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

圣博纳文图拉所说的不仅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原创著作，而且他明确指出，他所说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把文字抄写下来的任务，正因为如此，所以个人的概念、高度个人化的写作活动，在抄写传统下是不存在的。每一个抄写者在抄写时不仅会抄错，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添加、删减、澄清、更新甚至以自己的需要对抄写的内容进行改写。就连英国大宪章这样如此珍贵的文献，虽然每年都会在英格兰各郡通读两次，但是到了1237年，它已成为争议的焦点，原因是人们无法确定几个版本中哪一个是真的。1

印刷术发明之后，“谁写了什么”这个问题就变得很重要，跟“谁干了什么”的问题也变得一样重要。后世变成了一个活的概念，哪些名字可以合法地流芳后世，是一件值得奋斗的事情。从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你可以推断，我已经接受了一个既定的传统，即我认同约翰·根斯弗莱希·谷登堡(Johann Gensfleisch Gutenberg)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尽管此类印刷术最早的记录，其实是谷登堡的搭档——约翰·富斯特(Johann Fust)和彼得·舍费尔(Peter Shoeffer)所印刷的《美因兹的诗篇》(MainzPsalter)。但无论是谁真正享有所有权，无论是谷登堡、劳伦斯·科斯特(Laurens Coster)、尼古拉·詹森(Nicolas Jenson)，还是富斯特、舍费尔等等，2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当谷登堡宣布他已成功地制作了一本书，且“不用芦苇、尖笔或水笔，而是靠奇妙的冲压和活字之间的一致、比例和协调……”3时，他，包括其他印刷匠，并不知道他们已为社会注入了一种不可抗拒的革命力量；他们的巧妙装置，也就是说，墙上的打印文字，正清楚地说明中世纪的末日来临了。虽然许多学者就这一事实提出了看法，迈伦·吉尔摩在《人道主义的世界》中的陈述非常直截了当地概括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西方文明史上的知识生活的状态带来了最巨大的变革………它的影响迟早会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部门中被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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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消逝

1 爱森斯坦， Eisenstein, Elizabeth.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ambridge,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第119页。

Cambridge，England:The University Press，1945， 第88—110页。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第19页。

要理解那些影响是如何跟童年的起源和成长发生关系，我们可以用哈罗德·英尼斯(HaroldInnis)的学说作为指导。英尼斯强调说，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三种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人们所考虑的事情)、符号的类型(人用以思维的工具)，以及社区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2最简单地来说，每一部机器都代表着一个想法，或各种各样想法的混合物。然而，它们首先并不是那种导致发明者构想出一部机器的想法。例如，我们无法知道，当时谷登堡心里在想什么，使得他把葡萄压榨机跟图书制作联系了起来，但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断，他毫无意愿扩大个人主义，或者，就此削弱天主教会的权威。用阿瑟·凯斯特勒3的话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发明家都是梦游者。或者我们也许可以称他们为“弗兰肯斯坦”4，而把这整个过程称作“弗兰肯斯坦综合征”(FrankensteinSyndrome)，即一个人为某个特定且有限的目的创造了一台机器，可一旦机器造好之后，我们却发现——有时候令人恐怖地、常常令人不舒服地、总是让我们吃惊地发现——它有自己的主张；它不仅相当能够改变我们的习惯，而且——如英尼斯试图揭示

第二章 印刷术和新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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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尔摩， Gilmore, Myron. The World of Humanis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1976，第186页。

2 对此，詹姆斯·凯里，伊利诺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在一篇未出版的论文里作过概括，“加拿大传播理论：哈罗德·英尼斯学派的延伸和说明”(“Canadian Communication Theory:Extens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Harold Innis.")。

4 勒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1905—)，匈牙利出生的小说家、科普作家、新闻记者和评论家。撰写过有关道德和政治责任等问题的作品。——译者注 AH

5 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s)，著名电影怪物角色。出自1818年M.W.雪莉写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书中弗兰肯斯坦是一个专攻秘术的瑞士学生，他造出了这个怪物，而最终却被他所造的这个怪物杀死。但后来弗兰肯斯坦却成了这个怪物的名字。——译者注

的——还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

一部机器可以为我们提供崭新的时间概念，如机械钟；或者空间和规模的概念，如望远镜；或者知识的概念，如字母；或者改善人类生物性能的可能性，如眼镜。我们可以像詹姆斯·凯里(James Carey)一样大胆地说：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的意识结构被重新塑造，以便跟传播结构相匹配；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已经成为我们所制造的东西。

技术的后果总是不可预测的。但这些后果并非总是不可避免。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创造出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魔鬼”，当它醒来后向四周望去，发觉自己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然后又回去倒头大睡了。在18世纪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有马镫可利用，可惜当时没有天才看出它那些可能的用途。法兰克人既有马镫，还有查理·马特尔2的天才，因而他们用马镫创造了一种新的战争方式，后来更不用说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也就是封建制度。3中国人和朝鲜人(他们在谷登堡之前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当时可能有人,或者没人有天分看出活版印刷的潜在价值，但他们肯定没有字母，即一个字母体系的书写方式。因此，他们的“魔鬼”又回去睡觉了，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墨西哥的原住民阿兹特克人(Aztecs)发明了轮子。后来，他们把轮子安装在儿童的玩具上，就以为它的潜在价值已经耗尽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至今仍然是个谜。但无论如何，这又是一个技术未必一定向文化注入新思想的实例。

小林恩·怀特用另一个比喻来阐述这个观点，他说：“随着我们对技术史的了解日益增加，我们很清楚，新设备仅仅是为人类打开一扇门，它不会强迫人类走进去。接受还是拒绝一项发明，或者若是接受了，它的含义究竟能实现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依赖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它的领袖有没有想像力，同时也要看技术项目本身的性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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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詹姆斯·凯里未发表的论文。

2 查理·马特尔(CharlesMartel，约688—741)，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宫相。732年在普瓦提埃战役中打败阿拉伯人，阻止其向西欧扩张，获“马特”(意为“锤子”)称号。——译者注

化》(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当然，就谷登堡的印刷术而言，我们知道当时欧洲文化已是万事俱备，准备接受它的。欧洲不仅有2000年历史的字母书写系统，而且有相当丰富的手稿传统。这意味着有许多重要的文本等待印刷出版。欧洲人早就知道如何造纸，而且已经有了200年的历史。尽管在当时的社会文盲很普遍，但会读会写的抄写员还是存在的，他们能教别人读书写字。13世纪时，欧洲重振学习的风气，并重新发现了传统文化的智慧，这些都刺激了人们对书籍的需求。随后，欧洲的商业发展和探险时代的开始又刺激了对新闻、耐久的合同契约、可靠和标准的地图的需求。

那么，我们可以说，在15世纪中期，欧洲的知识状况使得印刷术成为必需。这无疑也说明了如此多的人在同一时间、不同地方研究这个问题的事实。用怀特的比喻就是，印刷机打开了一扇欧洲文化多年来一直焦急叩响的门。当这扇门终于打开时，整个欧洲文化便蜂拥而入。

要认识印刷的一些含义，并不需要天才。在印刷机发明后的50年里，共印刷了800多万本书。到了1480年，共有110个城市拥有印刷机，它们分布在6个不同的国家。然而，仅意大利一国，就有50台印刷机。到了1482年，威尼斯成了世界印刷之都，而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AldusManutius)，一个威尼斯人，很可能是当时基督教世界中最忙的印刷商。他店外的招牌显示了他用双关语的天分，也表明了他的生意状况：“若想跟阿尔杜斯说话，快，时间紧迫。”2阿尔杜斯有半数的员是遭流放的希腊人或难民，以至于在1515年他的希腊作家的作品都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并印刷出

第二章 印刷术和新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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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怀特, White, Lynn, Jr.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62，第28页。 HH

2 原文为Timepresses。press在此意为“紧迫”，但press同时又有“印刷”的意思。因此阿尔杜斯巧妙地用了一个双关语。

3 Burke, James. Connections. Boston: Little, Brown Company, 1978,第105页。

大约在阿尔杜斯去世的时候，印刷开创了第一个记者职业、第一个文学敲诈者、第一个色情作品的批量生产者，这三种身份全部集中在皮特罗·阿伦提诺(PietroArentino)一人身上。1阿伦提诺出身低微，没有受过教育。但他本能地懂得印刷是让人出名的工具，也就是说，他发明了报纸。我们也可以把忏悔性写作(confessionalwriting)的起源归之于他。除个别例外，如圣奥古斯丁(SaintAugustine)的《忏悔录》(Confessions)，过去的文学传统从未有过暴露私人生活的作品，也没有个人观点得以公开表现的既定“声音”或语气，自然也没有对想像中的、其实不存在的人群讲话的习俗。2阿伦提诺从未接受过任何人的教诲(因为此前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而抢先印出一连串的反教权主义的淫秽作品、诽谤性的故事、公开的指责和个人观点。所有这一切已经成为新闻传统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依然盛行不衰。他发明的“黄色”新闻和与此相应的表现风格，使他名利双收。当时他以“王公贵族的祸患”著称，是那个时代的“公民凯恩”3。

阿伦提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文学传统。他以亲切的措辞满足了一大批无形的大众。如果说他的作品反映的是这种新文学传统的肮脏的一面，那么蒙田（Montaigne)的作品则代表了较有益的一面。蒙田生于1533年，那时阿伦提诺已经41岁了。蒙田发明了一种写作风格、一种语言形式、一种人格面貌。通过这些手法，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沉着自信而且直言不讳地向无形的当代之人和后世之人表达意见。蒙田发明了个人随笔。就像民谣提倡公众观念一样，蒙田的随笔提倡个人主义，赞美个人历史，而不是公众历史。就它的谦逊、幽默、睿智而言，蒙田的作品不赞美公众，却只赞美他自己，赞美他的特立独行、他的怪僻和偏见。400年后，当诺尔曼·梅勒(NormanMailer)写出了《自我推销》(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一书时，他只不过是在延续蒙田的传统，给它一个恰当的名称而已。这个传统就是作者自我宣传，自我暴露，作者作为个人对立于社会。麦克卢汉以其独特的方式说道：“凭借着印刷，人们立即发现了方言能够广泛传播的功能。”麦克卢汉想到的不只是阿伦提诺和蒙田，他还特别提到了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coisRabelais)。拉伯雷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歌颂的能力是举世无双的。例如，他吹嘘说他的《高康大》(Gargantua)在两个月内卖掉的册数要比《圣经》在十年里卖掉的都要多。2由于这番话，他被指责为违反神旨和亵渎上帝。这一段插曲让人想起了不久前发生的类似事件。约翰·列农说披头士乐队比耶稣基督更有影响，因此也遭到了严厉的谴责。问题的关键在于抄写文化是跟知识产权的概念和知识个性的概念完全背道而驰的。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指出：“抄写文化的状态……压制了人的自恋情结。”3而印刷却使它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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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麦克卢汉, McLuhan, Marshall.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第233页。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第230页。

3 公民凯恩是同名美国影片中的报业巨头。——译者注。

在印刷激发起作家日益强烈且无须掩饰的自我意识的同时，它也在读者中创造出类似的态度。因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一切人际交流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甚至连阅读所采用的也是口语模式，一个读者大声朗读，其他人随后跟上。4但自从有了印刷的书籍之后，另一种传统便开始了：孤立的读者和他自己的眼睛。口腔无须再发声音，读者及其反应跟社会环境脱离开来，读者退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从16世纪至今，大多数读者对别人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他们不在旁边；若不行，则请他们保持安静。整个阅读的过程，作者和读者仿佛达成共谋，对抗社会参与和社会意识。简而言之，阅读成为反社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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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麦 克卢汉, MeLuhan, Marshall.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2，第233页。

2 爱森斯坦, Eisenstein, Elizabeth.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第400页。

3 同上，第233页。

(The McGuffey Readers)的目的重在训练耳朵而不是眼睛。

因此，在这个过程的两端，即生产和消费，印刷创造出一种心理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对个性的要求变得不可抗拒。这倒不是说印刷术创造了个人主义，而是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正常的、可以接受的心理条件。列奥·洛温塔尔(LeoLowenthal)说道：“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关于人类本性的普遍哲学是建立在这样的构想之上的：每个个人都是离经叛道者。在很大程度上，个人的存在就在于坚持个性，反对社会的限制和规范要求。”1

如果说英尼斯已经洞察到一种新的传播技术改变了我们的兴趣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印刷给予我们自我，使我们以独特的个体来思索和谈话。而这种强化了的自我意识便是最终导致童年开花结果的种子。当然，童年并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它经历了将近200年的时间，才成为西方文明中看上去不可逆转的特征。假如没有每个个人本身都是重要的、人类的心灵和生命从根本上超越公众这一观念，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由于个性观念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它也会应用在儿童身上，因此，比方说，到了18世纪，人们普遍接受儿童夭折的必然性(阿里耶斯将之称为“必要的损耗”)的情况已经大部分消失。实际上，大约在16世纪末，儿童的死亡开始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父母的坟墓上。也许这是个可怕的事实，但正好说明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

然而，单有个人主义并不能产生童年。童年要求社会必须有一个将人划分为不同阶层的基础。因此，还需要另一个动因的出现。这个动因也的确出现了。由于没有更好的措辞，我暂且称它为“知识差距”(knowledge gap)。印刷机发明后的50年里，欧洲文明的传播环境明显地在逐渐瓦解，并连同其他行业一起在进行调整。在有读书能力的人和没有读书能力的人之间产生了明确的界线。后者局限于中世纪的感知力和兴趣水平，而前者则被推进一个充满新事实和新感受的世界。印刷术发明以后，可供谈论的新生事物大量增加。这些内容都在书里，或至少以印刷品的形式出现。路易斯·芒福德是这样描述这种状态的：“印刷的书，比其他任何设备都更能把人从此时此地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印刷品使事件变得比它本身更有影响……印刷形式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其余的世界往往变得更虚无缥缈。学习变成了从书本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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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洛温塔尔,Lowenthal,Leo.Literature and theImage ofMan. Boston:Beacon Press,1957,第41页。

书中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信息呢?人们可以学到些什么呢?首先,有“入门工具书”(“how to do it”)：有关冶金学、植物学、语言学、礼仪规范，终于还有了儿科医学方面的书。托马斯·费尔(ThomasPhaire)在1544年出版的《儿童之书》 (TheBook of Children)一般被认为是英国人写的第一部有关儿科学的书。〔意大利人保罗·巴杰拉尔多(PaoloBagellardo)出版的一本比他更早，在1498年。费尔在书中建议使用出牙嚼环，并面面俱到地提出了一系列儿童可能患的“严重和危险的疾病”，包括“apostume of the brayne”(很可能是脑膜炎)、噩梦、瘙痒、眼充血、腹绞痛和肚子胀气2儿科学和礼仪书籍的出版强烈显示，在印刷机发明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童年这个概念已经开始形成。但核心问题在于，印刷导致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爆炸”。要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成人，人们需要超越习俗和原有的记忆，去探索过去不知道也不曾考虑过的世界。因为除了一般信息，如在“入门”类书和其五花八门的指导和手册里可以找到的，在商业世界里，还有印在越来越标准化和可以重复时，地图绘制员开始将“天堂”从他们的图表上删除，理由是它的地点太不确定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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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6页。

2 平奇贝克， Pinchbeck, Ivy, and Margaret Hewitt. 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 Volume I : From Tudor Times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 第5—6页。

事实上，如此多的信息、如此五花八门的种类不断被生产出来，书商已不再可能用抄写的手稿来作为书的模型。到了16世纪中叶，印刷商开始实验新的出版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创新就是用阿拉伯数字来编页码。第一个为人所知的这样编页码的实例，是约翰·弗罗本2所出的第一版伊拉斯谟的《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印刷于1516年。编排页码必然导致更精确的索引、注释和相互参照。这又反过来或导致、或同时伴随着其他创新，如标点符号、段落标题、分段、书名页和页首标题。到了16世纪末，机器制作的书已经有了一种排印格式，从外表上看，其实在功能上，都可以和今天的书媲美。在16世纪早期，书商们关心的是书籍格式的美观和效率。意大利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头十年》(FirstDecennale)当时非常成功。该书的印刷商愤愤不平地抱怨这本书的一个盗版。他把那盗印的版本描绘成“蹩脚的廉价货………破烂的装订，没有页边，很小的书名页，前后都没有扉页，歪歪扭扭的字形，有许多印刷上的错误”。3

在此很值得回想一下哈罗德·英尼斯提出的原则：新的传播技术不仅给予我们新的考虑内容，而且给予我们新的思维方式。书籍的印刷形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组织内容的方式，从而推动了一种新的组织思想的方式。印刷书籍所具有的一成不变的线性特点—一句一句排列的序列性，它的分段，按字母顺序的索引，标准化的拼写和语法导致一种詹姆斯·乔伊斯4戏称为“ABC式”的思维习惯，即一种跟排版结构非常相似的意识结构。对于印刷术的这个结果，哈罗德·英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都用了很大的篇幅进行论述。即便像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这样小心翼翼的学者也相信，新兴的书籍的版式，它特有的编纂信息的方式，“有助于重新整理所有读者的思想，而不论他们从事什么职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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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爱森斯坦， Eisenstein, Elizabeth.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第78页。

2 约翰·弗罗本(约1460—1527),瑞士巴塞尔最著名的印刷家,出版过许多学术名著,第一部出版物是1491年出版的拉丁文《圣经》。——译者注

3 Barincou, Edmond. Machiavelli.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5.

长篇小说《尤利西斯》。——译者注

人们不会怀疑把书组织成章节的形式逐渐成为公认的组织课题的方法：书籍呈现材料的形式演变成该学科的原理。爱森斯坦列举了法学领域里一个有趣和显而易见的例子。中世纪时，由于很少有老师完整地看过《法典大全》(the Corpus Juris)，因此教授《法典大全》的老师既不能向学生、也不能向自己说明每一个法律的组成部分是如何跟完整的原理体系相联系的。但从1553年开始，以印刷为目的的一代法律学者着手进行编辑整部手稿的任务，包括重新组织各个部分，根据内容把它们归入不同的段落，以及为引文编制索引。这样做，他们使这部古典文献变得完全可以为读者所用了，文体上明白易懂，内在逻辑通畅。也就是说，他们彻底改造了这个学科。2同样地，爱森斯坦指出：“仅仅是为教授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等级的课本作准备，就等于鼓励重新评审既定的步骤和重新安排对不同领域的处理方法。”3换言之，同一学科往往有不同的课本，但这些课本在各部分安排的顺序上要有一致性；而确定何者为先、何者为后的过程，便是课本作者在改造他们的学科领域。

与此同时，无可避免的是，16世纪的书籍的编辑非常注意书籍内在组织的清晰度和逻辑性。“每个学科都能够按主题来处理的信条，拉尔德·斯特劳斯(Gerald Strauss)写道，“最好的阐述方式是通过分析来进行。出版商和编辑都非常热衷于这样的信条。”1当然，他们所采纳的是一种价值观，是针对一个学科来对人类思想进行组织的最好方法。它是书籍和排版结构所固有的价值。但它决不是唯一的价值。当书法消失时，别具风格的手稿也随之消失了，不具个人色彩和可以反复使用的印字排版承担了一定程度的权威性。直到今天，尽管作家还是各具特性，一般人仍然倾向于相信印刷出来的东西。的确，无论印刷的书籍怎样缺少独特的个人印记，就像课本和百科全书，但是人们把印刷的书籍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之声的潮流几乎难以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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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爱森斯坦, Eisenstein, Elizabeth.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第105页。 A

2 同上，第103—104页。

3 同上，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