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透明性之伤

很难说哪一种情况更糟：是莱斯格对“互联网”的无条件屈服，还是他极客同伴们的盲目热情，后者给“互联网”加上了太多东西，接受最极端的解决方案主义心态，相信它的到来给了他们权利(或许甚至是责任)在各行各业推广透明性，一刻不停地调查透明性征途中更加隐秘、少有人探索的那一面。在他们的世界里，透明性只传递(信息)，绝不可能带走什么东西。

英国透明性理论家戴维·赫尔德4(DavidHeald)对透明性进行了有用的区分：一种透明性是内在的价值，透明本身就是目标；一种透明性则只有工具性价值，是达成某种更重要目标(比如责任)的手段。由此，赫尔德写道，“正确’的透明性受到重视，因为人们相信它们有助于形成比如说有效的、负责任的合法政府，推进社会公平。”这意味着，也存在错误’的透明性，它可能带来民粹主义、妨碍审议、增加歧视。弗拉基米尔·普京下令在俄罗斯全国各地投票站安装网络摄像头的时候，援引了一大套有关透明性的堂皇说辞，可人们恐怕很难相信他此举言行合一，而不是假装俄罗斯选举比其西方批评者的选举更民主和透明，好合法化自己对总统职位的恋栈不休。(当然，这里的花招在于想办法操纵摄像头下的选举，对俄罗斯的官僚们来说这算不上一个多么有挑战性的任务。)

4英国设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Sheffield)金融管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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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海盗党是刚刚登上这个国家政治舞台的新面孔，它是靠一个互联网中心主义平台来运作的。海盗党受到其他党派的猛烈抨击，因为它强烈要求公布“元老会议”（掌管联邦议会内部事务的高级别审议机构）的内部审议。这当然是符合透明性利益、并视透明性为内在价值的举动，但它对改善议会内部审议质量又有何用？来自其他机构的证据并不支持海盗党的观点。1993年，主要负责设置美国货币政策的美联储系统下属的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FOMC)屈服于国会压力，开始在委员会投票前公开审议记录(在那之前，FOMC只公开委员会成员的个人投票和会议纪要备忘录)。这是透明性的胜利?也许吧。但是新规定似乎也对讨论的质量造成了重大影响。2008年一项研究对比了新透明性规定生效前后委员表达异议的程度，它发现“面对公开会议记录的决定，美联储决策者们的回应似乎是，减少对主席提案发表异议。”

这种现象或许可以解释为：委员会成员试图预测个人审议对其职业和形象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并给出相应的缓和措施，而实际上这可能会损害诚实的政治辩论。美联储系统的批评者们很清楚，透明性也可以用来玩政治，因此对美联储的运转能力具有破坏性影响。难怪罗恩·保罗(RonPaul)等反美联储人士一直要求对该机构的政策制定进行更多审计，哪怕美联储指出，这可能会逼得自己要花更多时间去对抗政治攻击，分散其对经济政策的关注。

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最新研究表明，对责任和透明性的担忧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决策过程。如果我们要对决策承担责任，我们的决策质量会有什么变化?在1999年的一项研究中，珍妮弗·勒纳(JenniferLerner)和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Tetlock)发现，只要决策者不知道事后审查者的观点，他们就会进行“先发制人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这极有可能是一个积极的进展。但如果决策者事先知道受众的观点，那么就可能进行某种“态度转换”，让自己公开表达的观点符合听众的期待。随着社交媒体的激增，以及用于探测最小族群公共舆论的数据挖掘技术越来越多，我们应该料到：政客和其他决策者们必然会遵循他们对公众舆论的阐释来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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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组心理学研究则发现，当众表明自己的最初立场之后，我们不大可能通过随后的审议改变想法，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被看作是前后一致的决策者。詹姆斯·麦迪逊5(JamesMadison)在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上就曾表达过对审议环境的这种担忧，他说，“如果成员一开始就公开表态，那么他们以后就会认为，一贯性要求他们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而如果采用秘密讨论的方式，人一旦发现自己不再认可先前意见的正当性和真实性，会对他人意见保持开放，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捍卫立场。”换句话说，追求透明性是有代价的，有时这些代价可能远远超过了预期收益，大多数时候找不出合适的理由要以增加透明性为名牺牲审议质量。

透明性和信任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复杂。在多种透明性方案为何会侵犯(而非增强)信任这个问题上，哲学家欧诺拉·奥尼尔6(Onora’Neill)一直是一个特别敏锐的观察者。在奥尼尔看来，培养信任是一个比促进透明性更重要的公共目标，如果后者损害了前者，或许我们就应当克制自己对网络和数据库世界必然势头的热情。奥尼尔写道，“透明性增加，可能会造成洪水一般未经分类的信息和错误信息，除非对其进行分类和评估，否则它们带来的恐怕只有混乱。这可能会增加不确定性而非信任……透明性可能会鼓励人们不再那么诚实，从而会增加欺骗，减少信任的理由；人要是知道自己所说或所写的一切都将公诸于众，便可能篡改实情。”

5美国第四任总统。他是最后一位去世的美国开国之父。

6 剑桥大学Newnham学院院长，著名的康德哲学专家，主要研究伦理学和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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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性作为内在价值和作为工具性价值的区别特别重要，这就是原因所在。我们争取让公共或私人生活的某一方面增加或减少透明性时，出发点不应当是因为我们重视透明性(或者就此而言，不透明)本身，而应该是因为透明性促进或者损害了其他更重要的利益。数字技术可能使我们生活的更多要素受到外部审查，这一事实不能证明增加透明性有利。绝不能把互联网中心主义者所珍爱的、但同时又是虚构出来的“网络”福祉看得比培养信任更重要。

不这么想，就等于是让对“手段”福祉的盲目关注决定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你可能还记得，解决方案主义者假设问题而非调查问题，借助“互联网”的思想观念，他们用一种特别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方式来假设出非常特别的问题。“互联网”能增加透明性？好吧，这意味着透明性很重要并且本身值得追求。这可能会成就一个战略奇迹，使“互联网”合法化并巩固其推进透明性的媒介名声，但它未必是聪明改革(smartreform)的一剂良方，后者需要对世界政治进行彻底深入的实证调查。

彻底深入的实证调查可能会表明，实际上公民（即活生生的、有呼吸的真实公民，而不是理性选择理论所虚构的机器人)可能并不想在政治中有更多的透明性，也没有可以利用透明性的带宽。约翰·希宾(JohnHibbing)和伊丽莎白·希斯-莫尔斯(ElizabethTheiss-Morse)曾在《隐秘的民主：美国人关于政府应如何运转的信仰》(StealthDemocracy: Americans'Beliefs About HowGovernment Should Work)一书中研究了美国人对国家民主应当如何发挥作用有什么样的实际信念和愿望(而非政治理论家对此种信念和愿望的设想)。这次里程碑式的研究指出，大多数公民对亲身进行政治决策、为决策者提供信息输入、知晓决策过程的隐秘细节统统不感兴趣。相反，美国人要的是作者称之为“隐秘的民主”的东西，由此民主程序(很有点儿像B-2轰炸机隐形飞机)确实存在，但一般情况下公众却感觉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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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令人着迷的论文，但这里，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将它用到透明性问题上。希宾和希斯-莫尔斯警告说，让公民完全了解政府运作机制，不太可能让公民对政治产生任何更多好感，因为政治一开始就未必是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因此，两人认为，“我们不应当以为，如果有什么新的办法能让人们对决策过程的每个边边角角都了如指掌，这就能解决人们对政府的负面看法。人们不需要对政治过分满意，也并不想这样。”

有些时候，这种过分满意甚至可能妨害政治。希宾和希斯-莫尔斯对比唱票与计算议会出席率这两种做法，前者传统上一直是公共记录的一部分，后者则由《国会季刊》等出版物新近开始采用。

既然这些数字对外公开了，那么一个政客不太高的议会出席率到下次竞选时就可能出现在对手的负面广告里，成为招致攻击的由头。然而，一如希宾和希斯-莫尔斯所指出，“100%参与率和95%参与率的区别，只不过是法定召集人数的一点点。”突然之间，政客们再也不能决定如何平衡自己的各项义务了，政治在整体上因而遭受了损失。由此，《隐秘的民主》的作者们写道，“议员们本来是要去做一些对民众利益更有好处的事情，比如说呆在办公室或委员会会议室，和选民会面，与委员会其他成员一起研究或讨论问题。但是公众关注的压力迫使他们匆匆忙忙地对每一个结论已定、不成问题的议题进行投票。”

这个例子恰当地说明，不管是以尖端数据库和可视化为基础，还是以纸和笔为基础，都不应该脱离应用领域的性质、节奏和限制条件来评估透明性的价值。同一种透明性解决方案，在允许负面广告的地方与不允许的地方，对选民的影响可能会非常不同。透明性的狂热爱好者（极客圈里有不少这样的人)带来了各种宏大而抽象的方案改善世界，但忽视政治给这些方案带来的微妙差别和不确定性，恐怕会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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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把透明性从工具性价值表现为内在价值，受害的就不只是政治了，许多其他机构也体验过类似压力。迈克尔·鲍尔7(MichaelPower)对“审计社会”的兴起做过经典研究，内中指出了审计所造成的两个不安后果，不仅发生在企业背景下，也发生在公共机构背景下，并且都伴随着对更多透明性的追求。第一个后果，鲍尔管它叫“脱钩”(decoupling)，可以划入阿尔伯特·赫希曼“悖谬论-无用论-危害论”三分法的“悖谬论”这部分。以政客和企业高管们为例，他们面对着与日俱增的压力，要将其一切言论进行归档。于是，他们回到自己的秘密隔间，只口头交流，以免有任何东西落在纸面上。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越是要求透明，得到的东西越少。又或者，政客和高管使用另一种做法，采取一种名为“雪花效应”的回应方式，制造海量的劣质数据，有效阻止人们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结果，实际绩效跟审计及透明性方案捕获的人为绩效脱了钩。这些人或许会让我们产生错觉，以为只要“双击”它们，就能客观而毫无问题地获取“真理”，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别有一套规避透明性的动机。这种见解难称新颖，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在《论不平等》(Discourse onInequality)(1754)一书中早就抱怨说，“与其说账簿与账目审计揭露欺诈，倒不说是掩盖欺诈；因为骗子随时都有新招规避谨慎的人，谨慎的人却不见得随时有新招防住骗子。”

鲍尔还指出了透明性造成的另一个意外后果，他称之为“殖民地化”(colonization)。这很好地与赫希曼三分法中的“危害论”部分相吻合，也即盲目追求改善的意愿却侵犯了其他重要价值。前文所说的议员出席率就属于这一类：出席率受到记者和竞争对手的密切关注，故此议员力争百分百的议会出席率。凡看过流行犯罪系列剧《火线》的人都知道“殖民地化”给组织带来了什么后果：警方为了让统计数据好看、从而让市长的竞选提高胜算，结果追捕错了嫌疑犯；学校不遗余力地提高考试成绩，结果让孩子们学到的东西少了许多。当然，这同样要怪公众日益沉迷于标准化和量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不能仅仅归咎于透明性)，但把透明性本身当成价值的目标来追求，而不管要提高透明化的具体实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确为这些问题的扩展蔓延创造了合适的条件。至于透明性是由职业审计人员还是由网络连接武装起来的业余人士来实现，其实无关紧要。

7伦敦经济学院会计学教授，著有《审计社会》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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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简化主义的危险

《审计的社会》出版于1997年，但可以说，自那以后，审计的诱惑越演越烈。问题在于，既然数字技术让我们可以廉价地搜集和存储数据，跳过复杂的哲学与实证分析就可能会很诱人，而事实上分析对在给定环境下分析透明和模糊来说至关重要。然而，直接非难新的技术环境变化并不对，因为正如我前面已经指出的，如果不自动跪在透明性和“网络”的神明面前，人们原本是很容易想象怎样以不同方式构建这样的技术环境的。因此，我们还需要解释相关的态度和观念，正是这些态度和观念维持现行技术环境，让它无声扩张，同时还把这些发展表现成一副命中注定、永恒和自然而然的样子。以启蒙时代的态度来面对信息的解放力量，是互联网中心主义和解决方案主义的根源。总觉得信息多比信息少要好，有更多办法分析同一条信息总比办法不多要好。法律学者朱莉·科恩(JulieCohen)把这套态度称为“信息处理冲动”，认为它催生了一种心态：把信息搜集等同于“发展进步的唯一必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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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公司早就明白启蒙时代对信息的偏爱对自己很有利。这是人们总是觉得技术公司做的事情比其他美国公司高尚得多的原因之一。与埃克森美孚或麦当劳不同，Google正在做一项启蒙事业，这本身赋予了它不同的待遇。Google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才有了“整合全球信息，让人人皆可访问和受益”的企业使命。这一使命掩盖了如下认知：有些信息，哪怕它已经落入公共领域，也不应加以整合或“利用”。从没人提起过“整合信息并增加其实用性是好是坏”的伦理问题。相反，Google只沉迷于效率问题，因为它认为(鉴于我们的启蒙主义偏见，它的看法没错)，自己的目标是极少有人反对的。

已故的托尼·朱特8(TonyJudt)在他最后一本书里谈到，可怕的“东拉西扯地面向经济性的转变”，把持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公共辩论。“知识分子不问某件事是对还是错，而是政策有效率还是没效率。他们不问一项措施是好是坏，而问它是否会提高生产力，”朱特叹道。他接着说，“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未必是因为对社会漠不关心，而是因为他们一直都不加批判地以为经济政策的要点就是产生资源。”朱特没有提到硅谷，但是难以否认，硅谷对效率问题的专注也胜过对道德问题的专注。硅谷生产出来的不是经济学理论的抽象资源，而是信息(Google的员工队伍里有一位首席经济学家也不足为奇了)。只要能高效生成并处理信息，人们就觉得启蒙运动的遗产得到了妥善继承。

硅谷追求整合全球信息(Google只是众多被告之一)的问题在于，它往往屈服于最恶劣的过分“信息简化”。这是一种通过信息棱镜查看所有知识的倾向，社会学家尼古拉斯·秋卡斯(NikolasTsoukas)指出，其错误在于以为“一组索引”就足以“充分描述即将发生的现象。”如果不对知识略加篡改，整合全球知识会很难进行；借用詹姆斯·斯科特的表述，不管是叫威权政府还是硅谷的创业企业来做，让知识“清晰可辨”很困难。

8历史学家、作家、大学教授。他以其对欧洲历史的贡献而闻名，是纽约大学研究欧洲历史的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教授和纽约大学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研究所主任。他还经常为《纽约书评》写文章。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2007年则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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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秋卡斯的观点，每当人类把思想看作自主的对象，能以原始形态在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进行交换，不因执行发送和接收的通信信道或节点造成失真，信息简化主义就繁荣起来。这就是终极双击：不仅认为各种思想观念独立于用来进行传输的基础结构，它们相互之间也完全独立。人类和制度怎样交流，这个观点的看法很天真。它曾经在控制论理论家中流行一时，后来近乎湮灭，但现在借助互联网中心主义者的新纪元主义呐喊，正迎来某种程度上的智性复兴。

法律学者马克·芬斯特(MarkFenster)认为，“透明性理论在其核心采用了经典的线性沟通模型，它假设了一个简单的信息传递过程：单一信息源通过单一信息媒介，来到单一目标受众。”正如芬斯特所说，这种单向度的控制论式沟通阐释太过肤浅，透明性的狂热者们看不到“现代政府杂乱无章的官僚机构，信息’的不可靠本质，令人困惑而又泄气的公众能力，还有，归根结底，传播过程自身的困难。”唉，实际上，各种透明性调查所揭示的信息，在信息简化主义者所设想的客观而纯真的状态下就几乎不存在。因此芬斯特认为，“政府信息中所包含的任何消息’只能产生并存在于相应的、塑造信息的政治和监管框架之内，它通过媒体环境来传播，可媒体环境却一边传播消息，一边重塑消息。”控制论所假设的无瑕完美传播过程根本不存在。另一个支撑信息简化主义的重大谬误是，它以为一则信息能够以完全独立自主的方式单独存在，不会从一开始就受到人类的阐释。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Lakoff)很早以前说过，目标明确的主题，是信息的先决条件。美国人平均一生要花两年时间与口渴作斗争，这可能是对现实的精确描述（其实不是)，但是只有当人(比方说可口可乐)热切地期盼得到它，它才成为信息。正如秋卡斯所指出的，“把某事简化为所谓的客观信息，然后假装这些信息能充分描述身边的现象，这其实是在掩盖信息背后的目标，信息本身并未清晰表现这样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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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简单的话来讲，所有衡量和描述政府开放性的尝试，一开始就随着某种基本模型（哪怕它隐性无形）而展开，这个模型描述了政府是什么和它们应该是什么。为了完全理解特定背景下，提高政府透明性是不是有益之举，我们需要让这些模型(也即能够测量什么、应当测量什么的基础性理论假设）现出原形。

我们必须抵挡诱惑，不能认为这些模型可以自然而客观地代替它所测量或透明化的现象。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最新工作表明，对那些我们加以透明化的事物，只有抑制它们固有的不稳定、主观和矛盾特性，我们才能将之简化为可以处理、优化和修补的信息。随着社交网站、搜索引擎和移动手机帮助我们生产或收集更多信息，这种诱惑必定会增加。简化主义本身并不坏，甚至可能会带来理性的解放，但这需要我们不断提醒自己，为了放大特定指标或政治模型，我们简化了些什么东西，我们抛弃了现实的哪些部分。

开放性及其救世主

若不是解决方案主义者的透明性词汇表充斥着模棱两可的术语，信息简化主义一些最糟糕的问题或许尚可避免。一旦解决方案主义者开始谈论起“开放性”，对“透明性”的诉求看起来就再也没有什么问题了。糟糕的是，文化和知识遗产让我们认为这些概念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东西。解决方案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心怀极客信念的人，经常自行制造并消费一些神话，有关“开放性”如何有助于进步和成功云云，而这只会增加混乱。

开放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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