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换句话说，倘若人们一开始对营养、矿物质和维生素的认识就不甚清晰，那么在这些看似不成问题的分类里计数的能力就不见得完全是件好事。一些批评者甚至称，饮食教育世界受自身信息还原的意识形态所害。科学社会学家杰尔吉·斯克利尼斯(GyorgyScrinis)将这种主要从营养角度看待食物的倾向称之为“营养主义”；凡是只顾着追求食物“低脂”、“减脂”的人，很可能就是受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左右。

在斯克利尼斯看来，获得对营养物质的广泛知识，并在其他碰到食物的模式下使用这些知识，这完全没有什么错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把对营养物质的认识，跟该食物的质量、食物的生产过程、它包含了多少上瘾元素、多种营养物质如何构成了食物的整体营养成分等相加。但人们很少能做到这种知识的互补；大多数时候，因为测量脂肪含量最简单，所以就成了考察的指标。并不奇怪，食品行业欣然接受后一种方法：公司一边卖脱脂牛奶，一边往脱脂牛奶里增加额外的玉米糖浆，这种做法实在不算少见。但当然了，“无脂肪，高糖分”可算不上什么诱人的食物标签。

食品行业会觉得没有理由认为自我跟踪人士会成为威胁：只要这样的方案跟流行指标捆绑在一起，不管是制造还是营销环节都可以据此重新配置。斯克利尼斯甚至认为，“从营养专家的饮食建议，转向了营养层面的语言和有利于食品行业利益的饮食建议。”因此，业界很容易利用对脂肪的关注，因为它可以用营养价值相当可疑的高度加工、再造的成分取代脂肪。斯克利尼斯进一步指出，这“令得普通公众根据这些营养术语阐释自己的消费模式，并进而寻找营养加工替代品，换下自己眼下正在吃的食物。人无需减少肉类和奶制品消耗，而是选择精瘦’肉和低脂牛奶，或是将红肉换成白肉。”同样，它令得公众继续消耗加工和快餐食品（尽管现在采用了稍加修改、对脂肪不友好的形式），而不是减少此类产品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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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营养主义的过程中，斯克利尼斯将营养主义的崛起与量化的简便、魅力挂上了钩。他指出，19世纪末出现了一种趋势，“营养物质、食品成分、生物标记（如饱和脂肪、千焦耳、血糖指数、身体质量指数)被从食物、饮食和身体过程中抽象出来了。它们从更广泛的文化和生态范畴中抽离出来，逐渐代表了食物与身体健康关系的决定性真理。”斯克利尼斯对营养主义的批评，和尼采批评相信能通过数学对音乐排名的天真科学家没有太大不同。不能把营养知识简化成简单的公式；而需要进行批判性思考，可不同的自我跟踪计划，却以一种非常有悖常理的方式，力求让我们彻底放弃对食物的思考。解决方案主义最根本的推动力，就来自这种逃避思考，用由算法创造的永恒真理取代人类判断的冲动。布鲁诺·拉图尔曾对“事实事件”(mattersoffacts)和“关注事件”(matters ofconcern)做了区分，前者，以一种不切实际的古老方式，将所有的知识论断表现为稳定的、自然的、非政治化的存在；后者，则是一种更现实的模式，意识到知识论断一般是片面的，只反映了一组特定的问题、利益和议程。在拉图尔看来，对我们政治制度加以改革的方法之一，就是承认知识是由关注事件构成，找出所有受此类事件影响的东西；自我跟踪的扩散，以及用数字取代思考的倾向，有可能让我们永远地陷在事实事件范式中，无法自拔。

一旦我们不再思考优化，不光执行，甚至就连想象对“被测量”、“被跟踪”的制度进行改革，也困难了许多。量化的一个潜在问题是，它鼓励政府不去费功夫进行痛苦的结构改革，而是简单地将所有问题交托给公民去解决。干嘛要规范高度加工的食品，提高农贸市场的准入门槛，禁止快餐连锁店对青少年打广告呢?毕竟，我们可以简单地赋予单个公民力量，让他们自己监控自己吃掉了多少卡路里，不用再费功夫采取政府级别的行动，假装肥胖是个人意志薄弱、无视自身进食量造成的结果。一旦自我跟踪跟个人责任这一简化政治意识形态联手，就会妨碍人进行不间断地反思，而在约翰·杜威看来，不间断地进行反思，才是民主生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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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的这种霸权特征(也即用量化取代思考某一现象的其他有意义的、但可能是无形的探讨途径)非常让人不安。在热情、甚至是用心良苦的自我跟踪人士手里，食物成了最小化生病风险的另一种方式，而不是享受有限人生的方式了。过分强调营养含量信息，会不会最终取代我们对食物的其他判断标准呢？诚然，自我跟踪主义者会安慰我们说，这种新的信息只是对现有信息的补充；但它实际上很可能会取代(而不是补充)其他标准。

事情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并不太难理解。通过量化获得的一大优势是，让手边的问题便于处理；一旦用数字来表示，我们就能讨论它会随着时间发生怎样的改变，衡量其他因素怎样对它造成影响，等等。故此，解决方案主义和量化，是存在内在联系的。政治科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他了不起的作品《国家的视角》(Seeinglike aState)中写道：“某些知识和控制形式，需要狭窄的视野……[狭窄的视野]清晰地定焦现实有限的方面，要不然，现实就太复杂、太笨重了。反过来，这种简化，让视野中心的现象变得更清晰，更容易进行精心的测量和计算。”所以，为了限制解决方案主义有可能带来的损害，人必须找到方法，恢复一部分被这种“狭窄的视野”抹杀了的角度。

数字帝国主义

伊凡·伊里奇写作的时候，智能手机尚未发明，但控制论和系统理论的概念已经渗透到公共辩论中了。他注意到，自已同时代人对需求、欲望和必需品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伊里奇看来，必需品和欲望是固定的：我们必须要做出艰难的道德抉择才能放弃。可需求，却是现代的创造物；我们认为需求是灵活的（或许是受麦迪逊大道上广告公司们的影响?)，我们相信，需求是可以识别出来的(通过量化，或者更多的自我反省)。因此，我们不会从道德的角度去看待“满足我们需求”的项目。1987年，伊里奇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CBC中说了一番话，预示了未来自我跟踪的一些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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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星期，有个学生在这里。我想再给她一杯从附近阿米什人那里买来的苹果酒，之前我们已经喝了一杯。我说，“这苹果酒很好，来点儿吧。”“哦，不行啊，”她说，“今天我的糖摄入量已经够了。我不想摄入太多的糖分。”所有人都有可以指明的需求，这些需求可以识别出来，进行分类，并应该得到满足这种想法跟此前对人类生存条件的认识非常不同。在传统观念里，有些东西是必需品，不能改变，只能接受。在这一传统观念下，从必需品的角度来看，对欲望的培养和规范是首要个人道德和伦理任务，对每一个人如此，对整个社群也如此。但需求，既不是不能改变的必需品，又不是并非随时随地可得到满足的欲望……当人们把技术视为一种手段，可以改变、取消人类生存条件规定的必需品，需求……就出现了。

最后一句话，也就是取消人类生存条件所规定的必需品，听起来有点阴暗，有点悲观，但它很适合从更广泛意义上批判本书中提到的解决方案主义：限制如果没有限制，哪有什么“必需品”可以是多产的，甚至有利于人类的繁荣。障碍和壁垒为人性的存在创造了条件。一如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所说，“做人……是一件你必须精通的事情，就像弹奏乐器，或是忍受雪利酒会的无聊。”没了无聊，用自我跟踪应用程序换掉乐器，你就缩小了我们人性出没的空间。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需求话语的问题在于，拒绝再喝一杯雪莉酒的年轻女士认为，她那便于量化、测量的需求，耗尽了自己的道德罗盘也就是说，她每天消耗了多少的糖。她完全没有想到，她恐怕有道义上的责任对教授再礼貌些，顺手接过那杯酒喝掉；或者，她有可能因为喝了那杯雪莉酒而获得极大的感官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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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量化困境，伊里奇恐怕不会感到惊讶。我们最终会改吃满足所有营养主义需求，但缺乏美感、质感和香味，完全不像一顿精心准备的饭菜的液体糊糊吗？科技记者格雷格·比托(GregBeato)，在自由主义阵营的杂志《理性》(Reason)撰文，暗示这就是重度依赖量化的未来有可能招致的结果不光是从营养的角度而言，其他方面的追求也一样。他写道：“很快，我们就能知道，是法国洗衣店'9(FrenchLaundry)里卖的海胆奶酪让心跳加速得更快，还是丽思卡尔顿酒店卖的鱼子酱雪松熏鹌鹑蛋。我们会知道，哪一位瑜伽老师的学生晚上睡得最香甜。我们会知道，哪些活动头一次约会就上床的可能性最大，是去艺术画廊的开幕式，还是去保龄球馆消磨一晚上。突然之间，所有从前用来判断价值和满意度的尺度都不再切题了。”

或许，美学就是这样走向终结的：一大群热心投入量化自我运动的人是毕加索还是德加笔下的裸体女人能让男人勃起的时间更长。量化碾磨过的人类体验，简化成了头脑麻木的沉默字节流，以数字的方式不懈地解说着我们对完美基因构成、完美信用评分、完美配偶的永恒追求。正如一些聪明的投资银行家屈从于功能主义的诱惑，购买了几千几万本从没读过的书放在家里，增添自己的“文化气息”(但家里放着一大堆从来没读过的书，“文化气息”

9美国最高档的法国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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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何从得来呢？)，我们也会靠一些快速的技术补救，让自己显得更健康，更有艺术家气质，对我们理应渴望培养的健康或艺术理想却不闻不问。

技术评论家史蒂文·塔尔博特(StevenTalbott)继承了法国技术哲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Ellul)深刻的精神传统，正确地指出，“我们只把自身智力的某些自动化、机械化和计算化方面，投入到了数字化时代的设备上，而外部的设备，反过来又强化了我们自己的这些方面。换句话说，你在这里会看到工程师所谓的正反馈循环’，也就是几乎必然会让我们智力机能单向运作的循环。”我们也不必如此悲观本书的最后一章将告诉我们，数字技术也能把我们从享受太久的道德、审美沉睡中唤醒但塔尔博特主张的核心是对的：对正反馈循环，我们必须谨慎看待。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认为世界完全量化这样的愿景引人入胜，甚至堪称解放呢？在《理性》杂志那篇文章的作者格雷格·比托看来，他所看出的这些可怕趋势，仍然指向某种幸福结局：一旦我们知道了有关丽丝卡尔顿酒店的鹌鹑蛋的一切，营销就死了，客观性就胜利了。“品牌、市场营销，甚至定性的顾客评价，都将让位给基于血压、皮肤电反应和定量自尊的报告。我们不再是用自己轻浮、情绪化、易受摆布的大脑去思考，而是用我们理性、便于量化、难于操纵的内心去感受，胜利者得到加冕，失败者遭到谴责，一切都基于真正让我们最为满足的东西。”这看起来就像是最糟糕的奇客怪谈，对权力的运作完全盲目。就算这样的乌托邦真正出现了，所有的营销预算也无非是换个支出方向：辩论是哪一种衡量方式更客观、更真实、更自然。到时候，不再是各品牌向我们倾诉自己培养了创造力；相反，公司会竞相向我们证明，自己的创造力品牌(也就是得了最高分的品牌)最为重要。这只会助长现代社会业已普遍存在的焦虑和不信任感。

让我们假设一下：量化非但未曾破坏营销，反而让企业能够更积极地推销自己的产品，同时还获得了自我跟踪带来的匿名性好处。雅虎的CEO，Google前高管梅丽莎·梅耶（MarissaMayer)曾谈及“情境发现”(contextualdiscovery)，也就是搜索引擎可以通过学习用户在网上搜索的信息种类，在用户自己询问之前就主动提供这一信息。同样，梅耶的前东家埃里克·施密特，喜欢谈论自主搜索的概念—也就是我们的智能手机，通过密切监控我们的行为，在后台无声无息地执行相关搜索。施密特给出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当我走在柏林街头………我希望……我的智能手机不停地搜索。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看这儿看这儿，看那儿看那儿。’因为它知道我是谁。它知道我喜欢什么。它知道我的大致位置。所以自主搜索这个概念告诉我我自己不知道、但可能会很感兴趣的内容是……搜索的未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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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这听起来非常适合旅游，尽管，随着Google成为一切的最终导游，它可能会破坏旅游行业。可让我们想象自主搜索的其他应用吧。假设Google通过它神奇的眼镜知道你正情绪低落，以及为了让你振作起来(或许是为了安抚你刚从前任那儿接到的伤心电话)，你需要看一幅雷诺阿的画作。好吧，Google并不确切“知道”，它只知道你目前缺少124个单位的“艺术”，根据Google自己的测量系统，雷诺阿的画作恰好平均为120分上下。你看到了画作!砰!你的心情好起来了!它把你变成了一名艺术爱好者吗?它扩大了你的视野吗？还是，这种对艺术的功利性供应(就仿佛艺术是励志书似的)，大大贬低了艺术呢？

这种对自主系统的顺从（说得清楚些吧，既然有自主搜索，也一定会有自主广告的)，能改变生活的其他许多领域。技术记者比安卡·博斯克(BiancaBosker)暗示了这一高度自动化的数字未来。她抱怨说，如今，她已经找不到地方吃饭了，而是吃饭的地方自己来找她。或者，用硅谷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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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取代了“搜索”。她写道：

我对新邻里聚会点(“纽约最佳早午餐饭馆”、“东村咖啡馆”)的网页搜索让位给了手机上弹出的“四方”(Foursquare)提醒，告诉我附近有个不错的地方。这款程序有个“清单”功能，我能订阅朋友们和城市指南汇编的“必去”目的地清单，每当来到一家获得朋友好评的餐馆，四方就会告诉我。上网搜寻到哪儿吃下一顿饭(或者逛街，买书，播放列表)，变成了坐下来等待点点滴滴的信息弹出来。我不再寻找。我吸收。寻找新信息的过程，不再像是自家做的大杂烩，把从熟食店、农贸市场和冰箱里的残余扔进锅里煮，倒更像是一顿开着车买了就走的快餐。快捷、方便和灵巧，只是带着些工业加工的痕迹。

博斯克说得没错，从手工搜索转向“自主搜索”或“情境发现”，是技术系统现在可以传递“从歌单到知音等一切事物的个性化选择，无需搜寻者提出明确要求。”技术大师们也认同这一点。微软搜索引擎必应的总监斯特凡·韦茨(StefanWeitz)告诉博斯克，“代表你进行的隐式搜索(implicitsearching)，无需通过你的请求来启动，绝对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今天触发事件是关键字’加上回车’键。但是明天的触发事件可能是你一觉醒来，发现上午八点，你要搭乘的火车无法正常通行。”这或许是绝对革命性的创新，但听起来也像是消费主义的最终胜利。多亏了我们支持创新的倾向，在有关“自主搜索”的辩论当中，很少有人提到消费主义（就连博斯克也没提到这个词，尽管她的确指出，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在我们自己还不知道的时候，搜索引擎就会告诉我们想要什么。”伊里奇想必没法同意)。故此，要评估量化自我及其对公众生活的影响，光是指望跟踪设备有助于解决一些精心勾勒出来的社会问题还不够。这样的问题其实难得存在而旨在修复它们的计划，做的事情会远远超出发起人最初的期待，与其他的系统、技术和议程交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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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事实透明如水

有些人可能会反驳说，有些与美学没多大关系的活动，肯定更便于量化吧?测量我们消耗了多少水、多少电，似乎不成问题；可我们真应该担心詹姆斯·斯科特说的那种“狭窄的视野”出现吗？每当说到计量，相关的输入和输入似乎就像我们看看温度计，判断是否该穿毛衣一样：如果我们节约用水，对自然就是好的；如果我们不节约用水，对自然就不好。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简单直白吗？

有人或许会举例说，在家里安装水表电表，监控家庭耗水量耗电量的行为变得常见甚至时髦之后，量化自我运动也就随之兴盛了。现在，有些人大概会说，同样的逻辑扩散到了我们的智能手机和浏览器上，而且后两者更为强大。就连水表电表，如今也正为“Wattcher”一类的设备取代。“Wattcher在荷兰大受欢迎，它不光能显示当前或每日能耗情况，还能将之与日常目标相比较。可就算是在这个领域，也不是凡事都跟它乍看起来似的那么美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Nussbaum)在讨论对人类繁荣至关重要的能力问题时说，“公民无法很好地用事实性知识将周围的复杂世界联系起来。”因此，她认为，所谓的“叙事想象力”非常重要。尽管努斯鲍姆对“叙事想象力”的定义是，“有能力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立场设想事情的走向，明智地解读别人的故事，”但我们无需将之局限在人际互动当中。叙事想象力，可能还涉及到人与复杂社会技术和政治体系的互动，以及洞穿自身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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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叙事想象力”跟与之存在一定矛盾的“数字想象力”进行比较，后者可以定义为，一种不尊重人类世界的复杂性，力争寻找定量和线性因果解释的倾向。叙事想象力是自我指涉的，也就是说，它痛苦地意识到，为了叙述世界，就需要对观察者进行叙述。数字想象力则相信，现实存在客观的、可靠的叙述，这些叙述是永恒的，永不过期。早在观察者存在之前，世界就已经存在了，正如观察者安装电表之前，用电量是存在的：这没有太多争辩的余地。

数字想象力的问题在于，它极不擅长用来描述复杂系统，更不可能想象如何对这些系统加以重新安排。它将事实视为永恒，所以基本而言，数字想象力只存在于当下，对任何形式的偶然和历史，都持逃避态度。相比之下，叙事想象力知道目前的大部分做法、规范和承诺都不是永恒的，虽然它们都自称是唯一的做事方式，但往往掩盖了许多其他替代方式。叙事想象力意识到，就算是事实也可以修改；如今我们认为超重对身体健康有害，而等上几年，我们说不定又会发现，额外的体重说不定反而保护你免得许多严重疾病。

当前的量化自我运动，疯狂地致力于阐明事实（这是数字擅长的东西），但仍然没办法从事实中生成叙事。老实说，它甚至有可能妨碍叙事的形成，因为自我跟踪人士对数字看得太重，忘了还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讲故事(并从中产生行动)。

因此，说回计量水电的做法，把人监控资源的决定，误解为对水电入户方式的真正改革，这是很容易的。理想而言，怎样对使用水电生成叙事，并将叙事转化为行动，是有很多种做法和尝试的，监控决定应当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补充环节。问题是，不先从宏观上理解水、气和电是怎样进入家庭，不可能生成相关的叙事；而计量水电也并不能提供这些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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