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但凯利许诺说，这一切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技术想要的无非是进化，技术本身就是其他形式的进化。因此，他指出：“技术元素的进化，也即观念的有机体，模仿了遗传生物的演进，只不过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技术就是自然，自然就是技术；抵抗徒劳无功有谁想要挑战大自然呢？凭借这一简单的认识，凯利发展出了一整套理论，能够解释从恶意软件“震网”(Stuxnet)到GoogleGlass的每一种发展，他只消声称：这就是技术想要的东西。

我们只需要发展合适的倾听工具，其余的自然会随之而来。所以，凯利指出，“只要倾听技术的故事，预测它的趋势和偏差，跟踪它当前的方向，我们就能有望解开个人的困惑。”他还曾写道，“我们可以选择修正法律、政治和经济假设，迎合未来既定的技术轨道。但我们不能逃避它们。”所以，他想要说的其实是：技术有自己的故事要讲；我们应该倾听它，并对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假设做相应的修正。

但人们或许会问，既然我们能够塑造技术发展的轨道，为什么还要修改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假设呢？如果这些轨道并不是既定的，那会怎样?如果我们能监管Facebook和Google，为什么还要改变我们的隐私概念？如果我们能够限制情境犯罪预防和数字先行制止激发的各种措施，不让它们影响不同意见的发表和审议，又何必纵容它们肆无忌惮地蔓延？再说，我们又该将从前的假设修改到何种程度呢？如果凯利假装听到的技术之声，其实不过是硅谷公关部门的营销话语，那会怎么样？凯利才不会为这样的问题烦心呢；相反，他倒向了有利于创新的方向，他断言：不应该浪费任何弥母：“对新想法的最初反应，应当是立刻付诸尝试。并且，只要它存在，就不断地尝试，不断地检验。”这对你是个好消息吧，听到了吗，地雷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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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的分析里并未出现任何有关分配的讨论。他没有讨论该由谁去吹奏亚里士多德的长笛8是富有的人吗？有才华的人？还是随机分配?一凯利设想，技术会生产出足够的长笛，分配自然也就不成为问题了。和彼得·戴曼迪斯一样，在凯利描绘的世界里，技术保证了丰裕，一旦达到了丰裕状态，对资源的争夺也就不必要了。这种对人性的解读方法似乎太过浅薄，因为要是人人都有了长笛，肯定有人想要两支，哪怕单纯是为了跟邻居显摆也好。如果缺失了强健稳定的政治制度，丰裕毫无意义。

凯利想法里最令人不安的地方是(他在诸多技术专家中相当具有代表性)，他是跳出地方社群、甚至民族国家的范畴进行思考的。他的赛场是整个人类，整个宇宙。这种哲学观，用“宏观主义”(macroscopism)来形容最合适：从如何满足整个人类需求的角度来分析一切事情。因此，如果地方社群选择限制某种技术，或对其加以彻底禁止，就等于是从人类手里偷了东西。按照同样的逻辑，欧洲人简直阻碍了人类前进的各种可能性，因为他们规范转基因食品，还有着更严格的环保标准。用冠冕堂皇的全球正义说辞，打压现有地方性实践的意义和回旋空间，这只是诸多例子中的一个罢了。

8亚里士多德的长笛，指的是亚里士多德对公平与争议的讨论。亚里士多德曾提问说，如果有一支最好的长笛，应该分配给什么人呢?是出价最高的人?社会地位最高的人?还是最有权力的人?亚里士多德的答案是:应分配给最擅长吹奏长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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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讨论了阿米什人及其对技术的公然拒绝(有人或许会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明确地表达了上述情绪。凯利对阿米什人最感困扰的地方就是，阿米什人拒绝使用某些技术，实际上放缓了各地的创新：“通过限制职业范围，收窄教育领域，阿米什人不光阻碍了孩子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也间接影响了我们所有的人。”凯利从没想过，政治社群有权自决，只要这些社群是通过民主方式来限制技术的(当然，阿米什人并非一贯如此)，其实对人类是有好处的。凯利非但不批评阿米什人不民主的手段，对其意图达成的目的也漠不关心。

类似地，在讨论对技术施以限制的时候，凯利认为，所有此类的限制都没有用，甚至有害。“如果我们以全球性的视角看待技术，禁止的做法似乎很短命。尽管某个地方可以禁止某种东西，但它会在其他地方茁壮发展。”他继续说，“在全球性市场里，任何东西都是消灭不了的。地方上可以禁止一种技术，但它只会溜到地球上的其他地方。”但我们分明是住在一个由地方社群规范技术的世界里，为什么应该采用全球性的视角呢？一种技术在一个地方消失，又在另一个地方出现，因为在前一个地方，社群认为这种技术不可接受，又有足够的力量执行禁令；而在后一个地方，社群信任这种技术，或是力量太弱，不足以抵挡营销攻势。

凯利想法的问题在于，尽管名义上谈的是技术，骨子里却是在谈政治；更糟糕的是，它鼓吹的还是相当恶劣的政治。没人会喜欢这个想法：技术就跟纳粹主义一样，是自然的延伸(唯有失败的可能性，才强迫其转入更为务实的模式)。凯利谈论自然与技术时说：“技术的主导地位，归根结底，来自……造就星系、行星、生命和意识的同一种自我组织。”不妨再看看这一段：“我们往往把人造技术和自然分离开来，甚至把人造技术视为反自然的，无非是因为技术发展得足可与其本源一较高下。但究其起源与基本，工具和我们的生命一样自然。”现在，让我们把凯利的宣言与纳粹技术官僚弗里茨·托德(FritzTodt)的哲学比比看。托德说：“如果说，技术的创作在外在表达上与自然互相矛盾，是因为技术的真正本质是自然法则带来的结果，这就太矛盾了……技术的创作，必然要在与自然的和谐中昂然展现；不能纵容技术变成没有盲目的、任性的措施，与自然发生冲突。”纳粹听到了技术的声音：技术为他们带去了毒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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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凯利思想自由放任的部分直接来自安·兰德(AynRand)，尽管他并不承认两人之间的联系。兰德的名字很少出现在技术理论背景下，但她的确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新反工业革命”(TheNew Anti-IndustrialRevolution)，迎头直击技术监管的主题。兰德论点的关键，可归结为一句精辟的话：“受限制’的技术就等于受审查的思想。”因此，兰德本着宏观主义的优秀传统写道，“(对技术的)限制，意味着对未知的进行监管，对未出生的加以限制，对未发现的设定规矩。”由于我们永远不知道技术监管会扼杀什么样的创新，我们一开始就绝不应当进行技术监管。“有谁能够预测信息比特将在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打动一颗活跃的头脑，并且带来些什么东西呢?”接着，兰德又警告说，“生态十字军”会毁了我们的牙刷，“一群嬉皮士编程的计算机”(她可是在1971年这么写的!)则会延缓人类的进步。按照这个逻辑，社会不应该限制使用生物武器或者石棉，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们可能带来什么好处。

为支持“技术（也就是现在的‘互联网’)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观点，凯利和其他技术评论员往往援引摩尔定律。在凯利看来，“摩尔定律背后的曲线，是技术元素向我们发声的一种方式。”硅谷普遍认为，摩尔定律就跟自然规律差不多，是雷·库兹韦尔“奇点运动”(singularitymovement)最初的一个神话。长久以来，它一直在技术行业扩散传播，人们经常用它证明一些行动计划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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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摩尔定律，证明足够严谨的研究并不多，但芬兰创新学者伊尔卡·托米(IlkkaTuomi)已经做了不少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他深挖行业数据，计算实际增长率，跟踪摩尔定律在媒体上的不同表达和他人引用情况。托米的基本结论是什么呢?“严格来说，这一定律并不存在。大多数引用摩尔定律的讨论在历史上不够准确，又极大地扩展了它的实际适用范围。”他写道。此外，托米指出，“在社会学上，摩尔定律是很奇妙的案例，说明现代社会如何制造神话，神话又如何在全世界的科学文章、顶尖企业家的讲演、政府政策报告里迅速传播。”

1965年，英特尔公司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最初提出这一定律，称芯片上每单位制造成本最低的组件之数量，约每12个月翻一倍。10年后，摩尔对自己的估计做了重大修正，将增长速度改为24个月。但他同时还改变了定律所测量的内容。托米写道，摩尔虽然仍然计算了半导体芯片上的元件数量，但不再仅限于成本最优的电路，而是反映现有芯片最大复杂度的演进。1979年，摩尔再一次修正了定律。与此同时，整个行业都开始认为他的定律真是那么一回事，甚至改用了另一个不同的估算时间长度18个月。大多数媒体报道可以证明，许多人至今仍相信，摩尔说的就是18个月，就连英特尔的网站上都这么说。但摩尔从来没这么说过，他本人通常会第一个指出这一点(“我从没说过18个月。我说的是一年，后来又改成了两年。”)

通过分析实际增长率，托米发现，虽然半导体行业正经历着突出增长，但它完全不像定律里说得那么齐整，且呈指数倍发展。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模式，和80年代完全不同；90年代的发展模式又是另外一套。就连各种微处理器之间的发展也很多元化。故此，对摩尔定律提出怀疑，不是要否认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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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里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而只是为了看清这些变化是否吻合该“定律”所预言的模式。托米指出，摩尔定律是关于未来的，不是关于过去的；历史准确性，从未对半导体行业产生过真正的困扰。

托米的研究有一种耐人寻味的阐释，也即半导体行业极大地受益于围绕摩尔定律衍生的诸多说法，因为它许诺半导体会越来越便宜，帮忙消除了人们对半导体实际使用性的担忧，故此提升了该行业产品一开始本可能薄弱的需求。回想起来，一切本来可以更好些。“半导体行业不断向前倒，指望着摩尔定律始终成立，从经济上拯救世界，证明技术进步的信念。”托米指出。“半导体行业不是努力填补市场需求，而是积极进取地创造市场。”但是，我们不应错误地以为半导体和计算机行业机灵的营销和修辞技巧，就真正是有关未来的金科玉律。

像摩尔定律这样的概念并非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会光因其准确(事实上，它真的并不怎么准确)而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先别以为是技术通过摩尔定律在对我们发声；不妨来研究一下说话的还有可能是什么人比如，英特尔?这种“技术想要什么”的话语，让科技公司把他们的商业战略表现成历史的自然展开，我们可别对其掉以轻心。技术什么也不想要，“互联网”亦然。

规范和噪音

技术失败主义对抵抗的作用轻描淡写，隐瞒寻求改革和变化的途径。它推崇的世界模型，体现在193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座右铭里：“科学发现，产业应用，人类顺从。”结果，太多的人上当受骗，以为我们只能改变自己的规范，因为我们对技术的自主前进无能为力。对各种技术的关注和焦虑，被偷梁换柱成了被动的害怕和恐慌，就好像一旦用户们制定了适当的应对策略，更新自己的规范，不相干的道德恐慌立刻烟消云散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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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把焦虑和“技术恐惧症”混为一谈的做法，其实由来已久。历史学家伯纳德·里格(BerhardRieger)研究了20世纪早期英国对新技术的矛盾反应，他发现，这种矛盾情绪其实很少阻碍创新。相反，他认为，“应当把矛盾情绪理解成英国公众辩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这个部分支持了有益于创新的文化。”事实上，对技术的矛盾情绪或许是一种完全理性、健康的反应，因为新设备的实际运转情况，是超出大多数外行人理解的。出于这个道理，里格写道，“面对创新需要行为理性，而诸多同时代人只能在了解新技术、科学地认识新技术的基础之上才能做出理性行为，”前一需求与后一事实之间存在一种张力。这种态度，正是我们今天应当竭力找回的东西。

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老生常谈的宽慰，“我们只需要等待自己的规范适应新的技术环境就行了。”可这里的局面同样非常复杂。技术权威人士经常引用一个故事：19世纪末照相机的迅速传播，造就了整整一代的业余狗仔队（也叫“柯达客”，Kodaker)，并引发了有关隐私之死的第一场大辩论。几十年后，争论还在继续，可随着公众学会与这种新设备共存，上述的担忧就退居幕后了。这里逻辑直接来自凯文·凯利：公众注意到了照相机技术的既定发展轨道，并对其假设做了相应的修正。如果我们能对照相机这么做，为什么不能对“互联网”这么做？

但这个公众对技术做出明智反应的故事，有多大的代表性呢？它为什么就该是未来行动的模板呢？调整规范只是我们诸多可能反应中的一种；有时候，这种适应兴许并不是有意识选择的结果，而只是集体行动失败带来的结果。历史上也有许多集体行动发挥作用的例子，依靠明智的政策，再对技术进行各种修改，令得我们无需面对技术改变自身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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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用20世纪初的消除噪音运动跟柯达客的故事比较一下。随着城市的工业化，噪音似乎变得无处不在：电车发出刺耳的声音，工厂嗡嗡不休，司机按响喇叭（更不用提，还有颓废的中产阶级开始在门外给地毯掸灰，在晚上弹钢琴)。各种社会运动——包括反噪音联盟(AntiNoiseLeague)，以及德国防止噪音协会(German Association for Protection fromNoise)等—联合起来跟对抗噪音威胁。他们不知疲倦地竞相制定法律，禁止产生某类噪音，同时还向公众介绍多种抗噪创新：无声打字机、悬浮地板、静音电机、静音轧碎机和气动轨道车等。

荷兰历史学家卡林·拜斯特菲尔德(KarinBijsterveld)指出，在英国，反噪音联盟发起的多种运动令得政府1934年修订了《道路交通法》，规定车辆必须安装消音器以降低排气噪音，禁止销售因年久失修而噪音过大的机动车，晚上11点半到上午7点在市区内禁止鸣笛。在纽约，禁止不必要噪音协会(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Unnecessary Noise)确保医院和学校周围建立静音区，成功地制定了反对航运不必要鸣笛的法律，甚至还减少了国庆日燃放的烟花数量。

维也纳或许是最有趣的例子。反喧闹活动家要求进行的改革（由德国知识分子特奥多尔·莱辛领导)，基本上都失败了。可他们的斗争并没有白费，通过公开辩论，他们把安静变成了城市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牢牢地将之变成了市议会要解决的一项挑战。正如历史学家彼得·佩尔(PeterPayer)指出，“通过改变公众对声音环境的认知度，他们的努力不仅影响了城市空间重构的方式，还影响了城市民众对这一空间的感知和使用方式。”尽管莱辛的许多提议听起来很怪诞(他希望在部分地区由专业的、集中的掸地毯服务来帮人们解决家政清洁问题，还要人们关起窗户演奏乐器)，但另一些提议，今天看来也相当合理，比如“使用橡胶轮胎和更安静的路面材料，消除车辆通过时造成的刺耳声音；对要穿过城区的货物仔细包装，减轻货物抖动发出的咔哒声；在公共花园和森林保护区里里修建学校，确保学习所需要的安静氛围。”在具体措施的倡导方面，莱辛或许失败了，但他提供并维持了改革派的想象空间（部分原因在于，他早期的反噪音活动，跟他喜欢的另外两项事业捆绑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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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意味着当时没有技术失败主义者；有许多人就像今天的互联网专家一样，用他们那一套“必然如此”的故事，认为噪音只能留存，维也纳人必须与之共处。如果维也纳人倾听了技术的声音（考虑到周围的噪音，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他们大概会毫无疑虑地接受局面。正如彼得·佩尔的解释，“反噪音运动的批评者们认为莱辛及其支持者是抗拒进步的狂热分子。莱辛们拒绝忍受噪音，被视为软弱、无法适应现代生活的神经质迹象。据说，只要尝试，人就可以习惯噪音。”换句话说，新规范没影了。

当然，噪音并未从我们的城市中彻底消失，但我们可以想象，倘若反噪音活动家们倡导的措施一项也没有通过，现在会是怎样的情形。诚然，规范是可以改变（被噪音包围也令得人们对噪音更加宽容），但集体行动和明智的政策结合起来要有效得多。为什么这不能是我们关于“互联网”大辩论的模板呢?

如果我们不使用像“技术”、“互联网”这样的大字眼，挑战技术失败主义会更加成功。我们需要把文化、知识和政治上的偏见（比如凯文·凯利）揭示出来，将之从我们的辩论中剔除掉。我们要从硅谷的宏观恋物癖中解放出来，更好地审查个别的技术。

以自动面部识别这类复杂生物测定技术为例。如果你卡在技术自主、宏观主义的视角里，你有可能无可奈何，接受了之。这是《Slate》杂志科技专栏作家法哈德·曼约奥(FarhadManjoo)的建议，他写道：“技术迈步前进，普通人（基于面部识别被跟踪的人，被投入监狱的人，或遭其他方式骚扰的人）会遭到附带损害。”这就是技术自主论的悲观适应论调：前路必然会有血光之灾，但抵抗是徒劳的。但突然之间，曼约奥又成了一个乐观主义者，向我们许诺说，规范会再次适应：“不过，我们很快就能学会与它共处了。如果拿摄像机对着人、获取对方姓名没问题，礼仪，甚至相关的规定，都会随之发展起来。”为了确保我们不会为了这一技术发起政治活动，曼约奥再一次提醒我们抵抗徒劳：“回头已经太迟了：要是如今你的面孔、你的名字都上了网，你就已经随处可搜了……不想自己被人搜索？那就下线，或者离开家门时永远带着滑稽的帽子和假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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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批评的角度看，它实在没什么杀伤力；宏观主义没办法谈论政治(我们只能下线，或者戴上假鼻子)，就连冷嘲热讽也毫无作用。作为社会改革的一道处方，曼约奥的宿命论是彻头彻尾的不作为。但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把技术讨论里常见的比喻（自主啦，宏观主义啦，规范适应啦)从曼约奥的言论中拿出去，那他的分析会是什么样子呢？

为了找出答案，让我们把曼约奥横扫一切的宣言，跟凯利·盖茨(KellyGates)、索珊娜·艾米丽·玛格内特（Shoshana AmielleMagnet)等学者对面部识别所做的审慎研究比较一下。盖茨在关于自动面部识别的历史研究中指出，和技术权利持有者的说法不一样，这类技术运作得并不完美。企业家一贯爱对技术的作用做误导性的阐述，以便获得更多的政府资金来改善技术。盖茨调查了面部识别行业如何利用9·11事件后的恐慌，更积极地推销自己的解决方案。她研究了公司招募普通用户帮忙锤炼技术（有时候是设计在线游戏，让用户来识别照片)的策略。读了盖茨的书，恐怕没有人会得出结论，把她所描述的趋势概括为“技术在迈步前进”。相反，通过盖茨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批评和抵抗技术的新途径。或许媒体会更重视技术这种无处不在的失败，而不光是技术无处不在的应用。或许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有必要意识到，寻找更好的软件、管理照片的个人决定，却会让伊朗持不同政见人士的日子更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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