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因此，解决方案主义不只是对“在手拿锤子的人眼里，一切都像是钉子”这句话的新奇提法，也不只是重提“技术修补”不适用于“棘手问题”的论调(在《网络错觉》一书中我对这个主题有过详细论述)。这不光是因为许多问题与快捷的解决方案主义工具包不合拍，还因为解决方案主义所假设的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本质进行更深入调查就能看出，刚刚获得权力的极客与解决方案主义者群起反对的低效率、不确定性和不透明性（不管在政治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怎么讲都不成其为问题。恰恰相反，这些恶疾往往穿着伪装的美德。凭借技术创新，当代的解决方案主义者很容易就能找到办法消除它们，但这丝毫无损其道德性。

以反改良主义者的立场来看，对解决方案主义进行批判似乎是保守派的特权。而事实上贯穿本书的反解决方案主义嘲讽，也都符合对社会变化的极端保守主义反应的三分法，社会理论家阿尔伯特·赫希曼7(AlbertHirschman)对此有精彩论述。在其颇具影响的《反动修辞学》(Rhetoric of

6 有30年从业经历的城市规划者、设计师、建筑师，现任佐治亚理工学院建筑学院教授，2009年出版《城市设计与人》(UrbanDesignandPeople)一书。

7知名经济学家与思想家，早期专长于发展经济学，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曾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社会学教授，美国经济学会杰出研究员，代表著作有《经济发展战略》、《反动修辞学》等。

006

枝术至死

Reaction)一书中，赫希曼认为一切渐进式改革通常都会招致保守主义者的批评，这种批评以下面三种基调的任意一种为基础：悖谬论(干预只会使手头的问题变得更糟)、无用论(干预不会有任何结果)、危害论(干预可能会损害一些以前辛苦得来的成就)。

尽管我在下面几页会动用所有这三种批评武器，但我的总体设计确实不同于赫希曼所研究的保守性对抗。我既不提倡无所作为，也不否认解决方案主义者解决的许多(尽管不是全部)问题从气候变化到肥胖症再到政治体系内的信用程度降低都很重要，都需要立刻采取行动（当然，这些问题究竟是怎么构成的，那是另一个问题，每个问题都有不止一种描述方式)。但这些问题迫在眉睫地需要解决，并不自动意味着时下盛行的高效、清洁、崭新的全套技术方案一定是合理的。我首选的解决方案，或者不如说作出的反应，是大不相同的。

而我对解决方案主义的批判，和一些对早期许多过于束缚人类的活动的批判有几分相似，这也并非巧合。今天的束缚可能会穿上数字化的外衣，但它绝非第一个，也不是最严厉的一个。早在“解决方案主义”这个词还没出现的时候，许多著名思想家就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它的缺点，只不过在措辞和背景上有所不同。尤其是当我想到伊凡·伊里奇8(IvanIllich)对职业学校和医学领域的高效而去人性化体系的抗议，简·雅各布斯9(JaneJacobs)对傲慢的城市规划者的抨击，迈克尔·奥克肖特10(MichaelOakeshott)对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理性主义的抗拒，汉斯·约纳斯11(HansJonas)对控制论隔靴搔痒的不耐烦，以及近来詹姆斯·斯科特12(JamesScott)对他所谓政府强加于国民的“可辨识性”的担忧。有人可能还要给这个名单加上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3(FriedrichHayek)与核心决策者固有的知识缺失之间的对立。

8一位集神学、哲学、社会学及历史学多种角色于一身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教育思想家。在1970年出版的《非学校化的社会》一书中，他对传统学校教育理念进行了批判，提出了“非学校化”的主张。

9过去半个世纪中对美国乃至世界城市规划发展影响最大的人士之一，出版于1961年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震撼了当时的美国规划界，而现在，人们也已习惯把该书的出版视作美国城市规划转向的重要标志。很多人甚至认为正是这本书终结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以铲除贫民窟和兴建高速路为特征的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

10 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20世纪最重要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奥克肖特是一位怀疑论者，其思想融英国观念论与休谟的怀疑论于一炉，对伯克等人所建立的英国传统保守主义思想从哲学上做了系统阐述。1962年出版《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和其他论文》一书，对理性主义进行批判。

贪得无厌的解决方案主义

007

在政治信仰上，这些思想家的血统毫无相同之处。伊凡·伊里奇，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简·雅各布斯，还有迈克尔·奥克肖特，他们要是一块儿赴晚宴肯定会吵得不可开交。然而抛开政见不谈，这些富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都极不喜欢解决方案主义者的做派，不管是雅各布斯批评的城市规划者还是伊里奇批评的职业教育者，他们不光对人类天性基本一无所知，也几乎搞不懂由这种天性造就并赖以蓬勃发展的复杂实践环境。看起来，解决方案主义者似乎从没脚踏实地地生活过，他们所知的一切都来自书本，而且，这些书还不是小说，而是冰箱、吸尘器和洗衣机的说明书。

20世纪60年代以尖锐犀利地抨击技术乌托邦主义而著称的保守派哲学家托马斯·莫尔纳14(ThomasMolnar)，也应当在反解决方案主义的万神殿里占据一席之地。“当乌托邦作家就工作、健康、闲暇、预期寿命、战争、犯罪、文化、管理、财政、司法裁判等纸上谈兵时，他们的话仿佛是从毫无真实生活概念的机器人嘴里发出。读者会有种身处抽象梦境的不舒服感觉，周围是无生命的物体。他模模糊糊地努力分辨出了它们，可再仔细一看，发现它们在形状、颜色、体积和声音上与任何我们所熟知的事物完全不相符。”他的这番话真可谓一针见血。如今的抽象梦境比比皆是，在帕洛阿尔托15能发挥作用，就想当然地认为搬到槟城16也照样。

11 犹太裔德国哲学家，师从海德格尔等著名教授。最著名的代表作《责任命令》(TheImperativeofResponsibility)。

12 政治学家，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教席教授。代表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TheMoralEconomyofthePeasant)、《弱者的武器》(TheMoralEconomy of thePeasant)等。

13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以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集体主义而著称。哈耶克被公认为奥地利经济学派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在法学、系统思维、思想史、认知科学领域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

14天主教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

008

枝术至死

不是说所有的解决方案都不可能成功，而是解决方案主义者在解决“问题”时对“问题”的曲解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于是乎，到问题“解决”的时候，它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回事。每个人都忙着庆祝胜利，却没人想得起来最初的解决方案想要实现什么目标。

对新技术颠覆教育的潜力大肆鼓噪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尤其是今天好几家创业公司为数十万计的学生提供的在线课程，这些学生彼此批改作业，与导师从未谋面。数字技术对有些问题来说可能是完美的解决方案，但这些问题中不包括教育，如果我们说到教育时指的是培养对任何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在线资源可能会帮助学生习得大量新信息(或者加引号的“信息”，如果他们不对自己在维基百科上学到的东西进行多方查证的话)，而这种填鸭式的信息与大学渴望传授给学生的东西相去甚远。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帕梅拉·耶罗尼米(PamelaHieronymi)写过一篇重要论文，剖析了在线学习的神话。文章指出，“教育不是信息或想法的传递。教育是利用信息和想法所需要接受的训练。随着信息挣脱书店和图书馆的束缚，潮水般涌向计算机和移动设备，这种训练就愈加重要，而不是相反。”当然，有很多工具能提高人们的数字素养，但这些工具的作用也就到此为止了，它们可能会帮你发现错误的信息，却无法把你的思想组织成条理清

16马来西亚滨海城市。

15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一座城市，号称硅谷的中心，著名的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都位于此地。

贪得无厌的解决方案主义

009

楚的观点。

威廉姆斯学院校长亚当·佛克(AdamFalk)对高等教育中的解决方案主义更是当头一棒。他认为，假装解决方案主义兜售的玩意儿跟大学的精神和目标相符，这是错误的。佛克指出，根据威廉姆斯学院所做的研究，学生大学学业成功的最佳预报器不是他们的专业或GPA成绩，而是他们与教授们面对面个人接触的时间总量。根据佛克的说法，随机分配五名教员给作业打分(至少该领域备受赞誉的一家新创企业Coursera17是这么做的)的做法，“在教育上，并不等同于得到了一位训练有素的教授给予周到详尽的回应。”佛克坚信，假装前者等于后者，“不啻于否认教育最重要的目标，剥夺其真实的价值。”

因此待议的全套技术解决方案里根植的教育理念，与至少仍备受一些大学推崇的历史悠久的教育理念之间，存在着相当明显的不匹配。当然，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这两种理念可以共存共荣。然而，在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管理者一如既往地特别有成本意识，每花一美元培养出最多毕业生的方法更有可能胜出，尽管这么做可能缺乏知识眼界。这就是解决方案主义存在的一处隐患：它所兜售的快速修补不可能存在于政治真空之中。它们承诺立刻拿出便宜得多的结果，从而很容易削弱对更有抱负、更能推动知识发展、但要求也更苛刻的改革计划的支持。

疯子与厨子

当我们离开课堂来到厨房，解决方案主义的局限性更是暴露无遗。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尽管身为保守主义者，却特别喜欢强调，烹饪与政治和科学一样，是一套非常复杂的（往往又是无形的）常规惯例，它指导我们如何准备我们的饭菜。“一个菜鸟，几种食材，外加一本烹饪书，我们以为这就构成了自动（又具体的)烹饪活动的要素。然而事实远非如此，”他在1951年的论文《政治教育》中这样写道。相反，在奥克肖特看来，烹饪书“无非是某人关于如何做饭的抽象知识，它是做饭这个活动的孩子，而不是它的父母。”他在另一篇论文里写道，“厨子并不是第一个想到馅饼这个念头并尝试去做的人，他是个精于厨艺的人，他的事业和成就都来源于这项技能。”

17 由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吴恩达和达芙妮·科勒联合创建的一个营利性教育科技公司，与多家大学合作，给大众带来一些在线免费课堂。

010

枝术至死

奥克肖特并不太担心我们的烹饪习惯会随着烹饪资料的激增而遭到破坏。只有受过丰富的烹饪传统熏陶，才有可能解读这些资料，所以细读此类书籍甚至可以增强人们对厨房文化的鉴赏能力。或者像他自己说的，“书只和那些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而知道如何解读它的人说话。”他并不反对打开书，而是对那些认为书(而不是创造它的传统)在这里扮演主角的人持有异议。无论书中包含什么规则、秘诀和算法，它们都只有在烹饪传统下解读和运用时才有意义。

在奥克肖特看来，烹饪书就是那种传统的终点(或输出)而非起点(或输入)。这个观点，反对的是拒绝承认惯例与传统重要性的理性主义者，而不是展示烹饪书。这是奥克肖特的思想里极为昂扬乐观的一刻。不过，考虑到烹饪书早就被各种复杂的小器具所取代就连一辈子追求完美厨房的建筑解决方案主义者巴克敏斯特·富勒18(BuckminsterFuller)，看到这些小器具也要嫉妒万分，不知道奥克肖特会不会修正自己的判断。

与此相悖的是，随着技术变得更聪明，(奥克肖特认为使厨子与惯例传统产生关联的)解释空间开始缩小甚至可能完全消失。似乎可以说，新的更聪明的技术最终将有可能为传统以外的烹饪书教学指导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它们的帮助下做饭几乎不需要什么知识。今天的技术不再是不会说话的被动工具。它们中的一些拥有精密的微型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可以“明白”(如果用这个词合适的话)厨房里的状况，并且尝试将我们它们的主人，引导向正确的方向。简单说这就是所谓现代性：我们可能有更好的食物，却没了做饭的那种乐趣。

18美国哲学家、建筑师和发明家。

贪得无厌的解决方案主义

011

英国杂志《新科学人》最近报道了几个这样的解决方案主义项目。认识一下雷金娜（JinnaLei)，华盛顿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她建立了一套系统，用安装在厨房里的几个视频摄像头跟踪记录厨师的活动。这些摄像头相当聪明，它们能识别所见物体的大小和形状，能区分比如苹果和保龄球。借助于这种贴心监视，配方一有偏差厨师就能马上得到提醒。每个对象都有与之关联的一些活动(通常你不会去煮勺子或炒芝麻菜），系统要做的就是观察当前活动与目标对象是否相配。雷告诉《新科学人》：“举个例子，如果系统发现糖倒进了盛有鸡蛋的碗里，而菜谱是不加糖的，它就会记录这次偏差。”

为了提高观察精度，雷还考虑加一台特殊热成像仪，它能通过体表温度识别用户的手。她的追求就是把现代厨房变成一座现代泰勒主义的殿堂，跟踪、分析和优化每一件任务。解决方案主义者讨厌犯错而热衷于算法。而好的厨艺来自失败和试验，配方的偏差成就烹饪创新并推动美食业，这些好的想法被当成怪诞落伍的观念丢在一边。对许多这样用心良苦的创新者来说，他们寻求改善的惯常做法出自什么背景不重要，只要提高效率就行。于是在他们的想象中，厨师不是独立自主的艺术大师或有天赋的能工巧匠，而是成了束手束脚的机器人，在操作系统的指令下不敢越雷池一步。

《新科学人》里提到的另一个项目对厨师的身份做了进一步的贬低。日本京都产业大学的一群计算机科学家正试图使厨房逻辑与“增强现实”(这是个花哨术语，指的是日常环境里充满智能技术)逻辑相匹配。(想想能用智能手机扫描解锁更多信息的“快速响应条码”，或即将出现的Google眼镜，后者使用数据流技术来增强你的视野。)为此日本研究人员把摄像头和投影仪安装到厨房的天花板上，这样他们就能刚好把指令以箭头、几何图形和聊天泡泡的方式投射到烹调原料上。因此，如果你打算剖鱼，系统会投射一把虚拟菜刀，对应该从鱼的哪个部位下刀给出精确标记。厨房台面上还有一个真正的小机器人。凭借摄像头它能感知到你已经停止接触食材，于是就会询问你是否打算进入菜谱的下一个步骤。

012

枝术至死

那么，这样一个现实究竟“增强”了什么呢？技术上可能是增强了，智商上似乎倒是削弱了。充其量我们将面对“既增强又削弱了的现实”。一些极客顽固地拒绝承认，挑战与障碍（可能包括一开始对正确的剖鱼方式的无知)提高而非削弱了人类的生存水平。让做饭更简单不一定会“增强”它，而是恰恰相反。使它完全受制于蹩脚的效率逻辑，等于是剥夺人们在这项活动中的掌控能力，这将使人类繁荣难以为继，乃至剥夺了人生活的意义。为此，更好的解决方案不是去降低做饭要求，而是让做饭的程序少一点僵化，或许再多一些挑战性。

这绝非自命不凡地为神圣的烹饪传统进行辩白。在一个只有一小撮人掌握这门行当的世界里，单冲着人人都能获得这门技术的卖点，这种“增强”厨房或许就会大受欢迎。然而这不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在Google上找到关于如何烹饪最可口菜肴的详细菜谱和教学视频，前所未有地容易。我们真的需要让机器人(更别说我们脑袋上方的监控摄像头了)来做填料火鸡或烤羊肉吗？

再说了，这样的进步会朝什么方向去其实也没那么难预测：一旦进了我们的厨房，这些数据收集设备就再也不会出去了，并会发展出新的、据说超乎预期的功能。首先我们会在厨房里安装摄像头以便接受更好的指导，接着食品与消费类电器公司会告诉我们，它们希望我们留着这些摄像头以便完善其产品，最后我们会发现，现在我们所有的烹饪数据都驻留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台服务器里，与此同时，保险公司对我们消耗了多少饱和脂肪进行分析，相应地调整我们的保费。智能技术支持下的烹饪就像一匹特洛伊木马，为更为险恶的项目打开了方便之门。

贪得无厌的解决方案主义

013

这绝不是说技术不能增加烹饪带给我们的乐趣，这不单是从让食物更美味健康来说的。其实只需要一些想象力，不必借助传统解决方案主义者对效率和完美的迷恋，技术就可以让烹饪过程更富有挑战性，开辟新的试验空间带来打破常规的新途径。把《新科学人》里提到的乏味烹饪场景跟分子美食运动所信奉的花哨玩意儿比较一下吧。从低温热浸入式烹饪循环器到可食用纸的打印机，从做龙须面和鱼子酱的注射器到通过金属锅发送电磁波的电磁炉，所有这些玩意儿都让烹饪变得更加困难，更加刺激。这能让任何一个有追求的厨师对烹饪艺术充满热情，远非监控摄像头或指令投射机器人可比。

有时候，我们想要的就是严格遵循食谱，做出预料之中的美味菜肴。但这种标准化也可能把我们的厨房变得像麦当劳连锁店一样乏味。为创新而创新是没什么品位的。要让技术真的“增强现实”，设计师和工程师应当更好地理解构成现实的复杂环境。

正如分子美食这个例子所表明的，拒绝解决方案主义，并非拒绝技术，它也不是要放弃改善我们周围世界的所有希望。技术可以，也应当成为这个项目的一部分。拒绝解决方案主义，就是要超越狭隘的理性主义成见，后者把每一个效率缺失的例子(比如厨房缺乏完善全面的指导)都转换成需要克服的障碍。在思考技术在人类繁荣之路上所扮演的角色时，存在其他更有成效、更有人道精神和更值得信赖的方式，但除非把解决方案主义者对人类生存状态过分简单化的描述变得更复杂，他们是理解不了这一切的。

014

枝术至死

巴斯德与 Zynga19

我是头一个意识到解决方案主义提出的这些问题毫无新意的人。正如我已经指出，一代又一代早期思想家都曾探讨过许多与此相关的毛病和症状。而我觉得我们正经历着一轮非常特别的现代版解决方案主义的复苏。今天最有激情的解决方案主义者不在市政厅和政府部门。相反，他们在硅谷，一心想弄明白他们从“互联网”学到的课程，然后在各种修补人性缺陷的公民倡议和计划中把它们付诸实践。然而再没有什么比有关“生命、宇宙以及一切”（借用道格拉斯·亚当斯20令人难忘的隽语)的宏大课程更有欺骗性和更具启蒙意义了。

为什么要给“互联网”加双引号？在我第一本书《网络错觉》的后记里，我对这个曾经被忽略的要点给出了我的解释：我们通常称为“互联网”的物理基础结构与处在公众舆论中心的传说中的“互联网”几乎毫无相似之处，据说正是后者搞垮了突尼斯和埃及政府。这个网中网的基础结构和设计在这些神话的缔造中确实扮演了一定角色，比如“互联网”拒绝审查制度的观念来自其“包交换”(packet-switching)通信机制所独有的气质。而作为公众舆论祸根的“互联网”还有许多其他的故事传奇，不管是创新、监管，还是资本主义，而它们与基础结构本身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21(BrunoLatour)对路易·巴斯德22(LouisPasteur)闻名于世的科学成就颇有著述。他对真实历史人物巴斯德和神如上帝的“巴斯德”作了区分。后者已然象征着其他科学家乃至整个社会运动的成果，比如卫生学家，出于讲求实效的原因，就张开双臂拥抱巴斯德。然而任何对这段时期历史著作感兴趣的人，都不可能仅仅把“巴斯德”这个名字当作一个毫无疑问的客观术语。它需要被拆开，以便对其各个部分进行独立研究。这些各不相同的部分(包括真实的路易·巴斯德)是怎么变成我们在课本里所见到的法国国民英雄“巴斯德”的，这后面的故事，至少在拉图尔的视野看来，正是科学史应当致力于揭开的。

19一家社交游戏服务提供商。

20英国广播剧作家、音乐家，以《银河系漫游指南》系列作品闻名。这部作品以广播剧起家，后来发展成包括五本书的“三部曲”，拍成电视连续剧。

21 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人物，也是法国新社会学派的名家，他所倡导的实验室人类学研究方法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已经在社会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3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

贪得无厌的解决方案主义

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