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

成人化的儿童可以定义为一个在知识和情感能力上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人，尤其在特征上跟儿童没有显著的区别。这样的成年人古往今来始终存在，但各种文化的不同，在不同程度上或鼓励或打击这种性格模式。在中世纪，成人化的儿童是一种常态。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读写能力，没有学校和礼仪规范，因此对做一个成人也没有特别的训练和知识。出于类似的原因，成人化的儿童在我们的文化中正逐渐变得习以为常起来。我留待下一章提出证据，证明这的确在发生。本章的目的是要阐述这种现象如何发生和为什么会发生。

简短的答案已经包含在我前面的论述里面：由于人类生长所依赖的符号世界在形式和内容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尤其不要求儿童和成人的情感有任何的区别，这样人生的两个阶段就不可避免地合二为一了。

那是我的理论。详尽一些的答案不过是评论而已。然而，这正是我接下去要讨论的。

在探讨现代的成人化的儿童之所以产生的问题时，我们可以有许多切入口，可是在一个由主要靠电视传播政治信息的社会里，无论从哪方面观察，都不如观察它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判断所包含的意义更能说明问题。如前一章所提到的，在电视出现以前，控制传播给大众的有关政治领袖的信息的数量和种类还相对容易。电视出现之后，这种控制变得非常困难，那些追求政治公职的人必须雇用“形象经理人”以期控制公众对他们的了解。产生这种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自然纯属电视提供的信息的数量问题。更重要的却是信息的形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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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任何人一样，我们的政治领袖不仅通过语言陈述的形式提供信息，而且以非语言的方式“发出”信息。他们的站立姿势、微笑、眼神、出汗、表示愤怒等等，跟他们所说的表达同样多的信息。很自然，控制他们“发出”的信息要比控制他们提供的信息要困难得多。正因为如此，所以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Nixon)始终摆脱不掉他的二手车推销员的形象，杰拉尔德·福特(GeraldFord)则甩不掉他的蠢汉形象。对这些挥之不去的认知印象，电视应该负主要的责任，因为它准确地揭示了屏幕上活生生的人物所发出的多数信息。如果我们继续使用从无线电上拾来的比喻“电视观众”这个词，那其实是一个错误。即便在人物形象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如总统演说，那形象依然处在人们意识的中心。其实电视通常如此，电视上的形象不断变换，观看者完全忙于(若没有被吓倒的话)关注非语言的信息。简单地说(我恐怕已翻来覆去地说过多次)，电视不能把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思想上来，因为思想是抽象的、有距离的、复杂的和有秩序的，而电视总是把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人物身上，因为人物是具体的、生动的和完整的。

这意味着电视已经彻底改变了政治信息的符号形式。在电视时代，政治判断从对提议的知识评判转化为对整个人物形象的直观而情绪化的反映。在电视时代，人们赞成或不赞成这些政客，如同喜欢或不喜欢他们一样。电视重新定义了“正确的政治判断”，它把政治判断从一个逻辑判断转变成了一个审美判断。一个勉强识字的十岁的孩子能解释或至少能对候选人所发出的信息做出反应，其迅速程度和容易程度跟一个知之甚多的50岁的人不相上下。其实，儿童的感觉甚至可能更敏锐之，语言和逻辑几乎变得毫不相干。

政治判断的含义发生改变并不是从电视开始的。它是19世纪的图像革命所产生的一个意外后果。但是电视自身发展是如此迅速，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有了电视以后，我们的政治意识在质量上已经下降到了一个不同的层次。有趣的是，这种降格代表了新媒介偏见和旧媒介偏见之间的矛盾冲突。当年美国制定宪法的时候，詹姆斯·麦迪逊(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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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ison)和他的同事们假定说，一个成熟的公民必须包含相当高层次的识字能力和相应的分析技能。出于这个原因，通常限定年龄在21岁以下的人被排除在选举程序之外，因为人们进一步假定说，获得复杂的识字能力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训练。这些假定在18世纪完全合适，因为当时的社会是围绕着印刷文字来组构的，政治话语大多是通过书籍、报纸、小册子和受印刷影响极大的演讲来进行的。因此，正如法国政治学家A.C.托克维尔所指出，美国的政治是印刷在纸张上的政治。

无论还有什么其他假定在引导我们政治结构的发展(例如，有关财产所有权和种族的假定)，最根深蒂固的是假定成人和儿童在智力上存在不同，成人有作政治判断所需要的资源，而年轻人则没有。如乔治·康茨(GeorgeCounts)曾经说过，电子媒介已经废除了《人权法案》。虽然这种说法有些过分，但是很显然，在电视时代下作政治判断并不需要复杂的文化技能，甚至不需要识字的能力。有多少投票年龄的美国人读过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on)所写的东西？或者读过为他提供思想体系的人写的东西?有多少人能够领会总统竞选辩论时所提出的各种论点?有多少人相信里根曾提出过一些论点是吉米·卡特或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无法驳斥的?

只要稍加提问，人们就会马上明白这些问题是多么没有意义，同时也会意识到在评价一个电视人物时，思想意识假定、逻辑的一致性和逻辑的力量以及语言运用的灵活性，这些东西起的作用是多么渺小。假如我们说安德鲁·杰克逊2执政的时代把政治生活从贵族手中夺走交姓，那么我们同样有理由说，电视时代把政治从成人的头脑中全走。正如杰克逊改变了社会舞台一样，电视改变了政治得以表达和理解的符号领域。虽然新闻界因为受到既得利益的限制，声称情况并非如此，但其他人都承认情况的确如此，尤其是那些参加竞选的人和那些被雇来教他们如何竞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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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C.托克维尔(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先后当选为法兰西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和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著有《论美国的民主制》等。——译者注

任内曾进行过某些民主改革。—译者注

假如这个结论看上去夸大其辞，那么想一想电视所传播的公共信息的问题。为了对政治意识的品质作一个判断，我们必须对公民所能获得的信息的特点进行分析。多数美国人已经习惯于通过电视来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而且多数是通过人所共知的电视新闻节目的形式。他们有什么样的体验？他们接受的是什么样的信息？电视为他们提供了怎样的视角和深刻见解？电视新闻节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为成人的头脑而设计的？

为了解电视新闻节目，即那种在纽约、芝加哥或旧金山可以看到的晚间新闻节目究竟是怎样一个东西，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它的结构。例如，所有这一类的节目都是以音乐开始、以音乐结尾的；而且在播映告一段落的时候，所播放的商业电视广告也有音乐。这种音乐的用意何在？跟戏剧和电影一样：刺激观众的情绪，制造紧张气氛，为某种心理期待作铺垫。但是，电影音乐和电视新闻音乐在功能上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因为电影音乐是随着电影内容所需要的特定情绪而变换不同的。电影里有恐怖的音乐、快乐的音乐、浪漫的音乐等等。而在电视新闻节目里，播放的音乐始终不变，无论放在头条的重要新闻是入侵阿富汗，还是采纳市府预算的问题，还是超级杯赛获胜的消息。通过每天晚上在同一时段使用同样的音乐，仿佛为一系列互不相干的事件进行伴奏，电视没什么重要差别，昨天需要的情绪今天同样需要。总之，这一天的事件是没有意义的。

电视新闻节目的这个主题是通过多种形式开发出来的，包括美感、速度和不连续性。对于美感无须赘言，只要看看电视新闻广播员就可看出，他们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和美貌，或许可以说是美国最漂亮的一人。电视很自然地偏向于采用有强烈吸引力的图像。几乎无一例外，人物的脸蛋是否漂亮比人物的声音是否具有表现力更受到优先考虑。一个电视广播员是否理解所报道的内容的意思并不重要；许多人甚至不能做出恰当的面部表情，来配合他们嘴里所说的话。还有一些人甚至连尝试的努力都没有。观看者是否喜欢看他们的脸蛋才是最重要的。坦白地说，就电视而言，在美国没有一个60岁的妇女能够做新闻广播员。因为观看者不会为她们的面孔着迷。因此，重要的是谁在播音，而不是被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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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相信观众喜欢变化，排斥复杂，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一个典型的30分钟的节目里，一般会播出15到20个“故事”。扣除广告时间、节目推销时间，还有广播员之间戏谑的时间，这样算下来平均每60秒钟一个新闻故事。随机抽取WCBS的一档节目，这天晚上它是这样安排的：一则政府官员受贿的故事报道了264秒；一个相关的故事牵涉参议员拉里·普雷斯勒(Larry Pressler)，用了37秒；伊朗新闻40秒；有关苏联民用航空总局（Aeroflot)的新闻22秒；阿富汗的大屠杀28秒：有关穆罕默德·阿里25秒；新墨西哥州的监狱暴乱53秒；抗议电影《巡游》(Cruising)的活动160秒；有关“54工作室”(Studio54)²业主的报道18秒；影星苏珊娜·萨默斯(SuzanneSomers)的报道18秒；有关theRockettes的歌舞表演16秒；经济萧条的深度报道（第一部分）174秒：普莱西德湖(LakePlacid)的报道22秒；圣约翰队对路易斯维尔队的篮球比赛166秒；天气预报120秒；电影评论100秒。

这种限定“新闻”的方式取得了两个有趣的结果。第一，它让难以去思考一个事件；第二，也让观众难以去感觉一个事件。所谓考”，我是指有时间和动机去问自己：这样一个事件的意义是什么？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它之所以产生的理由是什么?它跟我所了解的世界有什么联系?所谓“感觉”，我是指人类对谋杀、强奸、纵火、贿赂及一切恶性事件的正常反应。在早些时候作的调查中，我只能确定有一个故事，观者看后都记得对这个故事感到厌恶和恐怖的情绪：母亲将一个“恶魔缠身”的孩子烧死。新闻节目经常会加30到45秒“街头人士”做出的“情绪”反应，似乎在提醒观者他们应该对某个特定的故事有一些感觉。我觉得这个现象本身很有意思。我把它当作是制片人方面内心愧疚的表现，因为他们完全明白他们的节目没有给人们做出反应的空间。在上面提到的WCBS的节目中，并没有采访人们对阿富汗大屠杀和新墨西哥州监狱暴乱的情绪反应。然而，对新泽西参议员哈里森·威廉姆斯(HarrisonWilliams)的受贿指控，却有35秒的“街头”反应。有幸在电视上发表评论的人说，他们觉得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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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CBS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纽约的一个分支电视台。——译者注

2 美国一个著名的夜总会。——译者注

当然问题的关键是，电视上播出的所有事件完全缺乏历史背景或其他相关的背景知识，并且以如此支离破碎和连篇累牍的方式播映，结果是这些新闻像缺乏明显特征的溪流从我们的头脑中洗刷过去。这是电视的催眠作用，它使人们的理智和情感变得迟钝了。诚然，电视音乐、节目提示(“下面请看新墨西哥州监狱的暴乱………”)，还有新闻广播员之间的互动(“新泽西发生了什么事，简？”)，都是要制造一种兴奋的情绪和紧张局势有待解决的气氛。但这完全是弄虚作假，因为播放出来的新闻非常短小精悍，而且非常匆忙。一条新闻在播放时，另一个故事已在后台蠢蠢欲动了，心急火燎地等待它在电视上的37秒。这样，人们几乎不可能在脑子里把兴奋的允诺和期待的解决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电视新闻节目的兴奋主要是靠速度的作用，而不是实质的内容。它是由于信息流通而产生兴奋，而不是新闻本身的意义。

可是，如果思考和感觉新闻很困难的话,这决不是说观者无需对这个世界有感觉，或至少有个态度。而这个态度，如我所说，就是所有的新闻事件既没有事发之前的原因，也没有事发之后的后果，毫无价值可言，因此也毫无意义。在此我们需要记住，电视新闻节目出奇地不真实、缺乏连贯性，几乎已经到了任何事情之间都没有关系的地步。说，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和影星苏珊娜·萨默斯之间有什么关联?54工作室和伊朗呢?电影《巡游》和阿富汗的大屠杀呢?受贿的官员和theRockettes的歌舞表演呢？这些故事都有追踪报道吗？昨天有过相关的报道吗？为什么给伊朗新闻40秒，而圣约翰队的比赛要166秒？电视如何确定苏珊娜·萨默斯的播出时间需要比穆罕默德·阿里短一些？最后，各种电视广告和其他故事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在WCBS的节目里，共播放了21条电视广告，占了将近10分钟时间。在受贿故事之前有3条广告，新墨西哥州监狱暴乱之前有4条，有关经济萧条的专题报道(第一部分）之前有3条。你完全可以想像，商业广告总是令人欢欣鼓舞，给人以满足感、安全感，其中还有两条是有关性快乐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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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电视将新闻节目如此杂陈并置，人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世界呢？人们该如何评价事件的重要性？它表现了什么样的人类行为准则，并以什么样的道德规范来评价这些准则？对于这样的问题，电视新闻节目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答案：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比例大小的问题。事件的发生完全是个体特征的反应；历史并不相干；评判事件的价值也是没有理性根据的。新闻，简言之，并不反映成人的世界观。

诚然，人们甚至不能在这种世界观中找出自相矛盾之处，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电视里播放4条赞美美国富裕的商业广告，紧接着又播放新墨西哥州监狱里囚犯的绝望和堕落。人们原本会期待新闻广播员至少会眨眨眼，但他完全不理会自己在说些什么。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电视新闻节目(a television newsshow)恰恰反映了它的名称所包含的意义。一个节目是一种娱乐，一个虚假和幻想的世界，经小心筹划后拼接在一起以期产生一系列具体的效果。这样片人在接受艾美奖时宣称，这样的节目旨在使大众变得更有知识。这是大言不惭。当然，其结果是“政治人”(politicalman)的概念受到轻视，从而逐步破坏了成人式的理解和儿童式的理解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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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文为show，又音译为“秀”。这个词的本义为“给别人看”，常用来指“演出”、“节目”。

这个进程还延伸到了政治之外的领域里。例如，我们来看看“商业人”(commerical man)和“宗教人”(religious man)的退化，其实应该说“融合”。成人情感的显著标志之一是，成人有能力区分商业领域和精神领域的不同。在大多数文化里，这种区别明白易懂。但在电视时代，这种区别变得无可救药地含混不清，主要是因为电视广告这种无所不在的传播形式。就像新闻节目改变了政治判断的意义一样，电视广告改变了消费和笃信宗教的意义。

有关商业广告和它们的品格日下的推测的文章已经很多，要想添加新的论点也很困难。但就它们跟成年萎缩化的关系而言，仍有一些情况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例如，应该强调的是，电视商业广告完全不要求成人和儿童之间需要有区别。电视广告不使用文字语言进行说服，而是使用视觉形象来达到效果，如同电视的其他用途一样。电视广告所使用的语言高度情绪化，很少有需要核实的危险。因此，商业广告不易受逻辑分析的影响、不可辩驳，当然也不要求用复杂的成人判断进行评价。自从图像革命以来，“商业人”已主要被看作是不理性的，不需要用论点或理性的话语来沟通的。但是，电视已经把这样的假定利用到了极致，我们甚至可以控告电视广告完全排斥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也就是说，电视广告已经摒弃了商业主义的一个关键假设，即购买者和行销者都是根据自我利益，经过理性考虑之后达成交易。这个假设在资本主义经济下深入人心，因此，我们的法律严格限制允许儿童进行的商业交易。在深受识字文化影响的资本主义思想意识里，人们相信儿童不具备评价购买者的产品的分析技能，儿童还不能完全理性地进行交易。但是，电视广告呈现产品的形式并不需要分析技能或者我们习惯上认为的理性和成熟的判断。它们不向消费者提供各种各样的事实，它们提供的是偶像，这样成人和儿童都能以同等的感情投入，同时也避免了逻辑或核实的麻烦。因此，把这种传播形式称作“商业广告”是有误导作用的，因为它们蔑视商业语言，主要凭借符号和宗教语言来传播信息。确，我相信，断定电视商业广告是一种宗教宣传品，是完全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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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说每一个电视商业广告都有宗教的内容。正如在教堂里牧师有时会呼吁会众注意教会之外的事物一样，有些电视广告在本质上完全是世俗的。有人有东西要卖；你被告知它是什么、在哪里可以买到以及价格是多少。尽管这些听上去可能刺耳、唐突，但它们不提出任何教条，也不行使任何神学原理。

不过，大多数重要的电视商业广告采用宗教寓言的形式，以一个清楚表达的神学思想为中心。像一切宗教寓言一样，它们提出罪恶的概念，暗示赎罪的方法，然后预示天堂显圣的远景。它们也暗示邪恶的根源和虔诚的信徒应尽的义务。

比如，以“衣领上的汗圈”(The Parable of theRing Around theCollar)的寓言为例。这则寓言之于电视脚本，就好像“浪子回头的寓言”(The Parable of the Prodigal Son)之于《圣经》，也就是说它是一种雏形，其中包含着形式和内容的诸多元素，并在同类作品中反复使用。首先，“衣领上的汗圈”很短，只占用人们30秒的时间和注意力。这样做有三个原因，每个都显而易见。首先，在电视上布道花费昂贵。其次，会众的注意力时间不长，而且很容易受外来的诱惑而转移。最后，一则寓言不需冗长；传统上，它的叙事结构紧凑，象征意义明白无误，阐述简明扼要。

“衣领上的汗圈”的叙事结构的确很传统。故事有一个开头、中间和结尾。对于那些不熟悉这则寓言的人，简洁的描述即可解决问题。

故事开头描绘一对已婚夫妇在一个轻松的背景下，比如餐馆里。他们两个在一起很自在，总之，非常愉快。一个服务员走近餐桌，注意到那男子的衣领上有一圈很脏的汗渍。她肆无忌惮地盯着汗圈，轻蔑地冷笑，并对所有可听见的人宣布他的罪行。那男子受到羞辱，转而鄙视地瞪着妻子。妻子则摆出一副痛恨不已的样子，并带着一丝自怜。这就是寓言的开头：问题的出现。

寓言接下去表现妻子在家里用一种洗洁剂，总能将男人衣领上的污渍洗得一清二白。她骄傲地向丈夫展示她的成功，丈夫用欢喜的微笑原谅了她。这是寓言的中间部分：问题的解决。最后，我们看到这对夫妇又出现在餐馆里。但是，这次他们不再受到服务员探查的眼光和尖刻的社会批评。这就是寓言的结尾：道德、注释、说明。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恰当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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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广告寓言里，邪恶的根源是“技术无知”(TechnologicalInnocence)，即对工业进步所带来的种种益处一无所知。这是造成现实生活中不幸福、羞辱和不和谐的主要根源。而且，正如“衣领上的汗圈”所强烈表现的，技术无知的后果随时可能以土崩瓦解的力量爆发，弄得你措手不及。

技术无知的突然袭击是电视广告神学中尤其重要的一个特征，因此，它时刻提醒会众他们是多么脆弱、不堪一击。人们决不能自满或者更糟—沾沾自喜。企图简单地生活，不关心技术进步，这样总是很危险的，因为这种人的天真幼稚在那些对技术警觉的人的眼里是非常触目惊心的。而那些警觉的人可能是服务员、朋友、邻居或者一个光谱形象，如精灵，它不知从何而来地突然在你的厨房里显现，见证你的懒惰无知。

当然，人们也应该明白，技术无知的含义可以非常广泛，它不仅指对洗涤剂、药品、卫生巾、汽车、药膏和食品的无知，而且指对技术性机构的无知，如储蓄银行和交通系统。例如，你可以在度假时突然遇见某个邻居(在电视广告寓言里，这总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发现他们把钱没资在某个银行，那家银行有一些特别优惠的利率你却全然不知。这当然是个精神上的灾难，你和你的假期也就此泡汤了。

不过，像在“汗圈的寓言”里所展示的，这并非无可救药。通往挽救之路有两个障碍。首先要求你敞开胸怀，接受那些比你高明的人的建议和社会批评。在“汗圈的寓言”里，服务员起的是顾问的作用，尽管她显然很严厉，几乎是无情。在有些寓言里，提出忠告者更多的是冷嘲热讽，而不是严厉。但在多数寓言里，拿卫生巾、漱口液、洗发液和阿斯匹林这样的广告来说，劝告者一般都和蔼可亲，富有同情心，或许他们过于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其他事情上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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