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独异才是王牌？新中产生活图鉴】

中产阶层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到了某个时间点就会交叉在一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校教育的发展似乎与儿童独异化的趋势是相反的，但这只是第一印象。这个印象是因为旧有的工业化教育体系还没有废除，而是扩大了。特别是2000年以来，各种测试中小学生智识水平的国内外考试（比如PISA和TIMS）得以普及，这个过程明确宣告了学校教育体系是标准化的知识传播，宣告了通用的教育标准已经确立。在这层意义上，学校服从类似工业化时代的那种标准化要求，一时间，它看上去是独异化社会里一个发展滞后的元素。^[122]

但还要再仔细看看。世纪之交以来，学校教育的这股测试风潮并不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教育平等，而只是为了向下保证最低教育水平。它所要面对的问题，是问题学校和问题社区无法（或不再能够）保障最基本的教育。用本书的概念来表述就是：普适性社会逻辑要求教育标准化，它是面向低学历家庭的。它要保证最低水平。与此同时，人们也会注意到独异化的教育逻辑，在西方社会，它面向的是新中产家庭。因为，与劳动关系、生活方式和居住社区一样，独异性社会的学校也呈现两极分化。^[123]即使教育体系的大框架是不搞特殊化的，但还是形成了由一些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组成的完整网络，它的志向是：用独特的学校文化和办学特色打造自身的形象。^[124]

这些有志向的学校经历的独异化过程，自20世纪90年代起将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文化市场，大都市尤其如此。学校教育本身就成了一种文化性货品，它要求具备独异性，它面对非常苛刻和挑剔的消费者，即新中产家庭。这些学校想要根据自己的教育理念主动地进行独异化，而且它们也得独异化，因为这是家长和学生的要求，最终他们只有被认可为“优异”的教学机构，才能在与其他学校的竞争中胜出。

学校的独异化包括学校的组织和整体文化。在工业化现代，学校其实是一种基层管理机构，任务是传授大纲规定的知识。相应地，学生进入哪所学校是一种行政行为——人们一般得就近入学。而晚现代的学校在打造特色形象方面有更大的空间，而且学校的自我认知也转变了，认为自己承载着某种独特的学校文化，这种文化涵盖了学习者、教师和家长。学校追求特有的气氛，一种独特的人际氛围，还要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这些有理想、有抱负的学校并不单单因教学章程而彼此区分，而是因一种可称为“隐性大纲”的东西明显有别^[125]，他们的特色在于丰富的、非常规的课外活动，其目的是服务于学生的个性发展。

这些有理想的学校把自己看作一套为每个学生及其天赋而设的“潜力发掘文化”：学校作为机构的独异化，最好能与学生教育历程的独异化相符，比如通过项目教学和评估手段。^[126]这样，学生就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消费者，而是被看作主动、好学、渴求丰富经历的主体。这样做的前提，就是学生要具备相应的自我管理能力，要有主动性，还要有其他非正规的文化资源——知识中产在孜孜不倦地为这些前提下功夫。对他们来说，选定要上的小学或中学成了棘手的名望投资过程，要考虑到很多质量指标（学校教学内容、其他学生的出身、师资力量、学校名声等）。

最终，这些有理想的学校必须把两个目标协调起来：一个是教育目标，以发展学生潜力为目的，另一个是学校作为分配生活机遇和事业机遇的机构，它的重要地位。于是独异化的学校也处在学校的市场上，这些学校不能安于平凡；它们必须主动想要优异，同时要作为“创意学校”为学生提供特殊的、量身打造的条件。^[127]后工业时代的经济要求很强的竞争力，为此，高等学历和教育是必要的，个人特色却是决定性的。再加上中产阶层对生活目标的要求也很高，他们要成功地实现自我，这就要求晚现代的学校也要给自己提出同等的要求，甚至过高的要求。

工作与生活、城市性、年轻化、去性别化、“新”自由主义

关于现代的每种生活方式，我们都要了解它的基本条件、存在与发展以及它与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职业、家庭和私生活、与社会的关系、对年龄的理解、不同性别的相处，还有对政治的态度。晚现代的新中产阶层，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这些方面是什么样的呢？

工作与生活工业化现代的生活方式是二元的，即工作和家庭生活，这两个领域各自的逻辑是相反的。工作领域（一般专属男性）已彻底理性化，没有感情因素，是工具性的；工作的目的，就是为家庭打好经济基础，创造私生活。私生活领域则另有规则：主要是以放松为目的的休闲生活，还有家人的感情联系及交流联络。就算实际的生活不是严格按这种模式来的，扁平中产社会原则上仍可以这样描述两个领域的有效“分工”。与此不同，新中产对工作和生活有一种结构性同化^[128]，这是由两个方面同时引起的。一方面，如前文所述，知识文化产业的高端劳动形式要求具备交流能力、理解能力、创造能力并开展相应的活动；而且工作带有很高的情感投入和很强的个人认同，所以它不仅仅是谋生手段。^[129]另一方面，职业领域文化化的同时，是业余时间及私生活的文化产业化和策展式安排。这就要求晚现代主体（恰恰）要在业余生活中主动变得积极主动，富有创造力；主体在业余生活中发展出了一种对文化资源的商业敏感，自己也活跃在各种文化市场上（包括现在要求很高的婚恋市场）。^[130]工作和生活两大领域相向而行，变得越来越相像；两个领域都能带给人认同感和满足感，都要求积极主动有创意。在这种结构性同化的背景下，工作、生活两个方面都在心理上对人有很高的要求，二者的协调（work-lifebalance）成了新中产的一个突出问题。

城市性对于新中产在社会空间中处于何种地位，其实是很容易回答的。独异化的生活方式确实“城市”得多。社会地理学清楚地表明，新中产集中在大城市和热点地区（及其周边），他们偏爱某些特定的、极具吸引力的城市和地区。^[131]工业化的扁平中产社会，城乡之别并不重要，中产阶级的分布相对均匀，而晚现代社会的社会空间趋于两极分化，后工业化大都市是新中产聚集的中心；其他居住区（老工业城市、小城市、村庄）是周边。相应地，高端人才纷纷移居魅力都市。根源和起因显而易见：城市是教育之地，关键是有大学，还有知识文化领域的工作机会；同时那里还有丰富的资源，能让人们用来安排自己的积极主义生活方式（高雅文化和文化活动、自然环境、餐馆、消费、各种学校、私人网络等）。^[132]知识中产的特点是高度的空间流动性，有时还是跨国流动：人们离开出生和长大的地方（经常从上大学开始），有计划地选择或更换以后的生活地，这在新中产中是很典型的。^[133]

年轻化晚现代社会的人口结构变化众所周知。寿命延长了，使社会整体老年化。同时，文化层面上却在发生年轻化，这就是说，年轻作为文化模式吸引了所有年龄层，占据了主导地位。新中产的独异化生活方式正巧与年轻有内在的切近关系。（正常的）年轻状态，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决定了新中产的积极主义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要求自我实现和“开放性”，在生活和工作中追求新鲜体验，是一种都市风格，并以强烈的运动爱好为突出特点。^[134]在注重年轻化的晚现代，年轻的反面不再是成熟，而是老。于是老年人群体的理想也成了“积极老去”，至少中产阶层是这样想的，他们也有相应的文化、健康和经济资源。^[135]青年人那种年轻状态也明显威慑着中年人群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段时间，看来是现代文化史上第一个没有青年运动的阶段。青年文化反抗传统的、墨守成规的主流阶层，他们要争取的东西到头来一家独大：实现自我吧。^[136]知识中产阶层的代际冲突不再明显，父母和孩子更像盟友，过着以物质主义为基础的后物质主义生活。^[137]

去性别化新中产的晚现代文化，也会对性别进行独异化吗？这方面的情况比前面几点复杂。首先必须指出，父权社会的两性二元文化自18世纪延续至20世纪中叶，妇女和男子作为“两种人”被独异化为两种集体，“真正的女性”和“真正的男性”看似自然，实则是精心的文化包装，二者被理解为各异的、明显区分的两个世界。而晚现代新中产阶层发生的情况，在第一个层面上是去性别化过程。^[138]妇女就业已经非常普遍和广泛，教育的普及在妇女那里尤其明显，女性知识分子的比例达到历史最高，在此背景下，社会希望男女具备同样的能力。去性别化意味着，重要的职业能力（比如商业精神、社会能力或知识）不再被看作与性别有关。休闲生活方式、主体实现自我时的总体目标以及名望投资这几方面，也是同样的情况。^[139]

然而晚现代文化中的性别差异并未消失，而是有了另一种重要地位。^[140]有很多证据表明，恰恰在新中产阶层，人们可以在各种女性性别模式和男性性别模式中进行选择，谱写出自己的性别形象。被独异化的不再是整个集体，而是独自承担性别角色的主体。晚现代的性别文化提供全套性别配件，例如“开放的妇女”“新型男人”（还有“新型父亲”），也有男人气很强的那种类型。

于是这就产生了一整套符合个人整体形象的性别特性，在占主导地位的文化里，这一套特征显然继续守住了性别容忍度的边界（“猥琐粗俗的女人”或“女里女气的男人”）。^[141]

“新”自由主义新中产对政治的态度如何？从政党政治的角度看，这个阶层里广泛存在各种中左政党（社会民主党、左倾自由主义者、绿党）和中右政党（保守党派、经济自由主义）的选民，但几乎没有右翼民粹。知识阶层似乎没有统一的本阶层政治理念。但仍有一些事实证明，他们有共同的，也就是亚政治的世界观，这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紧密相关。可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Neuer Liberalismus）^[142]，它由三个部分组成：精英主义、生活质量和大同主义。

新中产与自我、与世界的整个关系，都基于他们的高教育水平和高端职业能力，他们有一种深刻的精英主义意识，认为人生的成功应该来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事业成就的决定性前提是教育。^[143]精英主义在政治观上的表现，却可能千差万别：可能表现为坚定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政策（“支持并要求”，FördernundFordern），可能表现为对教育体制改革的特别重视，或表现为对“能力不一定要成功”之类的观点偏“左”倾的质疑态度。

对成就的执念一直是现代中产的标志，只是它现在表现为“专业”，牢牢地与教育这个前提绑定在了一起。

晚现代知识阶层看重的不是生活水准而是生活质量，所以它要求一种适宜的后物质主义政治，也是情理中事。这一点，尤其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问题所起的作用上，还有健康、文化政策和面向市民的城市规划。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与工业化现代面包加黄油的方针不同。新中产阶层的文化世界主义也体现为政治上的大同主义和全球主义。比如具体表现在这几个方面：支持自由贸易、全球化和国际合作，认为本国应该是多元文化社会，对外来文化持开放态度，允许弱势群体（妇女、同性恋、残疾人）获得平等权利，认为对外政策应该是人道主义的全球治理（发展援助、人权、人道干预）。^[144]

如前所述，精英主义、后物质主义和大同主义包含经济自由主义和左倾自由主义社会政治理念。新中产的“新”自由主义可能在具体事情上偏向左倾，或偏重市场经济。但是原则上这三个部分组成了一个整体，表达出新中产一种自由主义的进步理念，体现在以下这些领域：市场的全球化、后工业主义和教育普及、生态政治和可持续政治，以及大同主义的权利平等。^[145]

生活方式中的矛盾：永不满足的自我实现

晚现代的独异化生活方式，给了主体尤其是新中产获得幸福生活的巨大机遇，这一点几乎是无可辩驳的。这主要来自日常生活的文化化和独异化，它们给人情感满足和价值认可。同时，因为这种生活必须进行名望投资，它也对日常生活各方面都有益。晚现代主体的理想，就是浪漫主义和市民性的现代化结合，吸取了这两种生活态度的优势（实现自我、名望），避免了劣势（不安全、压抑）。然而，这种生活方式要求更高，也带来了新的矛盾、难题和无奈，这也在情理之中。^[146]

面向世界的自我实现、社会名望投资，这种双重架构本身就是带有张力的。人们想尽力平衡这两种生活目标，其实严格地说这二者是相互矛盾的，所以永远都有失衡的危险，导致生活的天平倾向这一边或那一边，人们可能太浪漫，或太市井、太要面子，哪一边都会有缺点。可以说新中产处在浪漫与名望的两难之中。如果坚定地只想实现自我，忽视名望投资——比如在求学、求职和择偶时强调“随性”，对待生活时不那么严肃，或对生活过的某些地方难以割舍——则代价有可能是社会地位不稳。如果把名望投资当作头等大事——比如求学、求职、择偶时特别在意是否能带来成功，在职业上过于拼命，或来去不定——就有可能为了积累资本而荒废实现自我的种种目标。一直在进行的名望投资此时就有变得肤浅的危险。^[147]从独异化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看，那些能完美解决浪漫与名望难题的公众人物尤其让人羡慕：创意明星、成功的艺术家、设计师、初创企业主等。人们觉得他们除了拥有很高的社会名望之外，还非常成功地实现了自我。

但是，实现自我的导向本身就有一个根本问题：实现自我是后浪漫主义的，持坚定的入世态度，它不能自我满足，而是被现代社会典型的“升级”机制决定的。^[148]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它的出发点，不再是主体发扬自己天然的、先在的内心，而是主体借助全世界丰富的活动和客体去实现自我，这些活动和客体多得选不过来，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强制性的自我超越：晚现代主体不会因为一次认可就一劳永逸，而是要通过无限的积极作为，不断为自己找到全新的活动，全新的机会——新的旅行、新型运动项目、新找的伴侣、新换的生活地点等。于是目标就成了这样：尽可能将一个人的潜质调动起来，把它发扬出来。这种生活方式的标准，就是要生活得尽可能丰富。

自我超越的背面，是对自我的强求。

获得新、异的机会可能会转而变成求新求异的自我强迫，让人为了改变而改变，这不会带给人更多满足，只能让人不断地变换体验和赋值的对象。理想情况下，应该是所有想得到的都能同时实现：事业和家庭，眼前和远方，历险和散淡，等等。放弃其中任何一个机会，仿佛从根本上都是不利的；晚现代对实现自我的强制，内含着对“放弃”的厌恨。而且评价来自他人——不论是工作还是私生活——这一点也可能把超越自我的能力变成对成就的要求。谁因为一件事就满意，谁马上就会被看作小气褊狭、不够开放。这就再次表明，晚现代文化中，主体即使获得了独异性赋值，也绝不是无条件的。虽然独异性的主体文化包容并鼓励各种各样的兴趣、天赋和生活道路，但是机会的半径画定了有价值的独异品范围。^[149]那些不活跃的，所谓“不动弹”的主体，如果也是一种自我，一种个性上缺少“开放性”的自我，那么他们就会得到负面评价，是积极主体的反面。

成功地实现自我，对生活有很高的要求。中产阶级追随的这条道路，根本上就是容易招致失望的。一般来说，失望的意思是：主观上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引起了负面情绪（从自责到愤怒等）。总体上可以断言：典型的工业化现代社会，主张通过社会机构的可预测性，去减少主观上的失望。国家和经济的运行让私生活都变成了可规划的，这样一来主观愿望应该基本可以满足了吧。

在“辉煌三十年”里可能的确是这样的，至少在生活水准方面。从这方面来看，典型的现代社会坚信进步，是一种预防失望的机制。相反，晚现代的文化却是一台失望发生器，知识中产也未能幸免，虽然他们在名望投资过程中努力保障规划的顺利实施。^[150]社会性地产生失望，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更多的社会领域经历了文化产业化；另一方面，是“体验”在自我实现中有很高的权重。

我们已经仔细分析过，在晚现代，诸多社会领域经历了文化产业化，这就是说，它们转型为文化独异品市场，其决定性逻辑是过度生产、赢者通吃或赢者多吃，以及风险和投机。^[151]这也涉及那些与知识阶层有关的货品。知识文化产业中的就业市场，与工业经济相比尤其难以预料。传统职业可能失去价值，新工作可能获得无限机会。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高端人才就业市场，都已经高度细分。同一工作领域，特别成功的人与不成功的人之间也形成了剪刀差（记者、艺术家、IT专家、设计师、律师、医生、科研工作者等）。“巧合”在这里扮演的角色不可小觑。教育也成了一种有风险的货品：高等教育文凭泛滥，有可能导致贬值，所以为孩子选择正确的中小学、大学或专业成了极为重要的大事，选错了就有可能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房地产市场的高投机性，也让新中产心中不安——大都市里的好地段太贵买不起，郊外社区长远来看又太不保险。此外，婚恋市场上更加尖锐的“文化产业化”，使离婚再婚的比例大大提高，私生活领域就这样变得机会更多，风险也更大。^[152]

对于新中产来说（对其他阶层更是如此），社会的文化产业化提供丰富多样的货品，能增强个人认同，虽然给了人们很多机会，但根本上也暗藏着一系列的失望，这在工业化现代社会是没有的。由于主体一般是作为单个、孤立的人去经历失望，而且那些成功的高端人才、毕业生、业主和伴侣都是高度可见的，所以失望还会加剧。晚现代社会特有的“其他成功者的可见度”——大众媒体上的知名人物、社交媒体帖子里的旅行和文化活动、大都市和度假地的摆阔、住宅市场的两极分化等都有可能引起失望的情绪，只要人们觉得自己“跟不上”了，觉得自己无法挽回地“错过了”。

实现自我是人生圆满的试金石，但它也是矛盾的，不仅能制造机遇，也能制造失望。如果主体的某种经历被认可为“真”，他的整个人生也被认可为“真”，他就实现了自我。与以前“成功人生”的标准——好好过活、严守道德、社会圈子内的名声，以及较高的生活水准——相比，现在的标准太不稳定，比以前主观得多、感性得多，也就脆弱得多。最终，是主体的体验，他的感觉和情感波动，将真与不真区分开来的。^[153]某些事情在体验上是不是一种有益的自我实现，没法提前保障，只能事后才知道。再说事前的估量和感觉也是会随着时间变化的。

微观层面上已经是这样了：功能性货品或标志身份的货品，它是否成功是可以提前看出的——在扁平的中产社会，新房子或新汽车能“自动”带来社会名望；但一件文化性货品是否能带来成功体验是无法预言的，比如一次旅行到底是新体验还是灾难，这个“度”就很小了。^[154]人生的重大决策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后果：选择的职业或结成的婚姻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被证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感觉不再“真”了，也可能是因为个人的喜好和愿望也在随着时间变化吧。要注意的是，如果人们期望能从职业或婚姻中获得自我实现和生活质量（典型的现代社会里这根本不普遍），这些就可能成为问题。^[155]这一问题——在数字媒体和强大的社交网络的助推之下——也会因人们在各种事情上的相互攀比而加剧。别人的圆满，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表象的，会让人对自己的不圆满感到更加痛苦。

晚现代文化尽管本质上是失望发生器，但几乎没有提供资源用于包容失望、战胜失望。^[156]对于因生存的“无能为力”而产生的失望，也同样没有应对资源。^[157]这些无能为力的事首先就是死亡或疾病——晚现代再迷信健康也有无法解决的病，还有事故和灾难。

也可能是心理上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某人天生的性格，就算有各种心理再造方法，也不能轻易改变。家庭状况和人的出身（时间、地点、社会背景），以及自己孩子选择的人生道路，都能成为生活中人们无能为力的事。

现代社会的典型阶段，人们已经尝试通过相应的控制机制——从医疗到保险业——应对无能为力的事，然而在独异化的生活方式中，这种想法完全成了另一回事。主体极度地想要架构自己，这就是说，风险管理从社会体制转给了个人。个人超越自我，不断完善自我，不可避免地会在上面说过的一些情况中走到极限，个人无法再自我架构，而“成功地实现自我”这种文化看来又没有提供应对失望的机制。有些文化模式，比如随遇而安甚至谦卑自抑，在晚现代似乎已经过时了；晚现代的倾向是，将生活上的失败归结为主体个人的责任。心理辅导类的产品，经常更偏向不断加码的自我超越（“更真”“更多回应”“从失败中学习”）。晚现代根本上是一种正面情感文化，对于负面经历或不一定好的经历，它几乎没有留下合理的空间。^[158]

阿兰·艾伦伯格（Alain Ehrenberg）指出，抑郁症是晚现代文化的典型病症——主要但不仅限于新中产——已经得到多方证实。^[159]

当然，把病症与社会类型联系起来，要极其谨慎才行。但仍有一些理由证明这个看法是对的，而且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原因：独异化的生活方式，以成功地实现自我为模式，不仅可能给人机遇和高度的满足感，同时也暗含着各种失望，而且人们手上几乎没有可以应对的文化手段。说得极端一些，晚现代文化中，在人生是否成功这一问题上，人们可能高高飞起，比扁平的中产社会更高，相反也可能重重跌下，即主观上“彻底报废”。

失望并不纯粹是智识上的事，还有负面情感比如自责、（有针对性或没针对性的）愤怒或悲伤（因为失去了机会）。这种情况下的抑郁可以理解为病症，是情感上对某次失望经历或长期无法摆脱的失望经历的（过度）反应。主观上的失败感积累起来，表现为针对自己的强烈情绪，会变成一种心理症状，让人一时间完全失去感觉和行动能力，使主体处于消沉和麻木的状态中。一个正在转型的社会，前面说了，它对人有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暗含失望的风险，又不提供文化应对手段，那么抑郁成为这种社会的典型病症，也是理所当然。如果晚现代主体有痛苦，那也与弗洛伊德那个市民时代过于强大的“超我”无关，而是面对无力改变的失望体验时那种强烈的、主观上的不满足。^[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