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人们大概会以为，这种对开放性的崇拜产生于推动开源软件的社区。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极客文化的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科尔蒂看来，哪怕在极客圈里，开放性的价值（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还是一种用来实现更高利益的工具）目前并没有多少共识。正如科尔蒂所指出的，“开放往往趋向混乱。每个人都号称要开放，每个人都有东西要分享，每个人都赞同开放显然是件要做的事，毕竟，开放性构成了开源’的半壁江山嘛。但尽管有这么多的显而易见，开放’恐怕仍然是‘自由软件’运动里最复杂的组成部分。”因此，一如我们在前文有关透明性的讨论中所见，开放究竟是手段还是目标，并不很清楚。

科尔蒂说，在开放性的功过上根本没有什么极客公论。“开放性本身就很好吗，或者开放性是实现某种其他目标的手段吗，是又怎么样呢？什么人想要实现开放性，出于什么目的？开放性是一个目标吗？或者它是实现不同目标，比如‘互操作性’或‘一体化’的一种手段呢？这些又是什么人的目标，谁设定的？企业的目标与大学研究者或政府官员的目标有什么不同吗？”因此，如果科尔蒂没错，那么，开源软件社区在技术讨论中一直在灌输这种观念：“开放性”本身在价值和意义上是分裂的。

与此相反，我们的互联网讨论往往受某种开放性原教旨主义所支配，该原教旨主义认为“开放性”对几乎任何问题是万无一失的解决方案。探讨网络与技术系统中的开放性时，人们不去讨论它是会鼓励还是危害创新、是会提升还是贬损正义、是会促进或复杂化民主审议(说到“开放性”在我们置身的纷乱世界里什么用，我们最可能展开的就是这种讨论)，而是一味认为“开放性”永远向善，而其对立面（我们根本没法清楚地界定“开放性”的对立面到底是什么，已经相当能说明问题)则是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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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放-封闭”的方式看待每个技术问题，这种摩尼教（一种将基督教与伊朗马兹达教义混合而成的哲学体系，认为世界总是光明与黑暗对立的。倾向，令得人们对一些出于战术性目的接受开放性，并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利用开放性的企业产生了近乎宗教般的推崇。这里的手法，再一次类似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把固定性等特质归于“印刷文化”的做法。把开放性看成是是一种“互联网”价值，因此，每当可以用开放性来解读“互联网大使”(今日世界的Google和Facebook们)的行为，人们就情不自禁地拿它解释这些公司的成功。由此，企业的成功又拿来证明“开放性”的确是一种互联网价值。互联网理论家永不犯错，奥妙就在于此。

以推崇Google的吴修铭为例，在他看来这是个门户开放的公司，犹如一只神兽。在《总开关》一书里，吴把Google的诞生看作“无畏的创举”，它的理念“隐约带有救世主的精神”。它的创始人(或许就像耶稣?)“自称为现有秩序的挑战者，挑战一些最基本的逻辑前提，包括信息本身的真实构成、所有权的意义、美国公司的责任甚至人生的目的。”Google所象征的简直就是“信息开放的乌托邦”，其目的在于“把开放性的旗帜深深地插入电话的核心领地”，并且从不惮于“对抗或驯服互联网的基本结构”(要记住：对抗是徒劳的，网络，及其“基本结构”和“架构”，不会消失。)，它是“开放性最伟大的企业斗士，”“开放性运动”的领袖，“开放性的互联网福音书的耶稣化身。”吴眼中的Google也是一个“开放性传道者”，这与“完美主义传道者”史蒂夫·乔布斯，“竞争传道者”前联邦电信委员会(FCC)主席里德·亨特(ReedHundt)，“控制模式最卓越的传道者”前时代华纳CEO杰拉德·列文(GeraldLevin)都有极大不同。福音书、救世主、传道者，耶稣化身……在吴的笔下，他仿佛在神圣的山景城瞻仰Google圣殿时有了某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奇怪的是，他从未提到，他自己一直是Google的一名（无偿)顾问，在塑造其“开放性”早期战略时曾给予其极大帮助。(2007年时任Google特别创意主管的克里斯·萨卡(ChrisSacca)告诉《商业周刊》，“吴帮助我们开创了一个战略…在这个领域里他是股独一无二的力量。他未来要实现的成就，你才刚刚看到小小的开端呢。”)这样的内幕有时让我们很难分辨，吴究竟是在赞美Google的天才还是他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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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激情四溢的分析描述了Google对开放性自然而一贯的偏爱，它的高管一看到网络的结构便再难抗拒其魅力。它是印刷辩论的再次翻版，而Google的“开放性”不过是“互联网基本结构”的一个副产品，就像固定性，在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的阐释中它只是印刷某种永恒特征的表现形式。Google可能在塑造或维护“互联网”结构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它将开放性定位成“基本的”而非“有条件的”，它可能在市场营销和智库上花了大把的钱来表现自己是“开放性福音传教士”，它在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开放性”福音传教士但这一切，并没有进入吴的分析视野(他也是福音传教士中的一员)。

让我们用一种截然不同的实证分析来跟吴的救世主宣言比较一下。前者没有对Google在开放性万神殿的神圣地位并未进行任何先验性假设，而是寻找各种联系来解释这种身份为Google带来了些什么，又是如何实现的。两位荷兰学者金伯利·斯普利尤文伯格（KimberleySpreeuwenberg)和托马斯·珀尔（ThomasPoell）详细地研究了Google如何对“开放手机联盟”（OpenHandset Alliance)(84家为Google安卓平台进行软硬件开发的公司所组成的共同体)的内部工作进行设计、管理和定位。Google及其高管从不错过任何机会来吹嘘其移动平台的工作方式不同于苹果，“开放性”占主导地位。

然而，一如荷兰人的研究所指出，“开放手机联盟”的“开放性”或许用词不当，因为“在开源的理性之光照耀下，能否将安卓描绘成开源项目’，就非常值得商榷。”作者写道，“尽管在公开介绍中，安卓是一个旨在阻止任何业界参与者限制或控制其他创新’的项目，可在安卓生态体系内部，Google显然一直对其他相关参与者进行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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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控制是通过狡猾的软件许可和对软硬件设计的限制性技术说明来实现的，它们都被包装在“兼容性”的老套措辞中。更有甚者，Google和“开放手机联盟”一家硬件合作伙伴之间曾泄露出一些通信内容，信件内容表明，Google有可能打着开放’生态系统的名义，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对其合作伙伴实施控制，比如让表现良好的合作伙伴抢在竞争对手之前获得某些功能，对不守规矩的合作伙伴发出禁用某些功能的威胁。

同样的，由于Google扩军到移动手机行业的兴趣有一部分是为了保持其在广告业的强大地位，这家公司在战略上就没打算一板一眼地遵循“开源”剧本的规则。相反，它根据企业战略选择那些它愿意遵守的规则（比如，它不允许独立开发者给操作系统本身编写代码，因为这可能会弱化Google对开发的控制，间接也就弱化其从获取用户数据上得到的利益，妨碍其实现广告目标)。

这并不出乎意料，但与其先对Google为开放性所做的一切大加称赞，倒不如研究一下开放性为Google带来了什么好处。一位敏锐的观察家这样说Google：“它销售产品的原则是开放性’和连通性’，但构建组织的时候却用的是另一套。”为什么这个开放性和连通性的市场会存在，它与互联网中心主义的其他原则有怎样的关系，这一市场是如何受操控的：如果人们认为“互联网”的“开放性”自然而然、毫无疑问，那么，就不大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借用社会学理论的可怕说法，“开放性”和“互联网”这类理念是构建出来的，而且是彼此共同构建的结果，它们并非从天而降。除非我们准备好去研究这种构建是如何发生的，否则我们不仅会写出糟糕的技术史，而且还会制定出极端混乱的政策，把昙花一现的不稳定现象(当然这也值得商榷)当作环境里恒久自然的固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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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互联网中心主义者认为Google默认情况下是“开放的”，反对者让我们称之为互联网现实主义者则认为Google做了大量工作来让自己显得“开放”，并调查了这些工作的具体内容。互联网中心主义者大多是民粹派，不讲究实证主义，互联网现实主义者一开始则不对“开放性”和“透明性”的内在价值做任何的假设，更不认为它们是数字网络的固有性质。后者尤其重视这些理念如何参与到特定的辩论和技术，有什么样的表现。互联网中心主义相信“开放性”自身向善，互联网现实主义者则调查“开放性”说辞为政府和公司做了些什么，政府和公司又为它做了些什么。

谁为“开放政府”赋予“开放”之名？

像“开放性”这样模棱两可的术语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最近各种推动“开放政府”、解放“开放政府数据”的政治运动带来的混乱、兴奋和失望。当然，没有人确切清楚这些政治运动究竟在做什么：把五个“开放政府”专家放在一个房间里，你会得到六种不同的意见(天知道会发多少推文)。这种混乱并没有阻止政府宣称自己为这个模糊理想承担义务。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办公室发布的第一条总统令，就是要求行政分支机构以开放格式在网上发布信息。2011年9月，美国和其他七国政府甚至签署了一项多边“开放政府宣言”，指出“世界各地的人们日益要求政府更加开放”，同时签约国承诺以开放格式及时发布高价值数据。

定义的复杂性可能不太一目了然，但真的极其复杂。俞哈伦(HarlanYu)(普林斯顿大学)和戴维·罗宾逊(DavidRobinson)(耶鲁大学)对这种混乱背后的根源进行的分析，或许最为睿智。“开放政府数据”这样的说法并未表明，我们讨论的是能够让政府更加“开放”(从减少秘密这个意义而言)的那种数据，还是能从某个偏僻政府档案馆长期受冷状态中被解放出来、对政治议程和机密几无影响的那种无害数据？“开放政府”指的是让列车时刻表和城市地图更唾手可得？还是指公开能让政客陷入窘境、职业生涯告终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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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涉及地图和火车，就几乎没有理由对这一待议改革的政治结果感到兴奋(或焦虑)了。如果这就是开放政府数据的全部，奥巴马下达第一号总统令时恐怕会另选一种更具象征意义的东西。然而，如果“开放政府”的改革范围更加广泛，我们就需要对其逻辑进行更加严密的审查。毕竟，向“开放政府”转型如果仅仅追求把列车时刻表放到我们的iPhone手机上，那它就没必要牵扯或引发政治自由层面的任何变化。据我们所知，由于纳粹有一套令人羡慕的列车系统，他们肯定非常赞成列车数据全球查询。

正如俞和罗宾逊所主张的，“哪怕政府仍然黑幕重重、难以理解，仍然可以对政治中立的主题提供开放数据。比如匈牙利城市布达佩斯和赛格德就都提供机器可读取的在线运输时刻表，允许Google地图为用户在当地旅行时规划路线。”这种数据不就既是开放数据又是政府数据吗？显然。但它大概并不会使匈牙利变得更民主。事实上，尽管这个国家一直在向独裁统治不断推进，它仍可能实现“开放政府”的一次成功尝试。

正如我们早前所见，这是互联网中心主义的一个常见问题：它根据“互联网”的假定价值重新定义了“开放”这样的术语，又把这些重加定义的术语反馈回公众对话，这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词语的含义已经改变。当然，如果北朝鲜打算公布其列车时刻表，没人会把它误认为是民主。但是在像匈牙利这样的国家，政府有可能利用我们对数字化开放性的崇拜，让自己显得比实际上更民主、透明和正当。如果更好的车次图能让你在人权和保密性指数上加分，我们的得分系统肯定有地方出了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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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就连民主国家也不可能抵挡住这种诱惑。看看美国吧：在奥巴马统治下（名义上更开放透明的政府’的时代），行政当局气势汹汹地起诉泄密者和告密者，扩展政府的分级计划，甚至禁止记者曝光拥护开放政府工作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的名字！

然而，还有一个理由值得我们小心谨慎。奥巴马的开放政府方针包括Data.gov，高价值机构信息库。“高价值”，就像“开放政府”，是一个极其模棱两可的词，就奥巴马政府而言，它还意味着“改善机构及其运转的公共知识”或“创造经济机会”的数据集。换句话说，“高价值”不一定意味着“包含透明性或责任”。因此，果然不出所料，机构的各种无关信息涌进了Data.gov(切莫怀疑美国官僚机构对繁文累牍的热情)，其中一些数据其实早就能在网上获取了。这究竟对透明性有什么样的促进作用呢？

俞和罗宾逊研究了“开放政府游说团”的一些宣言和声明，这是由各种善意的技术活动家组成的，帮助奥巴马政府设计规划“开放政府”的早期工作。这些活动家详细阐明开放政府数据背后的八个重要原则及时性、完整性、不受许可限制等等，但主要的着眼点是信息披露过程的技术细节，对政治则鲜有疑问。所以，俞和罗宾逊指出，“北朝鲜政府领导人发布电子版宣传语……便可满足所有这些要求，却不太可能让这个臭名昭著、毫无责任感可言的封闭政权增加任何一点透明或责任。”

正如明白“开放性”为Google做了什么非常重要，明白“开放性”(以及哺育并促成它的更宽泛的“互联网”叙事)在为鼓吹“开放政府”优点的政府做些什么，同样很重要。我们已经指出，“透明性”和“开放性”都有自己的局限，鼓吹过头的话，可能轻易使民主过程沦为骗局。当然，如果剂量小，尤其是在问题太多、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制衡手段的领域，增加透明性和开放性绝不会有什么损害。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开放政府”这样模棱两可的词置于更加严密的审视，恐怕会不情愿地任由某些政府自夸子虚乌有的进步，让更加重要的改革陷入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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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政府对“开放政府”表现了巨大的热情，国际反腐败组织“全球廉政”(Global Integrity)的纳萨尼尔·赫勒(Nathaniel Heller)却一直对此有所怀疑。官僚主义者们自然一点儿也不喜欢它，政府机密才不会提上“开放”的议事日程，所以他们取而代之，选择上传破坏性最小的数据库。正如赫勒所指出的，“任何政府，把健康数据库放到网上……总比让国家政党筹资变得更透明性要冷静(坦白说政治争议也更少)。”只要开放政府解决方案主义者一心沉迷于方法，沉迷于标准和数据库的质量而非实际内容，这些标准和数据库就会传播开来，什么进步也不会发生。

在联合王国(英国)，联合政府同样极其热衷于做出“开放政府”的承诺。戴维·卡梅伦及其阁僚甚至对“沙发审计员”(armchair auditor，也即一种众包项目，让民众监视公立机构的支出、合同和犯罪行为)的工作大加赞许，承诺把数量众多的政府数据集发布到网上(他们还是讲信用的)。与此同时，政府一边向信息自由的相关法律发动攻击（卡梅伦抱怨说它们“让政府的动脉里结了水垢”)，一边跟收费设想眉来眼去：凡公民向公共机构索取档案，政府都可收费。保守派圈子里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意见：借着“沙发审计员”兴起的东风，削减对BBC旗下专业调查员的拨款。值得一问的是，就“开放政府数据”来说，既然卡梅伦已经被看成“开放性”捍卫者，他的内行背景会不会让他更方便向信息自由的请愿开战。如果好心的解决方案主义者和极客们反遭了重重攻击，那就太可惜了。

但就算是卡梅伦信奉的是最不成问题的“开放政府数据”，恐怕也不只跟效率有关。“开放政府”兴许只是“小政府”的一种委婉说法(这又给“开放政府”的说法平添了不少模糊)。毕竟，它的说辞延续了新公共管理9的部分古老行政理念，后者曾在撒切尔时代流行一时，认为实现公共机构效率最大化的方法，是把公共机构变成面向消费者的营利实体，同时把监督、质检和审计功能外包给第三方(公民就是这第三方里新兴的一部分)。如果一切都可以像维基百科那样管理，干嘛还要什么大政府呢？依靠卡梅伦的“大社会”好得多嘛，让公共部门饿肚子，同时指望“沙发审计员”能像“莱维森调查”10(Leveson Inquiry)一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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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专家贾斯汀·隆戈(JustinLongo)注意到“开放政府”说辞和新公共管理相似得令人不安，猜测前者没准儿只是后者的一匹特洛伊木马，我们正为新技术推进开放性和透明性的巨大潜力而欢欣鼓舞，却可能忽视了这些技术用途的深刻政治性。隆戈写道，“支持数据更开放，意在让公民消费者建立联盟，借助开放数据曝光公共服务决策，突显绩效问题，在公共部门内部增加竞争，加强公民的消费掌控权。”哎呀，如果美国真有哪位从事“开放政府”项目的极客关心这场运动的说辞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用途，他们掩饰得可真好。

开放数据方案生来就处在一个被各种政治斗争搞得四分五裂的世界，也难怪交战各方总是千方百计利用这种方案来谋取自身利益。建立数据集并希望它们只被用于“善意”目的，这远远不够。数据集进入了一个由真人构成的世界，真人就有许多此消彼长的关切和愿望。这些关切和愿望满口甜蜜承诺却无意兑现，解决方案主义者提出的方案理解不了这一点，自然起不了什么作用。

9 这是个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又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新公共管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影响甚广。

10旨在调查英国媒体的操守问题，是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在2011年7月发起的，由已关闭的前《世界新闻报》手机黑客事件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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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跨街区犯罪统计数字化地图为例，“开放政府”的狂热人士对此非常热情。理论上说他们的逻辑是合理的。地图能帮助警察提高效率，帮助他们识别问题地区，它们还能帮助公众对去哪儿和在哪儿居住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毫不出奇，事实比想象中复杂了一点儿。更好的犯罪统计数据或许能帮助一些人不在危险街区购买房产，同时也让其他人卖房产变得更加困难。于是，已经住在这些危险街区的人可能就不太愿意第一时间举报犯罪。事实上2011年一家保险公司举行的一次调查说，11%的受访者声称因担心街区较高的犯罪统计数据会大大降低自己房产的价值，曾看见过犯罪却并未报案。帝国学院的数学教授戴维·汉德(DavidHand)指出，“开放数据的倡议忽视了这种反馈效应，也就是说，发布数据的行为本身将影响到未来数据的质量。”或许我们希望数据开放可别太开放。

印度近来的土地记录数字化及随后的在线发布，名义上是尝试向弱势群体赋予权力，实际上却可能把权力授予富人和权势群体。数字记录刚上线供全世界浏览，一些大胆的商人就发现，许多穷人家庭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大多数情况下，这并非对土地巧取豪夺所造成；当地文化，以及在当地文化占主流的口头交易，无处不在的腐败，还有穷人的识字率，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穷人手里没有记录。

换句话说，所有权主张在网上无法找到，可能是因为数字化努力设计不当、选择性太强，并不一定意味着现有居住者对土地没有所有权。结果，发现许多居民实际上无法证明土地所有权之后，一些富人家庭就雇请律师，迫不及待地把穷人踢出局。事后看来，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比如选用其他方式来记录、认可土地所有权主张(举例来说，除了官方地契，还可以用家庭旧照片或地图来追溯所有权)，或者，对没有明显必要深究土地权数据的第三方，限制其数据浏览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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