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

那么，我们能为童年的消逝做些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本书将不对此进行探讨。理由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这么说，心里既轻松又沮丧。轻松是因为我不必背负教别人如何生活的包袱。在我以前写的书里，我都冒昧地指出较有效地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我相信这是职业教育家应该做的事。事实上，承认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跟他们发现和理解问题的能力不相上下，竟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当然，沮丧也是出自同一个原因。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尤其可悲。但是我会这么想来安慰自己：如果不能提出防止灾难发生的方法，那么也许可以退而求其次，试图理解灾难为什么会发生，那也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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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

在我落笔之时，十二三岁的少女正是美国收入最丰厚的模特儿。在所有视觉媒介的广告里，她们被设计成像是非常懂事、性感无比的成年人出现在大众面前，仿佛全然陶醉在色情的环境里。在看过这类比较隐晦的色情作品之后，那些还没有完全适应美国对儿童的这种新态度的人，很可能会更渴望洛莉塔的魅力和诱人的纯真。

在全美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成人犯罪和儿童犯罪之间的区别正在迅速缩小：在许多州，对两者的惩罚正变得日趋相同。在1950至1979年间，15岁以下的人口所犯的较严重的罪案率增加了110倍，或是百分之一万一千。念旧的人也许会对当今的“少年犯罪”大惑不解，并不由得思念起

念旧的人或上了年纪的人同样会记得，过去成人服装和儿童服装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过去的10年里，儿童服装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如今所有实用意义上的“童装”都已经消失了。尼德兰学者伊拉斯谟提出过一个在18世纪被普遍接受的理念，即儿童和成人要求有不同形式的服装。他的主张现在却遭到成人和儿童的完全排斥。

研究家，《新约全书》希腊文本编订者。——译者注

就像形式各异的服装，过去在城镇的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的儿童游戏也正在消失。就连“儿童游戏”这个想法也似乎正从我们的股掌之中流失。我们过去习惯于认为儿童游戏并不需要教官、裁判或观众，只要有空间和器材，儿童就可以开始玩了；游戏的目的不为别的，只图快活。然而，今天少年棒球联合会(theLittle League baseball)和十二三岁的小选手橄榄球队(PeeWee football)，他们不仅由成人来监督，而且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来仿效成人运动的模式。因此,他们需要裁判，需要器材。成人在边线外加油呐喊或奚落。球员们寻求的不是快活，而是名誉。现在还有谁看见九岁以上的孩子在玩抛接石子(PlayingJacks)、骑木马(Johnny on the Pony)、捉迷藏(Blindman's Buff)或边打球边唱歌(Ball-bouncingrhymes)这样的游戏?两位出色的英国史学家彼特和艾沃娜·奥佩(Peter andIonaOpie)专门研究儿童游戏。他们鉴定了几百项传统的儿童游戏，当今美国儿童仍然常常玩的游戏几乎没有一种。就连两千多年前在伯里克利(Periclean)统治时期的雅典就已出现的捉迷藏，现在几乎已经完全从儿童自发的娱乐活动中消失了。1儿童游戏，言简意赅地说，已成为濒于灭绝的物种。

实际上，童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放眼望去，人们不难发现，成人和儿童在行为举止、语言习惯、处世态度和需求欲望上，甚至身体的外表上，越来越难以分辨了。无疑，这正好说明了要求重新修订儿童合法权利的运动之所以蓬勃发展的原因。这样，儿童多多少少可以跟成人享有一样的权利。理查德·法森(RichardFarson)的著作《与生俱来的权利》(Birthrights)就是一例。这个运动反对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它的主要目的在于宣称，原来以为是让儿童处于一种对他们较为有利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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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wley, Robert. “Their Work Is Child's Play." Horizon, Vol. 13, No. 1, Winter 1971,第14页。

在以后的章节里，我会探讨支持童年在消逝这一观点的证据。但我想在此指出，在现有的一切证据中，没有任何一个能比童年的历史已成为当前学者研究的一大产业这个事实更能说明问题。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评论说，当一种社会产物行将被淘汰时，它就变成了人们怀旧和研究的对象。仿佛要证实他的话，在过去的20年里，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写出了大量有关童年历史的重要作品，而在1800年到1960年之间，类似的作品非常少见。确实，我们也许可以公平地说，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es)于1962年出版的《几百年的童年》(Centuries ofChildhood)开辟了这个领域，引发了研究童年历史的热潮。为什么发生在现在？至少我们可以说，最好的历史往往产生于一个事件完成之后，产生于一个阶段进入尾声，而另一个新的、更强劲的阶段还不可能到来的时候。历史学家通常不是来歌功颂德，而是来埋葬历史的。不管怎样，他们发现做尸体解剖要比写进度报告来得容易。

然而，即使我把社会突然热衷于记录童年历史的现象误认为是童年日渐衰亡的一种迹象，我们至少也应该心怀感激，因为终于能够找到有关童年的起源的研究资料了。这些资料使我们有可能了解童年这个概念是如何出炉的，同时可以推测它又为何面临被淘汰的危险。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细心的读者从现有的材料中最大限度地拼凑出来的有关童年的故事。

古人究竟如何看待儿童，我们知之甚少。比方说，希腊人把童年当作一个特别的年龄分类,却很少给它关注。有个谚语说希腊人对天底下的一切事物都有对应的词汇，但这个谚语并不适用于“儿童”这个概念。在希腊文中，“儿童”和“青少年”这两个词至少可以说是含混不清的，几乎能包括从婴儿期到老年的任何人。虽然他们的绘画没有能够流传到今天，但希腊人不可能认为替儿童作画是件值得做的事。我们自然也知道，在希腊人流传下来的塑像中，没有一尊是儿童的。

第一章 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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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加拿大传播学家。认为电视、计算机、电子通讯等对社会学、艺术、科学、宗教等在形成其思想的风格方面会发生强烈影响；书籍注定是要消灭的。著有《媒介即信息》等。——译者注

21971到1976年间出版的有关童年的历史和家庭生活的重要著作和文章有900多部/篇之多。相比之下，他指出，在30年代，每年仅出版大约10部/篇学术著作和文章。

在希腊浩瀚的文学作品里，可以找到有关我们所说的儿童的论述，但那些论述由于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而变得模糊不清，因此人们不可能准确地了解希腊人头脑中对“儿童”这个概念究竟如何看法。例如，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讲述了一个男子和年轻妻子之间的关系。她还不满15岁。在成长过程中，她接受的是体面的教养，“尽可能少看、少听和少提问题”。由于她也透露说母亲告诉她，她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她丈夫才举足轻重，我们无法明确地判断我们所了解的是希腊人对女性的态度，还是对儿童的态度。我们的确知道，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时代的希腊人，对杀害婴儿的行为没有任何道德或法律上的约束。尽管亚里斯多德认为对这种可怕的传统应该加以限制，但他对此并没有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2由此可见，希腊人对儿童生命的意义的看法与我们截然不同。但这个臆断有时候并不管用。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讲过不少故事。故事中表达的是一种与现代人的想法类似的态度。其中有一个故事说，十个科林斯人到一个人家去杀一个小男孩。根据神谕，那孩子成人后会毁灭他们的城市。当他们到了这家以后，男孩的母亲以为他们只是友好拜访，便将男孩放在了其中一人的双臂中。这时男孩笑了，用我们的话来说，他的笑容捕捉住了这些人的心。因此他们就离开了，没有执行那可怕的任务。男孩究竟有多大，这并不清楚，但显然他还小，可以抱在成人的怀里。也许，如果他大到八九岁，那些人就会轻而易举地完成既定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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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希腊方式》(The Greek Way)一书中，伊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讲述了一则有关希腊画家的传说。传说表明，为男孩子作画可能并没什么不寻常：一个希腊画家展幅画作，画上一个男孩拿着一串葡萄。葡萄栩栩如生，鸟飞过来啄它们。当有人夸奖画家为大师时，他回答道：“如果我是大师的话，那么那男孩应该能让鸟儿不敢靠近。”汉密尔顿小姐因此得出结论说，在希腊人心目中，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跟现实一样美。葡萄要画得像葡萄，男孩要像男孩。但实际上，在希腊人的世界里，我们没有这类男孩子的画像——假定用我们所说的“男孩”这个词的意思。

of Childhood. New York: The Psychohistory Press, 1974，第26页。

然而，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虽然希腊人可能对童年的本质的看法模棱两可，甚至迷惑不解(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但是他们一心一意地热衷于教育。最伟大的雅典哲学家柏拉图(Plato)对这个主题写过大量作品，光是针对如何对青年进行教育的问题就提出过不少于三个的不同方案。此外，他的一些最为难忘的谈话，是探讨诸如美德和勇气是否可以被教育出来的问题。（他相信是可以的。）因此，希腊人发明了“学校”这个概念是毫无疑问的。在希腊文中，“学校”一词的意思是“闲暇”。这反映了一种典型的雅典式的信仰：他们认为闲暇时，一个文明人自然会花时间思考和学习。就连凶悍的斯巴达人，虽不像他们的邻居一样强调思考和学习，但也建立了学校。根据普卢塔克(Plutarch)在《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Lives)里所写的利库尔戈斯的一生，斯巴达人把7岁的男孩招进学校，让他们在班上共同训练和玩要。他们也学习读书、写字。“只教一些，”普卢塔克告诉我们，“刚够满足他们为国效力的需要。”

至于雅典人，众所周知，他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学校，其中有些成为向世界各地传播希腊文化的工具。他们有运动场，有为18到20岁成为公民的男青年开办的大学，有演说家训练学校，甚至有教认字和算术的小学。青年教师的年龄，拿小学来说吧，会比我们想像的更年长(许多希腊男孩长到青春期才开始学习认字)。凡是有学校的地方，人们就会对未成年人的特殊性有某种程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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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译者注

不过，人们不能理所应当地认为希腊人热衷于办学校，就意味着他们的童年概念可以和我们相提并论。即便我们把斯巴达人排除在外—因为他们的管教方法在现代人看来是折磨——希腊人在如何管教未成年人方面，并不具备现代人认为是正常的同情心和理解。“对于管教儿童的方法问题，”劳埃德·德莫塞(Lloyd deMause）指出，“我收集的证据导致我相信，在18世纪以前，有很大一部分儿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受虐儿童’。”确实，德莫塞推测，“一百代做母亲的”被动地看着自己的婴孩承受各种苦难,因为母亲(很显然，还有父亲)缺乏同情儿童所必要的心理机制。2他的这种推断很可能是正确的。当然，也有生活在今天的父母没有能力去同情儿童的，这居然是在有了儿童意识的400年之后。因此，当年柏拉图在《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里说起收拾不听话的儿童时，提出要用“恐吓和棍棒，像对付弯曲的树木一样”，将他们扳直。我们可以相信这是比古老的警告——孩子不打不成器—更为原始的说法。我们同样可以相信，尽管他们有学校，尽管他们关心如何把美德传给青年，但希腊人还是会对儿童心理学或者儿童养育概念大惑不解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可以公平地得出结论，希腊人为我们预示了“童年”这个概念。我们常常理所当然地把许多观念的产生看作是人类智力开化的结果。对于童年的诞生，我们应当感谢希腊人的贡献。他们虽然没有创造出童年，但是他们已经走得很近了，以至于在2000年以后，当童年产生时，我们便能识别它的希腊之源。

当然，罗马人借用了希腊的教育思想,但他们发展出了超越希腊思想的童年意识。比如，罗马艺术就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年龄意识，包括未成年人和成长中的孩子的意识。这种艺术表现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才在西方的艺术中再现”。此外，罗马人开始把成长中的孩子同羞耻的观念联系起来，尽管这在现代人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但在童年概念的演化过程中，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而且，在探讨童年在中世纪的欧洲和现代社会衰退的问题时，我需要引证这种联系。其目的，说实在话，就是没有高度发展的羞耻心，童年便不可能存在。罗马人把握了这个精髓，值得永远受到赞扬，尽管看来他们把握的还不是全部，也不够全面。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Quintilian)写过一篇出色的探讨教育的文章，他谴责同辈们在罗马贵族儿童面前所表现的无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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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莫塞, deMause, Lloyd. “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 in Lloyd deMause, ed.,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 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第40页。

2 同上，第16页。

假如他们说话过于自由，我们感到满心欢喜；一些我们不该容忍的字眼，即便是从亚历山大的侍从官口中说出，人们还是报之以欢笑和亲吻。……他们听到我们使用那些字眼，看到我们的主妇和奴仆；每一个晚宴都喧闹非凡，充斥着令人恶心的曲调，一些我们本应羞于提及的事物被呈现在他们眼前。2

在此，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现代的场景。它提出了童年定义的部分含义，即宣称童年需要回避成人的秘密，尤其是性秘密。昆体良责备成人忽略了向未成年人隐瞒这些秘密，这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解释诺伯特·伊莱亚斯在他的巨著《论文明之进程》中表示的看法的极好例证。他宣称我们开明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性欲要受到严格的控制，成人须承受巨大的压力把他们的各种冲动私密化(尤其是性冲动)，并且在儿童和未成年人面前，对成人的性欲望和冲动三缄其口，维护“保持缄默的密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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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拉姆, Plumb, J. H. “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 Horizon, Vol. 13, No. 1, Winter 1971，第7页。

of Childhood. New York: The Psychohistory Press, 1974，第45页。

当然，昆体良是一位演讲术和修辞学的教师。在我们熟知的著作里，他讲述了如何从婴儿期开始培育出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他对儿童的特性的感受要比多数与他同时代的人进步得多。尽管如此，在昆体良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和已知的第一部禁止杀害婴儿的法律之间，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联系的。那部法律直到公元374年才出现，比昆体良晚了300年。2但它是儿童需要保护、养育、接受教育并且免于知晓成人秘密的观念的延伸。

可是，在罗马人之后，所有这一切观念都烟消云散了。

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北方蛮人人侵后，罗马帝国跟着就灭亡了，传统文化被神秘化，欧洲随后陷入所谓的愚昧黑暗时代和中世纪。学校的教科书很好地论述了时代的变迁，不过有四点经常被忽略，而它们对童年的来龙去脉关系尤深。第一点是人的读写能力的消失。第二点是教育的消失。第三点是羞耻心的消失。而第四点是前三点所导致的后果，即童年的消逝。要理解这一后果，我们必须仔细地检讨前三点的发展情况。

为什么人的读写能力会消失?这跟从罗马帝国的衰亡到印刷机的发明之间所跨越的1000年内所有的未解之谜一样深不可测。但是，如果把它放到埃里克·哈夫洛克在《西方文化的起源》中提出的模式框架下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罗马帝国崩溃后，”他问道，“为什么认识罗马字母的人越来越少，以至于后来普通百姓都停止阅读和书写此先前已经社会化的大众识字文化回复到事实上的工匠识字文化的状态,又一次颠倒了历史的步伐?”哈夫洛克提出的这个问题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区分了“社会识字文化”和“工匠识字文化”的不同。所谓社会识字文化(socialliteracy)，他指的是一种几乎大多数人都能够读书、并且的确读书的状态。所谓工匠识字文化(craftliteracy）2，他指的是阅读的艺术局限在一些构成“抄写一族”的人，他们于是成为一个特权阶级。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定义一个识字文化(literateculture）不是基于它是否拥有一个文字系统，而是基于社会上有多少人能够识字，那么识字能力为什么会下降就很容易找到一些貌似有理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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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莱亚斯， Elias, Norbert. The Civilizing Process : The History of Manners. New York: UrizenBooks，1978，第182页。

2 德莫塞, deMause, Lloyd. “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 in Lloyd deMause, ed., The Historyof Childhood. New York: The Psychohistory Press, 1974, 第28页。

其中一种推断便来自哈夫洛克。他指出，在愚蠢黑暗时代和中世纪，字母书写的风格层出不穷，字母的形状五花八门，不易辨认。这么看来欧洲人已经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要使识字成为一种普遍的活动，辨认（正是希腊文中用来表示识字的词）必须快速而且不假思索。也就是说，字母的形状必须一目了然，因为有关字母写作的许多不可思议的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一旦人们学会这些字母，就无须再考虑它们。它们在人的心理上消失，不会在读者和语音记忆之间形成思维障碍。如果书法只注重字形本身，或是书写模糊不清，让人费解，那么识字的主要意义已不复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文字已经失去了大多数民众。哈夫洛克写道：“精湛的书法技巧刺激了工匠识字文化，而后者又助长了书法艺术求新求变，而这种情况正是社会识字文化的劲敌。在黑暗时代和中世纪，希腊和罗马版字母遭遇的不幸经历足以证明这个事实。”3在欧洲所发生的，简单地来说，不是字母消失了，而是人们理解字母的能力丧失了。再引用一段哈夫洛克的话：“有一段时间，欧洲人的识字能力实际上回复到了跟希腊文明之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相似的状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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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夫洛克， Havelock, Eric. Origins of Western Literacy. Toronto: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Education，1976，第52页。

2 craft意指手艺、工艺。识字能力成为一些人谋生的手艺。台湾版将之译成“专家”。但译者认为“工匠”在此更确切。

3 哈夫洛克， Havelock, Eric. Origins of Western Literacy. Toronto: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Education，1976，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