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独异才是王牌？新中产生活图鉴】

在“文化即资源”这个模式里，不论是当代客体还是历史客体，人们都可以无拘无束地取用，以至于晚现代出现了明显的历史回潮，大大拓宽了可用的文化性物品的范围。这确实是一种新情况，因为工业化现代的文化明显偏好当代，偏好面向未来的东西，认为它们表达了现代性对“落后”的旧时代的优势。而在晚现代超文化中，人们似乎很欢迎过去的文化元素，用它们来丰富当下。还有，历史旧物因其独异性价值而具有特别潜力，因为它们能提供复杂的、另类的叙事和解读层面，所以有很大机会被认可为“真”。^[53]晚现代特有的历史复兴，在城市发展领域特别明显，城市里的老建筑升了值，成了新中产喜爱的居所。历史复兴也发生在旅行活动上，文化游客对“文化遗产”有特别的兴趣^[54]，还对古老的灵魂仪式和宗教仪式重新好奇起来^[55]。不过，不能将历史的复兴混同于一种简单的历史至上主义，因为绝没有发生反向的情况，即贬低当代与现代，抬高一种想象中的古典时代。^[56]事实上是超文化消除了当代与历史之间的价值边界，使进入二者的通道同样通达。

超文化消除的第二条边界，是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边界。很多实证研究表明，代表市民生活方式的传统高雅文化——古典音乐、文学、美术等——在新中产面前，失去了它们代表正当品位的特权地位。人们现在经常不带成见地选取那些曾属于通俗文化的东西：人们去听流行音乐会，看好莱坞商业大片，在足球场里释放激情。理查德·彼得森（RichardA.Peterson）和其他一些社会文化学家得出结论说，后现代文化消费者变成了“杂食者”（ominivore）。^[57]这个论断还需要说得再准确点，因为尽管确实有人不论品位什么都要，但这里所说的情况与之不同。有一个新情况是决定性的：现在任何东西都有可能为生活方式做出贡献，以达到“真”和“实现自我”的目标。因此通俗文化客体和活动也能很有趣，很吸引人，条件是，它们能让人体验到“真”。与前一种边界消失相似，经典高雅文化以及知识市民阶层的客体，根本没有丧失重要性，而是经历了一种复兴，看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博物馆和音乐厅的蓬勃发展就能明白。当然这些场所也要符合“真”体验的条件。高雅文化如果被看作不“真”、无聊、僵化，不能提供什么体验，也是会被抛弃的；通俗文化如果很廉价、很商业、粗糙，像“凑合出来的”，人们也不会选它。

最后，超文化还消除了“自己”与“他人”之间严格的界限，消除了文化圈、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边界。对于独异化的生活方式来说，没有理由优先选取自己文化中的客体和活动而不选别人的。首要原因并不是出于政治考虑或道德，而是在于实现自我的过程以及对独异体验的不断寻求：世界文化提供了那么多的体验和赋值可能，文化上的民族优越感简直就是对这些可能的局限。一度“陌生”的东西，就这样成了丰富自我的源泉，相应地，在新中产聚居的大城市中，各种文化的“多彩混合”就变得比旧工业城市那无聊单一的文化有趣得多。这里的法则也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兼容并包：不必纠结于这种或那种文化，而是可以毫不困难地把印度的心灵理念、意大利的儿童教育、拉美的运动文化和德意志秩序精神之类的道具相互联结起来。以异文化为背景，还可能部分地引起人们对本地或本国文化的反思。人们可以在各种东西之间进行对比，戴着异文化的眼镜反观自己所拥有的——士瓦本菜系、北海的海岸或弗朗茨·舒伯特——发现它们原来可以这样丰富自己的生活。

刚才提到的“兼容并包”态度，在三种消除边界的情况中都有一定作用，它说明新中产主体发展出了一种跨时代、跨文化的“切换”能力。这种主体并不是盲目的“杂食者”，而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在当代与历史之间、通俗与高雅之间以及各种文化之间闪转腾挪——不断行进在追求独异和“真”的道路上。这个过程中，新中产练出了可以称之为“文化内行”的那种水平^[58]：针对获得赋值的文化客体，人们总是有出色的行家眼光，这让他们的独异体验更加深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品味到客体的自复杂性。这种内行水平，在传统的高雅文化中有，比如文学专家；在市民生活方式中也有，比如葡萄酒行家。现在它被延用于其他所有客体，包括人们生活中本属于通俗文化的客体和活动，电脑游戏、精湛厨艺、乐队、法国南部的旅游地、仿古家具、摩托车、果酱制作、吉尔·德勒兹的作品，甚至帆布运动鞋文化，都可以出行家。

总的来说，新中产主体的特点是文化世界主义。^[59]文化对他而言是一个全球性的蓄水池，充满了各种元素，各有其合理性和价值，可以选来用于主体所追求的“真”；这些元素不再专属于文化元素原生地的人们，而都有可能与其他的结合起来。^[60]文化世界主义是一种全球主

义，因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价值而存在。它欣赏的不是那些到处都一个样的全球化客体和活动，而是地方的特殊品，“真”的独异品，这些东西还必须能够全球流转，才能被人获得。这种文化世界主义本质上是开放的，除创造力之外，开放性看似已经上升成晚现代超文化另一个无可替代的主导价值。文化世界主义中，必须有那种似乎不言而喻的权利意识，认为理应从世界文化的方方面面中选取可以丰富自己生活方式的东西。^[61]新中产主体要求拥有选取文化元素的权利，就是说将它们变为自己的——从相反的文化中、工人阶级文化中或其他传统中，从那些本不是“自己”的东西中。

文化世界主义也这样为自己划定了价值边界：反对低价值的“土气”的东西，因为对于开放的文化世界主义来说，它们没有足够的多面性，也没有文化上的主见和行家水平。土气的东西仿佛被圈在了封闭的圈子里。在知识阶层的文化世界主义眼光下，土气的东西主要在底层（至少是那些原生的、固定不变的一群底层人）和有“小市民气”的旧中产中才有社会空间。于是，文化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

（Provinzialismus）的区分在晚现代成了象征物之争的一个核心范式。新中产不论从基本特征还是细节上来说都是一个全球性的阶层。不仅美国、德国、法国、瑞典、意大利，甚至中国这样正在迅速现代化的国家，新中产都是引领阶层，这说明他们的文化模式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是相似的。^[62]

地位投资与独异品的名望

我已指出，新中产主体所关注的是成功地实现自我，即在一种获得认可的社会地位上，为自己感到满足。在这层意义上，新中产主体是以现代市民阶层的做法和能力为基础的，知识阶层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市民阶层的遗风。不断地为社会地位投资，是生活方式文化化与独异化的基础。对“真”和“成功”的追求在此被挂起钩来，在多个层面上决定着新中产的生活方式。最根本的基础，是社会认可的职业活动，它一直是中产阶级的根基，现在则主要发生在高端知识-文化产业中。如前所述，高端工作有两个标志性特征：工作给人认同感，做起来要有内动力，要有趣并给人满足感；同时工作还要获得社会的认可，并能保证世界主义的生活方式。因此，新中产的价值观是完全后物质主义的，将是一种单纯的观点。其实新中产奉行的是以物质主义为基础的后物质主义：“美好生活”是有质量的，它超越了生活水准，但前提是要有（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获得并积累这种资本是新中产一贯的任务。

乌韦·辛曼克（Uwe Schimank）、史蒂芬·茂（Steffen Mau）和乌韦·格娄-萨姆贝格（OlafGroh-Samberg）指出，“对地位的投资”这一战略，整体上决定了中产阶级的生活。^[63]知识中产依靠雄厚的文化资本活动，对“为地位投资”的方式要求很高。新中产不能安于扁平的中产社会那种一般的工作关系，他们要活跃在机会与风险并存的市场上。这就普遍要求一个人具备经营精神和市场意识：创造力主体必须将自我当作个人企业^[64]，必须不断观察文化市场，预计那里的赋值情况并相应调整自己；他必须精明地处理风险和机遇，有分寸地投机。这一动态过程在劳动市场上特别明显，不过婚恋市场、不动产市场、设备市场和教育市场，包括各种的消费市场及其发展趋势也都遵循这种动态。因为生活方式受文化市场结构的影响越来越深，而且主体作为供应商和消费者活跃在这一市场上，所以他自己在经历一种文化产业化。

个人经营式的地位投资是知识中产的任务，涉及所有相关的资本类型。^[65]雄厚的文化资本必须不断更新，不断壮大。此外，还要为自己的孩子创造合适的、未来光明的教育之路。除了正规学历之外，个人能力的国际化和性格能力的发展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经济资本比如收入和财产，还要在变化多端的劳动市场、不动产及金融各市场上继续增加。社会资产的发展也很重要：新的知识阶层特别擅长区分具体情况，维护社交资本，包括哪些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益，哪些能用来为日常生活提供一些建议（健康、权益、教育），哪些与业余生活有关（度假屋的使用、国际房屋置换、外地消费建议等）。^[66]

最后还有一点在晚现代越来越重要：主体的身心资本。这是指主体有必要维护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智，使二者为职业成功和幸福生活打下坚实基础。主体在这个过程中进行自我优化。这一层面的核心是健康和健身方面的地位投资，此外，不仅维护自己的心理稳定性很重要（关键词“恢复力”），而且让心智得以发展和舒张的做法也很重要（关键词“疗法”）。让身体保持吸引力——比如通过运动或风格辅导——在文化市场不可预估的竞争中也是一项重要的资产。

资本积累尽管很重要，但是，在新中产“生活即文化”的理想模型中，地位投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发扬独异化生活方式的手段。可以说地位投资是一种“陪跑”，因为资本积累虽然是很多事情要用到的战略，但它不是新中产的生活目标。新中产追求的不只是生活水准，而是生活质量。在这一点上新中产有别于旧中产，后者过于在意收入、财富和地位（象征），所以被看作“不懂生活”的小市民。

不过，创意的生活方式并不单单为了满足自我的需要，更是要与社会名望联系在一起。“表演式的自我实现”就是这样含有两面性：将实现自我展示在社会观众面前，希望被认可为“魅力人生”。这样，知识阶层也体现了浪漫主义与市民性的并存，将本来相悖的内心导向（实现自我）和外部导向（名望）结合在一起：独异化的生活有一种名望价值。^[67]就算在最初的层面上，可以将独异化的生活方式看作主体实现自我的愿望，但策展式的生活只有（故意地或看似无意地）在场景中表现出来，才能带来名望，而且这名望还要高到让别人都看得见的程度。这样一来，扁平中产社会单纯的生活水准（房子、汽车、高收入）已经不是获得社会认可的指标了，更高的指标是要展现被成功实现的自我，展现独特、“真”和多面性。^[68]

四周走遍拉美——对个人来说可能是有趣而富有挑战的，但同时也是获得认可的源泉，别人会因为此人有趣的经历或他展现的面向世界的开放个性而对他表示认可。徒手攀岩能给人乐趣，也能带来惊羡的眼光—“你连这个都会啊”。制作动画电影可以给人满足感，也能带来名气：真是有创造力的个性，办公室的日常不能满足他。这些都表明了独异性在社会游戏中如何转化成了独异性名望。主体不仅在与自我的关系中需要实现自我，需要“真”，而且在别人面前，他也需要展示实现自我和“真”：在亲友面前、在社交媒体的“好友”面前（用照片“展示体验”）、在同事面前，还有广大的社会公众面前。

下一节我们会仔细分析独异化生活的所有组成部分，它们都适合用来向社会展示自我实现：在旅行和文化活动中，人们到处发现场帖子；秀给人看的美食——自己做的或外面的；展现在公众面前的健康灵活的身体，正在做瑜伽或极限运动；有展览价值的居室和房屋；最后还有“养得好”的孩子，就是那些个性鲜明又很有出息的大孩子、小孩子。在独异性名望方面，主体多多少少会不由自主地与别人互争高下。获得认可的独异性对主体来说本身就成了资本——独异性资本。^[69]独异性名望高，就是说只要某人的个性被公认为有趣、多面、开放的，就能在各种市场上——首先在创意产业的就业市场上，还有婚恋市场上——获得先机。如果自我实现在社会上是成功的，外人看见的就是魅力人

生。^[70]

总而言之，在知识中产的独异化生活方式中，通过货品赋值以及独异性资本积累的方式，发生了主体的赋值，这一赋值不仅体现在主体的自我价值感上，也体现在外人眼中的主体名望上。主体取用全世界有价值的货品——旅行、居所、食品、婚恋（伴侣和孩子）、日用（文化设施、精英大学等），或以其他方式取用（比如运动和心灵修炼），获得价值和自我赋值。社会将对货品和活动的赋值转移到了对主体的赋值上，简言之，发生了赋值转移。晚现代主体并不因具备一般能力或专门业绩而具有价值，也并不因为自己是人就具有价值，而是要通过上面这些取用过程，将已经获得独异性赋值的货品和活动融入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让它们成为资本，才能在自己和外人眼中成为有价值的。

2独异化生活方式的构件

有几大活动领域对新中产的独异化生活方式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他们的生活风格：饮食和营养、居住和居所、旅行、健身文化，以及教育和学校。这些活动领域需要加以特别关注，人们从这些活动中获得个人认同和情感满足。尽管这些领域林林总总，但它们都是文化化和策展式独异化过程中人们爱用的：在“生活即文化”中，它们被改造成文化活动，除了单纯的功能用途之外，它们还被要求有一种自我价值，而且人们也希望它们有这样的价值。作为文化化的对象（审美化、创意设计等），它们升格成了价值（及无价值）争议的社会场域，经历着相应的——集体的或个人的——复杂的赋值与去值过程。

同时与此相应，饮食、居住、旅行、健身、孩子教育和学校都成了新中产的独异化对象。人们追求或想要特别的饮食、特别的居住环境、特别的旅行、特别的身体体验，把特别的孩子送进特别的学校。这里也会有独异化与标准化两种矛盾的进程。所有这些领域都是人们喜爱的“真”体验的来源。其中几种活动在传统市民阶层看来是平庸的，这并非偶然。相对于受教育的市民阶层，晚现代知识中产的社会活动和个人认同的重点不再是传统的高雅文化（即使如上文所说，高雅文化根本没有消失）领域，而是以往世俗的领域，但这些领域如今在经历一种惊人的再赋值，甚至在被神圣化。饮食、居住、旅行、身体和孩子所涉及的领域获得了升值，它们看似从“真”文化中受益颇多，因为它们体现了日常生活的神奇，体现着感官和近身事物的神奇。就是这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在独异化生活方式中也能成为高度智识化的对象，成为一种微妙的审美观念与伦理观念的对象。

饮食

饮食——食物、它们的来源和质量、菜品、饮料、饮食文化、烹饪、菜系、家常食品，最后还有餐馆的美食（包括美食之旅，foodtourism）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知识中产的生活方式中获得了极高的重要性，这是令人惊异的。^[71]放大了说，饮食成了忧虑、享受和体验、知识和能力、个人表现和社会地位这种种事情的对象，能给人个人认同：什么人吃什么样的东西。作为独异化生活方式的首要价值之一，“真”也许在饮食文化中得到了最清楚的表达。

当然，吃从来不单单是一种生理活动，从来不单单是营养摄取。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玛丽·道格拉斯（MaryDouglas）等民族学家指出，食物早在早期社会就具有整合社会的意义和象征意义。^[72]不过还是可以认定，工业社会曾发生过食物的功能化，在很大程度上剥除了食物的强文化意义。当时曾工业化生产食品，它遵循的模式就是按标准化的食品要求满足大众营养需求。^[73]工业化现代因为弱化感官需求而备受抨击，它不仅仅在搭配和口味上弱化了感官。在扁平的中产社会，饮食基本上就是温饱工具；它的目的是保持人的劳动能力。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也是饮食方面的反文化运动，饮食文化的复兴从中获得了重要的推动力。人们反对标准化饮食的商业性，提倡“真”食物理想，提倡健康、“有机”的食品，本地出产的配料，提倡维护本地饮食传统和手工烹饪。加州发生餐饮反文化——集中体现在伯克利的“美食区”——以及意大利中北部发生“慢饮食”运动（优质、清洁、公平），由此加州和意大利中北部都是历史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饮食文化复兴的孕育中心。^[74]

晚现代知识阶层的饮食文化，自21世纪初起就有了一个广泛的网络可以倚仗，它由全球性的机构、话语和客体组成：爆发式增长的异彩纷呈的美食，在大城市中尤其丰富；地方农产品的繁盛，且多为有机产品；关于美食的知识令人眼花缭乱，各种媒体渠道将营养和餐饮变成了创意经济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晚现代生活方式中，饮食文化给人的认同感总是两方面的：在餐饮业和外出就餐的语境中，它指一种接受性的活动；在家庭烹饪的语境中，它指一种自主的创意活动。要是看一看饮食问题上的赋值与独异化是怎么发生的，就可以清楚地认定，它与普适性逻辑下的营养摄取是根本不同的。工业标准化风格的饮食缺少美感和伦理维度（典型例子是麦当劳之类的全球快餐链、食品制成品或传统的食堂餐，还有社会下层的饮食），与此相反，美食的独异化发生在多个维度上。

第一，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地方性饮食文化的全球传播，其首要途径是移民运动。^[75]地方美食——越南的或意大利的，南非的或加勒比的，近东的或法国的等——使饮食独异化了；它们是独特的，因为其本身的自复杂性来自特有的配料、做法和菜式，有时甚至来自上菜方式和吃法。地方美食各有其典型审美-口味、气味和视觉上的风格。这种风格还因本地饮食文化故事的叙事加持而更加丰满。全球化促进了饮食的异质化——各种地方美食文化传统同时存在于全世界。它们在大都市中同时同地存在，这样它们的独特性才能被体验到。“吃家”们每次都可以沉浸在独一无二的味觉天地中，同时细细区分自己的审美感觉。简言之，饮食的全球化最能说明地方传统在超文化中转化成了文化资源，这些地方传统只有在反差中才能作为独异性文化被看见、被品尝。

第二，饮食的独异化是随着晚现代鲜明的厨艺实验主义精神一起发生的。^[76]不论在餐馆、菜谱、美食节目里，还是自家的灶台边，烹饪都成了一种创意活动，完全是为了追求新鲜和惊喜。它追求独特的、从未有过的味觉体验。此处，烹饪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一种策展艺术，将异质品聚合在一起。创意烹饪的初级层面，是从看似简单的食材或菜品开始的。要把平庸的东西变成不一般的东西。^[77]看似简单、常规的食物和饮料，因产地或做法的不同，在味道上相应地加以提示，就能得以审美化，进而得以独异化（葡萄酒的情况最典型），此外还有咖啡（咖啡豆的种类、烘焙、煮制）、啤酒（生啤）、茶、面包或巧克力。牛排配薯条等常规化了的食物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被正名为经典。除了平凡食品的这种独异化方法之外，厨艺实验主义还表现在不同配料和地方烹饪传统（混搭菜式）的组合上，理想情况下能产出新创意，“还从来没这样吃过”。看似不相容的东西被混搭在一起，带给人惊异又强烈的、独特的味觉感受，每个微小细节都很重要。所以，很多厨师成了被认可的创意明星，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点也极为重要，除了食物在审美上的文化化之外，还有美食的伦理化，它与审美化有部分联系。^[78]知识中产欣赏的食物，并不仅在于它们的味道体验，还要看它们的好的内涵。此处的关键词是“伦理消费”。^[79]食物的伦理价值指标主要来自它的生产方式：有机、本地出产、可持续、对动物友好的养殖方式。于是产生了完全以伦理为导向的饮食风格，比如盛行的素食主义和纯素食主义。食物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伦理角度是它的“健康”程度。健康生活的理念贯穿了新中产的整个生活方式，首先体现在饮食方面。^[80]人们依照食物的各个成分和它们对身体的作用，去区分伦理上好的、健康的产品和“坏的”、不健康的产品，区分有益脂肪和有害脂肪，还有自己做的“好”食品和“坏的”快餐，等等。

第四，吃和烹饪这两种活动也转化成了独特的、非日常的体验，于是也被赋予了审美-伦理价值。^[81]在城市里，外出用餐在中产阶层很普遍，完全不必有“特殊事由”。餐馆也不仅因供应的菜品获得独异性，还因精心布置的整体环境，即作为整体空间艺术品获得独异性。餐饮业成了城市创意情境的一个枢纽，烹饪经常具有表演性质，尤其是那种当着食客的面进行的明厨操作。同样重要的是家庭烹调的格调化，它成了一种文化活动，新中产中不少人热衷于此。自20世纪90年代起，新居室和新房屋的厨房都从靠边的位置移到了中间，作为开放厨房占据着居室的空间。在烹饪中，睿智的晚现代（知识分子）主体觉得自己在从事手工艺，在进行创造，能用精巧的心思和广博的知识与大自然中的各种东西并且与大自然本身——进行交流。在烹饪过程中，主体能对某种有机食材及其做法获得新的认识，对于有些人来说，有机食材简直能让人冥想。最终，不仅烹饪有了价值，而且与朋友或家人一同用餐的整个过程都成了让人情感满足的仪式。

居住

住在哪，怎么住的问题，关于房子的烦恼，它的位置、布局和装修，这些是继吃饭问题之后新中产的第二个核心关切。讲究的不仅是“什么人吃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人住什么样的房子”。在居所问题上，人们架构自己的空间，为自己的日常生活创造环境氛围。居住—包括居住地和居所的设计——升格成了晚现代个人认同感的一个源泉。^[82]

工业社会，居住主要还是一个社会工程问题。^[83]居住意味着供大众居住的标准化楼房，城郊的多户楼房或一家一户的排屋。居住地和居住区大体上是可以互换的，所以扁平中产社会的居住区并不怎么能说明住户的身份。这种情况下，居室的布置主要遵循功能性原则，或标准化大众消费原则，所以里面经常是批量生产的家具套装。^[84]居住问题结构转型的一个历史性节点是20世纪70年代：从这时起居住成了私人事务。人们搬到城中心荒废的老宅子去住，为了在那里体验都市生活，逃离千篇一律的居住方式。居室的使用和布置也放开了，不再到处是组合柜和小餐厅，人们还进行了一些实验性的改进。伴随各种可供选择的亚文化——它们无意间成了老城区中产化的先锋——“真”的价值进入了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