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独异才是王牌？新中产生活图鉴】

[34]屏幕作为门槛，这一点参见Manovich, Language of New Media,第94页及后。触屏使人能直接“进入”屏幕里面去。

[35]文化元素在表面上是平等的，这与它们的去环境化一致。传统文化机器依靠环境之间的划界获得稳定性——依赖空间、时间、媒体设备、圈子形式的不同：图书在图书馆，新闻在电视上，古典音乐在音乐厅，私人消息在信件或电话里。然而现在，这些异质的文化形式都可通过“数字渠道”获得。

[36]参见第二章第二节，第98—115页。

[37]在这方面，数字媒体是晚现代创意装置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柱。

[38]参见Dirk von Gehlen, Eine neue Version ist verfügbar.Wie die Digitalisierung Kunst und Kultur verändert（Berlin, 2013）。

[40]见第二章第一节，第90页及后。

[41]时间性和空间性也被数字网络独异化了（比如地点的选择）。

[42]关于主体和主体化这个主题参见Andreas Reckwitz,Subjekt（Bielefeld,2008）。

[43]“形象”一词在原文中为Profil，这个词既指个人形象，也指互联网上的个人主页，即一个主体在互联网上塑造的自我形象以及展现这个形象的页面，比如脸书账户。——译者注

[44]关于各种社会媒体参见José van Dijck, The Culture of Connectivity.A Critical History of Social Media（Oxford, New York,2013）; Ramón Reichert, Die Macht der Vielen.Über den neuen Kult der digitalen Vernetzung（Bielefeld,2013）。关于脸书范式 参见Roberto Simanowski, Facebook-Gesellschaft, （Berlin, 2016）; Howard Gardner, Katie Davis, The App Generation.How Today’s Youth Navigate Identity, Intimacy, and Imagination in a Digital World（New Haven,2013）; Clara Shih, The Facebook Era（Upper Saddle River,2011）; Oliver Leistert, Theo Röhle （出版人）, Generation Facebook.Über das Leben im Social Net（Bielefeld,2011）。

[45]参见David Riesman, The Lonely Crowd.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New Haven,2000）[德文版：Die einsame Masse.Eine Untersuchung der Wandlungen des amerikanischen Charakters （Hamburg, 1958）]; 关于这一主体形式亦 可参见Reckwitz, Das hybride Subjekt.Eine Theorie der Subjektkulturen von der bürgerlichen Moderne zur Postmoderne（Weilerswist, 2006）, 第409页及后。

[46]参见第二章第一节，第85—87页。

[49]例如2016年前后，脸书有如下标签：生活经历、工作与教育、生活过的地方、音乐、电影、书籍。婚恋网站Parship给出了开放的文字模板，例如“完美的一天是……”、“我希望自己能……”以及“我永远也少不了的两件东西……”

象。——译者注

[62]如今这一点仍用于刑事案件画像。关于这一问题参见David Canter, “Offenderprofiling and investigative psychology，”Journal of Investigative Psychology andOffender Profiling, I （2003）：1-15。

[64]得出消费形象是机器画像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形式。不过在政治竞选过程中，人分析也可以用到，比如贝拉克·奥巴马2008年和2012年的竞选。参见MichaelScherer, “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the Data Crunchers.Who Helped Obama Win,” Time11 （2012）。

[65]参见Mayer-Schönberger/Cukier, Big Data。

[67]参见Priya Hays, Advancing Healthcare Through Personalized Medicine（BocaRaton,2017）。

[68]不过，独异的身体活动也可以按普适的健康指标加以测量。根据Quantified-Self运动的宣传，自我观察是为了自我改善。

[69]参见Selke, Life-Logging, 第149页及后。

[70]一个与此相关的现象是所谓无线身频识别芯片（RFID-Chips）.

[71]参见Schulz, Redaktionsschluss, pp.23-75。

[72]参见Felix Stalder, Christine Mayer, “Der zweite Index.Suchmaschinen, Personalisierung, Überwachung,”Konrad Becker, Felix Stalder （出版人）, Deep Search.Politik des Suchens jenseits von Google（Innsbruck,2010）, pp.112-131。关于数 据库作为社会形式的重要性参见Manovich, Language of New Media,第218页及后； Marcus Burkhard, Digitale Datenbanken.Eine Medientheorie im Zeitalter von Big Data（Bielefeld,2015）。

[73]参见Lev Manovich, Software Takes Command（New York,2013）。

[74]关于网络上“自下而上的创造力”参见Reichert, Die Macht der Vielen; JeanBurgess, Joshua Green, YouTube.Online Video and ParticipatoryCulture（Cambridge,2009）。

[75]这一点与创意经济有关联，参见Chris Anderson, Makers.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New York,2012）；关于设计师与用户在此条件下的合作参见Katharina Bredies, Gebrauch als Design.Über eine unterschätzte Form der Gestaltung（Bielefeld,2014）。

[76]参见Miller, Understanding Digital Culture, 第184页及后。关于网络交际的经典研究见Howard Rheingold, The Virtual Community.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Frontier（Cambridge,2000）; 关于新闻的区别化参见Stephen Reese et al.，“ Mappingthe Blogosphere.Professional and Citizen-based Media in the Global News Arena,”Journalism 8/3 （2007）：235-261；关于粉丝群体参见Nancy Baym, “InterpersonalLife online, ” Leah Lievrouw, Sonia Livingstone （出版人）, The Handbook of NewMedia（London,2006）, pp.35-54。

[77]后者被Anderson在另一种背景下改写成了长尾效应，参见Chris Anderson,The Long Tail.Nischenprodukte statt Massenmarkt（München,2011）。

[78]参见Barry Wellman, “Physical Place and Cyberspace.The Rise of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 Leigh Keeble, Brian Loader （出版人）, Community Informatics.Shaping Computer-Mediated Social Relations（London, New York,2000）, pp.17-42; Barney, Network Society。

[79]参见第三章第一节，第131页及后。

[80]参见Clay Shirky, Cognitive Surplus.Creativity and Generosity in a ConnectedAge（London,2010）。狭义上的互联网络例如职业的线上网络或房产中介，这些经常被放在“共享经济”的标题下。参见Jeremy Rifkin, The Zero Marginal CostSociety.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 and the Ecplise ofCapitalism（New York,2014）。

[81]指“布赖特巴特”新闻网创始人安德鲁·布赖特巴特。——译者注

[82]参见Eli Pariser, Filter Bubbles.Wie wir im Internet entmündigt werden（München,2012）。

[83]独异品市场、新型共同体和异质协作都是理想模型，在数字文化的现实中有复杂的交叉，比如不同的社交媒体在不同情况下更具市场特征或更偏向交流，粉丝社群中可能更有新型阐释社区或网络的特色。

[84]参见Riesman, Die einsame Masse。

[85]德语为Fremdschämen，2010年被评为奥地利年度词。它是指某人的行为或

遭遇，让另一个人为他感到尴尬。——译者注

[86]关于新的羞耻文化及“囧”文化，参见Andrea Köhler, Scham.Vom Paradies zumDschungelcamp（Springe, 2017）; Ulrich Greiner, Schamverlust.Vom Wandel derGefühlskultur（Reinbek,2014）。总的来说不仅有网络，还有电视。自20世纪90年代起，电视节目有了现实模式，它们都成了展示主体的“囧”和羞耻的地方。参见SusanMurray, Laurie Ouellette （出版人）, Reality TV.Remaking Television Culture（NewYork,2009）。

[87]德语国家会对一些个人肇事者进行深度剖析，比如2008年奥地利阿姆施泰滕（Amstetten）案件，或2011年奥登瓦尔德中学性丑闻，以及2015年的航班撞山案。（这是三起引起世界关注的案件：第一件发生在奥地利，是一男子长年囚禁亲生女儿并与之生子的人伦恶行；第二件发生在德国黑森州一所中学，学生受到长期性侵害；第三起发生在德国一架航班上，副驾驶员故意驾机撞山，导致全机百余人丧生。——译者注）

[88]参见Sherry Turkle, Life on the Screen.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New York,1995）[德文版：Leben im Netz.Identität in Zeiten des Internets（Reinbek,1998）]。

[89]有些国家的电视观众（比如美国的Fox-News和MSNBC）也会有极端表现，产生类似的效应。

[90]详见Schulz, Redaktionsschluss。

[91]这里的问题是，想要获得长效，就得有积极情感——比如主题激动人心或讲述者将话题极化。不过现在也有反对这种倾向的运动，比如慢新闻（SlowJournalism），参见杂志Delayed Gratification。

[92]显然这些顶多可以作为过去的、被积极应对的经历来谈论，或作为当下一场英雄式的斗争（“抗击癌症”），却不能只谈它的负面。

[93]狗屎风暴（shitstorm）指激烈论战下出现的一种局面，亦可理解为一连串不好的事物引起的针对某些特定人物（主要是政治人物）的网络谩骂。——译者注

[94]不过网络上有可选的形式，用以处理矛盾的情感。比如digitalstorytelling，个体可以在这里述说自己的问题，还有引擎电影（machinima）文化，主要手段是调侃。参见Joe Lambert, Digital Storytelling.Capturing Lives, Creating Community（NewYork,2013）; Reichert, Die Macht der Vielen, 第94页及后。

第五章 独异化的生活：生活方式、阶级、主体形式

扁平的中产社会之后——晚现代的自我

后工业时代独异化经济的确立，以及数字文化机器的兴起，是晚现代独异性社会的结构性支柱。前三章我们已经仔细分析了这一结构转型。本章中，我将探讨这一进程对生活方式的影响，即晚现代主体塑造生活的方式和主体被塑造的方式，以及这一点对整个社会景象的影响，就是说它如何在结构上影响社会环境和社会阶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一种看法认为，晚现代的自我与典型现代工业社会人格完全不同，这一看法引发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学研究。比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研究自我的自反性、风险意识和拼图人生；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分析，高度现代的自我是一种项目；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提出“流动”的、以消费为导向的个人认同；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Sennett）探讨晚现代生活方式，指出它总体上被灵活化了；还有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Castells）的网络主体观点。^[1]我则认为，应该重新提出晚现代生活方式的问题。与常有观点不同，我认为将晚现代生活方式的问题与这种生活方式主要的社会承载者群体分开来看是没有意义的。晚现代主体的最高形式，在社会结构上并不是空悬的，而是活动在可以清楚界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对，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活动在一个社会文化阶级中^[2]：这就是新中产阶级。它所指的圈子，就是形式上拥有很高的文化资本，大多具备高等学历，在知识文化产业中就职的阶层。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个圈子。^[3]这个意义上的新中产阶级就是知识分子的圈子，是知识中产，简单地说就是知识分子阶层。^[4]

说到“承载者群体”，当然不是说文化化及独异化仅仅波及社会的某些特定部分和领域；这二者作为经济、科技以及价值转型的普遍进程，对整个社会和生活在社会各个领域内的主体都有影响。虽然影响有强有弱，但没有人能完全规避。只不过，独异化的生活方式最纯净的形式是存在于新中产阶层的。在这个阶层中，“创意圈子”又在起文化孵化器的作用，就是狭义创意产业（电脑和互联网、媒体、艺术、设计、营销等）从业者那种相对来说并不难懂，但文化上又很强势的生活天地。知识中产阶层——特别是在受到创意圈子的启迪之后——在晚现代社会中，全面彻底地致力于生活方式的独异化和文化化，他们是这一进程的先行者。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人与“文化”的关系、对独异性的价值理解和体验都是起引导作用的。“真”、实现自我、文化开放和多样性、生活质量和创造性都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参数。这种生活方式还超越了其最初承载者的范围，获得了更强的影响力，变得唯我独尊。知识分子、拥有大学学历者和高端人才群体自20世纪80年代起，渐渐地不再是一小撮精英，而是占据了西方社会——以继续增强的趋势——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这就是新中产阶级。 [5]

除了中产阶级之外，还要分析社会结构转型以及它在根本上对整个独异性生活方式的影响。晚现代社会（又）成了阶级社会。阶级却不是物质意义上的，其实是不同的文化阶层：除了物质资源（收入和财产）的不公平分配之外，阶级也因生活方式以及各自的文化资本而存在根本差异。自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经历了社会的文化转型，也可以说是从扁平的中产社会向文化性阶级社会的转型。考虑到社会学界，尤其德国社会学界的基本观点，这一诊断乍一看会让人吃惊。在这方面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的看法有代表性，他认为后工业社会，就是原有的社会政治大群体——阶级和阶层——被个人化取代的过程。与此相应，文化社会学家也认为，晚现代社会多种平等的生活方式并存。^[6]从今天的视角来看，生活方式和个人可以不受摆布地流变只是一种视觉假象。我们现在才慢慢感觉到，晚现代社会的文化化和独异化并不标志着阶级社会的终结，而是一个新阶级社会的开端。

工业化现代如今已成过往，它倒是的的确确在很大程度上向着无阶级社会发展。不仅从现实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它是这样的，在西方它也是如此表现的，赫尔穆特·谢尔斯基（HelmutSchelsky）将之精准地描述为“扁平的中产社会”。^[7]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辉煌三十年”是它最典型的阶段，美国、联邦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最为清楚地体现了中产阶级一统天下的局面。扁平的中产社会与工业社会和大众文化（及其大众媒体和大众消费）相适应，也与政治的“社会民主共识”相适应。就我们对普适性逻辑和独异性逻辑的区分来说，可以断定：不仅工业社会的理性主义，连扁平的中产社会都是彻彻底底属于普适性逻辑的，即以资源标准化、生活方式正常化为特点。这里的“中”不仅指社会统计数据的平均值（90%以上的人口达到了这个平均值），还表述着一种以“持中并标准”自居的生活方式：正常的劳动关系、正常的家庭、“正常”而适宜的消费等。扁平中产社会生活方式的核心，就是追求我们上文说过的“生活水准”——适宜的，但看上去总体正常的资源配备，对所有人来说，这意味着相差无几的舒适生活。

文化性阶层分化与“料斗电梯效应”^[8]

自20世纪80年代起，扁平的中产社会与工业社会一同消亡，新的阶层分化逐步取而代之，这一清晰可见的阶层分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文化的。观诸西方社会，这一转型在美国最为剧烈，也影响了英国、法国，还有——程度稍弱，但也很明显——德国。^[9]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变化既涉及社会高层，也涉及低层。以前的中层削弱了，越来越显示出两极分化的格局：一个高端文化阶层，拥有雄厚的文化资本（以及中等至雄厚的经济资本）；一个低端文化阶层，占有微薄的文化资本及经济资本。一极是新中产，另一极是新底层。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Putnam）认为，美国发生的这次社会转型，即中产社会转向两极分化，其典型的社会性特征对于整个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10]总而言之，扁平社会的标志是收入相对公平，以及包括普通工人和职员在内的普遍富足。教育有一定程度的流动性，同时，要获得中产身份，正规学历并不是决定一切的。居住区相对混杂，却又有统一性：混杂了各种职业，但他们实际上过着同样的中产生活。人际关系——包括婚恋关系——也常常跨越职业群体和学历水平的界限。

自20世纪80年代起，大环境整个变了。已经能明确说出社会文化两极分化的承载群体：新中产，拥有高学历，多为大学学历；与之对立的是新底层，学历较低（或没有正规学历）。^[11]它们之间，是旧有的非知识中产。2000年以来，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著作都在关注社会不公的尖锐化，特别着眼于占人口1%而拥有巨大财富的“顶尖富人”。^[12]其实对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整体文化来说，占人口大约三分之一的新中产阶层更加重要，更有影响力。新中产阶层的扩大，受益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个相互联系的社会进程：一个是前面说过的经济结构向后工业时代转型，其结果是高端知识文化类职业领域的扩张；另一个是教育的普及，使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大学学历者增长成了一个相当大的群体。

新知识阶层崛起的反向，是新底层的形成。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on）是最早研究新底层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简单服务业的扩张和新的低学历服务阶层（serviceclass）的扩大，也是后工业社会的重要特征。^[13]新底层总体上是杂糅的，包括简单服务业从业者、半专业的工种、重体力劳动者、失业者和社会救济对象（也包括真正意义上被社会排除在外的人），现在大约占西方社会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的收入、财产和社会地位明显低于以前的中产水平。这个阶层产生的社会原因与新中产产生的原因正相反：后工业经济转型意味着产业工人阶层（包括一部分工作固定程式化的普通职员）在快速消失。同时，直接或间接受益于新兴知识文化产业或新中产阶层需求的简单服务业人群，其重要性在迅速提高。教育普及对新底层的形成也有反作用：没有被教育普及包括在内的人，成了“教育失败者”，因为专业能力弱，他们能从事的工作，只剩下在经济文化意义上属于服务阶层的那些了。

晚现代生活方式的两极分化，涉及物质和文化两方面。^[14]从物质层面来说，以前相对公平的收入和财产分配模式被一种复杂的变化取代了。新底层的财富紧缩前所未有，这是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这使他们跌出了中等生活水准，也使他们经常处于困难的从业状况中。而知识分子阶层的壮大，在物质层面上的影响较小：新中产的上层——知识产业从业者，从全球性的“人才竞争”中获益的人——的经济资本在增长，同时，知识中产与原有的中产阶级相比整体上至少保持了稳定，只是其中有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可能情况不太稳定。^[15]然而，总体上还是可以断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收入剪刀差明显扩大了。^[16]所以，两极分化也是物质层面上的。

将知识分子阶层连成一体的纽带，使他们拥有共同生活方式的，其实是他们雄厚的文化资本。总体上说，教育和文化资本的两极分化才是晚现代社会结构的核心特征。扁平的中产社会，是否拥有毕业文凭并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否能过上中产生活；而在晚现代社会，高学历和低学历的对立却对社会结构有决定性的作用；对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正是个人的“教育因素”。对社会分层极为重要的“教育”，包括学历，也包括非正式的文化资本。教育历程的分化，与教育流动性的降低是联系在一起的。阶层两极分化也体现在居住上。城市里就很明显，以前中产混居的社区消失了，分化成了知识分子居住的“魅力社区”和新底层居住的“问题社区”。在空间上也相应地出现了热点地带和“脱钩地带”的两极分化。所以不足为奇，跨阶层的人际关系（包括广义上的家庭）以及婚恋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比组织化现代社会中的有了明显减少。^[17]

除了严重两极分化的新知识中产与新底层之外，晚现代还有两个重要阶层，在这里至少要先简短提及（本章结尾会再次论述）：社会顶层以及“旧”中产即非知识中产。它们补全了社会两极分化的图景。积累了极大财富的社会（新）顶层，是独异性经济（比如在金融、体育、管理等领域）赢者通吃的必然结果，他们与新中产的显著区别，更多地在于经济（及社会）资本而不是文化资本。只要有了足够的经济（及社会）资本，通常就可以不受劳动收入的限制，将有创意的生活方式升格为奢侈的生活方式。^[18]

基本上由非知识分子构成的旧中产，是以往扁平中产社会主流生活方式的直接后裔。他们的文化资产和经济资产规模中等，可以保证中等的生活水准和一般认为的“正常”的生活方式。如果新的知识中产是晚现代阶级社会最上层的三分之一（包括数量极少的顶层），新底层是最下面的三分之一，旧中产就是居中的（趋于缩小的）三分之一。晚现代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三分社会。^[19]20世纪80年代以降，旧中产从物质层面，尤其从文化层面上来说都在沦于被动地位。它不再是引领者，不再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社会上无可取代的中流砥柱，而是卡在新知识中产和新底层中间，而且成员还在不断向两边流失。看似正常的中产生活方式不再适用于所有人，不再是“持中并标准”，而仅仅是“中不溜”：一边是知识阶层独异化生活方式的繁荣，另一边是“脱离社会”的新底层的迫近。^[20]

审视整个社会结构，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工业化现代典型的“扶梯效应”保证所有阶层都能增加财富^[21]；晚现代的社会与此相反，其结构的典型特征，我想以“料斗电梯效应”来描述。扁平的中产阶级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虽然并不相同，却多多少少还有可比性，而且文化生活方式相差无几，社会这个“料斗电梯”两边的轿厢还处于差不多的高度上。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中一个社会群体的轿厢向上，即新的知识中产（包括新顶层），另一个群体的轿厢向下，即新底层（包括一部分非知识中产）。如果只将注意力放在收入和财产上，是无法理解料斗电梯效应的。当然，电梯的升降也包含物质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前面看到的社会各领域的文化化，也决定了生活方式和阶层分布。所以，料斗电梯效应也包括，而且特别是指社会各阶层文化意义上的上升和下降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