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量化自我运动的成员们或许并不总是说得这么明确，但藏在自我跟踪背后的希望始终是：数字有可能最终发掘出有关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真正想要什么、以及我们真正应该去往何方的深层内在真相。这一运动的根本假设在于：只要我们对技术运用得当，数字便能够解释核心而稳定的自我。因此，沃尔夫写道：“我们的很多问题来自缺乏工具，无从了解我们是谁……我们缺少盘点身体与精神库存的设备。我们需要机器给予的帮助。”但有一点不能忘记：这些设备和机器也可能把我们推向我们原本会避免的方向。

沃尔夫主张的是一套自我双击模式：你点击鼠标或者按下iPad屏幕，立刻就会弹出一张有关真实自我的完整数字可视化图形。对沃尔夫来说，这种固定的、连贯的、超然的自我，有点像他的犯罪同伙凯文·凯利眼中技术的样子：我们的真正自我有声音，它正努力想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我们只需要找到合适的设备去倾听就好。故此，只有记录、可视化我们的所有需要、恐惧和愿望，我们才能倾听到每一声信号，追求理性的行动。而且，不先盘点“自我库存”就付诸行动，恐怕是不负责任的。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Williams)对功利主义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他也是尼采的崇拜者。他在最近的一本重要作品中提出，这种看似理性的需求，也即对我们的所有思想、梦想和愿望全面地盘点，来自“彻底明确”这一不健康的目标，而这一目标又根植于“对个人及政治理性的误解。”“我必须全面地、一次性地考虑我所有的项目、目的和需求”—这样的想法必须抵制；威廉姆斯写道，“我必须从‘我是什么’这一点出发来权衡。”只可惜，对沃尔夫来说，除非使用电子表格，人不可能知道“我是什么”。

我们只能对照当代对特立独行的自恋追求，来理解自我跟踪新近产生的吸引力。自我跟踪，尤其是在公共场合这么做，往往是炫耀的副产物，意图在一个突然之间人人都有话要说、并且会说些重要事情的世界里大出风头，确保自己独一无二。除了自我跟踪带来的实用利益(不管是真实具有的，还是幻想出来的），它还让信徒们确认（并通过分享手段加以强化）自己个性中最为独特的方面。这里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你不够独特，是因为你没有测量足够的指标；我们或许全有着同样的想法、看着同样的病毒式视频，但至少，我们的粪便肯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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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言语不能，至少数字能向我们(更重要的，向整个世界)保证，我们是自己(或者自己的资料里)自称的那个人。沃尔夫也曾对这个动机做过暗示，他写道：“个人数据非常适合分享的社会生活。你不见得随时有话要说，但你随时会有数字可供报告。”所以，自我跟踪就像博客，当然，只适用于害羞人士。2009年，技术作家比尔·瓦希克(BillWasik)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社评，认为“互联网”是的，“互联网”——很像是高度兴奋的纽约：充满创造性的能量；人人都看得见别人在做什么，努力想要跟上。对瓦希克而言，“互联网”就是一座大城市。他或许没错；但在另一个重要的层面上，我们全新的巨型数字新城市，看起来比纽约还要热情：就算你找不到什么话可说，仍然能够分享自己的数据，沉浸在自己很特别的幻觉里。

隐私的“廉航化”

人很容易就能想到自我跟踪带来的更多切实利益，尤其是放在数字背景下。事实上，干脆省掉“自我跟踪”里的“自我”，想想“跟踪”的好处吧。这里有一点务必记住，自我认知绝非最终目标。任何人，哪怕霍勒斯·弗莱彻或拉里·斯马，也不是为了审美的原因研究大便的；人们通常是为了生成更优质的数据，方便做出健康决策才这么做的。故此，跟踪和自我跟踪许诺的前景是：生成的数据能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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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Google的论点曾说服了许多人：监控我们的电子邮件和搜索，该公司能够向我们提供更好的，更个性化的，广告。又或者，研究我们在浏览器搜索框里输入的内容，它能帮我们完成查询。所以，《Slate》杂志的法哈德·曼约奥写道，“我不光被即时页面这个功能打动。我也很喜欢它背后的哲学也就是我的软件分析我在做什么，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为什么其他应用程序不这么做呢？”

在某种程度上，自我追踪的崛起或许会逆转有关隐私的辩论：与其担心企业跟踪我们在网上的所作所为，为什么不想想完全相反的情况，慨叹为什么我们在网上从事的大部分活动还没得到记录—因此也就没能用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或者至少上市交易，为我们赚些钱回来呢？毕竟，一旦用户可以自我跟踪，他们就能够决定用数据来干什么这样一来，对隐私的担心，就变成了对寻找合适市场、索取合适价格的关注。故此，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已经变成讨论，探索如何将个人数据制成像小麦、零件那样的全新“资产类型”，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一如贝恩咨询公司（Bain&Company)主持达沃斯讨论的高管所说，“我们试图把焦点从纯粹的隐私转向所谓的产权上面。”

《观察家》报上最近有篇专栏文章，说明市场逻辑是如何轻松侵犯隐私讨论的。“窥探我们的寄生公司可以结成共生体，免费交出信息，换取某些切实的东西，比如说花园里摆放的可爱矮人像。又或者，你明白，广告其实真的有用，因为它们向我们提供了想买的东西，以及更廉价的做事方式。”英国演员大卫·米切尔(DavidMitchell)写道(虽说他是个喜剧演员，但他在这儿可不是开玩笑)。但是，请注意，这篇专栏文章很快就从纯粹的市场角度重塑了权利（比如隐私等)的问题而且，我要提醒你，这可是左倾的《观察家》报呢。“这就是市场和战争之间的区别。在战争中，如果对方想要得到你手里的某样东西，你绝对会想要死死守住它。可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市场上，如果你能达成合适的交易，这会是个改善所有人状况的机会。”按照这个逻辑，就连酷刑也没问题只要囚犯“达成了合适的交易”，并得到了妥当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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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说，量化自我运动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目标是，详尽说明锁定我们的个人数据可能会造成的全部损失；那么，它还有另一个冠冕堂皇的目标，即向我们说明，原则上，隐私也是这样只要我们愿意出钱。不少自我跟踪社区的运作就是根据这一想法开展的。Daytum.com允许旗下8万多名用户跟踪各种各样的个人数据，从跑了多少英里到喝了多少瓶啤酒。但所有人的数据是自动共享的，除非你愿意每月花4美元购买高级账务，将数据设为私有。

Daytum网站的创始人尼克·费尔顿——就是公布《费尔顿年报》的那位—对《福布斯》说，“如果你想要隐私，就必须付钱。看看人们选择公开哪些数据很有意思。用了多少次浴室，进行了多少次性行为，使用了多少次毒品。”量化自我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凯文·凯利相信，这就是技术一直想要达成的目标。“隐私基本上是一种错觉，但只要你愿意花钱，要多少隐私就能有多少，”他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说。借用政治哲学家格伦·内维(GlenNewey)的一个说法，这种把隐私定义为货币的能力，是“社会生活日益廉航化”的又一个表现。所谓的廉航化，就是指某些廉价航空公司连用户上厕所也要额外收费的做法将从前免费的服务，分解成若干计费单位。

在这种新制度下，光是出钱私下处理自己的数据还不够，我们还要出钱积极地捍卫自己的在线名声。究竟要捍卫什么呢?比方说，我们过去做的一些傻事(例如在人人都手里拿着智能手机的大学舞会上抽大麻)，但也可能是一些完全超出我们控制能力的事情：想想看，如果社交网络网站泄漏了我们的私人信息，或是黑客攻击了色情网站，匿名曝光了我们的会员身份，又或者，数据挖掘公司从不同数据源做出了精确的推测。这就是Reputation.com等初创公司的切入点，他们承诺帮助清理你的在线声誉（有时靠巧妙操纵搜索结果，有时靠威胁网站所有者打官司，要求其取下破坏性信息)，当然了，他们的出色工作，收费是很不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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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得起的人或许获得了绝佳的服务。2011年4月，《纽约时报》报道，2008年经济崩溃期间，投资银行家开始利用这类在线专家服务，保护自己的声誉。一位纽约形象管理专家说，“这些银行家每月支付多达一万美元的费用，试图将自己的名字在网上隐藏起来，哪怕它们已经见诸媒体报道。”这对银行家是好事一件，对我们其余人却不是。但那些没有做错什么事，可惜出不起钱的人又会怎么样呢?在数据丰富的经济里，如果只有富人才出得起钱捍卫自己的在线声誉，这会造就新形式的数据鸿沟吗？有一点事实很难忽视：大部分声誉顾问都从“让所有人都为自己的声誉感到焦虑”直接获利，因为这是他们业务稳定发展的唯一途径。

硅谷的空想家们喜欢把公民都视为初创公司；这样的话，不断强调一个人的声誉，就成了做生意的正常成本。目的就是让所有人都脱离信息福利，变成信息劳动力，我们需要积极地照料自己的在线形象，必要时向Reputation.com这类创业公司付钱换取额外的保护。这或许会让我们分心，忽视对其他重要个人项目的追求但这不重要。我们的数字大师们从未体验过过渡到某种信息福利状态所带来的好处：允许公民尝试、发展，又不损害其声誉。

LinkedIn的创始人、自封为数字哲学家的里德·霍夫曼(ReidHoffman)，在名为《至关重要的关系》(The Start-Up of You: Adapt to the Future, Inves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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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self, and TransformYourCareer)的作品里对这种意识形态做了最好的包装。霍夫曼说，“不管你是什么人，是做什么工作的，都可以像创业公司那样思考。”因此，你需要像永远处在测试版(“测试版”是个技术性的说法，也就是说，还没完全开发好的软件)那样去生活；“承认自己有漏洞，自己可以实现新的发展，你需要适应、需要进化……永久测试版，意味着对持续的个人发展给予终生承诺。要么忙着活，要么忙着死。”

他丝毫没有提到，我们的“漏洞”可能源于法律的疏忽、不周全，像LinkedIn这类的公司做了太多的疏通活动，更别提匿名者组织的各种恶作剧。他说，一切的事情完全是你自己行动的结果，和环境毫无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解决我们所有的错误；自我跟踪只是迈向找出各种错误的第一步。当然，永久焦虑从来都是硅谷最心爱的一笔资产；但这里还发生了一些更险恶的事情：面对问题，基于改革的宏观层面的问题解决方案被抛弃了，代之以对微观层面的个人行动不厌其烦的描述。

我们的个人数据(不管它是自我跟踪得来的，还是其他数字中介记录下来的)可以变卖盈利的想法，也给了若干新创公司灵感。这类公司叫“数字储物柜”，它们希望平息公众对数据遗失、意外曝光的焦虑，促成消费者彻底投入声誉市场。于是，名为Personal.com的初创公司提出了这样的创业概念：得到批准的消费者可以决定哪些自身数据能被精选营销商获取，并能为此得到更贴切的广告和更优惠的折扣。这家公司现已筹得760万美元的风险资金。

《圣何塞水星报》2011年的一篇采访中，Personal的首席执行官肖恩·格林（ShaneGreen)假设有一位消费者，选择将某类数据，比如最喜爱的品牌，提供给广告商。作为回报，消费者的购买价格可打折5%到15%，而Personal也从中抽取一定的比例。人人都是赢家。另一家数字储物柜创业公司Singly的共同创始人贾森·卡夫那(JasonCavnar)还许诺了许多非关财务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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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下，”他说，“把你在Facebook和Foursquare发布的所有签到信息，跟你刷过信用卡的餐厅结合起来，再加上Yelp发来的用户评论，看看你周围还有哪些评价高的餐厅，你还没去试过。”如果消费者可以自己收集数据，或者授权公司代自己收集，效果再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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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这一回可没开空头支票：“数字储物柜”最有可能保证我们获得更优惠的折扣。“赋予权利”这种说法并不虚伪，至少并不完全虚伪。但光从它们会带给个人消费者怎样的权利的角度来思考这些变化，会漏掉一些更为宽泛的、出乎意料的后果，也即为自我揭露创造更多的动力。一旦我们带上那顶技术结构派的帽子，跳出个人消费者的视角，研究自我跟踪和数据储物柜会怎样改变此类消费者接触其业务的社会政治环境，我们就能看到一幅非常不同的画面。

披露决定很棘手，因为我决定跟踪、释放一些有关自己的信息，对其他许多兴许从没听说过数据储物柜或自我跟踪的人造成暗示。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我选择跟踪、公布自己的健康情况，而你选择不这么做，那么，迟早，你不作为的决定，会被人看作默认自己有所隐瞒。因此，如果一部分社会成员选择自我跟踪和自我披露（想必选择自我披露的人确实不害怕披露），不想自我披露的人(包括那些宁肯自己保留数据的人)就处境艰难了，甚至不可能再选择不自我披露。

不妨这样想：我们所有人都有权不使用手机，不开设Facebook个人主页。但这种权利在一个几乎人人都用手机、都有Facebook账号的社会里几乎毫无意义，因为大家会认为，没有手机、没有Facebook账号的人是不合群的怪人，他们保持低调是有原因的而且，那些原因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事，对吧？执法机构已经把没有手机的人视为潜在的恐怖分子或毒品贩子了这就把你远离某种技术的“权利”变成了一个笑话。围绕拒绝开设Facebook账号的数字顽固分子，也出现了类似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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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仅仅几年前，这些人还被看成是捣毁机器的“卢德分子”，或者，是追求深层灵性、不愿背负社会网络麻烦事的人，那么到了今天，这些人却被描绘成了没有社会生活值得一谈、或是把一些黑暗过往藏起来不给人看的怪人。我们的公共文化，深深浸透着对拒用Facebook人士的怀疑。因此，2012年6月奥罗拉枪击事件发生后，德国《每日镜报》指出，不管是奥罗拉的枪手詹姆斯·霍姆斯(JamesHolmes)，还是挪威大屠杀的凶手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Breivik)，都没有Facebook账户，暗示没有Facebook活动本身就可能表明此人有问题。《Slate》的专栏作家法哈德·曼约奥也流露出同样的情绪，他说，“如果你跟某人出去，而他们没有Facebook账户，那可要提高警惕啊。”

在通过自我跟踪实现的信息分享方面，我们也将看到类似的趋势。所有这些共享又会令得隐私瓦解。再多的提高隐私技术，再严格的法律(传统隐私权运动的标志)，也发挥不了太大的帮助作用，因为现在有了分享信息的好理由，保护数据变得没什么道理了。如果用户对“保持隐私是重大责任”这一点产生了怀疑，绝对安全的浏览器和智能手机就没有意义了。一旦保持数据隐私的动机消失，所有应对隐私危机的传统反应就都不恰当了。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法学院的法律学者斯科特·佩皮特(ScottPeppet)认为，自我跟踪的激增，会迫使我们创建自己的“个人招股说明书”，也就是各种充斥着自我跟踪得来的校验信息的数字储物柜。之后，我们的数字招股说明书会调解我们与其他市民、企业、公共机构的互动，后者接触到所有的这些信息，在选择区别策略的时候，继续从排他性氛围过渡到保镖权。佩皮特援引了大量现实例子，说明消费者会感觉个人招股说明书这个概念是多么有力量：“想给我的健康保险保费定价？我可以把我FitBit数据给你看。想给我的汽车租赁或保险定价？我给你看看我车上的黑盒子’数据，证明我是个安全可靠的驾驶员。想要我证明自己是一个勤奋、负责的员工？我给你看看我的实时血液酒精含量，看看我是多么精心地控制着我的糖尿病，我还可以给你看我这辈子的生产力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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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有着良好的健康、绝佳驾驶习惯、劳动标兵般生产力的人兴奋地跟踪、分享自己的数据，理由很充分。可穷人和病人又怎么办呢？没时间没体力（白天干三份兼职才勉强维生的人很可能没有更多的体力)进行自跟踪的人又怎么办呢？就算穷人和病人进行自我监测又怎么样？他们可能会发现什么？他们吃高热量的食物和饱和脂肪，从来没去当地健身房“签到”，因为会员费太高，或者因为他们干完正经的工作就完全没时间了？这里的危险一眼就看得出来：如果你身体健康，生活优越，自我监测会让事情变得更好。可要是你不是这样，个人招股说明书会叫你的生活加倍困难，因为它会带来更高的保费，更低的折扣，有限的就业前景。

最近出现了一些在不久的将来让个人招股说明书变得更加全面详尽的发展趋势；佩皮特的担忧似乎完全有道理。智能手机已经提供了一整套自我诊断应用程序，就算是间接采用，也能建立起可以善加使用的健康数据宝库(不光是智能手机：新近的一项研究发现，监控健康的消费级设备将在2016年占到所有无线设备的80%以上)。一如克里斯托弗·斯坦纳(ChristopherSteiner)在《自动化：算法统治世界》(AutomateThis)中指出，荷兰技术公司飞利浦出品的一款iPhone应用程序已经知道如何测量自己镜头里出现的任何人。这款应用程序能够通过检查用户面部微小的色彩变化，以及靠近检测用户的胸部运动，以高度的准确性，判断出用户的心跳和呼吸率。斯坦纳指出，“飞利浦和其他高科技公司即将推出的应用程序能够实时测量血压、体温、血氧含量，以及脑震荡迹象。”下一步，就是让保险公司看到这些数据，奖励健康的自我跟踪爱好者，惩罚其他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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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保险公司也在探索从自我跟踪热潮中获利的途径。因此，世界第六大保险公司英杰华(Aviva)已经在测试一款名为“RateMyDrive”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它能监控驾驶员在加速、制动和转弯时的表现。驾驶200英里后，司机得到一个个人得分，反过来，这个得分可以判断他们的保险费用；“安全”的驾驶员能够得到高达20%的保费折扣。没有必要为汽车安装“黑盒子”啦，iPhone统统能包办。还有一种新颖的解决办法是把你的汽车变成一座移动的监控城堡，为之配备摄像机和其他传感器，使用所有的数据获得更佳的燃油效率和更低的事故发生率。圣地亚哥的一家初创公司“智能驾驶系统”(SmartDriveSystems Inc.)就正在这么做。急刹车或急转弯能触发传感器，系统随之开始摄像，记录其他数据。该公司利用这种技术评估了440多万起不安全驾驶事故，声称它可以提高燃油效率20%，减少80%的碰撞事故。

最有趣的是，“智能驾驶”公司声称，记录让许多司机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免于承担并非自己引发的事故之责任。在这样一个可以记录一切的世界，哪怕光为了不让人抢先投诉或诬告，你也应该为了安全记录一切。我们的数字梦想家不断赞美积极跟踪、主动分享的美德：不断发布的数据成了捍卫声誉的一种强力形式。一如既往，杰夫·贾维斯声称，“影响你声誉的办法，往往是多分享，而不是少分享。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做你自己。如果这让你感到不安，你要反省一下自己的退缩。更好的做法是，把它写成博客。”但要是你的保险公司开始阅读你事事都谈的博客，你还有退路吗？这，贾维斯就没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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