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

我们这里所要说的是，排版决不是信息的中性传递者，它导致了学科的重组，强调逻辑和清晰，并形成一种对权威信息的态度。它也导致了对文学形式的新认识，例如，散文和诗歌，就是由于其文字印刷排列上的不同而被区分开来的。当然，书页的排版结构以及印刷书籍的便于携带和可重复再版，不仅对随笔散文的产生，而且对后来以小说著称的文体的产生，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许多早期的小说家自己本身就是印刷商，如塞缪尔·里查森(Samuel Richardson)。托马斯·莫尔爵士(SirThomasMore)在写作人类第一部科幻小说《乌托邦》(Utopia)时，参与了印刷该书的每一阶段。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决不能低估语言从耳朵转移到眼睛、从口语转移到排版这个过程对人类心理造成的撞击。能够看到自己的语言持久存在、反复印刷，而且以标准的形式出现，这使人类与语言产生了最深厚的关系。今天，我们完全生活在一个书面语言的世界里，如果没有阅读能力，我们无法处理自己的事情，因此我们很难想像拥有阅读能力在十六七世纪是多么的美妙和重要。具备阅读力可以产生非常大的效力，甚至是魔力，它可以将一个人从绞刑架救出来。例如，在英国，一个能从《圣经》里读一句句子的小偷只会到在拇指上打烙印的处罚；不能读的则命运截然不同： “罪犯保尔能读，打上烙印处罚；罪犯威廉不能读，处以绞刑。”以上这个例子引自对两个小偷的判刑记录。他们在1613年因抢劫苏塞克斯郡(Sussex)的公爵家而被判刑。1

194

童年的消逝

1 转引自爱森斯坦，Eisenstein, Elizabeth.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ambridge,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第102页。

印刷术首次使方言进入大众媒介。这个事实不仅对个人，而且对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容置疑，固定的视觉语言在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实际上，语言沙文主义恰好跟印刷的发展同时发生：“母语”的观念是排版的产物。基督教新教主义也不例外。没有任何动乱像新教改革一样跟印刷有更直接、更无可争辩的联系。对于这个断言，马丁·路德的一番话是令人信服的最好例证。谈到印刷，他说，印刷术是“上帝最崇高、最无限的恩典。凭借它，上帝的福音事业可以广泛传播”。路德主义和书是分不开的。尽管路德很精明，很善于用印刷的小册子和书籍作为宗教宣传的工具，但是他有时也对印刷无可置疑的威力感到惊讶。“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他在给教皇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论文……是如何传播到那么多地方去的。它们原本只是针对我们当地的学术界的…我文章中所用的语言是平民百姓几乎看不懂的。”如果路德听说过苏格拉底(Socrates)在《斐多篇》(Phaedrus)里表述过的有关写作的警告，也许就不会如此大惑不解了。“一个字一旦被写下来，”苏格拉底说，“它就会四处滚动，态度冷漠地来到理解它的人中间和与它绝不相关的人中间。它并不知道该给谁看，不该给谁看。”那时苏格拉底并不知道印刷，否则这个问题又会复杂百倍。可以肯定的是，路德在此忽略了印刷书籍的可携带性。虽然他的论文是用术性的拉丁文写的，但是，它们可以很容易地被运送到德国各地和其国家，而印刷商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译成不同的方言

当然,路德极力提倡用方言印刷出版书籍，同时大大利用书面语可以四处传播“不知道该给谁看”的事实。他撰写了德语版的《圣经》，因此“上帝的信息”传到了人数最多的民族。如果在此处大谈印刷术和宗教叛乱之间诸多的相互联系，显然会使我们偏离正题，但是强调下面的事实是非常必需的，即印刷使得上帝的信息跑到了每家每户的厨房桌上，而且用的是一种人人都明白的语言。上帝的信息既然如此唾手可得，基督徒就不再需要各界神职人员为他们诠释教义了。或者说，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开始这样相信。“基督教，”劳伦斯·斯通(LawrenceStone)写道，“是书本的宗教，即《圣经》。一旦《圣经》不再是只有牧师才能宣读的文字和由他们严格把持的秘密，建立文字社会的压力也应运而生了。”1《圣经》成为人们思考的内容，同时也成为人们用以思考的工具。假如世上有媒介和信息在倾向上不谋而合的实例，那就非印刷术和基督教新教主义莫属了。这二者不仅都揭示了个体思想和行为的各种可能性，而且，多种语言对照版的《圣经》，把中世纪的拉丁语《圣经》所代表的上帝一家之言，改造成了上帝多家之言。凭借印刷，上帝变成了英国人、或德国人、或法国人，这完全取决于用什么样的方言来表现上帝的信息。这样的结果是加强了国家民族主义，同时削弱了经文的神圣权威。从18世纪到现在，人们对国家的爱取代了对上帝的爱，这完全可以说是印刷带来的一个结果。例如，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基督徒受鼓动发动的战争，完全是以捍卫国家利益的名义；上帝只好自己照料自己了。

第二章 印刷术和新成人

195

1 斯通, Stone, Lawrence. “The Education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1500—1640." Past and Present，No. 28，July 1964，第43页。

现代科学取代中世纪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因于印刷术的作用。哥白尼(Copernicus)是在15世纪末诞生(Galileo)、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威廉·哈维(WilliamHarvey)和笛卡尔(Descartes)，他们都出生在16世纪；也就是说，现代科学的基础在印刷术发明以后的100年内已经奠定。只要仔细想想1543年，人们也许就能体会到从中世纪的思想到现代科学观念的转变是多么引人注目。在那一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DeRevolutionibus)和维萨里的《人体结构》(De Fabrica)同时问世了，前者重新改写了天文学，而后者则改写了解剖学。新的传播环境究竟是如何使科学发现和天才层出不穷的呢?

196

童年的消逝

1969，第76—77页。

首先，印刷不仅创造了新的收集数据的方法和来源，而且极大地增加了大陆范围内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其次，标准化的印刷形式导致了统一的数学符号，包括用阿拉伯数字取代罗马数字。因此，伽利略可以把数学称作“自然的语言”，并且自信其他科学家也能使用和理解这种语言。此外，标准化的印刷大半消除了文本中的模糊不清，并减少了图解、图表、表格和地图上的错误。印刷使直观教具现成可用，这样也使大自然显得更加千篇一律，因此更通俗易懂。

通过不同的方言，印刷还导致了科学思想的普及。尽管一些16世纪的科学家，如哈维，坚持用拉丁文写作，而其他科学家，如培根，则迫不及待地用方言写作，努力传播科学哲学的新精神和新方法。中世纪炼金术士把持秘密的时代结束了。科学成为众人之事。培根的《学习的进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出版于1605年，是第一部用英语写作的重要科学著作。一年后，伽利略出版了一本显然是在自家印刷的、用方言写作的小册子。伽利略对用方言印刷这种自我宣传的手段所具有的威力并非无动于衷，实际上，他正是利用这种方法确立了自己是望远镜的发明者。另外，中世纪的学者不知道或者无法弄到的各种各样的有价值的古典文献，如今通过印刷，它们也得以重见天日。例如，英文版的欧几里得到了1570年才首度出版。1

到了16世纪末，不仅欧几里得，还有天文学、解剖学和物理学的书籍都可供所有有识字能力的人享用。新形式的文学作品随手可得。

第二章 印刷术和新成人

197

1 欧几里得(Euclid)为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数学家，他的《几何原本》一直流传至今。

《圣经》随手可得。商业文献随手可得。有关机械、农业和医学的实践经验的书籍也随手可得。在100年里，一个全新的符号环境建立了起来。这个新环境使世界充满了新信息和抽象经验。它要求人们有新技术、新态度，尤其是一种新的观念才能生存。个性化，富有概念思维的能力，具有知识力度，对印刷文字权威的信赖，对清晰、有序和说理能力的热爱，所有这一切，随着中世纪口语环境的渐渐衰退，都出现在新世界的最前沿。

简单地说，所发生的一切意味着“文化人”(LiterateMan)已经诞生了。由于他的到来，儿童便被留在了身后。在中世纪，年幼者和年长者都不识字，他们的事情局限在这里和现在，用芒福德的话来说，是“此时此地”。这正是当时不需要有儿童概念的原因所在，因为人人共享同样的信息环境，因此生活在同样的社会和知识世界里。当印刷开始大行其道时，显然需要创造一个新型的成年。自从有了印刷术，成年就变得需要努力才能挣来了。它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成就，但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成就。自从有了印刷术，未成年人必须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变成成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接受教育。因此，欧洲文明重新创造了学校，从而使童年的概念也变成社会必需的了。

198

童年的消逝

第三章 童年的摇篮期

印刷术问世后的头50年被称作“incunabula”，字面上是“摇篮时代”的意思。到了印刷机步出摇篮之时，童年的概念已经进入了摇篮。然而，童年的摇篮期持续了大约两百年。在十六七世纪以后，童年的概念普遍被承认是“存在的”，只是事物自然法则的一个特点而已。J.H.普拉姆在写有关童年的摇篮期时指出：“儿童越来越成为受尊重的对象，它是一个特别的产物，有它不同的本质和不同的需求。他们需要与成人世界分离并受到保护。”1“分离”当然是个关键词。在将人进行分离的时候，我们创造了各阶级的人，其中，儿童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而且人性的范例。但普拉姆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儿童被从其他人群中分离出来，并非因为他们据信有“不同的本质和不同的需求”。他们据信有不同的本质和不同的需求，是因为他们已经被从其他人群中分离出来他们被分离，是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他们要学习如何读书写字，如何成为印刷文化所要求的那种人，这些都是绝对必要的。

1 普拉姆, Plumb, J. H. “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 Horizon, Vol. 13, No. 1, Winter 1971，第9页。

当然，起初人们对阅读和写作究竟能够或者会对人类产生何种影响，并不十分清楚。我们或许可以预料，人们普遍对变得有文化这个过程的认识很天真，正如我们今天对电子媒介的认识也很天真一样。例如，商人阶级想要他们的孩子懂得ABC，以便日后他们可以处理商业世界中的各种文字。路德会教徒希望人们既能读懂以方言写作的《圣经》，又能读解对教会的不满。一些天主教徒在书中发现了可以用来灌输对《圣经》进一步服膺的手段。清教徒则希望使阅读成为对抗“无知、亵渎和懒惰这三大罪恶”2的武器。

到16世纪中期，天主教徒开始打退堂鼓，不再鼓励人们识字，感到阅读是一个分裂的动原，最后甚至禁止阅读各种方言版的《圣经》，包括像伊拉斯谟这样的作家的作品。阅读跟异端邪说画上了等号，后来出现禁书书目也是很自然的事。新教徒显然偏爱离经叛道，此外，还寄希望于识字阅读有助于破除迷信。因此，他们继续发掘印刷的各种资源，并把这种态度带到了新世界。然而，我们发现，长老制的苏格兰其实对让所有人接受识字教育的问题提出了最强烈的承诺。例如，在1560年第一本长老会信纲(Presbyterian Book of Discipline) 中，他们就呼吁建立全国性的教育体系，这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这样的倡议。在长老会教徒的政治权力如日中天之时，他们为实现这一目的制定了立法(《1646年法案》)；在1696年他们卷土重来之时，又恢复并强化了这个立法。3

天主教背离印刷而新教与之形成联盟的一个结果，是欧洲的文化知识版图出现了惊人的颠倒。在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在文化修养和情感修养方面要远远高于北欧各国。可是，到了17世纪末，这种局面完全反了过来。天主教保持了一种形象上的宗教。它继续偶像崇拜且变本加厉，过分注意经营教堂和仪式服务的各种细节。基督教新教则发展成了一种书籍的宗教，结果是阻止偶像崇拜，走向一个禁欲的符号体系。约瑟夫·凯曾经说过，在19世纪，若想把穷人吸引到教会来，人们必须要么像天主教一样“装点场面”，要么像新教徒那样“教育民众”。2也许对如何吸引穷人，凯说得有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即一个有识字能力的民族能够开发出比文盲更高层次的抽象思维的能力。以形象为中心、铺张装饰的天主教对穷人并不一定那么有吸引力，但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于天主教具体、偶像式的象征符号的各阶层的公众，也没什么不适应。基督教新教则提倡简朴。它的出现对那些早已受到书籍的熏陶、能更抽象地思维的人自然是非常合适的。

200

童年的消逝

1 芒福德， Mumford, Lewis.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1934，第137页。

2 斯通, “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 Past and Present, No. 42, February 1969，第71页。

3 同上，第80页。

此外，这同时意味着童年的进化发展并不均衡，因为当我们对历史复杂性进行筛选后，一个相当简单的等式便出现了：凡是识字能力受到始终如一的高度重视的地方，就会有学校；凡是有学校的地方，童年的概念就能迅速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童年在不列颠群岛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更早出现、并且有更清晰的轮廓的原因。早在亨利八世统治时代，威廉·福里斯特（William Forrest)就倡导小学教育。他提出，儿童在4岁时就应该送进学校去“学一些文学”，这样他们才会理解上帝的旨意。3托马斯·斯塔基(Thomas Starkey)在他的《对话》(Dialogue)中提出了类似的想法，他主张设立教区学校，让所有7岁以下的儿童上学。4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里，英国人把他们的社会改造成了一个有许多学校的岛屿。在16世纪，许多村庄的村民留下遗产赠物，要求建立免费的学校，使当地儿童能够接受初级教育。W.K.乔丹（W.K.Jordan）作过的一份调查显示：1480年，英国有34所学校。到了1660年，有444所学校，每4400人中便有一所学校，大约每隔12英里就有一所学校。2

第三章 童年的摇篮期

201

1 约瑟夫·凯（JosephKay，1821—1878)，英国经济学家。主要研究贫民问题。著有《英国和欧洲的贫民教育》、《英国和欧洲人民的社会处境》等。——译者注

2 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1640—1900.” Past and Present, No. 42, February 1969，第78—79页。

3 平奇贝克， Pinchbeck, Ivy, and Margaret Hewitt. 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 Volume I : From Tudor Times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 第23页。

4 同上，第23—24页。

实际上，当时共发展出三种学校：初级或者“小型”学校，教三个“R”—读、写、算；免费学校，教数学、英语作文和修辞；还有文法学校，教英语语法和古典语言学，目的是为大学和律师学院培养青年人才。莎士比亚就读的是斯特拉特福的一所文法学院。他在那里的经历促使他表达了一个著名的意见〔因为他很可能被要求读黎利(Lily)的《拉丁文法》]。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第二篇中这样写道：

你存心不良，设立什么文法学校来腐蚀王国的青年……我要径直向你指出，你任用了许多人，让他们大谈什么名词呀，什么动词呀，以及这一类的可恶的字眼儿，这都是任何基督徒的耳朵所不能忍受的。

然而，多数英国人并不赞同莎士比亚所说的创办学校是为了腐蚀王国的青年的说法。其实，英国人甚至不反对送女孩去学校接受教育：诺里奇(Norwich)提供的免费教育对男孩和女孩都是开放的。然而，人们必须明白，去学校接受教育多半是中上层阶级的头号任务，但有根据显示，即使在穷人中也有些妇女是识字的。

不过，男性的识字人数当然要多得多。1612年到1614年间，米尔塞克斯郡(Middlesex)审判的204个因初犯而判死刑的男犯中，有人请求使用“神职人员不受普通法院审判的特权(benefit of clergy)”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应付从《圣经》里读一句的挑战，从而免于绞刑的厄运。劳伦斯·斯通教授由此得出结论，如果47%的罪犯阶层能够识字，那么整个人口中男性的识字率一定比这个数字要高得多。(当然，也可能“罪犯阶层”要比斯通教授想像的更聪明，学习认字属于他们生活中优先考虑的事情。)

202

童年的消逝

February 1969，第42页。

无论如何，非常准确的识字率是很难获得的。据托马斯·莫尔爵士推测，1533年，超过一半的人口有能力阅读英文版的《圣经》。多数学者认为这个估计太高，但是他们普遍认为，到1675年，男性的识字率大约在40%。然而，下面这些数字都是确凿无疑的：1642年出版了2000多份小册子。1645年发行了700多份报纸。在1640年到1660年之间，小册子和报纸加起来一共是2.2万份。2因此，到了17世纪中叶，“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英国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文化的社会”。3无可否认地，到了17世纪初，它的政治领袖都是有识字能力的。在法国，情况显然也是如此。在英国，最后一个身居高官的文盲是拉特兰郡(Rutland)的第一伯爵。在法国，则是蒙莫朗西元帅（ConstableMontmorency)。4虽然法国在识字教育方面的成就(即学校的发展）落在了英国后面，但是到了1627年，法国大约有4万儿童在接受教育。

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是儿童在社会上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学校是为培养有文化的成人而设计的，儿童因此不再被看作是成人的缩影，而被看作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即未发展成形的成人。学校教育开始认同儿童自身的特殊天性。阿里耶斯指出：“在学校上下……按年龄组织安排教学。”正如19世纪的青少年是通过征兵来定义一样，在16世纪和17世纪,童年的定义是通过进学校上学来实现的。(中、小学)

第三章 童年的摇篮期

203

1 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 Past and Present, No. 42, February 1969,第43页。

2 同上，第99页。

3 同上，第68页。

4 同上，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