详细分析的这个问题，我的第一个回答是：推动工业化现代社会前进的两大引擎——经济和科技，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转而去推动独异化进程了。晚现代社会中，经济与科技在前所未有的广度上催生着独异化，也阴差阳错地为数量庞大的独异品服务。而我们正要从社会、心理和政治的角度去理解这一进程所造成的结果。

工业化现代和晚现代之间，发生了双重的结构性断裂。第一个是工业经济向文化资本主义和以创意产业为主导的独异性经济结构转型。知识文化经济的资本主义是后工业经济：它的货品本质上是文化货品，是“独异货品”，也就是说物品、服务、文化活动和媒体形式能否赢得消费者的欢心，取决于它们能否被当作独门产品受到肯定。随着货品的转型，市场和劳动也发生了根本的结构性变化。就是说，如果社会理论想要理解“现代”最高级的形态——追随上至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下至格奥尔格·齐美尔的《货币哲学》等经典——就必须认真研究最高级的经济形态。第二个结构上的断裂是由数字革命引起的，数字技术不再单单进行普适化，而是主要进行着独异化——包括个人主页数据追踪、互联网的用户个性化，直到3D打印机。伴随着数字革命，这种“文化机器”性质的科技在历史上首次成了引领力量，这台机器生产和复制的产品主要是文化元素——图像、叙事和游戏。

观察经济和科技，也就是文化资本主义和文化机器，就能清楚地发现，有这么一个维量，在过去的工业时代它有沦于边缘地位的危险，现在独异化社会却将核心位置给了它：文化。在晚现代的自我架构中，文化扮演了极不寻常的角色。工业化现代致力于目的理性化和形式规范化进程，某种程度上它对文化活动和文化客体进行了去值，为此还招致文化评论界的诸多抨击。独异性的客体、地点、时间、主体和集体却不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并且也不被这样看待；人们赋予它们自身一种价值，一种审美或伦理上的价值，它们由此具有广义的文化性。本书后面还将对文化的内涵和它流转的方式进行详细分析，不过现在已经可以肯定地说，被赋值者即文化，有赋值过程发生的地方就有文化。重要的是要看到，赋值与独异化这两种实践是并行的。当人、物、地点和集体显得很独特的时候，它们就被赋予了价值，它们看上去对社会来说就是有价值的。反过来——这一点对社会来说也很重要——另一面也成立：当它们不被承认为独特的，它们就没有价值。简而言之，独异性社会在进行着深刻的文化化。它在宏大的社会游戏中，一边进行着赋值和独异化，一边进行着去值和去独异化，给客体和社会实践施加功能性之外的另一种价值。此外，文化在晚现代有独有的形态：它不再是被划定了范围的亚体系，而是转型成了一种全球超文化，原则上所有的一切，从坐禅到塑料椅，从蒙特梭利学校到YouTube（优兔）^[16]，都会在各个不断变动的价值市场上成为文化元素，在这些市场上，主体们往来穿梭，追求实现自我。

这样我们就谈到了独异性社会的第二个核心特征：情感的高度重要性。工业化现代社会，其普适性的社会规律及理性化进程造成了对情感的降约。而当人、物、事件、地点和集体被独异化，经历了文化转向之后，它们就在情感上吸引人（或被人拒斥）。是的，只有当它们具有感性力量的时候，才算是不同寻常的。晚现代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感性社会，典型的现代社会却绝不是。晚现代社会的各个构件都高度感性，而主体渴望在情感上被打动，也渴望在情感上打动别人，这样它自己才能被看成是有吸引力的，有一种“真”。简而言之：普适性的规律与社会的理性化和物化相连，独异性的规律则与社会的文化化及感性化密不可分。

到这里为止，我都在说晚现代正在围绕着独异化和文化化发生一种史无前例的结构转型。不过，这些进程确实如此之“新”吗？普适性的逻辑完全被独异性的逻辑排挤了吗？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不”。听到这个词，马上就感到整个情形复杂了起来。首先，要对我们关于现代的观念进行一番回顾。把我们当下生活的这个时代称作晚现代，认为这个版本的现代取代了工业化现代，凡是持这种看法的人，都不能绝口不提现代。关于现代的社会学话语在这一点上却总显得有些单薄，它总是将现代化进程与形式理性及物化混为一谈。在我看来，用这么单一的视角去看现代是完全无法理解它的，因为从一开始，它就是由两种相反的维度构成的：一种理性主义和规范化的维度，和一种包括赋值、感性化和独异化在内的文化主义维度。19世纪末的百科全书派学者，弗里德里希·尼采、格奥尔格·齐美尔等思想家，当然还有马克斯·韦伯，感觉到了这种双重架构。^[17]

这第二个维度，即非理性的现代，它的主要推手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它就是1800年前后，曾一度被边缘化的艺术浪漫派运动。正是浪漫派艺术家们在各个层面上“发现”并促进了独异性：艺术品和手工艺品的独创性，大量歌咏自然的诗作，某地风景的独特妙趣，瞬间的狂喜，特立独行的民族、文化圈和国家，当然还有卓异的、追求实现自我的主体。浪漫派艺术家编织的这条线，在19、20世纪根本没有中断，而是连续地贯穿了整个现代，比如在艺术领域、宗教，还有某些特定的政治观。后来，美学和艺术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反抗理性主义现代的文化革命运动，浪漫派强调独异性的传统，对这些运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是最后一次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这次运动撞击出了中产阶级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其核心理念是实现自我和发展自我，而这些又是晚现代独异性文化的决定性前提。在我看来，发端于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大规模独异化和文化化，确实可以理解为三种互相促进的结构性要素的交汇：文化资本主义的兴起，数字媒体技术的高歌猛进，以及后浪漫时代新中产阶级关于“真”^[18]的革命。本书将逐一梳理这三条线索。

细化之下就能看清楚，其实规范化与独异化、理性化与文化化、物化与感性化从一开始就在以某种方式塑造着现代社会。毫无疑问，现代的现代性在于，它将理性化推到极致，到了激进的地步；同时也在于，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发展着独异性。如果现代是这样一种双重面孔、各种极端共存的时代^[19]，那么晚现代的新意具体是什么呢？它在什么意义上是现代的一种全新形式呢？在本书中，我们通过仔细分析过去40年普适性逻辑和独异性逻辑之间相互关系的演变，希望能够回答这些问

题。当然，形式理性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消失，但它的地位在变。现在只能做这样的预设：工业化现代，两种逻辑组成了不均衡的二元格局，而在晚现代，它们一个成了前景，一个成了背景。

让人吃惊的是，形式理性的各种机制在晚现代大幅转型，变成了“后台”一套基础设施的样子，为系统生产独异化提供便利。^[20]于是，原本是目的理性的技术，转而去为生产独异客体的体制服务了。基因技术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促成了一种医学视角，不再将人依疾病种类和标准数值进行划分，而是看作不可再分的特殊个体。^[21]另一个同样典型的例子是搜索引擎和数字企业的数据追踪功能，利用匿名算法记录每一个用户的活动路径，以便准确定位用户的购物偏好或政治取向，并为这位用户“个性化”他的互联网。目的理性的基础设施还以别的方式被用来生产独异性，在复杂的赋值技术里，通过打分和排行来比较餐馆、大学、教练或婚恋对象的特点。要之：晚现代社会中当然还是存在规范化技术的，然而事实证明它们常常是一种复杂背景的组成部分，这种背景就是为了保证独异化进程的推进。

要理解独异化社会，就必须尽可能广泛地追问它的表现形式、影响和内在矛盾。在西欧和北美社会中可以观察到它的基本架构。这些区域曾是工业化现代社会的典型，现在它们正在经历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也是本书要谈的内容。本书绝不仅限于讨论德国或容纳了德国社会的那个“容器”的情况，而是从一开始就要采取国际视角：独异性社会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和政治——尽管国家之间有很多区别——在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北欧和澳大利亚都存在。如果仅将这种社会结构看成西方独有的，就太短视了。全球化进程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2]的绝对界限变得通透，文化资本主义、知识文化产业的数字化、独异化的生活方式、创意城市、自由主义政治，还有文化本质主义（这些都是本书要研究的内容），这种种形态都在全球范围内流转，也出现在南美、亚洲或非洲一些地方、行业或圈子中。^[23]发展中国家中有许多也开始了向后工业独异化社会的转型，这种社会形态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的未来。

晚现代的当下和未来是什么样的？它是容易的还是困难的？现代人觉得如今的社会矛盾重重：一方面它是由设计产品、出国旅游、互换住宅、YouTube热点视频、富有创意的加州生活方式、文化活动、城市创新型工程和景观社区（从上海一直到哥本哈根）构成的“美妙新世界”；另一方面则是积劳成疾、被社会边缘化的新底层，以及各种倾向的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民粹主义。于是近些年来，针对晚现代所做的种种评论和论断也莫衷一是，甚至让人焦虑：有人乐观地寄希望于一个知识社会能祛除工业社会的劳苦；有人期待一个充满审美享受、注重体验的社会；还有人期望一个能好好利用电脑网络优势的数码社会；同时也有一些悲观的预言，认为社会不公会加剧，人们心理上会不堪重负，会爆发全球性的文化冲突。

面对这些纷杂的一时之论，本书想退后一步，先呈现现代的全景，然后在这个框架下，细致剖析晚现代特有的社会结构。这正是社会学能够符合人望的地方：它不想在变幻无常、一会儿让人激动一会儿让人沮丧的媒体辩论中发明一个又一个新词，而是用长远的眼光分析社会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发展的结构和进程。如果采取这种（晚）现代视角，就不会看不出，当今社会的机遇和希望、问题和困境的结构性原因是相同的，就在于主导逻辑由工业社会的普适性转向了晚现代的独异性。

独异性社会无疑给一些特定的圈子——尤其是高素质、流动性强的新中产阶级——带来了相当强的独立性和满足感。独异性社会本质上带着自由主义的特点，它破除社会阻隔，允许个性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原先典型现代不曾有过的。但同样确凿的是，前面提到的困扰晚现代的种种问题，都因典型现代普适性逻辑的销蚀和独异性社会结构的发展壮大而产生，并且只能在独异性的逻辑框架内去找原因。首先，在晚现代文化中，生活对独异性和实现自我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以致这种要求成了独异性社会固有的沮丧发生器，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心理压力过大而产生的病症。其次，高素质知识文化阶层与去工业化之后的服务阶层之间有了明显的区分，这也是后工业时代的独异化经济体制造成的。在社会、文化以及生活方式上，这种区分导致了阶层之间的两极分化和不平等。最后，各有诉求的集体也经历了文化化和独异化，在此背景下，兴起了多种晚现代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民粹主义，它们对自己的主张与反对都持激进的不调合态度。

不能指望通过科学分析独异性社会就能得出什么简单的定论或临时解决方案。如今社会，产生机遇的原因和产生问题的原因不能清清楚楚地一分为二，而是一致的。单凭这一点就不能抱有上面所说的那种指望。独异化进程本身说不上是好或坏。所以既不能马上高奏凯歌，为独异性的胜利举办浪漫的庆祝会，或者众口一词、不温不火地诵念进步；也不能反过来，到“深渊大酒店”^[24]占个好座位，说晚现代反对普适性，它所强调的感性是非理性的、灾难的，对之进行全面的文化批判和否

定。不过这一切并不是说社会学就能舒舒服服坐在高凳上，远远地当个观察者。我认为社会学必须批判地分析当今社会及其进程。批判的分析在我看来不是规范化的理论，而是要有一种对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敏感，发现占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的结构是怎样形成的，对这些结构，社会成员们可能只有笼统的了解。然后，应该找出主要的矛盾冲突，看看有哪些始料未及的后果以及防范机制。^[25]本书希望能引起一些思考，思考人和政治能够从21世纪初的这种种社会情形中获得什么经验教训，但不会自己去得出什么结论。

第一章首先在理论上讲清楚如何理解独异性社会逻辑与普适性社会逻辑的区别，以及它们是怎样与文化、文化化和赋值相关联的。以此为背景，可以就独异化问题对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划分。这一章最后，要对晚现代特有的社会结构做一简单勾勒，它也是下面各章的主题。^[26]经济和（媒体）技术的演变是本书的核心内容。^[27]第二章，我要描述工业社会向独异化经济及文化资本主义的结构转型。第一步，解释如何理解货品的独异化，第二步，阐述市场如何演变为独异品市场，以及独异品市场的各要素构成：关注度、可见度和赋值。第三章讲的是劳动领域的演变，说明创造力、天资、个人形象和表现这些独异化的指标以及它们的正反两面影响如何变得举足轻重。第四章专门用来讲晚现代的核心科技、算法的奥义、数字化与互联网，并研究这些科技是怎样在文化和技术两方面推进独异化的。

分析完独异性社会的经济技术基础之后，我将在第五章中讨论这些要素对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本书研究发现，“成功地实现自我”是一种独异的并且包含内在矛盾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最主要的承载者，就是新的知识中产阶层。晚现代社会结构的关键，不仅体现为新中产和新底层在社会性上的两极分化，还体现为这两个阶层在文化上的两极分化，总之是社会不公的文化化。最后，第六章用于探讨政治生活的独异化和文化化，即独异性的政治。本书发现晚现代社会存在一种特有的政治上的对抗，对抗的双方是自由主义超文化——经济自由主义和左翼自由主义都以它为基础——和各种社群性的文化本质主义。本书的结尾要谈到独异化社会抛出的一个社会-政治问题：普适性陷入危机了吗？

这本书可以说是续接我上一本书的，那一本谈的是社会的美学化进程。^[28]那本书里我所说的“创意装置”^[29]的结构特征，也存在于独异化经济和文化资本主义中，以及数字化文化机器和生活方式上。同时，本书的重点又与上一本书不同：上一本《发明创造性》（DieErfindungderKreativität）的核心是对创造性进行历史谱系的追溯，而这本《独异性社会》的主旨是想在社会理论上有所建树。所以，这本书在理论研究上更深入，也更加关注当下，经典的社会学理论问题——劳动、技术、阶层、政治——都被放在独异性社会转型的视角下加以研究。我觉得把研究重心从将创造性作为主要理念转移到以独异性以及独异化为主要理念，从美学化转移到文化化，既能扩展视野，也能深化视角。

无论如何，这不是什么集大成的书，也没有集大成的理论。我在这本书里运用的社会学理论，实际上就是为了探索社会现实。在这种理念之下，理论与实证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是彼此蕴含的。这本书依赖于各种社会文化科学的诸多实证研究成果，我将在下文对之进行剖析。反过来，也得依靠理论才能给无数的实证研究一个可理解的框架。在创作本书期间，我自己就经常惊讶地发现，概念一旦解释得当——比如独异化和赋值——现实中的关联就会呈现全新的面貌，以至于晚现代看似各不相关的部分，就像拼图一样一点点地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我不是想说工作已经做得尽善尽美了：这本书不是要做顶梁柱，而是要成为开放网络中的一个连接点。它希望能为研究现代社会这个大工程提供一些可用的阐释，这个研究工程还要继续下去，也许还要在有待发现的新方向上发展下去。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必须认真面对独异性社会的逻辑，必须认真面对文化化进程。

[1]关于文化资本主义参见Jeremy Rifkin, The Age of Access.The New Culture ofHypercapitalism（New York,2000）; Pierre-Michel Menger, The Economics ofCreativity.Art and Achievement under Uncertainty （Cambridge, 2014）。

（Singularität，Einzigartigkeit，Besonderes），但在行文中会对特异性的各种社会形态进行区别（见第一章）。——原注

德语原文中，dasAllgemeine最常见的译法当为“普遍”。然而本书中作者在谈到社会形态时所说的dasAllgemeine，显然不能用“普遍”二字概括，而是指与独异性相反、适合于普罗大众的那种性质。故译者根据上下文，选择使用“普适”或“普遍”、“普通”等译法。——译者注

[3]本书中，阶层Schicht和阶级Klasse两种用词都出现了。“阶级”一词比较强调社会结构严重的分化甚至对立。本书第五章中“阶级”一词出现较多，因为谈到了阶层严重分化甚至对立的情况。——译者注

[4]“典型的现代”在原文中为klassischemodern，是指现代社会的标准形式，例如第20世纪50至80年代。这一时代已经过去了，作者将之称为klassische moderne，以

区别于当前的晚现代（spätmoderne）。——译者注

[5]“可置换”在原文中是austauschbar，这一点要在与独异性的对比中去理解。作者意指独异性社会中的主体或客体要求独一无二的特色，它们是不能被同类置换或轻易取代的。而在普适性社会中，物品强调功能性，例如一把椅子，可以轻易用另一把来替换，这就是普适性社会中的客体和主体可以被同等功能的同类置换的性质。而一把具有独异特色的椅子，是不能被轻易换掉或取代的，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译者注

[6]参见 David Riesman, The Lonely Crowd.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New Haven,2001） [德文版: Die einsame Masse.Eine Untersuchung der Wandlungen des amerikanischen Charakters （Reinbek,1958）]。

[7]参见Vgl.Ulrich Beck, Risikogesellschaft.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Frankfurt/M.,1986）。

[8]原文为Logik，一般将之译为“逻辑”。译者在本书中，有时将之译为“社会规律”，有时译为“逻辑”。译为“逻辑”时，一般是作者解说这种Logik的运作过程、发挥影响的方式等。译为“规律”时，一般没有详细解说，而只是一种指称。译者认为，“规律”二字更强调客观和静态，“逻辑”在本书中则暗含着一定的能动性。所以，如果行文中含有Logik在“发挥作用”的意味，译者即会采用“逻辑”二字。——译者注

[9]这个概念在狭义的经济社会学中的解释参见Lucien Karpik, Valuing theUnique.The Economics of Singularities（Princeton, 2010）[德文版：Mehr Wert.DieÖkonomie des Einzigartigen （Frankfurt/M.2011）]。在文化人类学语境中的意义，参见Igor Kopytoff,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in Arjun Appadurai （出版人）,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Cambridge,1986）,pp.54-91。Kopytoff和Karpik的著作是我最重要的两个灵感来源。我所说的独异和独异性的概念，与艺术或跨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概念不同，后者参见RayKRayKurzweil,The Singularity is Near.When Humans Transcend Biology （New York, 2005）。

[10]参见Rainer Kuhlen, Art., “Allgemeines/Besonderes, ”in Joachim Ritter （出版 人）,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d.I, Basel, 1971）, S.181-181。又见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1787]（Frankfurt/M., 1992）, 重点是第69— 78页; 以及其著Kritik der Urteilskraft [1790]（Frankfurt/M.,1992）, 重点是第353—364 页。

[11]此处“施行”的原文为Aneignung，在哲学和社会学话语中指“有目的有意识地去改造并加以利用”，很难用一个短词译出其含义。有些哲学著作将之译为“改造”。译者根据上下文，有时译为“施行”，有时译为“取用”。——译者注

[12]见William I.Thomas, Dorothy S.Thomas, The Child in America.BehaviorProblems and Programs （New York,1928）, p.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