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这里的关键在于，和大多数开放政府方案一样，不是不该收集或流通信息；而是要充分了解信息所处的制度环境和文化复杂性，再进行收集和流动。有时候，维护环境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比如打击治安犯罪)可能只需生成半透明或半公开的信息，就像阿根廷的那个例子。这种折衷不是世界末日，它也不是“开放性”的投降，更不是民主的告饶，因为民主的蓬勃发展靠的就是妥协，靠的就是对表面上无法调和的利益关系加以巧妙协调。开放性的暴政是我们痴迷于互联网中心主义的结果，必须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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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欲毁掉政治，修补它

“我们不是政客。我们革命就是要
赶走政客。我们是社会大众。这是
一场社会革命。”
——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
“我们提供的不是一个程序，而是
一个操作系统。”
——玛丽娜·维斯班德(Marina Weisband),时任德国海盗党政治主任“民主是对一切理想和乌托邦最清晰的反驳。它毁了每一条浪漫之船。它的历史就是一个错误与宽恕、愚行与拙行的目录。在其最好的时候，民主提醒的也不是人们的大智慧，而是我们的大愚蠢，它告诫我们要自我反省。”
——约翰·杜伦·彼得斯

互联网中心主义可以说是个相对较新的现象，但它已经有了自己的政党：海盗党。尽管在北美仍然处在非常边缘的地位，在欧洲，海盗党已经搞出了相当大的声响，甚至向欧洲议会派出了几位代表。海盗党运动兴起于瑞典，最初几乎完全专注于改革版权和专利法。然而它渐渐扩展到这两个议题以外，接纳了匿名、隐私和言论自由等议题。

这本来还是值得称道的，如果海盗党没有把这些议题统统归在“互联网自由”这么个极不靠谱的旗帜下的话。然而，一个颇为含糊的词“互联网”，加上一个定义不清的词“自由”，“互联网自由”就成了一个非常情绪化但却完全没有意义的陈词滥调，三教九流的街头小贩都开始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臭名昭著的百万富翁、文件共享网站Megaupload创始人金·达康（KimDotcom)是其最大支持者之一，满口“自由”和“创新”的花言巧语，想以此转移公众对其网站推动大规模侵犯版权行为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互联网自由”观念，还剩下多少判断力?声称追剿Megaupload就是对“互联网自由”的攻击，等于说追捕从图书馆偷书的人就是对“文学自由”的攻击。今天，“互联网自由”观念动员起“匿名者”(Anonymous)的激进主义分子发动网络攻击，好让他们的英雄(如金·达康之流)得到正面的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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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版权法很可能已经不公平不适用了，但这需要经过实证论证，而不是简单假设它与“互联网”存在所谓不兼容。版权改革和匿名保护之所以重要，原因很简单：在明智的立法支持下，它们将为人类繁荣提供更多机会。海盗党全心投入的应当是人类的繁荣，而不是“互联网”的繁荣。

是的，数字技术既威胁到这种人类繁荣，也能实现它。在带来新的、更年轻、更懂行的声音以帮助改善未来决策上，它具有重要意义。而海盗党却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他们的目标是保卫所谓“互联网自由”。这个词的模棱两可暂且不管，其价值却总是工具性的，而非内在的：我们认为“互联网自由”有价值，是因为，在许多场合下它会导向“人类自由”。而有时它也未必(如Eightmaps.com网站)，在这种情况下，剥夺它，就不是毫无道理或倒行逆施。

尽管互联网中心主义决定了海盗党所探寻问题的范围，解决方案主义还是极大地影响着他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海盗党不只试图捍卫“互联网”，他们还竭力使其政党模仿互联网的神奇“架构”，仿佛“互联网”就是21世纪政党工作组织方式的模板。在德国，这样的尝试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高级的阶段：德国海盗党使用一整套工具来改善党内信息流动。除了聊天、维基和邮件列表，他们还使用一个叫做“PiratePad”的协作文本编辑器，它允许几百人同时编辑一个文档。竞选海报不是由专业广告公司设计的；相反，支持者可以把他们自已的设计上传到维基。Twitter则被用来生成竞选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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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党从这种开放性中得到了什么好处，一下子还不是很清楚。当该国最受尊敬的出版物《明镜》(DerSpiegel)周刊询问该党，信奉“互联网”是否实际上反而有损其理想，这真可谓一语中的。“还有哪个政党把全国委员会会议在网上直播，或允许人们观看其议会党团会议？还有哪个政党党员的手机号码能通过Google搜索找到？”正如《明镜》所指出，“大家持续闲聊也有消极的结果：这使该政党难以被视为一个政治参与者来严肃对待。”

海盗党最超前最引起广泛讨论的技术创新，是一个叫做“液态反馈”(LiquidFeedback)的在线系统，它使该党能更好地理解其成员对当下议题的看法。它的运作方式是这样的：任何一名该党成员都可以注册到(可选择使用化名）“液态反馈”，对海盗党应当做什么提出议案，如果有超过10%的其他成员对这项提案有兴趣，它就转到下一个阶段，党员们可以投票支持或反对它。

在提案提交后进入投票阶段前，其他党员可以就一个类似主题发起反提案，或者对如何完善原先这个提案提出建议。有趣的是，党员可以把他们的选票转让给自己认为对特定主题更内行的人，因此公认为交通政策专家的某人，最终就可能投十张票而非一张。为了防止某些这样的专家积聚和滥用权力，已转让选票可以被其最初“所有者”收回。“液态反馈”的投票不具约束力，它们只是把基层意见告知党的官员。大的政策提案仍然要在党代会上讨论和投票。因此，“液态反馈”旨在为海盗党的工作提供知识信息，其结果仍然通过相当传统的方式来决定。

理论上这听起来很棒，多了不起的一个提高参与度的办法啊!可现实却要残忍得多。据《明镜》周刊报道，在德国某地区，海盗党只用“液态反馈”收集两个议题的普遍看法，而关于割礼的争议性法律的在线民意调查，却只有20人参与投票，这可是个有近1,800万居民的联邦州啊。“这是个没人现身参与的草根民主，”《明镜》周刊总结道。其他德国政党则指控海盗党窃取了它们的想法，却假称这些想法来自“互联网”。正如绿党一名高级党员沃克尔·贝克(VolkerBeck)2012年6月告诉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那样，“可笑的是，海盗党从议会搞到我们的提案，又把它放到“液态反馈”系统上讨论……他们拿我们的内容当他们自己的再提出来。”暂且把贝克的担心放在一边，令人费解的是，“液态反馈”究竟有什么地方那么新颖和革命。政党总部为当下议题建立的衡量机制一直都存在。焦点小组、民意测验和数据调查都发挥着许多和“液态反馈”一样的功能，只有一个区别：后者在真正的新议题（假如它们不是从绿党偷来的话）上更加自由开放，可以出现在党的议程上。这倒也没错，但它说不上是政党建设的革命。早在博客和维基出现以前，就有从政党报纸到地方党小组的现场会议这类信息渠道，普通党员有充分机会表达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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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党的计划有些诡异的乌托邦的意味，它想当然地认为，古老的、久经考验的(痴迷于等级制度、领袖、规则和官僚机构的)从政方式，完全是不完美沟通基础设施所造成的灾难性结果。既然基础设施可以改善，为什么不把那些遗留成本也一并消除呢？如果今天博客、维基和社交网络允许即刻的和时间无限的审议，如果它们让我们能用某种灵活的职位轮换代替领导阶层，从而彻底摆脱官僚主义，那何必还留着这个旧系统呢？最坏情况下这就是新纪元思维在作祟：认为新的总是更好，因为它是新的；旧的应该丢掉，因为新的太容易得到了。

于是，最讽刺的地方来了：尽管海盗党手里有完美的基础设施，他们仍然无可救药地不关心政治。维基不能弥补战略方向的缺失、动人口号的缺失和对违纪者的无能为力。由此，对海盗党的支持正在变弱，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因为单靠基础设施，无法产生精彩的改革思想。在德国，海盗党的支持率从2012年4月的13%，降到2012年8月的区区6%。正如一位德国民意测验者克劳斯·彼得·朔普纳对《明镜》周刊说的，“海盗党现象一开始真是太迷人了，但人们最终还是怀念有担当有主张的强人。黑压压一片的群众模式很快就失去了动力。”政党政治的成功，需要一套与成功编辑维基百科完全不同的技巧、态度和组织结构；每个人的一点一滴贡献，或许足够搞出一篇像样的文章，但对于创建一个有效政党来说，可能就差点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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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信赖群众智慧，海盗党却并没有在不涉及纯数字化的议题上提出过什么有意义的看法。它在社会不公、欧债危机或未来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表现也乏善可陈，更别说性别不平等问题了，他们这个男性主导的政党，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每个人都可以就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提交提案和反提案，这意味着海盗党要花大量时间评估那些可能并非极为重要的议题(尤其是与债务危机或阿富汗战争相比)。看看他们最近的议题吧：是否应废止对德国最危险狗类的排名。“液态反馈”营造出政治活动和广泛参与的模糊印象，而弄清这些活动和参与是冲着什么目的来的，同样很重要。

诚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液态反馈”可能会让海盗党明白其成员在每个议题上究竟想要什么。然而，鉴于今日政治之复杂性，指望普通公民在希腊欧元债务重组或监管纳米技术上有非常成熟的见解，这似乎太天真了。当然，公民们可以也应当针对这些问题参与审议，但这种审议在征集和汇总意见方面所需要的，可比一个花哨平台要多得多。这种干预在机构设计上需要远多于此的创新，而不仅是让选民通过意见箱提意见，或匆忙对一个议题表示赞成或反对。

海盗党心目中理想的政治代表制度，似乎是詹姆斯·麦迪逊所说的古老代议制模式，政客必须毫无保留地遵照选民的意愿。另一观点来自“伯克派”，把代表视为托管人，一旦当选，就按照他认为最符合选民利益的方式做事情，即便有时不得不违背选民的眼前偏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有许多政治哲学家曾指出，这两种模式都不够好，依赖某种悖论，正如政治理论家汉娜·皮特金（Hanna Pitkin)在《代表的概念》（TheConcept ofRepresentation)一书中所主张的，我们甚至不应当试图去解决它。海盗党靠的似乎是一个相当过时的甚至原教旨主义的代议理念。或许，他们接受代议制模式，仅仅是由于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为数字领域(这往往是他们唯一的专业领域)以外的复杂问题承担责任。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真的有必要问问他们究竟该不该从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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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海盗党试图模仿“互联网”的理念，如今评论家们却普遍敦促其他政党模仿海盗党，这种反馈回路在互联网中心主义的世界早已司空见惯。2012年5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由德国记者史蒂夫·凯特曼(SteveKettmann)所写的时事评论，对巴拉克·奥巴马入主白宫时没有采用“液态反馈”系统表示遗憾。毕竟，在2008年大选后，他有了庞大的网络追随者，这些人都可能在决策上对他也有所帮助。“如果奥巴马先生效仿了海盗党的做法，他就不仅可以通过Facebook和Twitter发送更新，而且可以把大批支持者纳入一场广泛对话中，在决定他就任初期要优先解决哪些问题和有多少问题要求助于保守派方面，给他们一个实实在在的发言权。”凯特曼写道。

事实上，奥巴马政府确实对此做了许多尝试，只是他们成效甚微。其2009年首创的“开放问题”栏目（任何人都可以在线提交向奥巴马总统提出的问题并对此进行投票)中最受欢迎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大麻合法化的。另一个类似信息渠道是白宫网站的一个版面，叫做“我们即人民”(WethePeople)，任何人可以在这里提交请愿并参与投票，敦促奥巴马采取行动，如果请愿在30天里达到25,000个投票数，白宫就必须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做出回应。2012年9月初受欢迎的请愿中包括诸如“在迈克尔·维克事件(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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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k，美式足球四分卫，2007年4月因被指控运作非法斗狗而被判21个月监禁)上表明总统立场”，“建议交通安全管理局有关部门拯救他们的防爆犬项目”，或者“立法赋予男女在公共场合裸露上身的同等权利”。这可能都是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而难以理解的是如何理解其背后这些选票的意义。比如坐拥2.8千万Twitter追随者的贾斯汀·比伯(JustinBieber，当红青少年偶像歌手)，一条由他发出要求支持某个请愿的推文，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为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议题带来2.5万张投票。白宫是否应当放下一切而回应这些议题呢?

那么，“液态反馈”能告诉奥巴马“有多少问题要求助于保守派”这种说法又怎么样呢？很难搞清楚，是凯特曼对美国政治体系太天真呢，还是对“液态反馈”这类软件能实现什么样的成就太狂热。如果奥巴马知道，他的使用“液态反馈”的支持者中，有51%认为他需要对共和党人“好一点”，这个总统究竟该怎么做呢?放弃医疗保障改革，再看看“液态反馈”民众有什么反应？在美国背景下，“液态反馈”就是一个对不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两大政党都已依靠精密的微定位工具来揭示并诉诸我们最隐秘的需求和欲望。可以说，我们需要的恰恰相反：是领袖显示出哪怕一点点勇气，采取某些激进措施，即便它们与公众眼下所需要的相违背。

完美的未来——民主无缘

尽管海盗党对软件充满天真和信任，却也值得表扬，因为它没有完全失去对政治的信任。它们可能在代议制民主上不是世界顶尖专家，但至少他们愿意致力于维护政治程序，他们准备好为不同的法律发起活动、参与竞选和进行宣传。他们可能看起来不太像传统的政治家(资深议员喜欢抱怨海盗党穿短裤参加立法会议），但是与“匿名者”运动不同，海盗党寻求在体制内发挥作用。他们可能会鄙视某些党派及其当选议员，但他们似乎仍然相信，政党和代表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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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海盗党不像某些当代解决方案主义者那么极端，后者希望彻底消除政党和复杂代表体系，籍此改善政治。一方面受海盗党“液态反馈”软件的启发，一方面受维基百科和各种点对点项目成功的鼓舞，史蒂文·约翰逊在《完美的未来》一书中对转向他所谓“液态民主”的好处大加称赞。在传统民主政治中，公民选举代表来代表他们制定法律，在液态民主政治中，公民不必选举代表，他们只需把选票转让给他们认为对该议题更内行的人就行了。因此，约翰逊写道，“在液态民主下，你可以把你的选票转让给你的朋友，授权她以自认为合适的方式用掉’它”。

本质上说，约翰逊是在提议采纳海盗党的机制。凭借这种机制，海盗党找出对其社群具有重要性的议题，并把它变成新政治体系的核心。如果海盗党声称这是受“互联网”启发，那么约翰逊同样如此。“代理投票人就像有影响力的博客和信息聚合器，它们在媒介消费者和大新闻组织者之间开辟了新的空间。”为什么要费心搞这个计划？约翰逊解释了它的各种优点。首先，它能帮助我们摆脱党派偏见的陷阱；他写道，“把自己的选票转让给你最内行的朋友，你便削弱了简单化的党派投票的空间：你的代理投票人可能会完全支持来自其他党派的候选人，如果她认为他们是最有资格的。”第二，它可以减轻每个选民身上的信息负担，因而“你无需因为投票关系重大，就得成为通晓一切的专家。你可以选择你的目标领域，让你在其他领域里信任的人做出剩下的判断。”第三，约翰逊认为，“液态民主”将远远超出投票亭的范围，创造出新的参与空间。他写道，“与每隔几年挑选候选人不同，普通公民有了一个直接参与决策过程的平台，一切取决于他们的兴趣和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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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的主张的指导精神并不算新。“液态民主”听起来可能花哨时髦，但是它所描述的做法，以“代理投票”和“委托投票”的名义伴随我们好长一段时间了。刘易斯·卡罗尔1(LewisCarroll)1884年在他最早一篇论文里就提出过这个问题。许多后续评论(大多数由理性选择理论的支持者做出)出现在20世纪中叶。“液态民主”是一套古老解决方案主义思想的有趣例子，它随着互联网中心主义的兴起而再度流行。

新技术为直接参与而创造机会，这给我们带来的兴奋由来已久。在1969年《公共选择》2(PublicChoice)刊出的一篇文章里，日后将在里根政府身居要职的詹姆斯·米勒三世（JamesMillerIII)主张，“我们必须正视沟通成本一直在降低这个事实，许多人同时表达观点现已成为可能。”他尤其惊异于“日新月异的电子技术、指示设备和录制设备………(这些)可以用来记录政治决策，让每个选民都有机会在所有议题上投出自己的一票，并通过机器记录下来。”和40多年后的约翰逊一样，米勒希望把这些计算机用在代理投票上。“与其定期选举代表干上一两年任期，为什么不让公民直接投票，或把代理权委托给其他人，想多久就多久呢?”米勒与另一位主张“梯度参与”的约翰逊有个惊人的相似之处：米勒也认为，选民参与存在某种梯度性，某些选民决定把某些议题的投票权委托给他人，而在其他议题上则不委托：“最关注的选民会在个人控制台上对每个议题投票。另一位选民则可能把代理权委托给他认为会与他投票一致的人，只要他有足够时间和知识去直接参与。然而，大多数选民会结合采用这两种极端做法。”

回顾一下便可知道，米勒的主张并未流行起来。然而，鉴于互联网中心主义和解决方案主义的双重诱惑，它很有可能盛行起来，尤其是现在，它有了像史蒂文·约翰逊这样的拉拉队长。但是，作为解决方案主义的典型代表，米勒和约翰逊他们两位，对错综复杂的政治进程都未曾表现出基本的理解，而只是把它简化为处于解决方案主义者控制下的唯一变量：投票。他们都没有提到，立法过程还包括讨论、谈判、妥协和审议；投票只是一连串漫长事件的最后阶段，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事件保持着传统，几不可见（当然，除非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而媒体又得到了风声)。

1英国作家、数学家，著有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2这是公共选择理论家的主要发表渠道，公共选择学派从属于理性选择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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