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随着过去的报纸和电视档案馆实现数字化，随着全部演讲都为后世录制和转录下来，随着人们的早期推文和“逗弄”(poke)行为受到详细审查，向解决方案主义屈服，把政客与公共机构说成是骗子这样的诱惑已变得难以抵抗。政客过去常常为他们不敢恭维的出勤率数据感到羞愧，但很快，他们将面对各种基于他们所说的一切的“真相”指数。最近政治圈里盛行核对事实，各种相关项目随之激增，比如PolitiFact.com(隶属于《坦帕湾时报》)、FactCheck.org(隶属于Annenberg公共政策中心)，还有《华盛顿邮报》的Fact Checker(以1到4级的“皮诺曹(Pinocchios)”等级为政客的讲话评分)，都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事情的蛛丝马迹。眼下，这种项目仍然需要人工分析和排序，但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聪明，档案馆变得越来越大，核对事实或许会外包给算法。

我们信仰真理？

由麻省理工大学研究生开发的“真理护目镜”(TruthGoggles)项目大受媒体好评，它是迈向事实核对自动化(至少需若干步骤)的重要一步。这个小软件能够集成到你的浏览器里。每当你访问《纽约时报》网站上的文章，就可以在浏览器里点击“真理护目镜”图标，该软件就会在扫描文章中的事实声明。如果文章包含了PolitiFact已核实事实声明数据库中6六千个(还在增长中）条目中的任何一条，那些事实就会用黄色高亮显示，其他文本则将被模糊处理。点击高亮的条目声明，会出现一个弹窗，显示出PolitiFact对这一特定声明的评价(即它是真实的，还是真假掺半的，基本真实的，还是基本虚假的，或是虚假的等等)，同时提供一些背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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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又碰到了双击心态：“真相”奇迹般地悄悄进入了我们的浏览器，尽管PolitiFact的真相猎手和麻省理工大学的创新者的高尚努力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大多数情况下也未经详细审查。但谁又会盯着真相猎手和创新人士呢？该评价范畴的两端极值（真实和虚假）看起来相当靠谱；标为绝对“真实”或绝对“虚假”的声明（假如它们与气候变化或进化无关），可能不太会有争议。但这两种声明之间的标值又是怎么样呢?我们真的能信任PolitiFact的判断吗？它把某件事情标为“基本虚假”，而或许它本应是“基本真实”。

2011年12月，著名博客和记者格兰·格林沃尔德6(GlennGreenwald)指出，在对有关反恐战争和非法拘禁恐怖分子嫌疑人的陈述是否正确进行判断时，PolitiFact至少是部分求助了所谓“中立派”外交政策专家。这些专家似乎秉持中立，不受意识形态左右(PolitiFact的事实核查包括来源核查部分，用于评估陈述的准确性，列出了它所询问的专家)。有这样一个例子，PolitiFact先是非常模糊地重新表述了国防部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操作性定义，接着把罗恩·保罗(RonPaul)“美国公民容易遭到本国政府暗杀”的断言标为“基本虚假”。格林沃尔德指出，做过这种假设的绝不止保罗一人；许多著名律师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CivilLibertiesUnion)也持同样观点。然而，PolitiFact选择向两名所谓的中立“专家”求助，如果格林沃尔德的话可信，他们绝非中立，只不过是伪装起来的新保守主义者。格林沃尔德是位了不起的辩才，在论辩中他的确有一种夸大事实的倾向，但此时此刻，他有充分理由：这里说到的两位专家确实有一贯支持全球反恐战争许多基本原则的历史。PolitiFact陷入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泡沫中，却对此浑然不觉。

6前英国《卫报》记者，报道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爆料美国”棱镜“监控项目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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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他们给争议性言论盖上同意或不同意的戳记，一旦这些戳记又在我们的浏览器中找到了永久的位置，“华盛顿专家”的假中间路线在公众对话中就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了。所以，半自动化的事实核查确实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它可以暴露事实性错误），但这些解决方案的达成，可能是以维持应予质疑甚至加以颠覆的意识形态框框为代价。这一特殊缺点是可以克服的，只要PolitiFact及其极客朋友们放弃双击的想法，承认自己也应当像接受事实核查的政客(他们热衷审查的对象)一样，接受详细审查，或许甚至更多。

未来几年，像“真相护目镜”这样的项目可能会越来越多，并更加成熟。一开始，它可能不会使任何公开言论消失（甚至某人从政以前发表的那些言论)。大多数政客已经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和所发推文)都可能永远存在，极客们则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提醒他们，事实的确如此：阳光基金会下属项目Politwoops收集并高亮显示政客们删除的推文，仿佛永远都不给他们机会对其所说的话表示反悔。也许，阳光基金会宁愿政客们一言不发吧。

存储、搜索和萃取文本的技术很重要，但它们只是开始。过不了多久，分析音频和视频文件以搜寻欺诈行为蛛丝马迹的技术就会变得十分廉价；音量、停顿和语气变化的“解读”能力和面部表情“解读”能力，将成为分析音频和视频的关键。随着计算机计算力越来越便宜，算法越来越好，影像资料库借助社交媒体越来越大，几十年来有关如何从人的面部自动“解读”情绪的研究开始结出果实—著名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Ekman)的工作尤其突出，他的研究曾为福克斯电视系列剧《别对我撒谎》(LietoMe)提供灵感。这些技术将要实现的远非只是分析特定言论准确性这么简单，它们能指出政客是否认真对待自己的承诺，他们对自己做出的声明是充满自信呢，还是就连自己也在怀疑，他们备受赞誉的改革计划可能根本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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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解决方案主义者应该多加小心的地方。“真相护目镜”这类项目似乎信奉这么一种政治模式：它认为虚伪、前后矛盾和模棱两可本质恶劣，对良好的政治有害，应该加以消除。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需要质疑的，不仅是认为言论真实性能在“皮诺曹”(Pinocchios)评分体系里进行归纳评价这种想法，还有认为虚伪、撒谎和模棱两可会毁掉政治这种理念。如果使用剂量超大，它们肯定会，但如果是小剂量，虚伪、撒谎和模棱两可与其说是恶行，毋宁说是美德。它们使政治进程得以运转；没了它们，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也就随之消失了。因此，尽管更新更聪明的技术最终能帮助把这三种恶行一股脑儿全消灭，那也不会改变我们很久以前就发现的政治真理。事实上，虚伪、撒谎和模棱两可都有许多有影响力的支持者，这些观点有许多是在我们痴迷“互联网”之前写的，直到今天仍然适用。

政治哲学家朱迪斯·史克拉尔(JudithShklar)写过一本书，《平凡的恶行》(OrdinaryVices)，在书中她认为，向虚伪开战是徒劳无益和适得其反的做法，因为虚伪是成就自由主义的一种结构性条件。她说，自由主义改革者不应该再把注意力集中在虚伪身上，而应该追寻其他问题首先是残忍。“自由民主制的悖论在于，它鼓励虚伪，因为说服政治需要……对所有发言人的角色进行一定掩饰。另一方面，开放的政治竞争结构夸大了虚伪的重要性和普遍性，因为所有政党都能、也的确在相互指责对方犯下了这一恶行。热诚坦率是否会特别好地为自由民主制服务，目前一点也不清楚。”

史克拉尔之后过了几十年，政治哲学家露丝·格兰特(RuthGrant)又为虚伪做了一场重要辩护。她认为，某些虚伪实际上是积极的，甚至是必要的。因此，她认为，“大而化之地谴责虚伪，这才是一种政治恶行。当诚实政治的定义不是有操守的政治，而是那些现实主义者’(实际上只是些愤世嫉俗的人)毫不掩饰的自私自利时，尤其如此。”最近，政治理论家大卫·朗西曼(DavidRunciman)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某些类型的政治虚伪甚至是可取的，值得鼓励。他对最近人们痴迷于铲除虚伪的举动给出了一个准确的解释：不是今天虚伪更多了，而是由于媒体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政治曝光，人们更容易发现虚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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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谎从政治理论家那里得到的关注要少一些，但历史学家马丁·杰伊(MartinJay)在《撒谎的美德》(Virtues ofMendacity)一书中弥补了这一知识缺陷。真相可能使人失去力量，并不总是值得公开，或者正如杰伊所说，“说真话可以……是强者的武器，而撒谎则是弱者的战术。”没有谎言和虚伪的政治，根本就不是政治。按照杰伊的观点，“不管我们如何定义其本质，限制其轮廓，政治永远都不会是一块全无谎言的地带，只有真实、真诚、正直、透明和公正。或许……这终究也是件好事情。”期待政客总是说真话，等于是让有意识加以平庸化的政治服从完美主义者的标准，而那将使政治失去任何意义。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鼓励政客撒谎，只是说我们应当记住，谎言可能经常发挥着某种促成功能，尽管许多时候它们会促成腐败和懒惰，而在另一些时候，它们能促成妥协和希望。

强劲的事实核查文化还带来了一个意外结果：自相矛盾、模棱两可的政治表述，将让位给更加具体的、着迷于数字的解释。这可能适合某些目的，以比尔·克林顿在2012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的演讲为例，它与共和党阵营罔顾事实的总体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种意外变化也可能对政治造成削弱性影响。正如政治学家德博拉·斯通7(DeborahStone)在开创先河的《政策悖论》(ThePolicyParadox)一书中所说，自相矛盾在民主政治中有许多积极用处；与其说它是一门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艺术。斯通说：“模棱两可促成了个人意图和行动向集体结果和目标的转变。没有它，协作和妥协会困难得多，就算不是不可能。”

7 美国学者，一生从事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她曾先后担任美国布兰迪斯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图兰大学以及杜克大学的教授。《政策悖论》是她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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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以相当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语言来定义政策，可能有助于政客获得来自许多不同层面的支持；精确性可以稍后再说。“保护美国人的利益”就是个模糊概念，每个人都可以团结在它周围。”她指出。事实上模棱两可能把事情做成，给政客以喘息空间，让他们致力于解决某个问题而免受媒体和公众关注干扰。因此，斯通写道，“立法者可以这样来满足做点儿什么’来解决问题的要求：首先通过一个具有模棱两可含义的模糊法规，然后让权力机构暗中敲定更具冲突性的幕后细节。”最重要的是，缺少了模糊性，冲突可能永远都解决不了，妥协可能永远都无法达成。“模糊性有利于谈判和妥协，因为它让对立双方可以凭借同一个决议宣告获得双赢，”斯通最后总结道。

要求政治更精确，要求政客把他们的想法记录到推文、“戳人”行为和博客帖子里，强迫他们对自己宁愿说也不愿做的想法表明态度，这都不可能改善我们的民主状态。我们必须抵制住诱惑，拒绝接受“互联网”的礼物，兴许它不过是伪装的灾祸。我们再也不能不首先调查什么值得做，就对这个数字技术新武库赋予我们的能力盲目迷恋了。

网络，领袖，统治集团

认为“互联网”能让我们摆脱政党，修复民主政治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这种观点要回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1994年《连线》杂志一篇文章引用了著名技术投资人兼评论家埃丝特·戴森(EstherDyson)的一句话，话是这么说的，“如果开放网络使人们能临时组织起来，而非拘泥于某种刚性团体，那么有组织政党也就不再需要了。”当然，戴森的情绪只是极客对现代政治（以及“互联网”修复现代政治的潜在可能性)普遍不安情绪的部分体现。正如《连线》这篇文章的作者乔希·奎特纳(JoshQuittner)所说，“网络只是达成目的手段。目的是对政府施以反向工程，把政治拆解成零件再修复它。”解决方案主义老早就跟互联网中心主义接上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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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每一种新技术，不管是花哨的加密工具，还是山寨版的维基解密，或者对本来没用的数据进行可视化操作的小发明，都重新点燃了解决方案主义者的冲动，掀起又一轮新纪元主义，这回过头来又被当作证据，证明某种激进干预有道理，或干脆直接用来制裁不作为。结果，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提醒，“互联网”及其各组成部分成了重塑政治机构的范本，不管其现有结构对促进各种不同的人类利益做了些什么贡献。

因此，继劳伦斯·莱斯格之后，政府透明性运动的参与者希瑟·布鲁克(HeatherBrooke)提出，“与其重新设计互联网来适应不受欢迎的法律和不受欢迎的领袖，我们其实可以重新设计政治结构来反映互联网。与其信任国家干预会为了保护我们而控制互联网，不如信任当个人在自由交谈、自由相聚时表现出的那种善意。”国家及其机构饱受怀疑，就好象“互联网”自有办法保护用户免遭侵犯隐私或网络犯罪似的。这里的信息毫不含糊：“网络”在这儿，要习惯它！上一次我核实过，这个举世闻名的“互联网”基本上是由盈利性公司创建的，它们有明确的赚钱目的，而非捍卫人权。为什么我们要参考这种模式来重新设计政治机构呢?

法学教授、前白宫代理首席技术官贝丝·诺韦克(BethNoveck)以类似口吻警告说，“如果机构不和网络合作，网络会在它们周围发挥作用，使政府体系变得日益支离破碎、没有效能和脆弱不堪。”所以，我一点也不吃惊，她主张“民主理论和管理机构的设计必须为网络时代而重新考虑。”好吧，至少没说它是什么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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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有可能，这种对网络化、去中心化和无领袖结构的痴迷，认为它们较中央集权体系及其领袖（政党只是其中的一种类型）具有所谓优越性的心态，互联网中心主义要负主要责任。对这种网络形成之容易和速度之快的过度兴奋，大体上解释了网络膜拜出现的原因。网络在把事情办成这方面可能不如等级体系，但这并不会让互联网中心主义专家感到困扰，他们觉得自己的任务是只要看到“互联网”都要大声赞美，而不是致力于分析，何种组织结构对特定改革议程更合适。

借用克莱·舍基在《人人时代》中一句有关理性选择理论的招牌式隐语：“新获得能力的群体正聚集起来，在从前束缚其效率的结构之外工作。在每个地方，人们都聚集起来完成某项任务，注意，是每个地方。这些变化将改变整个世界。”“从前的结构”成了不必要的过时废物，它们阻挠了群体的自我实现。掌握权力的是群体和网络，它们是某种分布式存在，往往跨越国界；统治集团和国家，受限于固定的疆界和行动纲领，处处都在吃败仗。

网络拥有几近天赐的优越性，这种理念贯穿于舍基对维基解密的解释中，后者是一个管理所有网络的跨国网络。故此，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舍基说，“国务院绝不可能到维基解密那儿就所谓国家利益来一场对话，连跟那玩意儿扯上些关系也不可能。朱利安·阿桑奇不是美国公民，他是澳大利亚公民。他不是在美国的土地上操作的，他在爱尔兰。五角大楼文件案’的讨论完全发生在整个国家母体之内，维基解密的讨论则发生在国家的外部。”群体胜利了，民族国家失败了。网络很好，统治集团很糟。全球很好，本土很糟。

这里的问题在于，克莱·舍基相信，如今的全球事务是按“互联网”的需求而运行，而实际上，这个故事要复杂得多。现在的(曾经的?)环球网络维基解密和美国政府之间，的确进行过一场关于国家利益的对话。事实上，至少根据若干可信的报告，维基解密的确给了国务院复查外交电报和突出应修改内容的机会，只不过国务院既讨厌又粗心大意的统治集团据说拒绝了这个机会(马克·史蒂芬，阿桑奇的众多前律师之一，就曾声称，在国务院的要求下，有两封电报实际上被维基解密撤掉了)。阿桑奇自己经常抱怨美国政府阻挠他的高流动性分布式跨国网络，不只是因为华盛顿能精准定位(不是直接定位，而是通过语言风格)这个网络的中间媒介，从信用卡公司到技术提供商。如果说真有什么启蒙故事讲述了统治集团之死和跨国网络时代的降临，那么维基解密的故事绝对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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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当前追求政治组织网络化扁平化模式的时尚仅仅是由于互联网中心主义，这是不对的。简单回顾一下经济学和生态学历史就能看出，对扁平化解决方案的偏爱早已出现，它未必构成了一套条理清晰的哲学，而是对招人恨的等级制管理方式做出的反应。数字网络不过提供了基础设施的外观，使扁平化管理模式能在其中发挥作用。这些新出现的机会可能会强行让自己变成应对一切组织挑战的优先解决方案，即便手头的任务需要更垂直化的等级制结构；渐渐地，改革运动开始把这种扁平主义接受为优先选择。这恰恰是社会理论家大卫·哈维(DavidHarvey)所表达的意思，他悲叹说，“很遗憾………左派反对党的许多部门如今对等级制观念深恶痛绝。盲目崇拜某种组织形式(比如说完全扁平化)，往往妨碍了人们探索正确有效的解决途径。”

而领袖，和统治阶层一样，被视为负担，变成了“互联网”要消灭的东西仅仅为了让政治斗争更有效。监管技术与创新的国务院高级官员亚历克·罗斯(AlecRoss)对阿拉伯之春非常乐观。“想想过去的革命英雄，波兰的列赫·瓦文萨(LechWalesa)，捷克共和国的瓦茨拉夫·哈韦尔(VaclavHavel)，或者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在今天发生在中东的这些革命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类型的英雄形象，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互联网分散了领导权。”但有没有可能，我们之所以看不到这些形象，完全是因为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Mubarak)政府一直在有组织地拘禁和折磨反对派(常常还是在华盛顿的默许下)呢？罗斯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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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那些参与了革命的人，似乎也沉迷于某种幻象，认为“互联网”颠覆了以往一切政治真理。曾经成为埃及青年起义公众人物之一的Google高管威尔·戈宁(WaelGhonim)写道，“旧式革命需要有领袖。而我们的革命，以及阿拉伯世界发生的其他革命，都是一场没有领袖的运动。每个人都在做贡献。”当然，人们也是这么描述维基百科的；而事实上，“互联网”正是戈宁的操作性隐喻。“这是Web1.0和Web2.0的区别，在前者当中，互联网基本上是用户只能阅读和观看的内容，在后者当中，用户就开始针对内容相互沟通和协作了。在革命2.0中，没有人是领袖，每个人都是领袖，”他在2012年出版的一本书里写下这段话。这是个在互联网中心主义的空气中生活和呼吸的人。

除非人们以为穆巴拉克下台革命就结束了，这种逻辑才能成立。如果你以更长远的视野来看当时的形势，而不是把起义的结束当成革命本身的结束，那么这场没有领袖的革命算不算得上可喜的进展，根本就说不清楚。埃及后来发生的事件突显了戈宁思维的无比天真。夹在统治集团、军队和穆斯林兄弟会之间，自由派和亲西方的年轻人心怀政治就如维基百科的坚定信念，却基本上被排除到政治进程之外。更有甚者，明确领导阶层和共同目标的缺失，进一步分裂了这个“网络”，乃至其对手根本无需费多大劲。阿拉伯之春一年多以后，埃及政治社会学家哈泽姆·坎迪尔(HazemKandil)在《异议者》(Dissent)杂志上指出，“只要革命者无法安排好他们的等级组织，不能鼓励同胞做出艰难抉择、承担风险、接受短期的不稳定状态，那么人们就毫无希望把英勇的起义变成一场彻底革命。”

青年运动中的一些人很晚才明白，以网络形式对抗两大强力集团是何等艰巨的挑战。2012年6月，“4月6日青年运动”领袖艾哈迈德·马赫(Ah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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