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Maher)对《纽约时报》说，“我们是点燃世界的火花；我们知道如何激发情绪……但除非我们有一个能站稳脚跟的强大实体，除非我们明天就能组建一个政府，我们才能成为替代选择。过去我们没搞明白，媒体并非街道居民的替代选择。”按照马赫的说法，创建这样的替代选择一场超越网络局限性的真正的政治运动，是他的组织计划在未来五年要做的。“互联网”也许促成了阿拉伯之春革命，但“互联网”(至少是无条件盲目信仰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网络的心态)也让这些革命变得非常难以完成。

技术逃避主义者vs技术理性主义者

极客的政治迷茫，不仅在于那些摆脱重要中介机构、摧毁令人窒息的统治集团的乌托邦计划。还有一种同样令人不安的倾向是完全抛弃政治，指望技术(特别是“互联网”)能让我们摆脱政客再也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者温和一点，指望我们能用技术专家和管理来取代政客和政治。前者是技术逃避主义者，他们认为技术，以“互联网”为例，会使政治变得过时；后者是技术理性主义者，他们认为技术和“互联网”可能会减少政治活动的政治性，转而拔高它的技术专家维度。两者都极端危险。

技术逃避主义者阵营的最佳代表，是德国出生的投资家彼得·泰尔(PeterThiel)，他靠PayPal发家致富，并且是Facebook的第一个外部投资者。泰尔是个很奇怪的人：自封为自由主义者，为罗恩·保罗竞选总统提供大量资助；又是Palantir董事会主席，这是一家顶尖的情报收集和数据挖掘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为美国国防界的利益效命，而后者其实是像保罗这样虔诚的自由主义者想要摧毁的社群。

Palantir还是开放政府的忠实信徒，向主要发起方阳光基金会捐过大量金钱。Palantir主要服务于情报界，后者造就了美国政府的保密文化，但这并没有影响Palantir对“政府开放”的支持。这似乎相当奇怪，但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Palantir在YouTube频道上的一段视频展示了如何将阳光基金会创建的“开放政府”数据库导入这个公司的开源情报软件。注意这里的讽刺意味：“开放政府”运动正在为情报业提供更好的数据，而情报业反过来又支持着政府开放的主要敌人。

136

枝术至死

然而泰尔已经习惯了这种争议性。他因为支持堂吉珂德式的理想而备受媒体关注。他最有争议的一个想法是，付给有前途的年轻人每人10万美元，鼓励他们从大学退学，追求创业目标，他们中许多人都有改变社会的强烈倾向。这是最纯正的解决方案主义：世界问题似乎迫在眉睫，我们手中的技术又似乎如此强大，多等几年让这些年轻人毕业都好像是鲁莽之举。泰尔还有另一项堂吉珂德式的创举，他支持永久自治的海洋社群，让极客在国家的管辖之外工作、生活和做实验。为此他捐款超过一百万美元支持海洋家园协会(SeasteadingInstitute)，由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孙子帕特里掌管，目前正在旧金山海岸以外199英里(320公里)的地方建造这么一个无政府区域，在那里，美国的一切监管从控枪法律到建筑规范，统统不再适用。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功夫呢？也许，正如一位敏锐的智者所言，“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打算尝试更宽松建筑规范的首选地点，就是199英里之外的大海。”

2009年，泰尔为自由意志主义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撰文解释为什么自己的技术逃避主义名声是一件严肃追求。“在我们的时代，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伟大任务，就是找到一条出路，逃离一切形式的政治，不管是极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灾难，还是导向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的轻率示威。”他写道，“关键问题于是成了一种手段，一种超越政治之上而逃离的手段……逃离的模式必然涉及到某种迄今未经检验的新过程，它可以引导我们发现某个从未发现的国家，为此，我全身心投入到新技术，它可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自由空间。”泰尔接着论述说，赛博空间(即网络空间)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空间，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末，PayPal的创始愿景专注于创造一种新的世界货币，不受一切政府控制和削弱，这就是货币主权的目标，从来如此。”

欲毁掉政治，修补它

137

现在，从理论上看，PayPal似乎的确完成了技术逃避主义的梦想：最终人们将不再与银行和国家绑在一起，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参与交易。然而，除非人们认为PayPal这类平台运行于绝对的权力真空中，国家、机构和统治集团对交易各方及PayPal自己无法施加任何压力，否则这不可能是真的。PayPal可能在理论上消除了对银行的需求，但它的投资者仍然需要银行来兑现PayPal开出的支票，因此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技术逃避可言。

看看PayPal在维基解密传奇中曾经扮演的角色吧：是的，最初它是为阿桑奇的理想募集资金的伟大工具，但从维基解密挑战美国政府那一刻起，PayPal就从阿桑奇身边逃走了(同时冻结了维基解密的账号)，与彼得·泰尔打算逃离现实的方式大致相同。同样，截至2012年7月，PayPal修改了它与文件共享网站的合作方式，要求任何有意使用PayPal向用户收取会员费的网站，必须确保自己不存有任何非法文件。PayPal非但没有颠覆娱乐业的权力(就像泰尔的技术逃避主义信仰所暗示的)，反倒变成了让这种权力永存的有用工具。极客们对权力缺乏远见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技术逃避主义的最近一次现身，可以在新书《富足》(Abundance)中发现，它的合著者之一是彼得·戴曼迪斯(PeterDiamandis)，一位富有的创业家，奇点大学的联合创始人。奇点大学是推广雷·库兹韦尔(RayKurzweil)思想的一条渠道，他认为计算机有一天将和人一样聪明，人接下来将会永生。

138

枝术至死

奇点大学以易于理解的方式，把这套思想与技术福音书的其他一些核心思想一道加以介绍，很适合对这个大学趋之若鹜、舍得掏10周2.5万美元学费的忙碌高管们。(泰尔也是奇点的一位热心支持者，曾经捐款给库兹韦尔；他恐怕不大可能给某人钱，让他从奇点大学退学吧。)《富足》的基本信息是，技术正不断把东西变得更好更丰裕，因为“当我们透过技术透镜来观察，几乎没有什么资源是真正缺乏的；主要是难以获取。”因此，我们最好听从戴曼迪斯这样的技术慈善家的意见来解决世界上一切最紧迫的问题，从饥饿和独裁主义，到教育和医疗保障。“高科技革命创造了一大批全新的富有技术慈善家，他们正在利用自己的财富来解决与富足有关的全球挑战，”他写道。

戴曼迪斯向我们承诺一个富足的世界，它基本上不需要任何人做出牺牲，而既然没有人利益会受到伤害，政治自身就没有必要了。事实上，所有问题都能在局部得到修复，从而绕开了既有利益；“在今天的超链接世界，在任何地方解决问题，解决一切地方的问题，”他这样说道，这一定是那本书里最空洞的话了。(如果“橙色国家”的人用一两条推文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还在为纳尔戈诺-卡拉巴赫征战不休呢?戴曼迪斯没有说)。“政治”这个词只出现了一次，在参考书目中网站的网址（foodpolitics.com)里。技术会取代政治，因为它会避开流通和分配问题，代之以生产和应用问题，这是技术逃避主义的核心信仰之一。没有政治，没有某种强迫或施以惩罚的威胁，一些参与者，不管是国家、公司还是个人，可能不会与他人合作，拒绝减产或采用更有效率的技术，或为破坏环境或公共利益而承担相应代价，技术逃避主义者自然想不到这些。

技术记者乔·格特纳(JonGertner)在《纽约时报》为这本书写了书评。乔指出，《富足》可能会掩盖气候变化这类问题，“因为要阻止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仅必须依靠巨大的技术推动，还要摊上改变人类行为的麻烦事儿，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政府政策并促成国际谅解。换句话说，它一开始就不符合作者主张的DIY(自己动手)或技术慈善式修补的范式。”同样，指望分发平板电脑或电子阅读器能够解决非洲的文盲问题是一回事，让政府切实承诺选择阅读器，而不是使用课本、修建修学校或雇佣更多老师，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前者是应用问题，后者是分配问题。没有任何技术能解决后一种问题，因为这场辩论由完全不同的思想所激发，比如什么是教育、政府资金应如何分配，这些思想和我们所讨论的技术几乎毫无关系。

欲毁掉政治，修补它

139

与泰尔及其技术逃避主义者招牌不同，技术理性主义者并不以使我们摆脱建筑规范为目标。跟优秀的技术专家治国论者一样，他们倒是希望尽快采纳这些规范，无需太多不必要的磋商和辩论。在这种模式下，他们认为，政治除了修补坑洞和对付流浪狗之外，别无他用。政治事务被简化为行政管理事务，而这些问题能科学地加以解决，因此无需浪费时间讨论其优点，以免政治进程出于持续混乱状态。杰夫·贾维斯告诉我们，“如果极客接手(他们会的)，我们可能会进入政府走向科学理性的时代。”在电影《社交网络》里，贾斯汀·汀布莱克(Justin Timberlake)扮演的Facebook前总裁肖恩·帕克(SeanParker)就满腔热情地宣告，“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媒体终将在改革政治中扮演角色，它终将发生，因为……那些系统将把政治变得更有效率。”

相比之下，技术理性主义者们认为，今天的政治效率极其低下，需要修补，即便不是彻底更换。前Google高管卡蒂·斯坦顿(Katie Stanton)曾短暂供职于奥巴马政府，目前为Twitter工作，她把自己在华盛顿的经历比作“素食者困在了香肠加工厂。”她的前老板、Google的埃里克·施密特抨击华盛顿是“在职官员的保护机，那儿的法律都是游说者写的”（但这种反游说者情绪一点也没有妨碍Google迅速扩展它自己在华盛顿特区的游说活动)。许多极客对政治极不耐烦，他们认为政治除了空谈，一无是处。在他们看来，审议是现代民主机体内的癌症，用行动、用于实事代替空谈将更加富有成效，因为这样的饶舌几乎毫无用处。说到底，了不起的app应用从来不是靠委员会开会搞出来的。所以，开放政府的倡导者、《维基政府》的作者贝丝·诺韦克以深受行政管理人士喜爱的那种语言告诉我们，“早就该重新考虑在一小部分代表机构减少参与的合理性了。”明白了吗?

140

枝术至死

这个令人费解的语言结构究竟什么意思，很快就变清楚了。她写道，“数字环境提供了参与公共理性交流的新方法。有了新工具，人们就可以通过共享地图和图表来交谈’，不需要开会了”。地图和图表可比辩论和会议好多了！因此，诺韦克抱怨说，“处在技术和民主交叉点的大部分工作，都专注于如何创建基于人口统计的代表对话。重点在审议，而非协作；在对话，而非行动；在信息，而非决策。”这是对维基政府的一种相当沮丧的看法：与其让公民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不满和忧虑，还不如给他们一个机会，用维基百科的风格，帮助绘制社区地图。政治过时了；技术专家统治来了。我们会检查某张在线表格，告诉政府有哪个坑洞需要填补，但我们不会讨论修补坑洞的工人是否应该得到更高的报酬，或者我们是否需要更好的道路。

在帕拉格·卡纳(ParagKhanna)的著作中，能看到更加猛烈(甚至反民主)的反政治情绪。这位地缘政治学的天才神童近来把自己重新塑造成了技术梦想家。在与妻子合著的《混合现实》(HybridReality)里，卡纳暗示，不仅是讨论，甚至就连选举都需要放弃，这样技术专家统治模式的势头才能持续如初。借鉴了乔纳森·奇特林的原生性理论(技术中心主义又一次昂起了它丑陋的脑袋，为疯狂的治国理念摇旗呐喊)，卡纳以政治局一般的委婉风格写道，“某种原生性统治体系能够被设计出来，它既确保稳定性，同时又推动积极变化。”

这是什么意思呢?嗯，“积极变化”对帕拉格来说，意味着“利用技术对国家大事进行审议、提供公共服务和纳入公民反馈，这最终可能形成一种直接参与形式，比间接代表和非经常选举体系更可靠。”他接着说，“如果只剩下阿根廷、匈牙利和泰国伪民主的徒劳民粹主义的选择，我们不可能害怕技术专家统治。设计更完善的技术专家统治应该取代的，正是这些运转失灵的民主(如今它们是主要候选对象)，这可能为公民带来更多利益。”

欲毁掉政治，修补它

141

这一切听起来与其说是“维基政府”，不如说是“邪恶政府”。审议和辩论遭到压制；技术专家和行政官员被赋予随心所欲的支配权；改变生活的深刻政治事务，改头换面成了事关效率提高的事务。政客呢，和预料中的一样，因为其党派意识形态而遭到厌恶。掌管Google创业基金的比尔·马里斯在一次访谈中，极其完美地诠释了极客对政治的反感，和对行政管理的强烈敬意。此人对政治深恶痛绝，极其希望用技术专家统治来取而代之：

思考政府政策往往让我不寒而栗。政府里充斥着各种事情，它迟钝而复杂，没人能了解。硅谷发生的伟大事情，往往不是靠政府政策完成，而是靠单个的人完成的，他们站起身来改变世界、发明创造、为自己和孩子们创造更好的生活……在我喜爱、信任和尊敬的人里，很少有真正想从政的。因为，他们有什么动机去从政呢？通常不会是财务方面的，但愿吧，但是也没有多少做出改变、有所作为的动机……有的人把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都献给了政府和政策，我讨厌这么干，我会问自己，“究竟有无尺寸之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政治和政府之间划清界限。有些人的工作真的很辛苦，服兵役，修桥，工程师，国家卫生研究所，与此相反的是那些跻身华盛顿最高层的人。你不禁要问：“你们这些家伙是不是完全脱节的呀?”

142

枝术至死

这一小段愤激之言说明了一切：对孤胆英雄、创业家的崇拜；没有政府干预的“互联网”神话；对提供足够财政激励（如果把所有政客都看成骗子，还有其他什么东西能激励人们参与政治呢？)的政治事务的构想；政治和行政管理之间的鲜明区别，以及对前者的极大反感。

技术专家及其局限

人们本来认为，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时候，技术专家统治的知识贫乏，以及政治相较于它的优越性，将是不争的事实，无需更多辩白。早在1902年，温斯顿·丘吉尔在一封写给H·G·威尔斯的信里就警告说，“没有什么比国家政府掌握在专家手里更要命的了。专家知识是有限的知识，而知道痛点在哪儿的普通人的无限无知，用来指引方向，却比专业人士的严苛管理更加可靠。”期望极客知道点儿历史，这难道太过分了么？

杰夫·贾维斯热衷于极客管理的科学理性政府，这很是奇怪，因为，这种科学理性政府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类计划完全没有什么独创性可言(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互联网中心主义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力量，仅凭与“互联网”有联系这一点，它就把陈旧的、早已抛弃的倒退观念重新打扮成独特的、开创性的进步观念)。贾维斯对“科学理性”政府的要求真的与圣西门8(Saint-Simon)的主张不同吗？后者在1821年说，“在新的政治秩序下……决策必须是完全独立于人类意志的科学论证的结果……在这样的秩序之下，我们将看到，现有政治体系的三大缺点都会消失，它们是随意性、无能和阴谋诡计。”

8指克劳德·昂列·圣西门，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欲毁掉政治，修补它

143

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Crick)在首次出版于1961年的《为政治辩护》(In Defense ofPolitics)一书中，对这套迄今为止最为一厢情愿的思维(及其对随意性、无能和阴谋诡计的不敬)做了最完美的批评。“假设圣西门所厌恶的随意性’不过是多样化的产物；无能’，不过是对局限性的感知；阴谋诡计’，无非是任何适度自由的国家都存在的不同利益的冲突……那么，这就是政治自身的特性了，而且是相当好的特性……本质上说，困扰对政治学满怀希望的人的，不过是普通政治里存在的冲突元素；令他们兴奋的，却一直是科学的特权，是它公认的统一性’好名声。”支持这后半段论述的思想(即科学的统一性)，早已被新一代科学史学家们所抛弃，他们遵循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的科学范式，指出科学性的学科依赖截然不同的思维和论证方法，而所谓统一性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个神话。认为冲突对政治不利的想法甚至更加可疑。政治中存在那么多冲突，只是因为，有选择自由的人一定会寻求冲突性议程。圣西门所谴责的政治随意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真正自由的社会，追求何种自由几乎是不受限制的。因此，人们不可能设计出什么算法或整套法律来解决接踵而至的矛盾和冲突。圣西门对自己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某种很有诱惑力的解决方案(虽不如“互联网”那么好，但是也足够好了)，只不过他所认为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作该书时，伯纳德·克里克够有先见之明的。他预见到技术远不只是一堆产品和系统；它还可能是某种打着改革政治和清除缺陷旗号的思想风格，这种学说能“使人们摆脱缺乏确定性和妥协泛滥的局面……并且为纯粹的政治重新提供活动空间，使其重新得到发展。”克里克写道，这种学说的关键，是坚信“只要理解了权力和生产的技术，社会中一切……都能得到理性控制。”换句话说，克里克早就批判了解决方案主义；他自己痛恨的东西，互联网中心主义，也被一并带了出来，他给它取的名字叫做“唯科学主义。”

144

枝术至死

许多研究技术专家统治论的学者都赞同克里克的结论。社会学家基恩·梅诺(JeanMeynaud)对法国技术专家统治论进行了研究。他写道，“技术专家心态最重要的组成要素之一，就是他坚信，对事实进行理性分析和解释，至少在心怀善意的人之间是能达成一致的。如果技术专家相信自己已经彻底理解了一个问题，当碰到和自己理论相反的情况时，他总是会感到惊讶，甚至苦恼；他必然倾向于将这归结为无知或敌意。”既然他的解决方案有这么明显的好处，人们怎么能意识不到它们呢？

梅诺推断，技术专家统治论者坚信自己能优先获知真理，认为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都是笨蛋。这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和其他事情相比，Google为什么对其扫描全世界书籍的追求招致大规模反对大感迷惑了。1999年和2005年之间担任Google品牌经理的道格拉斯·爱德华(DouglasEdwards)曾这样描述：“在拉里·佩奇和塞尔吉·布林看来，真理往往是不言自明、无可争辩的。其他人意识不到真理，无损真理之绝对性。显而易见，让尽可能多的人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是一个好主意。显而易见，书籍里蕴含着大量的宝贵信息。显而易见，帮助人们找到书里蕴含的信息是件好事。显而易见，只有人们在作者的书里找到有用信息，作者才能受益。这里没有任何灰色地带。说到底，真理是个二元函数。”

但真理真的是个二元函数吗?如果人们傲慢地以为，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才是唯一“正确”的价值观和利益，那么，或许是吧。技术专家统治论的思维把多元化视为敌人而非盟友，或者，以极客自己的说法，它是“bug”而非特色。两位研究技术专家统治论的学者认为，它的基本假设“是发生分歧不是因为人们必定有所不同，而是因为他们收到了错误信息。”这里的悖论在于，尽管技术专家统治论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大多数技术专家统治论者却竭力疏远任何含蓄的批评，即引发分歧的可能并非实用主义和追求效率。

欲毁掉政治，修补它

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