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独异才是王牌？新中产生活图鉴】

对“真”下过定义，直到今天仍是有效的：“真”是人工的反面，被当作真正的（卢梭也称之为自然的）来加以推崇和感受，而不真的就是假的，假装如此的。针对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可以这么说：如果在一种社会实体中——不论是人、群体、地方还是物品——存在一种独异的、自有的结构，那么这个实体在观察者眼中就是真的；可如果它只是遵循普遍的规则，与他物无异，那它就不是真的。“真”是一个情感和体验层面上的定义：某件事物被当作“真”的加以体验和感受，它是能打动情感的，是显得“真”的。对“真”的印象经常像是自然而然产生的，然而其背后仍是实体的自复杂性、厚度和特殊性。

真 指一种可以无限阐释的真实性表象，在晚现代文化中它成了一个“空洞的能指”^[65]，即其间起作用的，是一个基本为空的符号形式，它对整个晚现代有决定性作用。^[66]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种“真”基于一种悖论，因为在社会这个空间里，一切都是人为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假”的——没有什么是天然的。货品的世界也正是这种情况：它们都是被制造出来的，而且一般都在市场上流通。因此，“真”对于社会性的（特别是经济性的）世界来说，总是一种“真”的表演，而且也应该照这样去分析：它不是天然就有的，它是演出来、展示出来的。对此，理查德·彼德森（RichardPeterson）举例分析了摇滚乐队或乡村乐队如何通过服饰、演出场所等来将自己“本真化”，并被他们的听众“当作本真的”。这种本真化做法也可见于文化产业中的所有货品。^[67]“真”在此获得了审美和伦理上的双重内涵，二者互相交织在一起。从审美角度看，“真”是内在的“正当”，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某一实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协调；从伦理的角度看，“真”是信任感和可信度。货品的独异化完全可以被当作本真化过程来看：如果一件货品能够被评价为独异的，它就显得“真”。反之亦然：一件货品如果不能满足独异性的标准，它就不真。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某个城市不具备所期望的特殊性，只有寻常的店铺和街景，那这趟旅行就不能被证明是真的。一个乐队如果“缺了点什么”，他们的歌只是被包装出来，那么它也不“真”。一位心理导师如果显得不可信任，或不善解人意，只是照本宣科，那他就不“真”。更为广义上的“真”完全可以通过自觉展示其人造的一面来体现：后现代流行音乐人可以将他在舞台上的“真”用讽刺的方式展现出来（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反摇滚运动），却因为这种自嘲式的表演获得了一种“真”，可以称之为“超真实”。^[68]

我们必须再次将特别的注意力放在艺术领域的文化性独异货品上。

如前所述，它们对独异化经济有范式作用，但存在一个问题：在这个“一切都要独特”的时代，艺术品与其他的文化性货品还有本质区别吗？随着文化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来专属艺术品的独异性也同样适用于其他货品，会不会因此而发生一种“艺术的去艺术化”（阿多诺语）？会不会每件客体都不仅有可能被文化化，还有可能被“艺术化”？既然带有内在厚度的自复杂性和独异性不再专属于艺术品，那么这些问题大概要用“是”来回答。但是，它有一个反面因素，我想称之为作品的“可正可负的情感触动”作用。有很多理由证明，晚现代艺术作品的赋值及认可过程与其他货品不一样。每件文化性货品都会在情感上触动受众，但在文化资本主义中，只注重营造正面情感，而艺术品的感性化过程却在本质上是包含矛盾的，因为它们也能引起负面情感。

对艺术品来说，它们很显然不能完整无缺地被代入晚现代的正面情感文化。它们更多地会引起不适或怀疑、困惑，可能显得晦涩、臃肿或歪斜。这并不是说它们是负面的独异品——它们确实会获得（积极）认可——而是说，它们是矛盾的独异品。^[69]市民时代的艺术——体现和谐与美是其天然义务的一部分——绝对不是这里所说的这种情况。在晚现代文化化货品和消费世界的激流中，艺术作品与其他货品的区别可能正因为这一点：装置、电影、音乐或表演可能让人觉得困扰。晚现代（包括后现代）艺术品因而是“超真实”的：它们不明确也不均质，而是多义的，不贴伏任何指标体系。很显然，这样一种接受和赋值的过程，有时候会非常具有争议性。

独异性货品的特征二：瞬间与长效

独异性货品有特殊的时间性，与功能性货品完全不同。后者是被使用或消耗的，随着时间的失衡，使用价值会逐渐丧失。物品、信息、服务都是这种情况，比如电器总有坏的时候，信息会过时，昨天打扫过的住宅，下周又得打扫。然而文化性独异货品的时间特性却完全不是这样：它们注重的是极短时间的当下体验和极长时间的文化保值。这种时间上的长短两面架构正是文化世界的普遍特点。工具性理性与功能性货品的世界在时间上是中等长度的，货品会停留一段时间，但长时间后会用坏，或技术会过时。文化领域则基于价值的瞬间消失和长期存留。

从结构上说，这种长短期的结合主要是由于体验与赋值两种活动的区别，这就是文化性独异客体制造过程的特点。^[70]体验是指身体-生理在当下瞬间的活动。每件文化性货品都是要被体验的，所以它的应用具有一过性。“活动”类的文化性货品在这一点上很有代表性，比如一场音乐会、棒球赛或一次度假的体验。^[71]因为文化性货品同时获得了赋值，所以它们也可以具有明显的长期性。被赋加的价值并不会像功能性货品那样被消耗掉，而是在一定条件下能保持几年或几十年。正是这样的品质成就了经典。^[72]这种意义下的经典主要是耐久的物质性货品，不过媒体形式/内容、家具设计、老宅院、城市和整个品牌也有可能是经典。

问题在这里有一点复杂了。一方面，文化性货品的体验可以因为个人或集体的记忆而获得第二层面的长期性。另一方面，赋值也可能是极为短暂而多变的，比如时尚就是这种情况。文化性货品与功能性货品的区别也在于此：功能性货品与回忆和时尚无关。

总体来说是这样的：文化性货品不是被使用的而是被体验的，所以它们能够被回忆。人们永远不会回忆日常物用，而只会回忆情感体验。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回忆让以前的某次经历有了价值，以至于这种经历长久以后还是有效的，甚至能引起人的认同感。在不少时候，回忆甚至比当时的真实经历更复杂。一些著名的、感人的公共活动——比如1968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2006年德国在世界杯足球赛上夺冠——可能进入集体记忆，一些人对此津津乐道，而他们当时却根本不在现场。^[73]

然而，赋值并不能保证文化性货品的长期性和经典地位。文化性货品的体系其实首先极端强调标新立异。晚现代经济以这种方式参与创意装置，即一种标新立异的体系，以连续不断地生产创意新货品为己任。^[74]这些货品一旦作为独异品被体验并得到认可，赋值可能也只是暂时的价值承认。只要有新的、以其独异性触动人心的货品推出，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原有货品的贬值可能会相对迅速地发生。今秋的小说、这个演出季的戏剧、最新的流行歌曲，还有正在走红的度假地都可能是这样。时尚的循环正符合这样的特点，不单单是服装界。^[75]短时间内有价值的货品中，只有少数能成为经典。不过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经典都曾红极一时，长期的文化价值一般来自过去的红极一时。如今的经典，是过去的颠覆性事物。

独异性货品的特征三：流通与超文化

晚现代经济中流通着的文化性独异货品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它们是怎么产生的？诚然，“创意经济”就是为了规模制造新的文化性货品，但如果说创意是凭空产生的，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具有叙事、审美、伦理、设计和乐趣质量的独异货品，创意经济是从哪里把它们采购来的呢？对此有两个答案，都与独异品的社会流通有关。一方面，人们不断地将“独特”以及“普遍的特殊”转译为独异指标来产生独异品；另一方面，人们从局地或过去的经济文化活动中获得独异品。后者是指晚现代的文化性独异品流通在全球超文化中。

我们已经说过，社会上有三种特殊性并存：普遍的特殊、独特与独异。^[76]现代社会，它们并不彼此隔绝，而是有活跃的互通，即通过转译，普遍的特殊变为独异，或独特变为独异。社会上流通的独异品，其储备库不断地从这两个渠道得以补充，它们为文化提供新鲜的独异材料。

普通货品变成独异品的过程，与以前工业社会大量功能性货品文化化的过程是一样的。摩托车、手表或国际通行风格的楼房可以借助叙事-审美的铺垫而得以独异化。韦士伯踏板车（Vespa）的历史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是意大利生产的一种摩托车，1946年见诸市场，1990年随着对“第三意大利”的怀旧之风而得以独异化。^[77]国际通行风格的楼房，在柏林、罗马、巴西利亚都一个样，本来代表了僵化的标准建筑风格，嵌入一个新的叙事框架之后，它们在晚现代的建筑爱好者和城市旅游者眼中就成了高度复杂、非同寻常的独异性建筑。

独特性的独异化是广泛的。无价值的、不起眼的独特性被转化成宝贵的独异性。前面已经多次提到：极端情况下，一般被看作别扭古怪或毫无价值的东西，会突然变成艺术品。美术、音乐和文学领域有大量这样的例子，比如“涩艺术”（ArtBrut）。^[78]独特性转化为独异性最好的，也许是最有经济效益的例子，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大都市老旧住宅的升值（并推热了当地的房地产市场）：维多利亚时代或经济繁荣年代^[79]的房屋、居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其老气过时，有不少遭到荒弃，现在却被当作独特和宝贵的。

目的理性时代“普遍的特殊”与迄今为止未受瞩目的“独特”，源源不断地补充着晚现代文化性独异品领域。但许多独异品不是这样绕路来的，而是直接从文化场域中产生的——只不过是从前经济、非市场性的文化场域。这里不需要发生文化化，转型其实发生在文化客体流动的社会框架方面。具体地说是这样：一种文化性独异品，曾是与某个地方或过去某个时候相关的文化性活动的一部分，被从它原来的语境中抽出来，变成了全球流通的文化货品，与其他货品一起竞争，被各种来历的消费者发现并收取。^[80]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晚现代特有的文化形式，我想称之为“超文化”。在超文化中，一切都有可能——不论是民间文化、流行文化还是高雅文化中来的东西，不论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东西，不论它来自哪个地方——获得文化价值。在超文化中，货品离开了它出产的环境，它开始流通——经常是全球性的或跨行业的——并有可能因其与众不同的一面被发现而被当作独异性货品，在别的语境中被人重新收取。

晚现代经济中的许多货品是这样。来自意大利、中国、墨西哥或非洲的“世界食品”出现在全球都市的餐馆中，它们原本是当地人的日常饮食。莫桑比克、巴西或古巴歌手和乐队的“世界音乐”本是当地的音乐亚文化，比如青少年文化的一部分。这些文化客体和活动原本与文化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它们的产业化以及变成货品的过程意味着一个商业化过程：家庭饮食或青年人唱给自己听的音乐变成了有交换价值的商品（变成了餐馆菜品、光盘、音乐会）。在一种抽象的意义上，它们也意味着各种不同来源的文化客体被无差别地供应于消费：人们在它们之间进行挑选，可以要也可以不要，还可以把它们组合起来用在自己的生活中。这种选择的态度，正是晚现代超文化的典型特征。

决定性的一点是，构成文化的那些东西，其形态在改变。在超文化中，客体与文化性活动都经历了去环境化，这会产生很多影响。客体与文化性活动被从它们得以产生的环境中抽离，置入一种跨地域、跨历史的流通中，在这里受众才能看到它们与其他文化客体及活动的不同。克里奥尔食品本是加勒比地区日常饮食的固定的部分，变成了众多特色美食中的一种；只有这样，它才能显示出与南欧饮食不同的特色。这意味着，文化性客体所经历的全球性的去环境化，使得人们容易对“比较”产生敏感，这才能把客体变成独异品，因为人们对不一样的东西敏感，这些客体本来具有的自复杂性——比如食品的味道和来历——才能为人所知并获得推崇。^[81]从全球超文化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样一来确确实实是整个世界——包括过去和现在，以及所有时代所有地方所有生活方式都成了一种文化资源，一种用于生产独异货品的文化资源。

总而言之，后工业经济生产从功能性大众货品转向了文化独异性货品，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涉及晚现代主体与世界的关系，进而关涉整个晚现代文化。独异性社会的主体身边满满地围绕着物品、空间、活动、媒体形式和服务，它们都追求独异性，带着叙事、审美或乐趣质量，在情感上富于吸引力。主体认识到，这是社会的必然：如果某物是有趣的、有价值的，就能（才能）在社会上立足。这也就是说，只有当某物具有独异性、能触动情感而且外表美观时。当然，晚现代主体期待别的主体也要具有独异性——自己也一样。

2文化性独异品市场

吸引力市场即关注度市场和赋值市场

工业现代化经济向独异性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货品流通市场也发生了深刻的结构转型。标准化市场日益被文化性市场取代，货品在这个市场上为了获得“独异”认可而互相竞争。在这个独异品市场上，进行着一种别开生面的吸引力竞争。它是吸引力市场。

总的来说，经济与市场的关系比看起来复杂。必须摒弃一种看法，认为经济与市场是超越时间的实体，结构永远不变，遵循着天道一般的交换规律或劳动规律。其实，经济与市场形式根本就是历史现象，是社会文化现象。“经济”是一种不断演变的实践：物品、人、时间和空间可以被经济化（正如它们能够被文化化、审美化、政治化一样）。经济化不必非得是市场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如法比安·穆尼萨指出的，它与计算、标准化、定价和投资联系在一起。^[82]而在文化资本主义主导的晚现代，经济却具有了一种特别的结构。经济的核心区确实是“市场”这一社会形式，但这是一个非常专门的市场，它已经有了专门的名字：独异品经济的吸引力市场。这种市场的特点是：文化货品之间的吸引力竞争和认可度竞争建立在不可预测的情感之上。这种市场结构形式的元素直到晚现代才全面显示出其特色，这个特色我想称之为文化产业化。^[83]

马克斯·韦伯的形式理性化理论自然与此相反，他认为市场的结构性特征主要是——遵循长期以来的传统——卖方和买方的交换这种二价关系。他认为这种关系是完全标准化的，以双方理性的、可计算的经济利益为引导。韦伯认为市场是非人性和即时的，就是说，市场只在交换的瞬间起作用。^[84]对于主导工业化现代的标准化功能性市场来说，这种理解是准确的。然而晚现代的吸引力竞争却是由三价关系决定的：至少两个竞争方，在争夺处于观众立场的第三方的喜爱。^[85]这种三角关系改变了一切。与理性交换模式中的市场不同，现在的市场格局确实主要是多种货品的相互竞争。

但这是一种特别的竞争。那么被争夺的是哪种“稀缺”呢？答案是（前面也提到过）观众的关注和认可。文化性市场上，具有叙事、审美、设计、伦理和乐趣质量的货品在互相竞争，希望被发现，希望吸引观众的关注。它们也是在争夺观众对自己的认可，希望观众将它们看作“有价值且与众不同”的货品。许多货品失败退出，这就是说，它们没有被认可为非凡的，而是被看作千篇一律的重复。获胜者只能是那些成功确立了自己独异性的货品。简言之，独异品市场是吸引力市场，该市场具有双重结构：以可见度问题为中心的吸引力市场，和以文化独异性评价问题为中心的赋值市场。吸引力的竞争因而有了一种直接意义上的表演性，甚至可以说，独异性经济是一种表演性经济。^[86]货品在观众面前表演，力图吸引他们。^[87]

消费者在文化性市场上处于观众的地位。^[88]观看者和观察者形成了公众，会给出或取消关注及认可。消费者在这里是受众，面对互相竞争的独异品，他们要做出选择。选择的文化性指标是体验和价值。韦伯所说的那种不带感情的价格算计不是——或者至多在次要层面上是——这种市场的标志。市场更多地意味着高度感性的活动：货品与观众的关系多多少少是以情感触动的形式为标志的（喜悦、紧张、惊险、享受、自我塑造、道德抚慰、安全）。这些情感触动最后归结为吸引力或迷人，因此才有了吸引力竞争和吸引力市场一说。“吸引”在日常用语中常指短时的、表面的吸引，“迷人”则多指生理上的吸引力。而我们所说的吸引力有更为根本的含义，指货品的正面感染力。相应地，迷人则指这些货品专门的吸引力，指它们触动情感、能吸引人的能力。吸引力市场因而也就是货品以各自迷人的力量相互区别，再获得评价的市场。^[89]

经济与社会的文化产业化

如前所述，经济在晚现代经历了结构转型，我称之为文化产业化。仔细审视之下，必须承认这一点并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事实上，有两个进程在平行推进、互相交织：一个发生在经济领域，一个发生在整个社会。

如果将现代经济领域视为以货币为媒介的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总和，那么上文所说的朝向吸引力市场的结构转型就影响了两个方面：

首先，发生了经济的全面市场化，这就是说市场形式在经济世界内部得以扩张；其次，市场的形态也完全改变了，这是指在晚现代社会，市场化进程本质上是被文化性市场推动并塑造的！这种说法可能让人迷惑：现代——至少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必然采取市场的形式吗？对这一问题可以如此反驳：不论过去还是现代，经济从来都不是必然地确立在一种坚定的市场逻辑上的。就算是工业化福特主义的现代，虽然也有市场形式的结构，却也存在影响力强大的、独立于市场的规范性调控机制。^[90]组织化现代，货品市场经常是受到调控的，那时有寡头市场、单极市场或直接的国家专卖。^[91]这种市场调控行为与劳动领域的科层式组织结构相辅相成，这种组织形式是以国家机构的架构为样板的。这种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的内部结构之所以能与市场逻辑脱钩（其极端形式是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功能性大众货品市场的可预测性和可调控性。功能性货品的标准化市场本来就没有独异性市场那样强的竞争性。^[92]

自20世纪80年代起，货品的流通、生产和消费各环节都形成了市场格局。市场于是不再存在于交换发生的瞬间，而是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几乎随时存在。这一点在货品市场的去杠杆过程中表现得很清楚，比如大众媒体或住宅的市场化（二者成为全球文化产业化的推手，并非偶然）。但根本还是在于，晚现代发生了经济的市场化，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经济的经济化。其推动力来自经济的文化化，即经济的文化产业化。因为只有文化独异品市场能发展出一种极端的超级竞争体制，组织化现代的功能性货品市场是不会具备这一点的。在此背景下，灵活多变的独异品市场要求各种机构转而采取一种经营式的姿态：对它们的要求是，它们需通过货品创意和劳动形式的不断创新，在市场上不断争取新的成就。这就是它们的导向。^[93]我们将会看到，经济以文化化的方式经历快速的市场化，也影响了消费者和劳动主体的地位：消费者活动在吸引力货品市场上，要不断地做出选择；劳动主体则活动在职业形象和个人表现市场上。^[94]

与经济的文化产业化平行发展的，是整个社会的文化产业化。独异品市场上，文化货品在竞争着可见度和认可度，这种极其特殊的结构不仅深刻影响了经济领域，也越来越多地在结构上影响着晚现代社会的其他领域。比如在教育领域就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幼儿园、中小学和高校都变成了文化性独异货品，或提供这样的货品，它们活跃在地方的、跨地区的或国际性吸引力市场上。教育市场越来越脱离国家在可调控的框架下对员额的分派。在婚恋领域，自世纪之交以来，恋情和婚姻（包括艳遇）的达成也通过数字化婚恋平台而具有了跨区域独异品市场的形式表面上是个人外表的竞争，但普遍地说更是个性的竞争，人们竞相争取别人的注意，争取被别人认可为宝贵的、独特的。^[95]

此外，文化性独异品之间的竞争还深刻影响了在地区和国际上都蓬勃发展的宗教市场，在这种市场上，各种宗教教义、精神活动和宗教团体相互竞争。这种市场之所以形成，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宗教团体与其起源地之间紧密的联系被打破了。相似的情况发生在城市之间及地区之间的独异性竞争中，它们互相争夺居民和劳动力。这种竞争之所以加剧，是因为新中产阶级的地域流动性增强了。最后，政治领域也越来越像市场，政治作为文化性货品（政党、候选人、社会运动）竞争着可见度和赋值机会，并自1990年以后在欧洲以广泛的政党政治形式，供应着叙事-阐释、伦理、审美等方面的身份认同。组织化现代，政党与相关利益团体的固有联系是当时的典型特点，现在之所以发生此等转变，是因为这种联系已被消解。^[96]

再强调一次，有些评论家倾向于将所有这些领域（包括经济领域）的结构转型都当作“社会的普遍经济化”来描述，这未免太表面了。晚现代的经济化采取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市场化形式，即围绕文化性货品和独异性货品展开的吸引力竞争，就是文化产业化的形式。所有这些狭义上的经济领域之外（以及之内）被交易的货品，都不是功能性大众货品，而是文化性独异品——包括教育、婚恋、宗教、居住地，乃至政党和候选人。

因此，经济和社会的文化产业化不能被简单归结为新古典自由主义政治。^[97]虽然新古典自由主义确实在1979至2008年通过市场的去杠杆化（媒体、金融）和模拟竞争（教育、文化），为破除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各种标准，为经济和社会的市场化做出了贡献，但仅靠它则既不足以描述也不足以解释这场席卷晚现代的深刻的市场化进程。要对之进行描述和解释，人们必须认识到，晚现代有极其特殊的市场逻辑，其核心是独异性货品的关注度市场和赋值市场在经历大规模体制化。文化产业化的动力核心是带有情感因素的市场，观众在情感上受到货品的感染（或不受到感染），对之给予关注和认可（或不给予），并赋值给它（或不赋值）。把经济与文化看作对立的两面——商业与价值、效率与感情、市民与艺术家——这是现代时期的老调。晚现代独异性经济中，文化化与经济化不再是冤家，而是结成了强大的同盟。文化化作为主导形式，与市场化进程紧密交织在一起，市场化进程包含文化化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