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

性的判断。

学习阅读是学习遵守复杂的逻辑和修辞传统的规则。它们要求人们以谨慎严格的态度对待句子的分寸，当然，随着新的元素的按顺序展开，还要不断地修改句子的意义。一个识字的人必须学会反省和分析，有耐心和自信，保持镇静自若，经过适当考虑后，对文本的信息做出拒绝。这种行为方式，未成年人是很难学会的。它确实必须分阶段学习，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期待年幼的读者首先释义，而不是批评。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不期待一个八岁的孩子去读《纽约时报》，更不用说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了。正因为如此，所以自16世纪以来，成人有强烈的审查儿童阅读材料的冲动。这种行为合理性的前提是，儿童还没有掌握足够的“阅读态度”可以来延迟相信他们所阅读的内容。(让儿童轻信所阅读的内容显然没什么困难。)除了一些例外，成人的阅读行为很少在14或15岁之前发展完成（当然，在有些情况下根本没有完成)。因此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学校的课程设置本身，一直是成人对儿童阅读内容作强行审查的最严格、最持久的表现。四年级、七年级或九年级所读的课本之所以被选中，不仅是因为它们的词汇和句法结构被认为适合于某个特定年龄的儿童，而且是因为其内容被认为包含适合于四年级、七年级或九年级的信息、思想和经历。人们假定四年级的学生还不知道七年级学生的经历，同样，一个七年级的学生也不知道九年级学生的经历。这样的假定可以在以印刷为基础的文化中合理地实现，因为直到今天，印刷的文字，尽管看上去容易接近，实际上掌握起来却足够困难，要获得适当的阅读态度也并非易事。这二者造成的结果是，不仅在儿童和成人之间，甚至在年幼的儿童和青少年之间，也竖起了屏障。

然而自从有了电视，这个信息等级制度的基础就崩溃了。电视首先是一个视觉媒介，对于这一点，阿恩海姆早在1935年就了然于胸，而今天，《芝麻街》(SesameStreet)的爱好者们却还蒙在鼓里。虽然人们在电视上听得到语言，虽然语言有时也确实重要，但正是图画在主宰观众的意识，传播最关键的意思。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人们是看电视。人们不阅读电视。人们也不大会去听电视。重要的是看。这对成人和儿童、知识分子和劳动者、傻子和智者都没什么两样。他们看的是动态的、时常变换的图像，每小时多达1200幅的图像。对于电视，人们常有一种天真的幻想，以为电视节目的感知层次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这样的多样性确实是可能的，如果电视被用来复制演讲堂，如《朝阳学校》(Sunrise Semester)。以此为例来说，人们在屏幕上所看到的是“讲话者的特写头像”，这些头像发出一连串的句子。正因为这些句子可以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复杂的或简单的、聪明的或愚蠢的，所以《朝阳学校》的感知层次才能够变幻无穷。不过，这样的电视用途是很罕见的，其中的道理跟747飞机不会被用来传送纽约和纽瓦克(Newark)之间的邮件一样：用它来完成这样的任务太不合时宜了。尤其是，电视并不是演讲堂。它是一个影像展示，是象形媒介，而不是语言媒介。正因为如此，所以像《人类的进化》(TheAscent ofMan)1和《宇宙的奥秘》(Cosmos)2这样“阳春白雪”的节目，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做成好电视节目，也必须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不断变化的视觉图像上。(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宇宙的奥秘》结果多半是在展示卡尔·萨根的个性魅力。出现这样的结果绝非偶然。）人们最好还要记住，电视网节目的一个镜头，其平均长度是3到4秒；一个商业广告镜头，其平均长度是2到3秒。这意味着，看电视要求观众必须在瞬间内理解画面的意义，而不是延后分析解码。它要求观众去感觉而不是去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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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消逝

电视向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当原始而又不可抗拒的选择，因为它可以取代印刷文字的线性和序列逻辑的特征，所以往往使文字教育的严谨显得没有意义。看图片不需要任何启蒙教育。在学习解释图像的意思时，我们不需要上语法或拼写或逻辑或词汇之类的课程。我们不需要《麦克古菲丛书》(McGuffeyReader)1之类的读物，不需要准备，不需要进行先决条件的训练。看电视不仅不需要任何技能，而且也不开发任何技能。如戴姆拉尔所指出的：“无论孩子还是成人，电视看得再多也不能使他们看得更好。看电视所需要的技能很基本，所以我们还不曾听说过有关看电视的残疾。”2书籍在词汇和句法上的复杂性可以千差万别，可以根据读者的阅读能力分成等级。与书籍不同，电视图像人人都能看，人人都可看，无论年龄大小。根据丹尼尔·安德森(DanielAnderson)和其他人的研究，儿童长到36个月时，已经开始有系统地注意看电视画面了。到那时，他们已有了自己最喜欢的节目，会唱广告歌曲，会要电视广告上看到的产品。3不过，电视节目、商业广告和各种产品并非只针对3岁的孩子。他们完全没有道理这么做。就符号形式而言，《拉韦尔纳和雪莉》(Laverne &Shirley)跟《芝麻街》一样简单易懂；麦当劳的广告跟施乐(Xerox)的广告一样一目了然。事实上，正因为如此，所以对于电视来说专门为儿童制作的节目是不存在的，所有的节目都是给每个人看的。

第五章 结束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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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一部13集的英国电视系列片，旨在向一般观众概要介绍科学发展的历史。此节目由数学家、生物学家雅各布·布洛诺夫斯基(JacobBronowski)主持，从开始制作到播映历时5年，1969—1974年。——译者注

亿观众看过这部电视片。萨根因此也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译者注

关键的问题是，电视传播的信息是一种无须分辨使用权的形式，这就意味着电视节目不需要以“儿童”和“成人”来进行分类。的确，为防有人怀疑我夸大其辞，值得提一下的是，在一年里每天晚上的11：00到11:30,大约有300万儿童（年龄在2至11岁之间）在看电视；在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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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消逝

1 教授阅读的丛书。首次出版为1836年，该书从教字母、拼写开始至较复杂的阅读。

2 选自麻省大学的雷金纳·戴姆拉尔的一本未出版的书中的一个章节。

3 对年幼儿童的行为有兴趣的读者应该参考麻省大学的丹尼尔·安德森的研究。

之间，有110万儿童在看电视；在凌晨1：00到1：30之间，有略少于75万的儿童在看电视。1出现这种情况，不只是因为电视的符号形式在认知方面毫无神秘可言，而且是因为电视机不能藏在柜子里或放在架子上束之高阁，让儿童够不着，即电视的外在形式，跟它的符号形式一脉相承，不能使它具有排他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电视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这表现在三个方面，而它们都跟电视无法区分信息使用权密切相关：第一，因为理解电视的形式不需要任何训练；第二，因为无论对头脑还是行为，电视都没有复杂的要求；第三，因为电视不能分离观众。借助其他电子的、非印刷的各种媒介，电视又重新创造出十四五世纪就存在的传播条件。从生物学上来看，我们人人具备观看和解释图像的能力，还有能够听明白跟多数图像的背景相关的语言的能力。正在兴起的新媒介环境在同一时间向每个人提供着同样的信息。鉴于我所描述的这种情况，电子媒介完全不可能保留任何秘密。如果没有秘密，童年这样的东西当然也不存在了。

第五章 结束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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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nkiewicz, Frank, and Joel Swerdlow, Remote Control.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9,第17页。

第六章 一览无余的媒介

韦达尔·萨松(Vidal Sassoon)是个著名的美发师。他有一段时间曾有过自己的电视节目。节目的内容包括美容提示、饮食信息、名人崇拜和流行心理学。每当节目告一段落时，主题音乐就会响起，留给萨松算好的时间说：“别走开。广告过后我们介绍精彩的饮食新品，然后再略谈一下乱伦的问题。”

在我写此书时，菲尔·多纳休(Phil Donahue)有一档每周5次的电视节目。他是个严肃负责的人，显然相信任何主题都能够、其实都应该在电视上“处理”。但即使他不相信这一点，他还是会这么做的：周5次，每天1小时，每年52周，几乎没有时间可以吹毛求疵、挑选或对什么主题表示尴尬。当“处理完”国防预算问题、 能源危机妇女运动、街头罪案，人们早晚必然要转向乱伦问题、男女乱交、同性恋、施虐和受虐狂问题、各种不治之症以及成人生活的其他秘密。人们甚至可以转而去看一种心理脱衣舞：如斯坦利·西格尔节目(The StanleySiegel Show)定期播放一段节目，其中高度紧张的主持人斜靠在沙发上，一名心理学家在一旁“分析”主持人各种各样的情感，包括对父母、性问题和他危险的自我认同问题。

此时此刻，我们暂且不去讨论电视将文化弄得支离破碎的问题。[例如，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对人们企图在电视上“略谈”乱伦会如何看法？弗洛伊德对人们把心理分析当作杂耍剧又会作何感想？]有一个问题必须优先回答：为什么电视要强行把整个文化从壁橱里全部搬出来示众？为什么人们本应在心理学家的沙发上和忏悔室里交流的话题，要恬不知耻、堂而皇之地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

我认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有些人会强词夺理，提出一些天真的理论，说电视台的主管们如何用心险恶，企图掩盖问题的根源。而明明白白的事实是，电视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地播映，它的外在形式和符号形式都使它没有必要、其实也不可能将观众加以区分，它要求不断有新鲜而有趣的信息来吸引观众。因此，电视必须发掘利用文化中每一个现存的禁忌。无论这个禁忌是在谈话节目中被揭示出来的，作为肥皂剧和情景喜剧的主题，还是在商业广告中曝光的，这些都无关紧要。电视需要素材。电视需要素材的方式不同于其他媒介。电视不单是图画的媒介，它是以当下为中心的、传播速度像光速一样快的媒介。电视的偏见，因此也包括电视的职责，是传动信息，而不是收集信息。电视不能停留在一个主题上或深入挖掘一个主题，因为这些是静态的、直线形式的排版所非常适合做的事情。比如，我们可以有50本有关阿根廷历史的书、500本有关童年的书、5000本有关美国内战的书。如果说电视能为这些主题做些什么的话，它只能做一次，随后转向其他话题。正因为如此，所以电视成为丹尼尔·布尔斯廷所称的“伪事件”的主要制造者。他所说的“伪事件”，是指为了公众消费而筹划的事件。电影艺术科学院奖、美国小姐竞赛、对各种名流进行“非难”、年度乡村音乐协会奖电视网络明星之间的争斗、新闻发布会，凡此种种，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电视需要素材，而不是现实的需要。电视并不真实记录这些事件电视制造事件。之所以需要制造事件，并不是因为电视台的主管缺乏想像力，而是因为他们想像力非常丰富。他们深知电视在观众中激发出一种对新奇事物和公开揭露问题的永不满足的欲望，电视生动的视觉图像并不是给专家、研究人员或者任何希望从事分析活动的人看的。且用多萝西·辛格(Dorothy Singer)、杰罗姆·辛格(Jerome Singer)和戴安娜·祖克尔曼(DianaZuckerman)所喜欢的一个比喻。看电视就好比参加一个聚会，但满座宾朋都是你不认识的。1当你在房间里走动时，每隔几秒钟就会被引见给一个新人。一般预期的效果是兴奋，但最终你很难记住客人的名字或者他们都说了些什么，甚至他们干吗在那儿。不管怎样，即使你知道上述问题的答案也无关紧要。反正明天又是另一个聚会。此外，还需要加上一个事实，那就是你仍会被引诱回来，不只因为有可以见到新客人的承诺，还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透露一些引起人们相当兴趣的秘密。换句话说就是：“别走开，明天我们略谈一下乱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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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布尔斯廷关于伪事件的想法的发展过程，参阅他的《图像》(TheImage)。

只要目前竞争激烈的商业广播体制存在一天，这种局面就会持续下去。人们猜想，假如各大电视网的主管和节目导演明天被——比如说——哈佛神学院的教师取而代之，从长远来看，电视节目最终依然会维持现状，不会有太大的不同。2

如同字母书写和印刷书籍，电视敞开了秘密，使以前私密的事得以公之于众。3但不同于书写和印刷，电视决不可能限制人们获取信息。识字文化最大的自相矛盾之处，就在于当识字文化使秘密广为人知的时候，它同时也为获得秘密制造了障碍。人们必须接受严格的学术教育，才能有资格理解书本上更深奥的秘密。人们不得不缓慢地、按部就班地、甚至痛苦地进步，与此同时，人的自我约束和概念思维的能力也得到丰富和扩展。我13岁时曾听说过一本书。对那件事，我仍然记忆犹新。那是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当时有人向我保证，凡是想要了解性秘密的人一定要读这本书。可是，要看这本书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有一大堆。举例来说，首先，这本书很难找。其次，还要花钱。再次，还要去阅读。因此，书里的许多内容我并不理解。甚至连一些引人注目的特别段落，前面的读者很周到地在下面划了线，需要充分发挥想像力，而那样的想像力以我的阅历总是很难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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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辛格和祖克尔曼的《教学电视》(TeachingTelevision)。

2 当然，通过政府干预来控制电视，并由此控制可供大家享用的信息内容是可能做到的。其实，在世界上多数国家，情况正是如此。但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电视节目不受政府严格的限制，美国的模式就会被仿效。

有地域感：有关电子媒介对社会结构和行为的影响的理论》(No Sense of Place:A Theory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Structure and Behavior)，未出版的博士论文，纽约大学，1978年。

对比之下，电视是一种敞开大门的技术，不存在物质、经济、认知和想像力上的种种约束。6岁的儿童和60岁的成年人具备同等的资格来感受电视所提供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是完美无缺的平等主义的传播媒介，胜过口语传播。因为说话时，我们总可以压低声音，不让儿童听见，或者，我们可以使用儿童听不懂的字眼。但电视不能轻声低语，它的图像既具体，又不言自明。儿童能看见电视播出的所有节目。

这种状况最明显的结果是，它排除了世俗知识的排他性，因此，也排除了儿童和成人之间一个根本的不同。从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来看，这样的结果也会发生：一个群体主要是依据其成员所拥有的特定信息来决定的。假如人人都懂得律师所了解的一切，律师就无需存在了。假如学生知道老师所知道的一切，也就无所谓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差别确，假如五年级的学生知道八年级的学生所了解的知 识，划分年全没有意义了。萧伯纳曾经说过，一切职业都是针对外行的阴谋。可以扩展这个说法，说任何一个群体都是针对不在这个群体里的人“阴谋”，因为“局外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无法获得“局内人

第六章一览无余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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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描写非常露骨，使这些作品形成20世纪中期文学上的一股潮流。——译者注

所拥有的信息。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角色差别或群体认同都依赖于信息的获取。例如，生物学确定谁是男，谁是女。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角色的形成是由特定的信息环境的条件所决定的。童年的社会分类尤其如此。儿童是一个不知道成人所知道的某些信息的群体。中世纪时没有童年，因为让成人单独知道某些信息的手段并不存在。在谷登堡的时代，这种手段开发出来了。在电视时代，它又消失了。

这意味着失落的远不止童年的“纯真”，因为童年的“纯真”常常是用来暗示童年的魅力在逐渐减少。电子媒体迅速、平等地揭示成人世界的全部内容，从而产生了几个影响深远的后果。首先，羞耻的概念被冲淡了，也不再神秘了。为了使我所说的“羞耻”的意思更加明白无误，我认为有必要引用G.K.切斯特顿²(G.K.Chesterton)讲的一段极为相关的话：“一切健康的人，”他说，“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在东方还是西方，都知道性里面包含着某种怒意，谁也不敢肆意煽风点火。如果我们要保持清醒，就必须对它保持一种神秘感和敬畏的态度。”

虽然切斯特顿在此说的是性冲动，但他的观点所涵盖的意义更加广泛。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对弗洛伊德和伊莱亚斯有关文明的进程的观点所作的不错的总结。如果对各种冲动没有控制，尤其是对意在侵犯和即时满足的冲动的控制，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经常处在被原始的冲动所控制的危险中，包括被暴力、兽欲、本能和自我。羞耻是野蛮行为得以控制的机制，如切斯特顿所认为，它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围绕着各种行为的神秘感和敬畏感。这些行为包括思想、语言公众视线之外，它们变得非常神秘和令人畏惧。由于隐蔽，它们变秘；由于神秘，我们可以管理它们。在有些情况下，成人之间甚至不会表现他们知道那些秘密，必须到心理医生的办公室和忏悔室去舒缓自已己。但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控制儿童对那些事情的了解是必须的。当然，自从中世纪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暴力冲动、性冲动和自我中心对儿童尤其危险，因为人们假设儿童尚不具备足够的自制力。因此，羞耻感的无可估量的价值构成了儿童正规或非正规教育中珍贵而微妙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儿童沉浸在一个充满秘密的世界里，心中充满神秘和敬畏的感情；他们最终会了解这个世界，但要通过成人分阶段地教他们如何将羞耻心转化为一系列道德规范。从儿童的观点来看，羞耻心给予成年力量和权威。因为成人知道，而儿童却不知道，哪些话是可耻的，哪些话题是可耻的，哪些行为被认定必须在私底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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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有人愿意接受当前遗传学的比喻，那么，谁是男性、谁是女性这样的问题当然也是信息决定的，也就是基因信息。

2G.K.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评论家、诗人、散文作家和小说家。——译者注

在这一点上，我希望表达得格外清楚。我并不认为羞耻的内容是由社会的信息结构所造成的。羞耻的根源不在于此，它存在于历史的深处，在于一个民族的恐惧，但这远不是本书的范围和目的所能涵盖的。然而，我要宣称，在一个不能保存秘密的社会里，羞耻不能作为社会控制和角色分辨的手段，因而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假如人们生活在一个社会里，有法律要求人们在公共沙滩上裸体，那么暴露身体的某些部位的羞耻感很快会消失殆尽。因为衣服是保密的一种手段，如果我们把保密的手段剥夺了，那么我们也被剥夺了秘密。类似地，当维护乱伦、暴力、同性恋、精神病这些秘密的手段消失了，当这些秘密的细节变成公共话语的内容，可供在公共领域里的每一个人检查，那么对这些问题的羞耻感也会随之消失。曾经是可耻的事情现在变成了 个“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或“心理现象”。但在这个过程中暗和难以捉摸的性质，同时也会失去一些道德力量。

如果说这样的局面必定而且绝对意味着文化的堕落——“道德多数组织”(theMoralMajority) 的代表人物正是这么主张的 ——那么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化。我们应该记住，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禁忌，在一种文化中被认为可耻的，在另一种文化中则不以为然。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可耻的行为通过媒体公开揭露，然后使之合理化，从而转化为“社会问题”或者“另一种生活方式”。这在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子中，恰好代表着社会向人性化的感受又迈进了一步。当然，主张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把死亡、精神病和同性恋当作阴暗和神秘的秘密，这是没有多少道理的。要求成人只能在很局限的情况下讨论这些话题，更没有道理。但是，把这些话题公之于众，完全没有约束，便构成了危险，特别是对儿童的未来造成问题。人们必须勇敢地面对这样的现实。因为，如果成人没有阴暗和捉摸不定的谜需要瞒住儿童，然后以他们认为必须的、安全的和合适的方式向他们揭示，那么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线一定变得很危险地淡薄。换句话说，这是浮士德把灵魂出卖给恶魔式的交易。可悲的是，在如今的政体中，唯一抓住了这个要害的、较有影响的群体是以“道德多数组织”著称的无知的运动。正是通过他们的呼吁，这样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坦率和真诚的代价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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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well声称该组织已完成原定使命并解散了这个组织。——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