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点，《芝麻街》能否教给孩子们字母和数字完全不重要。约翰·杜威曾经说过，课程的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我们这里也许可以借用他的观点作为指导。他在《经验和教育》中写道：“也许人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也许比拼写课或地理历史课更为重要……因为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2换句话说，一个人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学习的方法。正如杜威在另一本书里写到的，我们学习我们要做的事情。而电视教育的方法是让孩子们去做电视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当然这和教室对他们提出的要求相去甚远，就像读书和看演出风马牛不相及一样。

虽然我们无法从各种各样的建议中找出改善教育制度的方法，但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读书和看电视对于学习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这已经成为当今美国关于教育的重要话题。事实上，美国可以被当作西方教育第三次危机中的一个典型例子。第一次危机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那时雅典人经历了从口头文化到字母书写文化的变更，如果要了解其中的意义，我们应该读一读柏拉图。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6世纪，印刷机的出现使欧洲发生了巨变，要了解这个阶段，我们应该读一读约翰·洛克3。第三个阶段正发生在美国，这是电子革命，特别是电视机发明后产生的后果，要想了解其中的奥妙，我们应该读一读马歇尔·麦克卢汉。

人们不再认为教育应该建立在缓慢发展的铅字上，一种建立在快速变化的电子图像之上的新型教育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目前的教室还在利用铅字，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已经日渐削弱了。而电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发展着，为“什么是知识”和“怎样获得知识”重新进行了定义。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美国目前最大的教育产业不是在教室里，而是在家里，在电视机前，这个产业的管理者不是学校里的行政人员和教师，而是电视网络公司的董事会和节目制作人。我并不是说这样的局面是某些人蓄意而为，也不是说那些控制电视的人应承担这个责任。我只是想说，像字母和印刷机一样，电视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获得了控制人们教育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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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译注

2 杜威，《经验和教育》，伦敦：考里尔出版社，1963年。

育和医学卓有贡献。——译注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把电视称作“课程”是很确切的。在我看来，课程是一种特别的信息系统，其目的是要影响、教育、训练或培养年轻人的思想和性格。电视正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可以做到持之以恒。通过发挥这样的作用，电视成功地战胜了学校里的课程，甚至几乎消灭了学校里的课程。

我曾写过一本书，名字叫《教学是一种保护活动》，在那本书里，我详细地分析了电视和学校这两种课程的对立性，这里我不想重复。但是我想重提两点，因为我觉得我在那本书里阐述得还不够，而且这两点对现在这本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想指出的第一点是，电视对教育哲学的主要贡献是它提出了教学和娱乐不可分的理念。从孔子到柏拉图到洛克到杜威，没有人在他们对教育的论述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如果你博览教育文献，你会发现有人说过，孩子在学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时掌握得最好；你还会发现有人说过—柏拉图和杜威对此也十分强调—理性只有在情感的肥沃土壤里才能得到最好的培养；你甚至会发现有人说，一个慈爱的老师会使学习成为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或暗示过，只有当教育成为娱乐时，学习才能最有效、最持久、最真实。教育哲学家们认为获得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其中必然有各种约束的介入。他们认为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个人的兴趣要让位于集体的利益。在他们看来，要想获得出色的思辨能力对于年轻人来说绝非易事，而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作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第十章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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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提供了一个诱人而富有创意的不同选择，我们也许可以说，电视提出了三条戒律并由此形成了教育的哲学。这些戒律的影响在每一种电视节目中都能够体现出来——从《芝麻街》到《诺瓦》和《国家地理杂志》这样的纪录片到《幻想岛》到音乐电视。下面就是我所说的三条戒律：

你不能有前提条件

每一个电视节目都应该是完整独立的，观众在观看节目的时候不需要具备其他知识。我们不能说学习是循序渐进的，也不能强调知识的积累需要一定的基础。电视学习者应该可以自由地选择何时开始学习而不会受到歧视。因此，你从来没有看见或听见哪个电视节目开头的时候会警告观众：如果你没有看过前面的节目，你就无法看懂眼前这个节目。电视是不分等级的课程，它不会在任何时候因为任何原因拒绝观众。换句话说，电视通过摒弃教育中的顺序和连贯性而彻底否定了它们和思想之间存在任何关系。

你不能令人困惑

在电视教学中，让观众心生困惑就意味着低收视率。遇到难题的学习者必然要转向其他频道。这就要求电视节目中不能有任何需要记忆、学习、运用甚至忍受的东西，也就是说，任何信息、故事或观点都要以最易懂的方式出现，因为对于电视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者的满意程度，而不是学习者的成长。

你应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

在电视教学的所有敌人中，包括连续性和让人困惑的难题，没有哪一个比阐述更可怕。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或其他任何用于演说的传统方法，都会让电视变成广播，或者更糟糕，变成三流的印刷材料。所以，电视教学常常采用讲故事的形式，通过动感的图像伴以音乐来进行。这也是《星际旅行》、《宇宙》、《芝麻街》和各种电视广告的特点，如果没有可视性和戏剧背景，任何电视教学都不可能实现。

如果要给这样一种没有前提条件、没有难题、没有阐述的教育取一个合适的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只能是“娱乐”。在美国青年的生活中，除了睡觉，没有其他活动比看电视占据更多的时间，所以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大众对于学习的态度正在重新定位。这就引出了我想强调的第二点：这种重新定位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教室的传统功能的日益衰退，而且还体现在教室被改造成一个教和学都以娱乐为目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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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已经提到过费城学校进行的一个实验，在那里，教室被改造成摇滚音乐会。但这只是试图把教育定义为一种娱乐方式的众多例子中最愚蠢的一个。老师们，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增强他们教学内容的视觉刺激，减少学生们必须应对的阐述比重。他们布置的读写任务越来越少,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虽然是万般无奈的):吸引学生兴趣的主要途径是娱乐。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本章剩下的篇幅中填满各种关于教师怎样把教室变成二流电视节目的例子，当然，在有些情况下，他们可能是无意识的。但这里，我想重点讨论一下《咪咪的旅途》，这个节目如果不能算是新型教育的典范，至少也应该算是一个综合体现了。《咪咪的旅途》是一个开支庞大的科学项目的名字，它涉及了教育界最负盛名的一些机构：美国教育部、银行街教育学院、美国公共广播系统和霍特一瑞恩哈特—温斯顿出版公司。这个项目获得了教育部365万美元的资助，因为教育部总是慎重地把钱用在有价值的项目上，而《咪咪的旅途》正是一个有价值的项目。为了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个项目，我从1984f0年8月7日的《纽约时报》上引用了四段话：

该项目由26集系列片组成，描写了一个流动鲸鱼研究实验室的惊险历程。为了配合这个电视节目的播出，他们还制作了配有精美插图的书籍以及模仿科学家和航海家工作的电脑游戏…...

《咪咪的旅途》通过一系列15分钟的电视片描写了4个年轻人的冒险经历，他们陪伴两个科学家和一个脾气暴躁的船长踏上了监控缅因州海岸座头鲸的旅途。他们凭借一艘改造过的拖网渔船跟踪鲸鱼，在船只被风暴毁坏之后想方设法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生存下来…..

第十章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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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集节目之后都有一个15分钟的涉及相关主题的纪录片。在其中的一集纪录片中，一个少年演员拜访了特德·泰勒，他是格林波特的一个核物理学家，他发明了一种通过冷凝海水来对海水进行净化的方法。

教师们可以随时从电视上录下这些节目用于教学，他们还可以选用配套的书籍和电脑练习。根据情节，这些练习中自然贯穿了四个学术主题：地图和航海技术、鲸鱼和它们的生活环境、生态系统和电脑运用能力。

美国公共广播系统播出了这个电视节目，霍特—瑞恩哈特一温斯顿出版公司出版了配套的书籍和电脑软件，银行街教育学院的教师们提供了教学方面的专门技术。由此可见，对《咪咪的旅途》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正如教育部弗兰克·威斯罗所说的：“我们把这个项目当作一个王牌项目，我们相信很快就会有其他人效仿的。”每个参与这个项目的人都充满了热情，他们说起它的好处时总是如数家珍。霍特—瑞恩哈特一温斯顿出版公司的贾尼丝·特里比·理查兹强调说：“研究表明，当信息通过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学习的效果最明显，电视在这方面可以比任何其他媒介都做得更好。”教育部的官员认为，把电视、铅字和电脑这三种媒介结合在一起，能够培养高层次的思维能力。威斯罗先生还说，像《咪咪的旅途》这样的节目可以节约很多财力，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比我们做的任何其他项目都要便宜”。威斯罗先生还就怎样为这类项或6年时间来集资，但最终我们可以通过广告衫和饼干罐头来赚钱。”

在思考《咪咪的旅途》所产生的意义时，我们应该记住，这个创意绝不新奇。所谓的“把三种媒介结合在一起”或“多媒体形式”，曾经有一个名字叫“视听教具”，这是教师们为了提高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已经运用了多年的方法。几年前，教育部为了一个类似的节目向WNET电视台提供了一笔资金。这个节目叫《别说错》，在这个电视系列剧中，那些滥用英语的年轻人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语言学家和教育家们为教师们准备了与节目配套的课程。这个节目很有吸引力，但似乎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通过观看这个节目，学生们运用英语的能力得到了提高。说实话，每天的电视广告中不乏滥用英语的例子，我们不明白美国政府为什么还要花这个冤枉钱来编造如此多的例子用作课堂教学的内容。大卫·萨斯坎德的任何一个节目录像中出现的错误用法都足以让英语老师分析一个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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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教育部仍然一如既往，因为他们相信——再次引用一下理查兹女士的话—“研究表明，当信息通过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学习的效果最明显，电视在这方面可以比任何其他媒介都做得更好。”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最厚道的反应是说它误导人心。乔治·科姆斯托克和他的助手们认真分析了2800项有关电视对行为的影响的研究，包括对认知过程的影响，没有找到让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证明：“当信息通过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学习的效果最明显。”1而且，在科恩和萨洛蒙、麦林高夫、雅各比、霍耶和舍路卡、斯托弗、弗罗斯特和赖博尔特、斯特恩、威尔森、纽曼、卡茨、阿道尼和帕尼斯以及冈特的研究中，他们得出了相反的结论。2雅各比和其他一些人发现，在观看了两个30秒长的商业电视节目和广告之后，只有3.5%的观众可以正确回答和节目有关的12个判断对错的问题。斯托弗和其他一些人在研究了学生对电视、广播和报纸上的新闻做出的不同反应后得出结论：学生对于报纸新闻中出现的人名和数字做出的回答正确率最高。斯特恩的研究结果表明，51%的观众在看完一个电视新闻节目几分钟之后无法回忆起其中的任何一则新闻。威尔森发现，普通的电视观众只能记住电视剧中20%的信息。卡茨和其他一些人发现，21%的电视观众无法回忆起一个小时之内播放的任何新闻。在他自己以及其他人研究的基础上，萨洛蒙得出一个结论：“从电视上获得的意义往往是一些具体的片断，不具备推论性，而从阅读中获得的意义往往和我们原来储存的知识相关，所以具有较强的推论性。”换句话说，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我们没有发现观看电视可以有效地提高学习效果，电视在培养深层次的、具有推论性的思维方面明显不如铅字。

第十章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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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科姆斯托克、S.查菲、N.卡茨曼、M.麦克康姆斯和D.罗伯茨，《电视和人的行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8。

2 A.科恩和G.萨洛蒙的《孩子的观看电视：意外和可能的解释》，通讯杂志第29期（1979年)；L.M.麦林高夫的《照片在孩子理解故事中的作用》，论文在1982年4月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年会上宣读；雅各比、霍耶和舍路卡的《电视化通讯的错误理解》(纽约：美国广告公司协会教育基金会，1980年)；斯托弗、弗罗斯特和赖博尔特的《广播新闻的回忆和学习：印刷材料更好吗?》广播杂志(夏季刊，1981年)：第253—262页；斯特恩的《全国广播协会的调查》、《广播的政治》，1971—1972年(纽约：托玛斯Y.克罗威尔，1973年)；威尔森的《媒介对于信息丢失的作用》，新闻季刊第51期(春季刊，1974年)：第111—115页；纽曼的《电视新闻观众的回忆模式》，公众舆论季刊第40期(1976年)：第118—125页；卡茨、阿道尼和帕尼斯的《记忆新闻：照片帮助我们记忆了什么》，新闻季刊第54期（1977)：第233—242页；冈特的《记忆电视新闻：图像内容的作用》，普通心理学杂志第102期（1980年)：第127—133页。

我们不能为了获得捐款就不顾事实。当某个项目岌岌可危的时候，我们似乎都会为了获得支持而吹嘘它的好处。当然，我不怀疑理查兹女士也可以找出几个研究结果来支持她的观点。问题是，如果你集资的目的是为了让已经看了太多电视的孩子们再多看一些电视，那么你夸大其词的程度就令人担忧了。

《咪咪的旅途》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内容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因为所有内容必须能够通过电视来表现。学生们为什么要学习座头鲸的习性?所谓“学术主题”的识图能力和航海技术到底有多重要?航海技术从来就没有被看作是“学术主题”，对于大城市里的学生来说根本就没有意义。为什么“鲸鱼和它们的生活环境”会成为一个如此有趣的话题，值得人们花上一整年的时间来制作这个节目？

我认为，《咪咪的旅途》的创意很可能来自有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电视的好处是什么?”而不是“教育的好处是什么?”电视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展示遇险的船只、航海历险、脾气暴躁的老船长以及接受电影明星采访的物理学家，这就是我们在《咪咪的旅途》中看到的。为这个情景喜剧量身定做的配有图片的书籍和电脑游戏，证明了电视节目可以控制学校课程。学生浏览的图片和他们玩的电脑游戏，都是由电视节目的内容决定的。书籍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视听教具，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是电视节目，电视节目之所以能在学校课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因为它具有娱乐性。当然，电视节目确实可以用于提高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兴趣，甚至成为学习的重心。但现在出现的情况是，学校课程的内容完全受制于电视节目，人们甚至开始认为教室是学生们了解各种各样的媒介——包括电视——怎样影响人们态度和认知的地方。既然我们的学生在中学结束之前已经观看了大约1.6万个小时的电视，我们理应提出这样的问题，教育部的官员们也应该想到这样的问题：谁应该来教我们的孩子怎样看电视?什么时候不该看电视?《咪咪的旅途》避开了这些问题，他们希望学生们以观看《西尔街蓝调》的相同心态沉浸于节目之中。（我们可以推断，所谓培养“电脑运用能力”也没有涉及电脑的认知倾向和社会效应之类的问题，而这些在我看来，正是我们关于新技术应该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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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萨洛蒙，《媒介的互动，认知和学习》，第81页。

《咪咪的旅途》按照媒体商人的旨意，盲目而无形地花掉了365万美元,结果学生们学到了什么呢?可以肯定，他们对鲸鱼有了一些了解，也许也获得了有关航海和识别地图的知识，但这些他们也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了学习是一种娱乐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任何值得学习的东西都可以采用娱乐的方式出现，而且必须这样。如果他们的英语老师让他们通过摇滚音乐学习演讲稿的八大部分，或者，如果他们的社会学老师用唱歌的方式教给他们有关1812年战争的史实，再或者，如果他们的物理课内容出现在饼干和广告衫上，他们绝不会有任何异议。这正是他们希望的，而且他们已经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以同样轻松愉快的方式来接受他们的政治、宗教、新闻和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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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赫胥黎的警告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我们无需别人提醒就能认识到，我们的世界已经深受各种监狱文化的残害，奥威尔在他的寓言中已经对这些监狱文化的结构进行了准确的描写。如果你读一读他的《一九八四年》和《动物农庄》，以及亚瑟·科斯勒的《正午的黑暗》，你就会非常清楚地看清目前在数十个国家几百万人民身上发挥作用的控制思想的机器是个什么样子。当然，奥威尔不点就是，他一再强调，不管我们的看守人接受的是左翼思想还是右翼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差别，监狱的大门一样是坚不可摧的，管制一样是森严的，偶像崇拜一样是深入人心的。

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在美国，奥威尔的预言似乎和我们无关，而赫胥黎的预言却正在实现。美国正进行一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实验，其目的是让人们投身于电源插头带来的各种娱乐消遣中。这个实验在19世纪中期进行得缓慢而谨慎，到了现在，20世纪的后半叶，已经通过美国和电视之间产生的亲密关系进入了成熟阶段。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美国人已经明确地为缓慢发展的铅字时代画上了句号，并且赋予电视在各个领域的统治权力。通过引入“电视时代”，美国让世界看见了赫胥黎预见的那个未来。

那些谈论这个问题的人必须常常提高他们的嗓门才能引起注意，甚至达到声嘶力竭的程度，因此他们被人斥为“懦夫”、“社会公害”或“悲观主义者”。他们之所以遭人误解，是因为他们想要别人关注的东西看上去是丝毫无害的。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我们的生活经历已经能够让我们认识监狱，并且知道在监狱大门即将关上的时候要奋力反抗。在弥尔顿、培根、伏尔泰、歌德和杰弗逊这些前辈的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一定会拿起武器保卫和平。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我担心我们的哲学家在这方面没有给过我们任何指导。他们往往针对众人皆知的人性恶习提出一些明确的思想，而目前出现在美国的问题却无法归入任何思想体系。《我的奋斗》或《共产党宣言》都没有宣告过它的到来，它的产生源自我们的大众会话模式发生的巨变。但它确实是一种思想体系，因为它带给我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系列新的关系和观点。对于这一切我们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我们没有进行任何讨论，我们只能顺从。虽然在过去的80年里，我们已经亲眼目睹技术改变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民众的意识中，技术还没有被看作是一种思想体系。1905年的人们不能预见汽车将会带来怎样的文化变更，这无可厚非。那时的人们谁会料到汽车将决定他们怎样安排社会生活和性生活，将改变人们利用森林和城市的看法，将创造出表达我们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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