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

1984年的冬天，《官方录像杂志》上出现了一幅整页的关于“创世记计划”的广告。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把《圣经》改编成一系列的电影。最后的成果将被定名为“新媒介圣经”，由225小时的电影组成，耗资达2.5亿美元。曾执导过《周末狂热》和《油脂》的约翰·海曼是最热心于这个计划的导演之一，他说：“我被《圣经》迷住了。”在《屋顶上的提琴手》中以扮演特维耶成名的以色列演员托波尔将扮演亚伯拉罕的角色。广告中没有提扮演上帝的候选人，但考虑到制片人的背景，有人说这个角色非约翰·特拉沃尔塔莫属。

耶鲁大学在1983年的学位授予典礼上颁发了几个荣誉学位，其中有一个是颁给特丽莎嬷嬷2的。在她和其他几个人道主义者及学者接受学位时，观众的掌声热情但很节制，甚至透出一丝不耐烦，因为他们想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仍在后台等待露面的那个人。当主持人宣布她的杰出贡献时，很多人都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涌向台前，想要离那位伟大的女性近一点。在梅丽尔·斯特里普3的名字被宣读出来后，观众发出的巨大欢呼声足以吵醒纽黑文4的死人。一个出席过给鲍伯·霍普颁发荣誉博士学位的人说，斯特里普博士得到的掌声远远超过了霍普博士。因为深知如何取悦观众,耶鲁大学的领导人还邀请了著名脱口秀主持人迪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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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1984年6月7日的《纽约时报》，A版，第20页。

2 特丽莎嬷嬷(Mother Teresa,1910—),印度慈善工作者。曾先后获得印度尼赫鲁奖金、美国约瑟夫·肯尼迪基金会奖金、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平奖金和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3 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1949— ),美国女演员，奥斯卡金像奖获得者。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最受欢迎的女演员。——译注

4 耶鲁大学所在地。——译注

威特为下一届典礼致开幕词。

在当今的所有总统竞选中，两个竞选人都会在电视上进行所谓的“辩论”，但这些辩论与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根本无法同日而语，甚至根本不算是什么辩论。每个竞选人有五分钟时间回答诸如“你对中美洲将采取什么政策”这样的问题，然后他的对手可以作一分钟的反驳。在这种情况下，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逻辑都派不上用场，有时候连句法也被丢到一边。但这并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而这正是电视擅长的。辩论后的综述通常避免对竞选人的观点进行评论，因为确实也没什么可以评论的。这样的辩论就像是拳击比赛，关键的问题是“谁打倒了谁”，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则取决于竞选人的“风格”——他们的外表如何，他们的眼神如何，他们怎样微笑，怎样说俏皮话。当年里根总统在与弗里茨的第二场辩论中，里根总统在被问到他的年龄时说了一句极精彩的俏皮话，结果第二天有好几家报纸都透露里根用他的笑话击败了他的对手弗里茨。由此可见，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是电视时代的人民选择的。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文化已经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事务，尤其是重要事务。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我们的神父和总统，我们的医生和律师，我们的教育家和新闻播音员，大家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欧文·伯林有一首著名的歌，只要他改掉歌名中的一个词，他就会成为像奥尔德斯·赫胥黎那样的先知。他应该这样写：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1

第六章 娱乐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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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首歌的原歌名是“Theres's 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没有哪个行业能像娱乐业),本文作者将歌名改为“Theres's No Business But Show Business”(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

——译注

第七章 “好……现在”

美国幽默家H.阿兰·史密斯曾经说过，在英语语言让人讨厌的词中，最可怕的是“呃噢”。想像一下，外科大夫看着你的X光片，紧锁着眉头说一声“呃噢”，你会是什么感觉？我想说的是，本章的题目“好……现在”也像“呃噢”一样可怕，甚至更可怕，因为说这几个字的时候，人们不会紧锁眉头，而是带着一种弱智者般的笑容。这个表达方式，如果可以这样评价它的话，是为我们的语法增添了一种词类，一种无法连接任何东西的连词，相反，它把一切都分割开来。它已经成为当今美国公众话语支离破碎的一种象征。 LO

“好………现在”常被用于广播和电视的新闻节目，目的在于指出我们刚刚看到或听到的东西同我们将要看到或听到的东西毫无关系。这个表达方式让我们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个由电子媒介勾画出来的世界里不存在秩序和意义，我们不必把它当回事。再残忍的谋杀，再具破在”，一切就可以马上从我们的脑海中消失，更不要说是引人入胜的球赛比分或预告自然灾害的天气预报了。通过说“好……现在”，新闻播音员的意思是我们对于前一个新闻的关注时间已经够长了(大约45秒)，不必一直念念不忘(比如说90分钟)，你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的新闻或广告。

“好……现在”这种世界观不是电视首创的，它是电报和摄影术媾和的产物，但却是通过电视才得到充分的滋养并逐渐成熟的。在电视上，几乎每半个小时就是一档独立的节目，在内容、背景和情绪上都同前后的节目毫无关系。也许是因为电视节目的价码是根据分秒计算的，也许是因为电视使用的是图像而不是文字，也许是因为为了让观众可以随时开始或结束观看，电视上的节目几乎每八分钟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单元。看电视的时候，观众很少需要把上一时间段的思想或情绪带到下一个时间段。

当然，在电视的“今日新闻”中，我们可以看见“好……现在”这个话语模式以它最大胆也最让人尴尬的方式出现。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不仅是零散不全的新闻，而且是没有背景、没有结果、没有价值、没有任何严肃性的新闻，也就是说，新闻成了纯粹的娱乐。

假设一下，如果你有机会为某个电视台制作一档电视新闻节目并要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你会怎样着手呢?首先，你要选择演播人员，每个人都必须有一张“可爱”、“可靠”的脸。从那些应聘的人交来的特大光面照片中，你可以淘汰掉那些相貌不适合每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人。这意味着不漂亮的女人或50岁以上的女人、秃顶的男人、所有的胖子和那些鼻子太长两只眼睛靠得太紧的人都要被排除在外。换说，你要做的是要集合一群会说话的时髦发型。至少，你不会选择那在杂志封面上不受欢迎的脸。

克里斯廷·克拉夫特就有这样一张符合要求的脸，所以她应聘了堪萨斯市KMBC电视台的联合主持人职位。后来她以性别歧视的罪名把电视台告上了法庭，据她的律师说，该电视台的管理层“喜欢克里斯廷的相貌”。她是1981年1月被聘用的，同年8月由于调查显示她的相貌“妨碍了观众接受程度”而被解聘。1“妨碍了观众接受程度”，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和新闻又有什么关系?不论是对于电视新闻还是任何其他电视节目，“妨碍了观众接受程度”的意思都是一样的：观众不喜欢看节目中的表演者。这句话还意味着观众不信任表演者，该表演者缺少可信度。如果是舞台表演，我们就更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演员的表演让观众觉得他不像他正在扮演的角色。但是新闻节目中缺少可信度又意味着什么呢?联合主持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又是凭什么东西来判断表演不够逼真呢？观众会不会认为播音员在撒谎，或报道的事件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或他隐瞒了什么重要的信息?

第七章“好……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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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些可能性的存在，想到报道的真实性要取决于新闻播音员的被接受程度，不禁让人感到毛骨悚然。古代有一种风俗，带来坏消息的人要被驱逐或杀死。难道电视新闻节目通过一种奇怪的方式又恢复了这样的传统吗？如果我们不喜欢播报新闻的人，是否也要驱逐他呢？难道电视为了迎合观众的喜好可以是非不分吗?

如果上面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值得认识论者注意了。用最简单的话来说，电视为真实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定义：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这里的“可信度”指的并不是讲述者曾经发表过的言论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它只是指演员/报道者表现出来的真诚、真实或吸引力(需要具备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不仅仅限于真理如何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得到体现。如果在电视上可信度代替了事实而成为检验讲述可信的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就不必关心事实而只要努力让自己的表演达到最佳的逼真感就可以了。例如，我怀疑查德·尼克松之所以蒙羞，不是因为他撒谎，而是因为他在电视上表得像个撒谎者。如果这是真的，没有人心里会觉得踏实，连最痛恨尼克松的人恐怕也不会例外，因为这也意味着其他的可能性：有的人看上去像在撒谎，事实上说的却是实话；或者更糟糕的是，有的人看上去像在说实话，其实却是在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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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克拉夫特案件的详细报道，参见1983年7月29日的《纽约时报》。

作为电视新闻节目的制片人，你必须意识到这些问题，你必须按照大卫·梅里克和其他成功制片人的标准慎重选择演播人员。和他们一样，你要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节目的娱乐价值上。例如，你要为节目选择一个音乐主题。所有的电视新闻节目的开始、结束或中间都要插入一段音乐。我发现很少有美国人会觉得这样的做法奇怪，这足以证明严肃的公众话语和娱乐之间存在的分界线已经荡然无存。音乐和新闻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播放音乐？我想，这可能是和在戏剧和电影中使用音乐的道理是一样的—制造一种情绪，为娱乐提供一个主题。如果没有音乐——就像有时电视节目中会插播新闻字幕一样——观众会猜想一定是什么真正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例如死人之类的，但只要有音乐在，观众就知道没什么了不得。事实上，报道的事件和事实的关系充其量就像剧情和戏剧的关系一样。

其他的几个特点也验证了新闻节目是一种为了娱乐观众而上演的表演，例如每条新闻占用的时间平均为45秒。虽然简短并不总是意味着缺乏重要性，对于新闻来说却就是这么回事，因为要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报道一个具有相当严肃性的事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电视新闻并不想提醒观众某条新闻有严肃的内涵，否则观众在新闻播完后还必定要继续思考，这样就会妨碍他们观看下一条新闻。其实，观众并没有什么机会分出几秒钟进行一些思考，因为电视屏幕上的图像会源源片人，你要通过图像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被带进警察局的杀人嫌犯骗上当的顾客怒气冲冲的脸，从尼亚加拉大瀑布上滚下来的桶(里面据说有一个人)、从直升机上下来踏上白宫草坪的总统一这些都是足够精彩的画面，完全符合娱乐节目的要求。当然，这些画面并不一定要说明新闻的要点，也不需要解释为什么选择这些画面。镜头本身就是由，这是每个电视制片人都明白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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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还有一点，那就是，播音员在为电视节目配上开场白或收场白的时候，不要停下来露出痛苦的表情或全身发抖，否则就无法达到一种高度的不真实感。确实，很多播音员似乎并不明白他们所说内容的意义，他们播报地震、大屠杀和其他灾难新闻的时候往往保持一种固定不变的、得体的热情。如果播音员流露出任何恐惧或忧虑，观众一定会寝食不安。在“好……现在”这种文化中，观众其实是播音员的合作伙伴，他们希望播音员在扮演其角色时要表现出说得过去的严肃性，但同时又不需要真正理解角色的含义。在电视观众这方面，就像看戏的观众不会因为舞台上的角色说有个杀人犯在附近居民区流窜就慌忙打电话回家一样，他们绝不会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当真。

观众还知道，不管有的新闻看上去有多严重（例如，在我写作本文的这天，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将军宣称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核战争无法避免)，它后面紧跟着播放的一系列广告就会在瞬间消解它的重要性，甚至让它显得稀松平常。这是新闻节目结构的一个关键，它有力地反驳了电视新闻是一种严肃的公众话语形式的言论。如果我写到这里停下来，告诉你我过一会儿再继续我的讨论，然后开始以联合航空公司或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名义写几句话，你会怎么看待我，怎么看待我的这本书？你肯定会认为我不尊重你，不尊重这本书。如果我把上述的假设在每一章中重复几次，你一定会认为这整本书根本不值得一看。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觉得电视节目不值得一看呢？其原因，我想是因为我们希望书和其他一些媒介（如电影）应保持口气上的一致以及内容上的连赁电视节目就没有这样的要求，尤其是对电视新闻。我们已经习惯的不连贯性，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因为播音员在播完有争无法避免的新闻之后说“巨无霸广告后我们再见”而厥倒。无法想像这样的情况会对我们的世界观产生怎样的危害，尤其是对那些过于依赖电视了解这个世界的年轻观众。在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他们比任何其他观众群体都更愿意相信，所有关于残暴行为和死亡的报道都夸大其词的，都不必当真或做出理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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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指出，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

对于那些认为我在这里夸大其词的人，我可以引用罗伯特·麦克尼尔对于电视新闻的描述来证明我的观点，他是《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的执行编辑兼联合主持人。他说，好的电视新闻要“一切以简短为宜，不要让观众有精神紧张之感，反之，要以富于变化和新奇的动作不断刺激观众的感官。你不必注意概念和角色，不要在同一个问题上多停留几秒”1。他还说，制作新闻节目的奥义是：“越短越好；避免复杂；无需精妙含义；以视觉刺激代替思想；准确的文字已经过时落伍。”2

让罗伯特·麦克尼尔来证明电视新闻节目类似杂耍，是再合适不过了。《麦克尼尔一莱勒新闻时间》试图把印刷术的话语因素带入电视，并做出了可贵的努力。这个节目舍弃了视觉刺激，由对事件的详细报道和深度访谈构成(也只有5到10分钟)。该节目每次只报道少数几个事件，强调背景资料和完整性。但麦克尼尔因为拒绝娱乐业的模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按照电视节目的标准，他的观众少得可怜，节目只能在几个公立电视台播放，麦克尼尔和莱勒两人的工资总和估计也不过是丹·拉瑟或汤姆·布罗考的五分之一。

如果你是商业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制片人，那么，你根本无法忽视电视提出的要求。它要求你为最大的观众群奋斗，也许你有很好的初衷，但结果你还是可能制作出像麦克尼尔所描述的那种节目。而且，你可能会比麦克尼尔描述的走得更远，你会想尽办法把你的新闻播音员捧成名人，你会在报纸和电视上为节目大做广告，你会制作“简明新闻”来吸引观众，你会让天气预报播音员成为喜剧性调味剂，你还会让体育播音员故意用上粗鲁的语言(以此得到喝啤酒的普通人的认可)。简单地说，你会像娱乐业中的任何一个制片人一样包装整个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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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第2页。

2 同上，第4页。

这样的电视节目使得美国人成为西方世界得到最多娱乐却得到最少信息的人。我可以大胆地这样说，尽管很多人都吹嘘电视作为世界的窗口已经使美国人成为消息最灵通的人，当然这要取决于“消息灵通”的定义。对于那些向我们透露70%的美国公民不知道国务卿或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是谁的民意测验，我不想多费笔墨，但我们可以拿“伊朗人质危机”作为例子。我想近年来没有哪个事件比它更受电视关注了，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假定，美国人对于这个不愉快事件应该有足够的了解。那么现在，我问你：如果我说在100个美国人中找不到一个人知道伊朗人说什么语言，或知道“阿亚托拉”的意思，或了解伊朗人的宗教信仰，或能说出他们政治历史的概要，或知道“沙”2是何人来自何方，那么你会不会觉得我是在故弄玄虚?

当然，每个人对于这个事件确实都有一些看法，因为在美国每个人都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而且在进行民意测验的时候这些看法往往特别有用。但这些看法和18或19世纪的看法完全不同，也许称它们为“情绪”可能更合适些，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星期这些看法都会改变的缘故，这一点从民意测验的结果中不难看出。电视通过创造出一种可以被称为“假信息”的种类改变了“得到消息”的含义。我这里所说的“假信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克格勃的特工们所说的“假情报”，意思几乎完全一样。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我并不是说电视新闻在故意蒙蔽美国人，我想说的是，当新闻被包装成一种娱乐形式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蒙蔽作用。我前面说过，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而且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是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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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亚托拉(Ayatollah)，对伊朗等国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的尊称。——译注

2 沙 (Shah)：伊朗国王的称号。——译注

从下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自己是怎样被迷惑的。1983年2月15日《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

里根误述 无人关注

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里根总统的助手们过去常常因为总统先生对于其政策及时事做出错误甚至误导的评述而感到惊恐万分。现在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了。

其实，总统先生还是照旧发表值得争议的观点，但报界对此不再像过去那样穷追不舍。据白宫官员分析，报纸减少报道反映了公众兴趣的减退。

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新闻报道，还不如说是关于新闻的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了这篇文章想要传递的不是罗纳德·里根的魅力。它告诉了我们新闻是怎样被定义的，我相信，不论是自由论者还是早些时候的独裁者看到这篇文章都会感到震惊。沃尔特·李普曼在1920年写过“无法察觉谎言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尽管他对恢复18和19世纪的那种公众话语持悲观态度，但他和在他之前的托马斯·杰弗逊都同意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报界训练有素并可以充当测谎仪，那么公众对于总统的误述一定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认为，如果有了测谎的方法，公众就不可能对谎言的结果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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