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报道、车站上候车乘客社交网站个人资料等信息，算出发生种族冲突的概率。
司机甚至可以直接拒绝最可能导致发生冲突的乘客上车。

这样的新交通系统会很方便吗？当然。它会给带给我们罗莎·帕克斯吗？恐怕不会，因为她一开始就绝不可能坐到公交的前面。很可能，完全高效的座位指派系统（在无处不在的技术、传感器和面部识别的配合下），剥夺了美国历史上最令我们感到骄傲的一刻。通过诉诸道德或理智机制而执行的法律，留给人足够的摩擦空间；摩擦孕育张力，张力创造冲突，冲突引发变化。反过来说，如果法律通过技术机制执行，产生摩擦和张力的空间都很小，变化的余地也就不大。

安全专家布鲁斯·施奈尔(BruceSchneier)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称赞“叛离”(隐晦地表达“违法”之意)是“一个创新的引擎，一种免疫学的挑战，确保大多数人的健康，抵挡单一文化带来的风险，它是多元化的蓄水池，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先进的安全系统容易转为制度化，整合到巨大的官僚系统当中；如果警务职能转入技术之手，再加上技术带有的中立光环，以及它看似无关人类利益及制度的自然起源，甚至会让这种制度化的进程，以十分不明显的方式，发展得更快。施奈尔指出，受这类措施保护的社会，不一定道德，更不见得可取；它们有可能相当可怕。建立一种让人不可能违法的技术环境，就等于是关上了对社会变革异常重要的社会调节阀。“有时，告密者需要公开文件，证明自己的政府在老挝、柬埔寨进行了非法的轰炸行动。有时，怀加工厂的工人需要联系记者，讨论雇主在安全措施上的不作为。还有时候，一位黑人妇女需要坐在公交车的前排，拒不起身。没有了叛离者’，社会变革就不可能发生；停滞把持了局面。”施奈尔指出。约翰·杜威想必同意。

然而，社会变革的出现，不一定需要公众漠视法律(如禁酒令），也不一定需要非暴力不合作(如罗莎·帕克斯)。有时，只要违反法律就足够了。有些时候，因为口袋里装着大麻被逮捕，好过你根本没法把大麻放进口袋里，因为逮捕更有可能吸引媒体的关注，引发公众对禁毒法令的辩论。另一方面，预防犯罪，却通常是一桩沉默的无形买卖。此外，丹尼尔·罗森塔尔认为，在案件没有提交给法院之前，法院不能做任何事，这意味着预防犯罪削弱了法院在审查法律好坏、过时与否中的作用。他指出，“尽管法院通过宪法审查、司法解释和普通法分析模式来调整法律……但若是法律不呈交到法院(提请法院介入，是人违反法律的结果)，法院无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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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里奇介绍了一连串这样的犯罪：一旦进入庭审，就会导致不公正的法律被推翻，或至少是被重大修改。“弗吉尼亚州裁定米尔德雷德和理查德·洛文结婚违法，该案上诉至高院后，推翻了弗州的反异族通婚法。6得克萨斯立法禁止焚烧国旗，格雷戈里·李·约翰逊(GregoryLeeJohnson)按照该法被裁定有罪之后，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废止了得州的这条法律。得克萨斯州又立法禁止私人之间同性性行为，约翰·格迪斯·劳伦斯（JohnGeddesLawrence)和泰隆·加纳(TyroneGarner)进行此种行为后被定罪，上诉最高法院后，得州的这条法律也遭到废除。”他写道。从逻辑上讲，如果人们从技术上就不可能违反相关刑事法规，那么，认为法律不公正的人就没有办法来抗议了。

有些法律似乎更为稳定，而另一些范围有限的问题（如核研究），哪怕走错一小步，也会导致可怕的后果。不是所有的消除犯罪和预防犯罪系统都同样邪恶；有的系统实际上能经受得起所有的道德测试。正如迈克尔·里奇在研究中指出，利用技术杜绝酒后驾车，对我们表达权利的潜在影响最小。也很难想象会有多少人通过酒后驾车来违反法律，进行非暴力不合作。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些情况，人们逼不得已要酒后驾车：比如你喝醉了，却必须送怀孕的妻子去医院。但跟酒后驾车致死的人数比起来，这种情况相对较少。所以，我们必须尽量避免全面的反技术话语，不能认为所有的技术性干预都于法不容，对道德具有天然的腐蚀性；不是这么回事。

61958年弗吉尼亚州两居民米尔德里德·杰特(女，黑人)和里查德·洛文(男，白人)在华盛顿结婚，婚后返回弗州，被指控违反州禁止异族通婚法令，处一年监禁或25年内不准在弗州居住。洛文夫妇不服，提出上诉，即洛文诉弗吉尼亚州案。1967年6月12日，美国最高法院废除了弗吉尼亚州的禁止白人与其他种族通婚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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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警惕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危险，尤其是规范我们行为的数字中介机构(从电子书到智能眼镜)层出不穷的当下。接受一种转移机制的活动，并不意味着接受另一种转移机制的活动大幅蔓延，尤其是后者在预防犯罪方面表现得更加可疑。一如里奇指出，如果酒后驾车程序因为“对无辜司机的自主权和隐私权只有最低限度的干预”而获得成功，“社会在评估禁止超速（或防范其他超出交通领域的犯罪）程序的时候，或许会变得不够谨慎。”这里的要诀是，要抵制住技术乐观派和技术悲观派过分简单化的诱惑，根据每一种技术干预自身的优点去进行评估。

可惜啊，互联网中心主义阻止我们尽量清晰地理解诸多此类问题。多亏劳伦斯·莱斯格和乔纳森·奇特林已经撰写了大量有关数字预防犯罪方面的文章(莱斯格甚至已经触及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未来)。然而，这两人都过分沉迷于互联网中心主义新纪元主义式的宣言，似乎是在错误的假设上得出结论的。他们认为，数字预防犯罪的做法基本上是一种新现象，是因为有了“互联网”、电子书和MP3文件才存在的。代码就是法律，但地铁入闸口亦然如此。莱斯格确实注意到，楼宇和建筑能够也确实受到规范，但他没怎么下功夫去解释转向以代码为基础的规范，是独特的当代环境之产物，抑或仅仅是犯罪学思维各种长期趋势的延续。

丹尼尔·罗森塔尔指出，在讨论莱斯格和奇特林作品的时候，“学者们有时候会把数字预防犯罪描述成一种崭新的陌生前景…事实上，数字预防犯罪并不是什么革命，而是现有监管技术的延伸。”以奇特林为例，他对“互联网”及其“开放性”、“原生性”价值的迷恋，以及他相信“互联网”会教给我们重要的功课，恰好构成了一种集权的论调：拒绝承认某些在技术机制下发挥作用的尝试其实可能是合法的，未必会导致道德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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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战的角度而言，这里真正的敌人并不是犯罪学本身。相反，犯罪学里用来支持“情境犯罪预防”类方法的东西，来自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理性选择理论偷偷把效率邪教从后门里塞了进来；它不讨论道德、品格、美德这一类问题，也对此做了完全的回避。因此，我们不应自欺欺人地认为，当前的困境是特例，是新技术的结果，是我们对新技术浅薄认识的结果。事实上，用数字技术进行统治的企图，是一种远为长期的趋势(它们可能属于大卫·加兰控制理论的文化范畴)带来的后果，只不过，这一趋势并非始于硅谷。

有人担心，苹果及其相关设备（奇特林眼中的“首席怪物”)或许会带给我们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做正确的事。可惜，这种担忧来得太迟，也太过误导。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了，要挑战它的逻辑，必须在所有战线上向它发起全面挑战，而不仅仅是在iTunes商店里挑战。我们认为苹果的模式吸引人，不是因为史蒂夫·乔布斯催眠了我们(尽管这是一部分的原因)，而是因为苹果采用了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随处都能碰到的模式。继续把“互联网”或“网络空间”想象成一片独特的概念性版图，按照其自身趋势和喜好发展和操作，对我们没有多大的好处。我再强调一次，“互联网”只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带来的结果，而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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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镖与氛围

不光只有政府需要选择采用何种机制来执行规则。私营机构同样要做出类似的决定，只不过要用到另一把钥匙，也不是出于监管的原因。对私人机构来说，这类决定往往要使用排他法：和谁做生意，不和谁做生意。急于出租物业的房东，希望尽量减少麻烦，尽快筛选出有问题的申请人。夜总会很乐意把不适合自家营业场所氛围的顾客挡在外面。顶级餐厅希望顾客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大多数一流餐厅都喜欢有钱有名望的客人。

但请注意，即便是酒吧和餐馆这类看似相同的场所，也会选择不同的方法。芝加哥大学的法律学者利奥尔·斯特拉希莱维茨(LiorStrahilevitz)在《信息与排他》(Information andExclusion)一书中，用一套简洁的分类方式，对不同的排他策略做了分析。夜总会通常会派一名保镖站在入口，要他判断谁能进，谁不能进；斯特拉希莱维茨把这种策略叫做“保镖权。”相比之下，餐厅很少会聘用保镖，而是采用更为温和的策略（索取高价，强迫顾客预订，要求一定的着装规范，设计华丽的菜单，把许多初来乍到的顾客吓跑），这套手法往往能有效完成任务。前一种方法使用的是暴力，后者则通过语言和美学进行软排除。此外还有一些排他策略，比如房地产开发商在地产旁边开发高尔夫球场，以便确保只有喜欢高尔夫的人才会购买公寓，这里的高尔夫球场，就属于“排他性设施”。但这里我们暂且不做讨论。

在情境犯罪预防的条件下，行使“保镖权”很有诱惑力。如果你喝醉了，呼吸分析器就不让你开车；如果保镖不喜欢你，他就不让你进门。反过来说，排他性的氛围，则主要按照布朗索德的理性机制来发挥作用：你确信这家华丽的餐厅不怎么适合你。有时候，餐厅甚至可能利用道德警告，暗示不合规矩的顾客会破坏其他客人的就餐体验。从这个角度说，“排他性氛围”仍然更像柏林而不像纽约，因为它不存在技术执法。没有任何东西正式阻止你前往该餐厅；如果你坚持要去，你大可以去，只是要承受由此而来的后果。如果你能提前预订好座位，不会有保镖拦着你不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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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尔·斯塔尔希莱维茨认为，在不同环境下选择哪一种排他策略，基本上是一个信息成本的问题。如果资源所有者不能轻易获得有关每一名潜在进入者偏好和行为的信息，那么排他功能就只能委派给进入者，并更容易营造排他性氛围。如果信息容易获取，那么资源所有者更乐意保留控制权，选择“保镖权”策略。有经验的保镖站在门口，能了解俱乐部老板要知道的大部分信息(当然不是全部)；餐馆的着装规范和第一印象则要复杂得多，不能充分说明就餐者和餐馆是否搭调。

斯特拉希莱维茨分析的新颖之处，在于他意识到，置身于如今这样信息饱和的环境，靠保镖比靠营造排他性氛围更容易、更廉价。餐馆筛选潜在顾客不再昂贵了：只需索取其Yelp或Facebook身份即可。通过这种方式，餐馆可以比任何保镖都更快地掌握更多信息。不足为奇，一些夜总会已经在门口索取顾客的Facebook信息了；就连保镖也喜欢更详尽的信息来源。不过，斯特拉希莱维茨忽视了选择保镖权、放弃排他性氛围的另一个原因：一旦进门，主动验明身份入场的人就能得到折扣和个性化服务。Facebook已经提供了这样的应用程序：依靠面部识别，允许用户在安装有摄像头的加盟商店和酒吧获得折扣。

斯特拉希莱维茨是乐观主义者，又是芝加哥著名法学院和经济学院的门徒，他的话语风格又牢牢地根植于理性选择理论。所以，他对这样的发展自然大感兴奋不光是因为效率更高的缘故。无需成为坚定的自由市场信徒，人也会发现他的一些论点确实挺有说服力。例如，他认为，如果我们有着全面的在线声誉，一些雇主大概会放弃种族和性别歧视，转而关注我们的资历和过往成就。一些有趣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个想法。例如，《法律和经济学杂志》(JournalofLaw and Economics)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看背景审查对美国企业的聘用决策有何影响。研究发现，不做背景审查的企业，会将申请人的种族视为卷入刑事司法系统的考虑因素。由于非裔美国男性比白人、拉丁裔人士的入狱率都高得多，所以，求职时更频繁地遭到拒绝。但进行背景审查的企业，聘用非裔美国人的概率比不做背景审查的企业高8.4%。故此，这里的结论是，掌握申请人的信息越多，就越不可能发生统计性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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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另一项研究发现，人的Facebook资料能很好地预测人的工作绩效，尤其是诸如自觉性、守约性和求知欲等特征。求职者若是当着网上朋友的面说谎，日子恐怕不会太好过，所以Facebook大概能更好地反应求职者的性格。从理论上说，这还可能降低根据种族或性别对求职者做一连串假设的必要性。如果Facebook显示求职者挺不错，那么不管他们属于什么类型的人，应该都很好。

许多这样的观点听起来很有说服力。然而，“保镖权”策略核心的那种力争寻找最合适、近乎完美的匹配的精神，听起来也很可怕。它确实有潜力把我们禁锢在自己的内心世界，让我们越来越难以看到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更难于与之交往。它或许可以让我们摆脱社交尴尬（人人都能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但它同样也可能阻挡实现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

斯特拉希莱维茨在书里举了一个排他性氛围策略的例子：里约热内卢的高端海滩。海滩分成了12个岗点，每个岗点相隔半英里，各自吸引不同的人流。这样一来，著名的伊帕内玛海滩很受艺人和左翼知识分子的欢迎，9号岗点吸引同性恋者，7号岗点吸引冲浪客，11和12号岗点多为上中产阶级的主妇们光临。海滩仍然属于公共财产，没有什么东西会阻止男同性恋到7号岗点，或是上中产阶级的主妇们到伊帕内玛岗点。但斯特拉希莱维茨指出，“社会规范和传统是很有力量的，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去海滩的人穿的衣物较少，到海滩去容易遭窃贼，故此，如果邻近晒太阳的人跟自己思维相近，两人的互动会更轻松，也更容易分享浴巾和遮阳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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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不错。但弄错这些海滩的人虽然并不多，总还是有一些的吧？我记得自己曾以游客身份到访过半数的海滩，去之前又没读旅游指南，说不准哪个地方针对是哪些人群。从排他性氛围策略换成保镖权策略，会不会更符合公众利益呢？里约热内卢不一定是最合适的例子，毕竟那儿的海滩是公共财产，但世界各地可并不缺私人产权的海滩。如果我们偶然（或者决定)去拜访一处非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最喜欢的海滩，我们真的希望出示Facebook身份方可进入吗？

HB电视剧《火线》第一季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尴尬时刻：年轻(也并不完全心黑手辣)的毒贩德安杰洛·巴克斯戴尔(AngeloBarksdale)带着女朋友来到一家巴尔的摩高档餐厅。他们看起来非常不舒坦，就像是鱼儿离开了水，他们搞错就餐的流程，对服务员说些蠢话。然而，很明显，这家餐厅也代表了他们热切渴望归属的诚信社会只要他们能够放弃毒品买卖。在剧集的后面部分，还出现过一次类似的场面。原来是警长的老师霍华德·“邦尼”·科尔文(Howard“Bunny”Colvin)带着自己最成问题的学生们到一家餐厅参加正式的晚宴，很明显，所有学生从来没到过这种地方，所以，有那么一刻，大家目瞪口呆，忘了暴力、毒品和咒骂。如果餐厅选择“保镖权”策略而不是排他性氛围策略，德安杰洛和邦尼的学生们永远不会有机会进到店里(尽管，在后一例中，因为邦尼在场，他们才得以进去)。

或者，我们再来想想面向富裕人士的报纸。出版社可能会得出结论，报纸网站上大部分负面评论都来自羡慕富人的下层人士。所以，它搞了一个创新的付费墙：它不是向所有人收取费用，而是只向收入低于年薪3万美元的人收费（这种东西，可以利用数据丰富的公共领域准确做出判断）。报纸采用这种做法的假设是：只有动力极强、渴望向上爬的穷人才会付费。这兴许能让报纸摆脱恶评，但就促进包容性、有意义的公共讨论而言，似乎不是什么好办法。排他性氛围的魅力恰恰在于，它们是规避性的，能促成原本不可能出现的对话、转换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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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丰富的世界，保镖权规则和数字先行制止规则至上，有可能使我们的童年和青春岁月失去与之相关联的那种兴奋感和尝试感。吸烟、喝酒、性行为、色情、前卫的音乐和电影：如果从现在开始，我们再也不可能在不首先经过一个对信息如饥似渴的数字中介就去体验它们，那么，我们就真正失去了一些宝贵的东西。当然，这些东西有不少都是违法的，但这里，违不违法并非要点；真正的关键在于，能不能规避这些制度。

反对技术失败主义

从抽象的角度看，数字先行制止、情境犯罪预防和基于声誉的控制，似乎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信息无处不在，而且越来越便宜。我们所有人都带着手机。技术似乎是按照自己的规律(摩尔定律)在前进，而我们人类，只能适应环境，修改法律满足技术的要求。

这种情绪弥漫我们的技术公开辩论中。出于这个原因，《华尔街日报》的戈登·克罗维茨(GordonCrovitz)写道：“不论怎样的好坏参半，技术只会进步，不会倒退。”《纽约时报》的尼克·比尔顿(NickBilton)撰文探讨多重任务时指出，“对社会是好是坏……这一点不相关了。”帕拉格·卡纳和艾伊莎·卡纳夫妇在《混合现实》里指出，“技术的流动受不情愿的政府阻挠最多，但更准确地说，技术只会回避他们、无视他们，径直寻找乐意的接受者。”所有这些评论家都采取一种我所谓的“数字失败主义”立场，也就是主张，这头首字母为大写T、名叫“技术”(Technology)的无形且自发的生物，有着自己的进程，他们或明或暗地承认，我们人类对此几乎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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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技术是一种自主力量的观点，有着相当漫长的知识谱系；1978年，政治理论家和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LangdonWinner)在《自主的技术：技术失控成为政治思潮的一个主题》(Autonomous Technology: Technics-out-of-Control as a Theme in Political Thought)中做了或许最为准确的总结。早有人数百次指出，这一观点在研究技术变化方面是一种非实证性的懒惰方法。可它从未真正从技术流行论调里销声匿迹。最近，在凯文·凯利(KevinKelly)的《科技想要什么》(What Technology Wants)中，它又一次强势出场。凯利是硅谷的行家，又是《连线》杂志第一任执行主编，从凯利的想法近距离观察技术失败主义，应该是个不错的着眼点。此外，还有很多“互联网”思想家，从尼古拉斯·卡尔到史蒂芬·约翰逊，都曾说自己受过凯利《科技想要什么》的影响。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凯利的理论为互联网中心主义的发展和繁荣打下了知识根基。

凯利思想的突出特点是断然否认自己的失败主义。凯利使用了花哨的字眼“技术元素”(technium)，用来代替首字母为大写T的“技术”(Technology)。他宽慰读者们说，“技术元素想要的是我们要它渴望得到的东西，想做的是我们要它做的事情。”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振奋消息，但接下来的一句话却打碎了这个幻觉：“但除了这些动力，技术元素也有它自己的渴求。它希望自行解决、自我组装成层级结构，就像大多数大型深度互联系统那样。技术元素还希望达成每一种生命系统的心愿：自我延续，自我维持。随着它的发展，这些内在的欲望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强大。”

凯利把能说的好话都说尽了：技术既是我们创造的，又是一种有自己需求与欲望、基本上独立于人的自主力量。凯利的想法全是诸如此类的故弄玄虚，他一面向我们许诺，人类能够控制技术；一面信誓旦旦地对我们说，人类不需要这样的控制，因为一切已经太迟了。因此，他写道：“我们的关注点，不在于是否要拥抱技术。我们远远不止是拥抱；我们已经与它共生了。”紧接着，“大多数时候，我们权衡自己体验的优缺点，发现技术提供了更大的好处，但又没大多少。换句话说，我们自由选择拥抱它，并为此付出代价。”因此，我们同时得到了神秘主义(我们和技术共生，我们已经拥抱了它！)和激进的力量(每当我们拥抱技术，都是因为我们想要这么做!)这可真是个相当奇怪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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