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米勒和约翰逊的政治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公民投票，只能投票支持或反对，就像在约翰逊引为灵感来源的某些新闻聚合器。以加利福尼亚为例，那儿的人真的喜欢对阳光之下的每一个议题进行投票，可这往往对他们有害。这种公民表决给这个州造成麻痹效应，掏空了它的金库，制造出一连串大多数加利福尼亚人根本记不住的编号提案。我们这些人固然认为这个体系不正常，但也不会认为，代理投票或液态民主是对它进行改良的恰当手段。给加利福尼亚的体系进行一个液态小调整，真的是改革美国政治的好办法吗？

在约翰逊的“液态民主”里，被认为是无所不知的专家，最终将从见识稍逊的选民那里积聚选票；他们知道“真相”，因此不需要审议、谈判或妥协。难怪剩下的就只有投票了。这是一种非常不成熟的政治观点。它还极其不切实际地假设，见识稍逊的选民一定能在每个自己不懂的议题上找到专家，并验证其在特定领域的资格。评价某人在比如气候变化或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专业技能，为什么会被认为是件毫不费力的事呢？对专业技能进行评估的专业技能可并不容易。

此外，更有可能的是，在现有机制下，成千上万其他选民，还有记者、其他参与竞选的候选人，都会注意到候选人资格凭证上哪怕最不起眼的一点出入；当你评价你朋友是否对某个议题比较在行时，除了你，没人会去注意。太晦涩难解的议题又怎么办呢?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认为，公民在所有重要议题上都有足够多可兼为专家的朋友呢？约翰逊似乎是这么想的，他认为，既然习惯上我们总爱向美食家朋友打听去哪儿吃饭，当涉及政治决策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如法炮制。多奇怪啊。我没有哪个朋友在洪都拉斯经济形势和阿拉斯加气候变化效应方面是专家，难道说这样的人只有我一个？我是不是应该打电话给我的美食家朋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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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版iTunes中下载幸福

约翰逊受“互联网”启发而对新政治哲学做出的解释，的确强烈暗示了他对现代政党体系的反感，尤其是他对“简化的党派投票”的抨击。但他的反感，尚不如某些试图一劳永逸“修补”政治的解决方案主义行动那么明显。举个例子，几家公民性创业企业曾试图用更有效的手段来取代美国看似运转失灵的两党制体系。“美国选举”(AmericansElect)就是这么个组织，它相信“互联网”能帮助找到一位第三方候选人来参加2012年总统选举。托马斯·弗里德曼³(ThomasFriedman)在《纽约时报》上对“美国选举”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认为它能对美国政治起到“Amazon.com之于书籍、博客圈子之于报纸、iPod对音乐和drugstore.com之于制药业”的作用。

弗里德曼在2011年7月写下了这句话。到2012年5月，“美国竞选”对美国政治所发挥的作用，甚至赶不上“pets.com对宠物商店起到的作用”，也就是说，没什么作用。当然，弗里德曼不孤独，其他许多被“互联网”冲昏头脑的专家，同样以为“美国竞选”将永远地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劳伦斯·莱斯格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提醒我们，互联网这些东西多么具有革命性，他宣布，“十个州的一万次点击，就可以帮助一位候选人走上通往赢得美国竞选’提名的进程。”而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竞选”尽管有“互联网”的承诺为保证，也无法找到一位合适的候选人，它发现，让任何一位值得注意的人参加竞选，单靠发推文很难做到。

3美国公认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工作者，著有《世界是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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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近来解决方案主义者的攻势，已经远不止试图颠覆总统竞选进程的程度。政党体系本身正日益受到攻击，许多互联网叛逆者正整装待发，试图用基于互联网的灵敏组织方式来取代它。这套新说辞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克莱·舍基在《人人时代》(HereComesEverybody)里所流露出的民粹主义和反组织思维；这本书有一个很动人的副标题“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插入一段马克·扎克伯格2008年所说的颇具舍基风格的话：“我们正处在互联网的关键时期，有许多这样那样的应用程序，沟通应当有足够高的效率……这样人们就应当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需要一个庞大组织，数百万人组织起来筹集数百万美元，只为某个具体目标而战。”既然人们现在可以不依靠组织(不管是政党还是工会）就组织起来，干嘛还要留着那些既慢又没效率的机构呢？

这种反机构反政党的话语风格，很快就进入到旨在通过摆脱政党来修补政治的具体解决方案主义项目中。最令人瞩目的要属Ruck.us，它的标语口号是“无需政党，只要人民”。这家创业企业的联合创始人，是前参议员汤姆·达施勒(Tom Daschle)38岁的儿子内森·达施勒(Nathan Daschle)，民主党州长协会(Democratic Governors Association)前执行董事。该网站的使命像它自己说的一样雄心勃勃：取代两大政党，因为它们都已变得“过时和陈旧”，一如Ruck.us另一位联合创始人雷·格兰德宁(RayGlendening)对《华盛顿邮报》所言；再者，要把“互联网”变成这个国家政治表达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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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运作方式如下：当你注册这个网站时，你会被要求提供一些关于你个人兴趣爱好的基本信息（比如你更关心对外政策还是税收？)，还有你的核心政治信仰(比如你认为政府应该在教育方面发挥作用吗?)。Ruck.us接着会计算出你的“政治DNA”，为你匹配相似的用户，鼓励你参加与此相关的“拉克”(ruck)(根据该网站的说法，“这个词来自英式橄榄球，球员松散地挤在一起，跟另一支队争夺控球权，这就形成了‘拉克’”)。Ruck.us就像政治版的Netflix，它的目标推荐引擎实质上是这样：如果你对控枪表示过强烈反对，那不妨试试参加禁止堕胎运动。这像极了Netflix喜欢“洛基”(Rocky，电影明星史泰龙的同名电影)就推荐“兰博”(Ramboo，史泰龙的另一部电影《第一滴血》里的主人公，这里指代该电影)的做法。

一旦置身“拉克”，成员就可以仅关注由其他成员发布的新闻，或者更加主动，自己分享信息：尤其鼓励分享有关请愿、组织和事件的链接。随着网站对用户了解得更多，新问题提了出来，新一轮“拉克”又推荐过来；每一轮“拉克”成员关系总在变动，几乎没有什么社区的感觉，因为每个Ruckus的成员可能同时属于几十个社区。因此，焦点在以特定议题为中心的个人行动，绝非那些过时的理念，比如团结一致、集体追求共同目标等等。这听起来没什么地方特别赚钱，因此Ruck.us还发起了“赞助商拉克”，这是由国家野生动物基金会(National WildlifeFoundation)和Livestrong这类单位资助的活动，其目标和信息流一定程度上受赞助商支配。(在政治上这可能不是一场革命，但在院外游说上Ruck.us绝对是一场革命!)

回到2012年4月，当“美国选举”最死忠的粉丝仍然相信它会改变美国政治的时候，内森·达施勒为CNN写了一篇时事评论文章，高度评价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鉴于30年前我们对我们的局限性都还懵懂无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选项，量身定制、个性化和即时性，在19世纪缔造两党制体系时一种也没有出现，”他叹息道。他接着称“美国竞选’的创新如此令人兴奋……它把我们从有害于我们政治体系的过时结构中拯救了出来。它是政治版iTunes。”达施勒也认为，网络不会消失：“趋势无可否认。变化正迎面而来，它的形式可能是美国竞选’、Ruck.us和所有其他颠覆性技术的集成混合。”混搭式民主可不见得是德·托克维尔4(Tocqueville)在《美国的民主》里描述的那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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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思想来自加利福尼亚某个读《连线》杂志的桀骜不逊的网络自由主义者，那倒不值得那么关注。但达施勒深深扎根于Ruck.us致力于颠覆的这个结构当中。这里的问题不仅是Ruck.us可能会对政治造成破坏，更在于，“政治版iTunes”这个想法，居然出自一个政治老手的脑袋。在此，互联网中心主义的主导地位或许能告诉我们一些真相。

Ruck.us背后的推动力，大都来自这样的观念：我们生活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因为一切都在变化。“政治是美国文化中最后一个尚未被技术根本改变的领域。当你环顾四周，我们生活中的每个领域都有大把选择，除了政治参与渠道：我们仍然只能二选一，”Ruck.us联合创始人格兰德宁说。但“政治版iTunes”究竟意味着什么呢？iTunes所颠覆的，不过是音乐产业批量销售歌曲并称之为唱片的能力。这是否意味着，如果达施勒如愿以偿，只有“重磅议题”(那些得到最多“拉克”或最佳赞助商的议题)才会参选，而那些没那么受欢迎但也许更重要的就不会？这怎么能说是好事情呢，尤其是对那些持不受欢迎的少数派观点的人来说？或者“政治版iTunes”不过是全球理想超市的粗略参考，在那儿公民消费者能选购实现情感幸福最大化而不要求太多回报的理想?除了拿iTunes做类比，还有什么方式能更好地

4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和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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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当代政治消费化这种情形吗？

果不其然，不是每个人都对Ruck.us兴奋不已。乔治华盛顿大学传播学教授戴夫·卡普夫(DaveKarpf)对《政客》(Politico)杂志说，“通过技术颠覆两党体系的设想，往往都有同样的基本缺陷：它们把政治当成了商业市场。”然而，根据卡普夫的说法，“我们的两党体系并非由市场问题构成；它的形成，来自选举体系的设计。吸引到多数选民的政党联盟赢得一切。位居第二的政党联盟一无所获。由此产生了两个政党。每次皆是如此。新的信息技术并没有让这有什么改变。”使美国形成两党政治的各种深层次结构问题，跟技术或信息缺乏没什么关系；因此，指望数字平台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实乃天真幼稚。这里再次强调，“互联网”是对不存在的问题给出的宏大解决方案。

这里的终极讽刺在于，互联网中心主义的解决方案主义者错误地判断了问题，又试图用相当草率的方式对此加以修补，由此他们自身可能出现问题。当然，现代政治(当然也包括美国政治)并不完美。但我们好心的极客们也需要稍微深入地理解两党在整个美国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党派政治带来的各种积极影响。反党派主义在当前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时代并不鲜见，这种情绪在美国政治和社会思想中曾多次出现，许多早期思想家就认为，政党政治简直就是一套破产的分裂体系，它早已误入歧途，失去了统一性和整体性。绕开政党的尝试，不论是史蒂文·约翰逊的“液态民主”，还是Ruck.us模式，都不新奇，它们与志愿主义哲学(philosophyofvoluntarism)非常一致，后者出现在“进步时代”5期间，认为公民可以绕开政党，成立自己的小团体和志

5是美国国家建设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时期，大约是指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这个时期。“进步”这个词喻指运动的支持者所具有的前瞻性思维，或者他们所追求的目标的进步性。历史学家则认为，“从根本上说，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乃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新兴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起的问题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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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协会，对抗特殊利益集团。

在《天使的一面：了解政党和党派政治》（On the Side of the Angels: AnAppreciation ofParties and Partisanship)一书中，南希·罗森布鲁姆（NancyRosenblum)对美国政治中的党派性做了开创性辩护，盛赞了“政党政治的创造性和党派性的道德独特性”。她还指出，政党不仅反映而且积极创造着党派成员的政治利益和主张。政党容易受到批评：选民发现它们令人厌恶；特殊利益集团和富有的捐赠人发现很容易利用它们；政党可能对公众舆论反应太慢，妨碍党员独自处理重要问题。然而，尽管存在这些缺陷，政党还是扮演了一个重要且往往不易察觉的角色，让政治生活变得更公平合理，更有创造性。它们控制竞争，调解审议，在时下重大议题背后举足轻重。

最重要的是，政党有助于为党派性蓬勃发展创造条件，不管中立派专家怎么想，党派性还是有许多益处。它把多元化牢牢地确立为城市里的唯一规则，迫使执政党承认，它自己那套“真理”，可能只是其中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根据罗森布鲁姆的观点，党派性“并不认为，多元化和政治冲突是迫于无奈，是对分歧必然性的实用主义承认。它要的是严格自律，承认我方政党的地位只是永久性多元政治的一部分，是执政党的临时特征，是一场假装代表整体的、心照不宣的哑剧。”

罗森布鲁姆认为，企图用某种缺陷更少、争议寥寥的东西来取代党派性，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她雄辩地写道，“让政治摆脱非理性，这本身就是非理性。”同样，历史学家西恩·韦伦茨(SeanWilentz)认为，尽管党派性在今天的舆论中口碑极差，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反政党潮流在定义上就是反民主的，因为政党是普通选民发表意见、主张权益的唯一可靠工具。”换句话说，尽管可能有一天，数字技术会让颠覆政党体系和回避党派性变得更容易（像“美国竞选”和Ruck.us这样的创业企业一定会为完成这个使命而锲而不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项计划就值得追求。我们为党派性问题找到了一个强大的“解决方案”，这也并不意味着党派性就是一个“问题”。在这一点上，解决方案主义和互联网中心主义迫使我们怀着对数字工具的全然敬畏来假设问题，而不顾民主政治自身的需要和要求。正如政治理论家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Crick)所说，“对既有事实的厌倦是自由人的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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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着爱上不完美

解决方案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它拒绝承认，不管它是否明确要求政治家应该完全诚实透明，或在现实中超越所谓党派的局限性，都可能会给我们的政治文化施加消极的影响。不能为完美而追求完美；民主是件复杂的事情，缺了失望，成功也就无从谈起。

放弃完美主义，将以完全不同的角度展现政治。如果人们认为政治总是不完美，而这种不完美是个好事情，那么解决方案主义对透明性的执着追求似乎就被误导了，原因很简单：这种追求不假思索，它把更低的投票参与率、偶尔的虚伪和犹豫不决这类妥协都视为罪恶，然而，任何现实主义的政治模式，都至少偶尔会把它们看作是美德。

解决方案主义者不明白，政治家不是充气床垫或吹风机，那些东西很容易按照五星标准打分，就像我们在亚马逊购物时做的那样。不是说我们根本不会评价他们，我们会，但这种评价归结为一个二元选择，我们每隔几年就在投票亭进行一次。一个深谙妥协之道并接受不完美有其必然性的政治家可能获得连任，但一款同样掌握这些技巧的吹风机绝不会得到五颗星。在波兰异见者亚当·米奇尼克(AdamMichnik)把民主定义为“永恒的不完美，罪恶、至善和恶作剧的大杂烩”时，他一定想到了什么。可你试试看用这句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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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语来推销吹风机。

如果对政治的失望会变得更加明显(鉴于信息环境的变化，可能会这样)，那么我们极需找到新途径让公民理解政治的不完美。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在政治中坚持过于简单化的、简化主义式的“成功”标准，把手段(出席率)当成神来膜拜，认为它超过目标（立法会议讨价还价的结果），那么一连串“糟糕”数字就会看上去很糟，令人沮丧。

阳光基金会(SunlightFoundation)(这是一座旨在利用数字工具提高政府透明性的技术解决方案主义堡垒)的约翰·翁德利希(JohnWonderlich)热衷于说，“人们对政府的期待发生了文化变迁，它是由在线购物和实时获取金融信息的体验所推动的”，这话实在令人惋惜，而非赞叹。亚马逊购物者的心态，是高度重视即时回报，很少为他人做出牺牲。试试告诉这位购物者，他的欲望不可能全都得到满足，因为别人同样有令人信服的利益，它们也必须予以考虑市场根本不是那样运转的。

然而政治的繁荣出于平庸，它是真实的，谁都能感觉得到；终有一天，所有人都注定会失望。如果谈判总是能够导向双赢的局面，就不需要政治了。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说过，“我们所鄙视的政治平庸’，不过是我们强迫政治家代表我们做的一堆妥协。”接受政治的平庸，就是承认公民不同于消费者，他不可能总是对的：消费者可以凭自己挣钱实现目的，被当作皇帝，期望得到最好的吹风机，公民则需要接受某种谦卑，准备好做出某种牺牲，只要是出于团结其他人的目的。

把消费者(甚至激进主义消费者)心态引入政治领域，将把政治变得令人失望，根本难以忍受。大多数公共机构的使命，是提供市场不能或不应当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但不能仅凭这一点，就拿与私人同行相同的标准来对待它们。就算没有恼怒的消费者不断提醒其表现不佳，公共机构的这项工作就够有挑战性的了。凯瑟琳·尼德汉姆(CatherineNeedham)在她2003年出版的《公民消费者》(CitizenConsumers)一书中告诫说，“根本危险在于，消费主义可能培养出心怀怨恨的私有化公民，他们对政府的期待永远得不到满足，无法培养起对公共利益的关切，而后者一定是民主参与的基础，也是对公共服务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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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不只有“阳光基金会”的解决方案主义者在期待“互联网”表达某种也许根本不该表达的概念。知名的政治理论家一直主张“监督式民主”，政客在（公民、非政府组织、调查团和机构的)持续监督下进行工作，因为，众所周知，政客往往有缺点、效率低和腐败。并不是说这么做是错误的(此种背景下经常被援引的腐败和官僚胡作非为的故事显然不是什么童话故事)，但“监督式民主”理论极少阐明，何种政治活动不应当进行详细审查、监督和评分。这里的危险，跟透明性方案的常见情况一样，在于增加的阳光被认为只对它自己有好处，而不是被当作其他更高利益的推动者。

在《捍卫政治》(DefendingPolitics，这或许是近几年出版的对政治实践的最机智辩护)中，马修·福林达斯(MatthewFlinders)发现，“监督式民主”存在的许多问题，与迈克尔·鲍尔在更广泛的“审计社会”中发现的一样。福林达斯告诫说，监督式民主的主要精力不是培养社会美德，而是“在所谓政客不可信的公理’基础之上，对政客和决策者进行控制、监督和详细审查。”

《卫报》最近一篇文章就体现了某种颇具代表性的公众舆论观点。它引用了一名普通选民的话，该选民抱怨说，“我认为政客就是小偷、说谎者和骗子”。这是一种不诚实的、侵略性的政治模式，它鄙视政客，推崇“我明白了”式的报道方式，津津乐道于“扒政治的皮的喜悦”。最令人不安的是，它对公民责任几乎绝口不提，而是一味强调他们的权利(基本上也只是一种权利：知情权)。正如福林达斯所指出的，把公民当成消费者，会让他们以为，政治能达到“人们通常要求私营单位所达到的服务标准……这在政治上等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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