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

但他的假设不适用我们上述的例子。报道白宫动态的记者们很愿意也能够发现谎言，他们的报道足以让公众了解真相并激起义愤，但现在的问题很明显是公众拒绝表示兴趣。对于那些有关白宫谎言的新闻报道，公众会用维多利亚女王著名的一句话作答：“我们不觉得好笑。”但是在这里，这句话的意思和女王的意思并不一样，这里的意思是“不好笑的东西不值得他们关注”。也许，如果总统的谎言能够用图片展示出来并伴以音乐，公众就可能惊讶地瞪大眼睛。如果他对政府政策的错误解释被拍成一部像《惊天大阴谋》那样的电影，如果电影里再出现几个洗钱的恶棍，观众的兴趣就一定会大增。我们都清楚地记得，尼克松总统在自己的谎言被“水门事件”听证会上的磁带彻底揭穿之前，一直表现得非常镇定。但我们这里没有这样具有戏剧性的东西，里根总统只是说了不完全属实的东西，这里面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

但这里我们还是应该指出其中的微妙之处。总统的很多“误述”都是自相矛盾的—在同一语境中，两种不同的解释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同一语境”是个关键词，因为只有通过语境我们才能判断出一个表述是否自相矛盾。有这样一个人，他一会儿说在橘子和苹果中他更喜欢橘子，一会儿又说在橘子和苹果中他更喜欢苹果。如果一句话是在选择墙纸图案时说的，另一句话是在选择做甜点的水果时说的，我们就会说这两种意见是相反的，它们不是自相矛盾的。但如果这两句话是在同一个前后连贯的语境中说的，那么它们就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不可能同时成立。简单地说，自相矛盾的存在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只有在一个前后连贯的语境中，观点和事件彼此相关，自相矛盾才能成立。如果语境消失了或者被割裂了，那么自相矛盾也会随之消失。我和我的年轻学生们关他们写作的对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帮助你更清楚地理解我的观点我说：“你看，在这一段里你这样说，在那一段里你又说了相反的话，到底应该是什么？”他们很有礼貌，而且也想迎合我的意思，但他们被我提出的问题弄糊涂了，而我紧接着也被他们的回答弄糊涂了。他们说：“我知道，但一个是在那里，一个是在这里。”我们的分歧在于，我认为“这里”和“那里”，“此时”和“彼时”，一个段落和另一个段落，都应该是彼此相连、前后贯通的，都属于同一思想世界的一部分。这是印刷术话语的方式，印刷术是我“来自”的世界，他们都这么说。而他们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话语世界：电视中“好……现在”的世界。在他们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没有连贯性的。在这样一个被割裂的世界里，我们无法通过识别自相矛盾来检验正误，因为自相矛盾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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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

我们已经彻底地适应了电视中“好……现在”的世界—所有的事件都是独立存在的，被剥夺了与过去、未来或其他任何事件的关联连贯性消失了，自相矛盾存在的条件也随之消失了。在没有语境的语境中，它只能消失。没有了自相矛盾，公众怎么可能对总统这会儿说什么、那会儿说什么感兴趣呢?任何新闻都只是旧新闻的改写，没有什么有趣的或好笑的。唯一有趣的是记者们面对公众的漠然所表现出来的迷惑不解。这整个事情极富讽刺意义，那些把世界分解开来的人们现在正想方设法想把它拼合回去，但他们惊讶地发现，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努力，或者根本就不在乎。

面对这样的局面，像乔治·奥威尔这样思想敏锐的人可能也会不知所措了。这根本不是“奥威尔式”的情况。新闻界没有成为总统的掌中之物，《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没有变成《真理报》，美联社没有变成塔斯社，而且这里也没有“新话”1。谎言没有被定义成真理，真理也没有被定义成谎言。真正发生的是公众已经适应了没有连贯性的世界，并且已经被娱乐得麻木不仁了。奥尔德斯·赫胥黎对这样的情况不会感到吃惊，他早就预见了它的到来。他相信，西方民主社会将莺歌舞、醉生梦死地消亡，而不是戴着镣铐一路哀歌。赫胥黎看清了点，而奥威尔则没有。公众沉醉于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娱乐消遣中，于自相矛盾这种东西早已失去了感知能力，为了这样的公众，处心积虑掩盖事实显然是多此一举。虽然赫胥黎没有明确指出电视在这当中起的作用，但他肯定会很赞成罗伯特·麦克尼尔的话：电视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的“解忧丸”1。控制人们的不是“老大哥”，而是电视上的“好迪都迪”2。

第七章“好……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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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

我并不是说公众信息失去重要性都是电视之过。我的意思是，电视是我们了解公众信息的样板。和早些时候的印刷机一样，电视已经获得了定义新闻存在形式的力量，而且它还决定了我们如何对新闻做出反应。在把新闻包装成杂耍的同时，电视也引诱其他媒介这样做，于是整个信息环境都变成了电视的一面镜子。

例如，美国非常成功的全国性报纸《今日美国》，就是完全按照电视的模式定型的。它在大街上被摆在类似电视机的东西上出售，它刊登的故事出奇地短，它的版面设计大量使用照片、图表和其他图像，有的还是彩色的。它上面的天气预报图简直称得上是一种视觉享受；它的体育版上无聊的数据多得可以让电脑发疯。结果，创刊于1982年9月的《今日美国》已经一跃而成为美国第三大日报(这是发行审计局截止到1984年7月公布的结果)，远远超过了《每日新闻》和《华尔街日报》。偏好传统的记者们批评它肤浅夸张，但该报的编辑们对印刷术时代的标准继续不管不顾。该报的总编约翰·奎恩说：“我们并不想得大奖，何况他们也不会为最深入分析的段落颁奖。”3这是他们为电视认识论产生的共鸣而献上的礼赞：在电视时代，段落已经成为报纸上新闻的基本单位。而且，奎恩先生也不必为不能得奖过于烦恼，随着其他报纸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来，给最深入分析的段落颁奖的日子估计也不会太远了。

我们这里还应该注意到,一些新出现的成功杂志，如《人物》和《美国》，不仅仅是电视型印刷媒介的典范，而且它们对于电视也有不可低估的反作用。电视告诉杂志“新闻是一种娱乐”，杂志转而告诉电视“只有娱乐才是新闻”。有些电视节目，如《今夜娱乐》，把关于艺人和名人的信息转换成“严肃”的文化内容，这就使新闻的娱乐性更完整了：新闻的形式和内容都成了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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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soma”,是奥尔德斯·赫胥黎所著的《美丽新世界》中人们为了解除烦忧服用的一种药丸。——译注 A

2 原文为“Howdy Doody”，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最受儿童欢迎的电视节目。———译注

3见1984年7月9日的《时代周刊》，第69页。

在赫胥黎笔下充满现代技术麻醉剂的世界中，广播算得上是媒介中的另类。广播本身的特点使它非常适合传播理性而复杂的语言。但是，除了注意到广播已经完全被音乐俘虏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让人心寒的事实：广播给予我们的语言日渐显得原始凌乱，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引起本能的反应，也就是说，无所不在的摇滚音乐代替了语言而成为广播的主要收入来源。在现在流行的、观众来电点播节目中，观众的语言不过是一种类人的咕哝声。这样的节目没有内容，但也许还有一点考古意义，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知道尼安德特人1之间的对话大概是什么样的。而且，在电视的影响下，广播新闻的语言也越来越脱离语境，变得断断续续，所以人们了解这个世界的途径被有效地截断了。在纽约市，WINS广播电台请求听众：“给我们22分钟，我们将给你整个世界。”他们说这句话时是诚恳的，听众们也不会把这个口号看作是痴人说梦。

于是，我们将快速地进入到一个真正可以被称为“欢乐问答”的信息环境。这个被称为“欢乐问答”的游戏使琐碎的事实作为娱乐的源泉，我们的新闻也一样。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文化不会因为假信息和错误观点而灭亡，但历史从来没有证明过，一个自认为可以在22分钟内评价整个世界的文化还会有生存的能力。除非，新闻的价值取决于它带来多少笑声。

第七章 “好……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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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古人类化石，在人类发展史上属早期智人阶段。——译注

第八章 走向伯利恒

有一个福音传教士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她的名字叫特丽。她看上去50出头，头发梳理得挺直僵硬，人们说她的头发只会被折断，而不会被弄乱。特丽教士精力旺盛而且不拘礼节，她的传教风格显然是效仿早些时候的密尔顿·伯尔。从观众的脸部特写镜头可以看出，他们几乎一直在笑。要不是他们的样子稍稍显得整洁健康一些，我们很难把他们和在拉斯维加斯观看演出的观众区分开来。特丽教士奉劝在座的以及那些“在家”的人通过找到耶稣改变自己的道路。为了更有效地达到目的，她向大家提供了一套“致富行动资料”，此举有双重目的：在走近耶稣的同时，还可以学习怎样使银行里的存款数目变大。此举使她的追随欣喜不已，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致富是宗教的真正目的。但也许上帝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特丽教士已经迫宣布破产并暂时停止了她的传教活动。

帕特·罗伯逊是热门节目《700俱乐部》的主持人，这既是一个电视节目，同时又是具有某种宗教性质的组织，你每个月只要付15美元就可以加入了(当然,如果你装了有线电视,就可以免费观看)。罗伯逊教士比特丽教士表现得要低调一些，他谦逊、睿智，具有电视观众喜欢的那种冷静的脱口秀主持人的魅力。他的感召力比特丽教士要大得多，至少从电视的角度来看是这样。他的节目仿效《今夜娱乐》节目的模式，包括采访、歌手访谈和成为再生基督徒的艺人的录像。例如，夏威夷唐·何合唱团的姑娘们都是再生基督徒，在录像里，我们看到她们既在教堂里祈祷，又在舞台上表演(虽然不是同一时间)。这个节目还再现了曾经处于绝望边缘的人们看了《700俱乐部》之后重新树立了生活的信心。这些人在精心制作的文献电视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在其中一个节目中，我们看见一个由于焦虑精神几近崩溃的妇女，她无法尽妻子应尽的义务，所有的电视节目和电影都让她对世界产生恐惧。她开始成为妄想狂，认为自己亲生的孩子都想谋杀她。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看见她坐在电视机前，偶尔发现了《700俱乐部》。她对这个节目传递的信息产生了兴趣，开始接纳耶稣走进她的心灵。她被拯救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看见她平静而快乐地生活着，眼睛里洋溢着平和的光芒。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说，《700俱乐部》两次把她带入了超凡的境界：第一次是把她带到了耶稣的面前，第二次是使她成为一个电视明星。对于那些涉世不深的人来说，到底哪一个是更高的境界他们都不清楚。

在每期《700俱乐部》结束的时候都会播出下次节目的预告，而且这些预告的节目总是异常丰富多彩。节目最后是一句我们常听到的话：“精彩节目不嫌多……明天同一时间《700俱乐部》再见。”

吉米·斯瓦加特是一个有点老派的福音传教士。虽然他的钢琴技艺精湛，歌声也非常动人，而且也可以充分利用各种电视资源，但他最喜欢的还是那种激情澎湃的传教方式。但因为要出现在电视上，他便常常用普世教会的理论来缓和自己的态度。例如，在讨论“犹太人是否亵渎神灵”这个问题时，他首先回忆了耶稣的成人仪式，强调基督徒亏欠犹太人太多，并由此得出结论，犹太人没有亵渎神灵。在结尾的时候，他又指出，犹太人因为失去了自己的神殿而迷失了方向。他想要告诉大家的是，犹太人是可悲的而不是可鄙的，而且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是相当不错的好人。

第八章 走向伯利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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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何(Don Ho)，夏威夷著名歌星、娱乐界名人。——译注

这是完美的电视传道——精彩、动情，有一种让人奇怪的宽慰，甚至犹太观众也会有这种感觉。电视—上帝保佑它——绝不适合传递赤裸裸的仇恨。一方面，你不知道谁在看电视，所以最好不要过于挑衅；另一方面，满脸涨得通红、不断挥舞双手的仇恨者在电视上会显得非常愚蠢。这一点马歇尔·麦克卢汉早就发现了，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还因此吃过亏。电视喜欢一团和气，有时候沉默是最好的。(但也有例外，像斯瓦加特这样的教士在谈到魔鬼和现世人文主义这样的话题时是不可能沉默的，他们攻击敌人时总是不依不饶。也许这是因为魔鬼和现世人文主义者都不在尼尔森收视率调查范围之内，而且他们也不看电视)

宗教组织目前拥有并管理着35家电视台，每家电视台都有自己的宗教节目。为了写这个章节，我看了42小时的宗教节目，大多是罗伯特·舒勒、奥拉尔·罗伯茨、吉米·斯瓦加特、杰瑞·法威尔、吉姆·柏克和帕特·罗伯逊主持的节目。看42小时节目其实完全没有必要，5个小时就足够让我得出结论，其中的两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个结论是，在电视上，宗教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被明白无误地表现为一种娱乐形式。在这里，宗教不再是具有历史感的深刻而神圣的人类活动，没有仪式，没有教义，没有传统，没有神学，更重要的是，没有精神的超脱。在这些节目中，传教士是头号人物，上帝只能充当配角。

第二个结论是，宗教之所以成为娱乐是由电视本身的倾向决定的，而不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电视传教士存在缺陷。确实，他们中的有些人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见解狭隘还很偏执。他们自然无法和早期的福音传教士媲美，如乔纳森·爱德华兹，乔治·怀特菲尔德和查尔斯·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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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都是学识过人，精通神学，具有高超的表述能力。但是，在缺陷方面，今天的电视传教士和早期的福音传教士或今天只局限于教堂传教的神甫们差别并不大。使这些电视传教士成为宗教体验的敌人的不是他们的弱点，而是他们赖以工作的媒介。

大多数美国人，包括传教士，如果能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话语形式都能够从一种媒介转换成另一种媒介的。如果你以为用某种形式表达出来的东西可以丝毫不损害意义地用另一种形式表达出来，那你就过于天真了。很多散文可以成功地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我们知道诗歌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也许能够大致了解一首译诗，但其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已经丧失了，特别是赋予诗歌美感的那种东西。通过翻译，它已经成为另一首诗歌。还有一个例子：我们也许发现送一张安慰卡给失去亲人的朋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如果我们认为卡片能够表达我们当面哽咽着说出的话的相同意思，那就是自欺欺人了。卡片不仅改变了我们要说的话，而且还改变了赋予这些话意义的语境。同样，如果我们相信老师传授的知识可以用微型计算机更有效地复制出来，那么我们也是在欺骗自己。也许有的东西是可以复制的，但我们始终要问一个问题：复制过程中会丢失什么？答案可能是：一切赋予教育重要性的东西。

不是一切都是可以用电视表达的，或者更准确地说，电视把某种事物转换成了另一种东西，原来的本质可能丢失，也可能被保留下来。大多数电视传教士没有严肃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们以为，原本在教堂或帐篷里面对面的传教也可以在电视上进行，而且既不会丢失原意，会改变宗教经验的性质。他们没能认识到复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也许是因为电视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观众，让他们心生傲慢而无暇顾及其他了。

比利·格雷厄姆曾经写道：“电视是人类发明的最有力的交流工具。我的每一期黄金时段的特别节目’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近300个电视台同时播出，我一次电视直播的观众比耶稣一生中传教的对象要多千百万。”1对此，帕特·罗伯逊补充说：“说教会不应该利用电视是非常愚蠢的。他们的需要是一样的，他们传递的信息是一样的，但传递的方式可以改变……要让教会不利用美国最具有生成力量的工具简直愚不可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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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想真是太幼稚了。如果传递方式改变了，传递的信息就极有可能也不一样。如果信息传递的语境和耶稣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信息的社会意义和心理意义还能保持不变。

电视本身的几个特点以及它的周围环境，使得真正的宗教体验无法实现。首先，我们无法神化电视节目播出的空间。任何传统的宗教仪式都要求，举行仪式的地方要具有某种程度的神圣性。教堂被设计成一个举行仪式的地方，所以几乎所有出现在那里的东西都具有宗教的氛围。但是宗教仪式并不一定都要在教堂里举行，只要事先进行一番净化，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能胜任。所谓“净化”，就是说要去除它一切世俗的用途。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只要在墙上放一个十字架，或在桌子上放一些蜡烛，或在醒目的地方放上一本《圣经》。通过这些，体育馆、餐厅或宾馆都可以被改造成朝圣的地方，都可以暂时从世俗世界中超越出来而再现为一种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但是，为了实现这个转换，一些行为规范是必须遵守的。例如，在这些地方不能吃东西或闲聊，必须戴上无檐便帽或在适当的时候跪下，按要求无声地静默。我们的行为要符合非世俗世界的规则。但在看电视宗教节目时，我们通常不会遵守这些规范。不论电视上是在播宗教节目还是在播电视剧《达拉斯》，聊天、上厕所、做俯卧撑或做看动画片时习惯做的任何事情。如果观不能沉浸在非世俗世界的神秘氛围中，那他也就不可能获得一种超凡脱俗的宗教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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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格雷厄姆，《电视传教的未来》，《收视指南》第31期，1983，第5—8页。

关于格雷厄姆风格的详细分析，请参见麦克·瑞尔的《大众中介文化》。要想了解对他有趣而尖刻的分析，参见罗兰·巴特的作品。在《艾菲尔铁塔和其他神话》中，巴特说： “如果上帝真的通过格雷厄姆博士的嘴巴说话，那上帝就是一个笨蛋。”

2 引自罗伯特·阿拜尔曼和金伯利·纽恩道夫所著的《广播中的宗教》，第2页。

还有一点，电视屏幕本身也有着很明显的现世主义倾向。屏幕上充满了世俗的记忆，电视广告和娱乐节目已经在这里深深扎根，要想把它改造成一个神圣的地方显然是很困难的。而且，观众随时都会意识到，只要轻轻按一下遥控器，宗教节目就会马上变成完全不同的世俗节目—曲棍球比赛、广告、卡通片。不仅如此，在大多数宗教节目的前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广告、流行节目的宣传以及各种各样其他世俗的形象和话语，所以屏幕本身就传递了娱乐不断的信息。不论是历史还是电视的现实情况，都证明反省或精神超脱是不适合电视屏幕的。电视屏幕希望你记住的是，它的图像是你娱乐的源泉。

电视传教士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他们知道他们的节目不能代表商业广播之外的另一片天空，而只能充当这个统一体里的一个部分。确实，很多宗教节目都不是按照传统在星期天播出的。有些受人欢迎的传教士非常愿意和世俗节目“齐头并进”，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可以使他们的节目更具吸引力。钱不是问题，这些宗教节目得到的赞助高达上百万，据估计，电子教堂的总收入每年超过5亿美元。

我提到这些数据是想解释，为什么这些传教士能够支付得起相当于商业节目的高额制作成本。这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大多数的宗教节目里都有水汽冲天的喷泉、色彩绚丽的花朵、训练有素的唱诗班和精心设计的布景，完全是一些著名商业节目的再现。很多时候，他们的节目要到拥有迷人奇异景色的地方进行“外景拍摄”。

此外，宗教节目还有众多俊男靓女的捧场，他们既出现在节也出现在观众里。罗伯特·舒勒特别偏爱名人，尤其是电影明星，而什们也对他表现出无限忠诚。舒勒不仅让名人出现在他的节目中，还让他们出现在他的广告里来吸引观众。我想我可以很公平地说，吸引观众是这些节目的主要目的，就像《达拉斯》这样的电视剧一样。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运用了最先进的市场推广手段，如派发免费小册子、《圣经》和礼物，杰瑞·法威尔送出的是“耶稣至上”的别针。传教士们对自己如何控制传教内容以提高收视率毫不否认。如果你想从这些电视传教士那里知道富人死后进入天堂会遇到什么困难，那你一定得等上很长时间。全国宗教节目主持人协会的执行主席总结了电视传教士的不成文规则：“只有给观众他们想要的东西，你才可以得到市场占有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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