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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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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高伯(GauberPit)井下控制风门,我不得不在没有灯的情况下操作,我很害怕。早上4:00,有时3:30我就去上班,直到5:00或5:30才出来。我从来没有睡着过。当有灯光的时候,我有时会唱唱歌,但我不在黑暗中唱:那样我不敢唱。”这是19世纪中叶年仅8岁的女孩萨拉·古德(Sarah Gooder)描绘的矿井中的一天。2萨拉以及其他儿童揭示的残酷现象最终导致英国立法,禁止矿井雇用儿童,即10岁以下的儿童!

更早些时候,在1814年,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立法,规定偷
盗儿童是可以提起公诉的罪行。脱光偷来儿童的衣服一直属于违法行
为,但是对于实际偷盗儿童或把儿童卖给乞丐的行为,法律却没有任何
惩罚。不过,法律对儿童所犯下的罪行却严惩不贷,没有丝毫侧隐之
心。直到1780年,在两百多项可以判绞刑的罪行中,儿童若触犯了其
中的任何一条,都会被一视同仁,处以绞刑。在诺里奇(Norwich)
个7岁的女孩被绞死,罪名是她偷了一条衬裙。在戈登暴乱3之目击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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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消逝

1 斯通, “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 Past and Present, No. 42, February 1969,第92页。

2 Pinchbeck, Ivy, and Margaret Hewitt. 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 Volume I : From TudorTimes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第二卷,第354页

3 戈登暴乱:发生于1780年的伦敦反天主教暴乱,持续一周,死伤近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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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的乔治·塞尔温(George Selwyn)说。1

在1761年进行的一次审讯中,安·马丁因弄瞎一些孩子的眼睛,随后带他们到全国各地乞讨而被判有罪。2她只被判在纽盖特监狱(NewgatePrison)服两年的刑。如果孩子是她自己的,很可能她根本不会被判有罪。她的罪行,看上去只是由于损坏了别人财产而构成的。

有大量的书,包括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Dickens)的,描写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的英国,穷人的孩子遭受恐怖的统治:济贫院,服刑机构,纺织厂,矿井,不识字,缺乏学校。我小心翼翼地选择“恐怖的统治”(reignofterror)一词,因为我认为阐明下面的观点很重要:正如法国的恐怖统治没有、也不可能摧毁政治民主的思想一样,残酷对待底层阶级的儿童没有、也不可能摧毁童年的概念。童年的概念比那些从未受益于此概念的儿童更加坚强耐磨。这一点值得我们对未来感到欣慰。

童年之所以能从工业化的英国的贪婪中幸存下来,原因有几个。其中之一是英国的中、上层阶级使这个概念保存下来,并精心培养和扩展它。对萨拉·古德个人而言,这个事实不可能有任何意义或些许安慰。但对于整个世界文明,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对英国尤其如此。有关童年的想法和前提一旦被引进,从此便在英国扎根,从未离开过。有时它们只是受到阻隔,不能进入某个阶层。虽然英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例如,直到最近,它依然是西方世界中最有阶级意识的社会,但是童年和它所代表的一切最终还是渗透到了底层阶级。又如,1840年以后,初级教育迅速发展,到了19世纪末,无论哪个阶级,男人或女人,文盲现象已经基本上消除。3

童年并不是那种可以永远隐瞒、不让社会各阶层知道的一个概念。

第四章 童年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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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inchbeck, Ivy, and Margaret Hewitt. 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 Volume I : From Tudor Times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9,第二卷,第351—352页。

2 显然这种可怖的行径在当时的英格兰和欧洲大陆是非常普遍的。

1969,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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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英国的中、上层阶级努力这么做—他们的确也这么做了,童年的概念在其他国家的发展也会对情况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也的确如此。正如在17世纪,童年的概念从英国穿越海峡到达欧洲,在18和19世纪,它从欧洲又重新穿过海峡回到了英国。举例来说,到18世纪末,欧洲大陆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缺乏教育和年轻人犯罪之间有着某种因果关系。1824年,一个访问了英国的德国人说道:“单单在英国,它每年处以死刑的人数就要比其他国家全部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它听任200万人民到处游荡,极度无知。”1833年,《爱丁堡评论》(TheEdinburghReview)估计,就欧洲的教育而言,英国人落在标尺的底部,德国人则在最顶端。2若不是德国人,那么肯定是苏格兰人。苏格兰人到了18世纪末已经发展出欧洲最大的初级教育体系,还有也许是最好的中等教育。问题在于,童年的含义意味着这个概念可以跨越所有国家的边界,虽然时而受到阻止和打击,但总能继续它的旅程。尽管当地情况会影响它的面貌和进程,但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它消逝。例如在法国,反对社会识字文化和教育的势力,不是来自没有人性的工业资本主义,而是来自耶稣会。因为耶稣会的成员担心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会被“新教化”。可到了19世纪中叶,在识字率和儿童的入学率上,法国都赶上了英国,因此,童年的意义在法国也得到了发扬光大。

在欧洲范围内兴起的倡导一个人性化的童年的潮流,部分是由于政府增强了对儿童福利的责任意识。我们关注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因为近些年来,政府过度干预家庭生活的行为已遭到批评。依我之见,批评得有道理。3可是在十八九世纪,尤其在英国,比较贫穷阶层的成年常不能对儿童发展出或是表现出我们认为正常的爱心和责任。据德莫的假设,很可能是许多成人根本就缺乏对儿童产生柔情的心理机制,1也可能是因为经济能力低下,结果限制了这种感情的存在。无论如何,众所周知,家长经常把孩子不仅当作他们的私有财产,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而且当作动产,他们的健康、幸福可以以家庭生存的名义被消耗掉。在18世纪,认为国家有权成为儿童的保护者的观念不仅新鲜,而且甚至激进。然而,逐渐地,家长至高无上的权威被人性地修改了,这样,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被迫和政府形成合作,共同承担养育儿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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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消逝

1969,第90页。

2 同上,第129页。

3 Donzelot, Jacques. The Policing of the Famil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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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何开始承担这样的责任,可以参照几股力量来进行解释。其中之一就是欧洲范围的改革和学习精神。我们一定还记得,欧洲的18世纪是属于歌德(Goethe)、伏尔泰(Voltaire)、狄德罗(Diderot)、康德(Kant)、大卫·休谟(David Hume)、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这些伟人的世纪,也是洛克和卢梭的世纪。我们甚至可以说,就童年而言,法国的耶稣会根本不能和卢梭相提并论,就像英国的工业机器不能抵挡约翰·洛克的思想一样。我这么说,是指18世纪的知识氛围,即所谓的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有助于培养和传播童年的思想。

拿洛克来说,在1693年出版的优秀著作《对教育的一些想法》(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中,他对童年概念的成长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同在他之前的伊拉斯谟一样,洛克看到书本学习和童年之间的种种联系,提出了一种教育,主张把儿童视为珍贵的资源,但仍然严格要求注意儿童的智力发展和培养他们的自控能力。尽管洛克对儿童身体生长方面的观点很开明,但他还是把开发儿童的理性能力作为目的。一个孩子必须有精力旺盛的身体,他写道:“这样,身体和执行头脑发出的指令。”洛克还抓住了羞耻感的 要性,使之持童年和成年之间区别的工具。“在一切事物中,道,“一旦人们喜欢上它们,是最能刺激心灵之物。假如你能使孩成珍惜名誉、憎恨耻辱,你就已经在他们心中植下了正确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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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ildhood. New York : The Psychohistory Press,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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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重要的是,洛克有一句至理名言:人类的头脑生来是一张空白的刻写板(a blank tablet)、一张空白的书写板(a tabula rasa)。由此,洛克推进了童年的理论。所以,最终在儿童的心灵上写下什么内容,这个重任便落到了家长和校长的身上(随后,又落到了政府的身上)。一个无知、无耻、没有规矩的孩子代表着成人的失败,而不是孩子的失败。一如200年后弗洛伊德有关心理压抑的学说,洛克的空白书写板的观点在父母身上产生了一种与儿童发展息息相关的内疚感,并为把认真培养儿童作为国家优先的大事提供了心理上和认识上的根据,至少在洛克所属的商人阶层,即他的选民当中是如此。虽然洛克不同于贺拉斯·曼1,因为洛克的想像力并不容许所有的儿童接受同等的教育,但他的确提出了教育穷苦儿童的学徒方案。穷人孩子的头脑毕竟跟中上层阶级孩子的头脑一样具有可塑性。

关于童年的概念,18世纪出现的第二个重要的知识性影响,当然非卢梭莫属。尽管我相信卢梭心里并不清楚地明白童年为何会出现、它如何被保存下来(而洛克是很清楚的),但他还是对童年的发展做出了两个重要的贡献。首先,他坚持儿童自身的重要性,儿童不只是达到目的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就跟洛克大相径庭,因为洛克认为儿童始终是潜在的公民或者商人。卢梭的思想也并非完全独到,因为卢梭写作的时代,法国对童年的魅力和价值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尊敬。确实,卢梭自己曾引用一位老绅士的话:当路易十五问这位老绅士,拿17世纪和18世纪相比,他更喜欢哪一个。这位老先生回答道:“陛下,过去我用我年轻的岁月去敬重老人,现在我发现自己不得不用老年的去敬重青年。”不过,卢梭既是个有影响力的作家,也极富个人魅力当伏尔泰和卢梭的敌人揭露卢梭把自己的孩子遗弃在孤儿院里时,他数的追随者甚至拒绝相信这种说法。无论他个人有什么样的缺点,卢梭的作品激发了人们对儿童天性的好奇,而这种好奇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可以公平地说,在学术上,弗雷德里克·福禄培尔1、约翰·裴斯泰洛齐2、玛丽亚·蒙台梭利3、让·皮亚杰4、阿诺德·盖塞尔5和A.S.尼尔都是卢梭的继承人。(福禄培尔和裴斯泰洛齐毫不含糊地表示他们归功于卢梭。)当然,他们的研究工作的出发点都是儿童的心理状态不同于成人,对这一点应单独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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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消逝

1 贺拉斯·曼(HoraceMann,1796—1859),美国教育活动家。推广公共学校制度,对学校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女子教育等提出大量改革意见,因而有“美国公共教育之父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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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第二个思想是,儿童的知识和情感生活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我们必须了解它,才能教育和培养儿童,而是因为童年是人类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人生阶段。卢梭非常重视这个状态,在这一点上,无人能跟他相提并论,包括他的学术继承人。在著名的《爱弥儿》(Èmile)一书中,卢梭探讨的是理想的儿童教育的问题,他只允许儿童读一本书:《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Crusoe)。仅此一本,因为该书展示了人如何能生活在一个“自然环境”里,并对它进行控制。卢梭执著于一种自然状态,相应地轻视“文明的价值”,他的态度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人认为儿童的美德,如自发性、纯洁、力量、欢乐,可以看作是值得培养和赞美的特点。浪漫主义运动中的伟大艺术家也不会不把童年的“生活的快乐”当作主题。尤其是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诗歌把成人描绘成“堕落的儿童”,赞美童年的纯真和自然。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Siegfried),经常被当作表现青少年美德的最有力的作品(如阿里耶斯)。1也正是在18世纪,我们应该记住,庚斯博罗2画出了有史以来最浪漫迷人的有关青少年的画作:他的《蓝衣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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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雷德里克·福禄培尔(Friedrich Froebel,1782—1852),德国学前教育家。认为儿童具有活动、认识、艺术和宗教的本能,教育就是促进这种本能发展的过程。——译者注

2 约翰·裴斯泰洛齐(JohannPestalozzi,1746—1827),瑞士教育家。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天赋力量的和谐发展。——译者注

3 玛丽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意大利女教育家和医生。她把教育看作是促使儿童内在力量自我发展的过程,强调让儿童自由活动,认为让儿童进行各种感官练习是儿童获得知识的基础。——译者注

4 让·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瑞士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和日内瓦学派的创始人。主张通过对结构整体的研究来了解儿童的智力发展,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经过感知运动、前运算、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四个阶段。——译者注

5 阿诺德·盖塞尔(Arnold Gesell,1880—1961),美国儿童心理学家。认为发展是内部因素起主导作用,从胚胎期到青年期的行为模式的变化与成熟都按一定顺序进行,可以预测。——译者注

由”为儿童所必需,认为学校的纪律、指导、暗示和道德训练都应放弃。——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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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童年步入19和20世纪,当它穿越大西洋到达新的世界,童年的概念由两组知识旋律构成了。我们可以称它们为“洛克派”的或“新教派”的童年概念和“卢梭派”的或“浪漫主义派”的概念。以新教派的观点,儿童是未成形的人。唯有通过识字、教育、理性、自我控制、羞耻感的培养,儿童才能改造成一个文明的成人。以浪漫主义的观点,未成形的儿童不是问题,问题完全出在畸形的成人。儿童拥有与生俱来的坦率、理解、好奇、自发的能力,但这些能力被识字、教育、理性、自我控制和羞耻感淹没了。

这两派观点的不同,从洛克和卢梭各自所提出的对比鲜明的比喻中也可形象地反映出来。我相信有一点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例如,洛克把心灵比作刻写板,恰好描绘了童年和印刷之间的联系。的确,空白书写板的比喻把儿童看作是一本尚未写好的书,随着那些书页被填满,儿童走向成熟。这个进程没有“自然”或生物性可言。这是个符号发展的过程:有秩序的、分阶段的、和语言息息相关的。对于洛克和多数18世纪的思想家来说,不识字和童年密切相关、不可分割,成年被定义为备完全的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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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消逝

Random House,Vintage Books,1962,第30页。

绘贵族奢华的盛装和高傲悠闲的姿态,《蓝衣少年》是其代表作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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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卢梭在《爱弥儿》中写道:“植物通过耕耘获得改善,而人类则是通过教育获得进步。”在此,儿童被比作一株野生植物,几乎不能靠书本学习来获得改善。它的生长是有机的和自然的;童年只要不被文明造就的、有疾患的倾泻物所窒息已是万幸。对于卢梭,教育主要是个减少的过程;而对于洛克,这是个增加的过程。但不论这两个比喻有多少区别,它们共同关心的一点都是未来。洛克寄希望于教育带来一本丰富、多样和翔实的书;卢梭则希望教育带来一朵健康的花朵。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当今有关儿童的比喻中,对未来的关心越来越少了。洛克和卢梭都毫不怀疑没有成人面向未来的指导,童年依然可以存在。

当然,在美国,尽管浪漫主义的观点从未完全消失过,但新教派的观点统治了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的确,我们可以说,出版于1884年的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The AdventuresOfHuckleberryFinn),描述的是浪漫主义的例子,尽管书的结尾有些不明确。马克·吐温(Twain)抨击那种认为儿童是未成形的人的观点,认为那只是最表面上的意义。他嘲笑所谓儿童的性格可以凭借社会“价值”得到巨大改善的断言。哈克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个人尊严,他的足智多谋和心理力量,他对生活纯粹的兴趣,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浪漫主义童年观的支持,而且,大约在美国内战时期,成为重新评价童年本质的大潮流中的一部分。一如劳伦斯·克雷明(LawrenceCremin)在《学校的转型》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School) 一书中显示的,进步的教育趋势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例如,1857年,一个最终以全国教育协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著称的机构建立起 了。1875年证发给了纽约儿童保护协会(theNew York SocietyCruelty toChildren)。[作为讽刺性的对照,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实:美国动物保护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toAnimals)在1866年就成立了,几乎早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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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想了解这个组织有趣的历史,参见Payne, George Henry. The Child in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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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哈克·费恩这样的例子,我仍然不想给人一种印象—洛克派的观点开始陷入声名狼藉的境地,尽管更极端的加尔文主义的确是这样,即儿童被带坏了。毕竟洛克派的传统对关心和培养儿童有更高的要求,而且,首先是儿童的语言教育。直到今天,在美国以及欧洲各地,洛克的断言不仅反映在学校里,而且反映在多数牵涉到儿童的社会机构里。但是,看来已经发生的情况是,有关童年本质的观点的确定性开始受到质疑。一般来说,洛克认为儿童是未成形的成人、需要接受文明改造的观点仍保持完好无损,而如何进行教育才不会破坏卢梭和浪漫主义运动所描绘的童年美德,则产生了许多问题。例如,1890年,儿童本性研究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Study of Child Nature)成立了,并在会上处理了如下一些问题:

是否应该含蓄地要求学生顺从?

如何将正确的财产观念传达给儿童?

稍微年长的儿童究竟应该有多少权威?

严格坚持真实会阻碍儿童想像力的发展吗?

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显然不是卢梭的信徒,尽管他们也显然不希望教育的进程干扰儿童的成长;也就是说,他们接受了童年有其必须尊重的逻辑和心理特点的观念。

因此,在19世纪末,万事俱备,两个重要人物出现了。这两个人的研究最终建立了本世纪有关童年问题的一切讨论所使用的话语模式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人最有影响的书都是在1899年出版的。每本书都各抒己见,促使有思想的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来平衡文明的要求和尊重儿童天性的要求?当然,我指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梦的分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学校和社会》(The School and Society)。这两个人和他们的研究都太有名了,因此无须作什么解释。但下述观点是必须要说明的:他们两人结合起来,代表了从16世纪到20世纪童年旅程的综合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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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消逝

1968,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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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科学的框架里出发,弗洛伊德声称,首先,儿童的头脑里有一个无可否认的结构和特殊的内容,例如,儿童具有性能力,富有各种情结和本能的心理冲动。他还声称,在努力达到成熟的成年的同时,儿童必须战胜、抛弃和升华他们本能的热情。因此,弗洛伊德驳斥洛克的论调,赞同卢梭的观点:头脑不是一张空白的书写板;儿童的头脑的确最接近“自然状态”;天性的要求必须考虑在内,否则就会造成永久的人格错乱。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又驳斥了卢梭的观点,赞同洛克的说法:儿童和家长之间早期的相互影响,对于决定儿童将来成为何种成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理性教育,头脑的热情可以得到控制;没有压抑和升华,文明是不可能实现的。

同样地——虽然是从哲学的框架出发的——杜威论证说,儿童的需求必须根据孩子是什么、而不是将是什么来决定。无论在家里和学校,成人必须问自己:这孩子现在需要什么?他或她现在必须解决什么问题?杜威相信,只有这样儿童才会成为社区中对社会生活有建设意义的参与者。“假如我们认同童年真正的本能和需求,”他写道,“只需[要求]〔他们]有最全面的主张和成长……待时机一到,成人生活的ST纪律和文化自然会出现在成长起来的儿童身上。”

弗洛伊德和杜威澄清了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一直在发展的童年概念的基本范例:儿童作为小男生或小女生的自我和个性必须通过培养加以保存,其自我控制、延迟的满足感、逻辑思维的能力必须被扩展,其生活的知识必须在成人的控制之下。而同时,人们应理解儿童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儿童天真可爱、好奇、充满活力,这些都不应被扼杀;如果真被扼杀,则有可能失去成熟的成年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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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威,Dewey, John. The School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899,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