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人类学家玛丽亚·凯嘉(Maria Kaika)在《畅流之城》(The City ofFlows)写道，“在先进的资本主义世界，水、电、气和信息的供给，似乎是奇迹般地就进入了家庭领域，不知道具体来自什么地方，又好像来自每一个地方。就算是垃圾处理，也无非是把东西扔进墙上的洞，垃圾和臭味就奇迹般地消失了。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垃圾处理过程的终点，就是把垃圾袋扔进那个洞里。”知道我们的智能垃圾桶里有什么（这是BinCam等项目争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并不等于知道垃圾离开垃圾桶之后会怎样。和前者相比，后者对环保改革重要得多。

我们对垃圾处理知之甚少，我们对云处理也一样；只有很少人知道它具体包括了些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去做，以及我们可以怎样改变。监控我们扔掉了多少垃圾、消耗了多少水，从“云端”上传下载了多少信息，并不能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些复杂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数字想象力”让我们用数字来思考，也即，想到我们消耗了多少东西，又可以拔掉哪些东西的插头(这算是最好的情况了)，但它永远无法推动我们思考怎样生成一组不同的数字。认为只要每个人都少洗一分钟澡，气候变化问题就能解决，这未免太过天真；真正的解决办法需要更大幅度的牺牲，甚至要跳出洗澡问题，到其他地方去打这一场恶战。

另一位人类学家维罗尼卡·斯特朗(VeronicaStrang)在《水的意义》(TheMeaning ofWater)一书中评论道，计量，至少是自来水公司所提倡的计量，嵌入在一套复杂的经济系统当中，该系统本身是建立在有关资源所有权、以及什么是最理想的资源管理手段等特定假设上的。按斯特朗的说法，“水电表具体落实了私人所有权，并赋予了管理者而非全体用户判断何为浪费’(政府机构的辞令更具外交色彩，说那叫任意’，或非必要’)用水的权力。”因此，她写道，水表“也完美地表达了社会个人化，它让人认为，自己在家这个城堡里使用的资源，脱离开了更广阔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有人或许认为，量化自我运动是分散的，去中心化的，故此无需承受此种压力，但其实不大可能，因为企业既制造用于自我跟踪的设备，也拥有数据分享的网络平台和信息公告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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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Wattcher”这种可以直接插入插座的设备，公共事业提供商尚未像对水表电表那样积极推广。但是，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哪怕围绕此类设备展开的争论任务，落到了凯文·凯利和加里·沃尔夫身上。然而，根据我们迄今掌握的证据，这类反馈设备是光把用户锁定在当前消耗模式当中，还是鼓励他们去用创造力和想象力去思考其他使用（以及节约)水和能源的方式，还根本说不清楚。澳大利亚社会学家约兰德·斯特勒齐斯(YolandeStrengers)研究了澳大利亚家庭中各种能源使用消耗信息反馈系统，她指出，她实验的参与者们“基本上并未停下来反思或改变自认为正常和必要的行动。”

与此同时，斯特勒齐斯还指出，人们眼中的正常、不可谈判的东西，本身总在不断变化，而且，是由消费系统及其底层结构提供信息的。如今，人们的衣服穿过一次就洗，可这显然不是50年前的做法，一如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苏维（Elizabeth Shove)在《舒适、清洁和便利》（Comfort,Cleanliness andConvenience)一书中指出，如今对舒适和清洁的规范和期待，是随着时间而改变的。同样道理，使用烘干机，以及在相对温和的天气里开空调，也是新近才出现的做法，而不是永恒的规范。自我跟踪能告诉我们空调系统用了多少能量，甚至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将其需求与我们的目标相匹配，但它无法就“一直开着空调是否可取”的做法发表评论。数字想象力或许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更有效的使用空调，但叙事想象力才能告诉我们是否应该使用它。

事实上，反馈系统触发了心理学家所谓的“准许效应”(licensing effect)，也就是说，看到我们的能源消耗一如预期地降低了，我们就有可能彻底不担心它了。约兰德·斯特勒齐斯报告了澳大利亚的一些家庭如何响应一套名为“EcoPioneer”的反馈系统。该系统使用交通信号灯制度来暗示家庭是否消耗了太多的电。比方说，一位参与者发现自己不断看到黄色信号灯，“我总担心自己用烘干机用得太多，但我想，只要它不切换到红色就行了。”可要是人更仔细地考察EcoPioneer系统，就算绿灯也不见得一定是我们想的那个意思。斯特勒齐斯说，该系统的目的是测量实时能量消耗，而不是24小时的累积消耗。因此，为保持绿灯或黄灯，家庭只需要将能源消耗分布到一整天之内就行了。对供电商而言，这或许是好事(因为它带来了错峰，以及更有效的能耗分配)，但它不见得能减少需求。但表面上看来，它的确挺好：家庭行使着分内的“公民权”，而供电商实现了更有效的能耗分配。尽管，没有一定的叙事想象力，这套系统实际上可能只是锁定了当前的能源使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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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和骨盆骨折

那么，自我追踪到底打算告诉我们些什么呢？嗯，往往很难说。《福布斯》杂志的记者克什米尔·希尔(KashmirHill)就量化自我运动及其无数应用程序写过许多文章，在一次自我跟踪实验中，他对该拿所得结果怎么办表达了一种迷惘感。多亏了一些聪明的软件，她发现，“我最幸福的时候是在酒吧喝酒（啊）；最不幸的时候是在飞机上、在工作中（啊哈）；星期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其次是星期三；我一个人时和跟人在一起时一样开心；我跟前男友互动比跟现男友互动更开心。”至于现在怎么做，希尔并不知道。“该拿这些结果怎么办，我有点糊涂了。这是否意味着我应该工作时多去酒吧里待着，优化我的幸福感呢？还有，我应该重新考虑跟男朋友的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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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这些结果固然是可靠的科学数据，但却没有立场。就算它们是行动的道德推动力，或是从几个月自我反思中得出的结论，它们仍然没有立场，因为很明显，希尔在使用这些软件的过程中，对自己的饮酒或工作习惯并没有想过太多。它们充其量能算是关联。但这样的关联有什么用处呢？对一些量化自我运动的参与者来说，关联就是一切。塞思·罗伯茨(SethRoberts）便说，吃黄油让他跑得更快了，至少，他的数据是这么说的（塞思在自己的博客帖子里一开始就说道，“两年前，我发现，黄油，更确切地说，是用黄油代替猪肉脂肪之后，我跑得更快了”)。还有桑吉夫·沙阿(SanjivShah)，他认为，上床之前佩戴黄色眼镜，改善了他的睡眠模式(都在数据里哪，傻瓜!)。当然，一些自我跟踪人士知道自己的结论可能并不具备科学有效性；一位热心人士对《经济学人》说，“依靠自我跟踪，你永远不知道，到底是你的实验影响了结果，还是你对实验的期待影响了结果。”在科学上，这是众所周知的安慰剂效应，在学术实验里，人们会尽一切努力减少它的影响力。可就量化自我运动而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不同知识论断在改善健康或性生活上的效用。

最奇怪的是，人们并不需要知道该怎样使用这些知识；大部分无非是生成后就一劳永逸地存储起来。一如沃尔夫向量化自我运动的成员们所说，“尽管他们可能是脑袋里带着具体的某个问题开始跟踪的，但能继续进行下去，是因为他们相信，数字里藏着自己无法视若无睹的秘密，就连自己还没想到要问的问题，答案也在里面。”所以说，自我跟踪者们收集数据、信息或知识，是为了向数十年来主导信息管理文献的那座著名金字塔膜拜吗？信息学者马丁·弗里克(MartinFrické)曾执笔了数据挖掘倡议，他评论说，自我跟踪促成了一种混淆数据和信息的倾向，鼓励“盲目和无意义的收集数据，指望总有一天……数据能上升变成信息也就是预先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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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奥斯汀(PeterAustin)想取笑一番这种未雨绸缪的尝试，对安大略省近一千万名患者的健康记录做了信息挖掘，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一个令人心碎的革命性发现是，“处女座呕吐的可能性更大，天秤座爱骨盆骨折。”唉，只可惜，奥斯汀和同事们对另一群体检验该假说时，这个结果没站住脚。奥斯汀指出，你只需要“用另一个特点，比如性别、年龄等来替换星座，你的脑袋会立刻开始就观察到的相关性形成解释。然后我们就会跳到结论部分，构建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结果。”不过，他认为，“我们找的模式越多，我们就越有可能找到，尤其是一开始我们并未从具体的问题出发。”换句话说，奥斯汀眼里糟糕研究的标记，居然是量化自我运动的一个决定性的、受人喜欢的特征。说句公道话，背离理论，绝对相信大数据的优越性，也是互联网意识形态的一个基础；它并不为自我跟踪人士所独有。《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Anderson)告诉我们说：“Google搞科学的办法，就是收集详尽的数据，这比从假说出发要好。”哈佛大学的戴维·温伯格向Hunch.com—这家网站现在归eBay所有，会向用户提出上百个问题，以预测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电影和书籍写了一封长长的情书，信中说：“这是我们眼中的知识形象所发生的重大转变。”

革命性的修辞都是一个样子，到处都是“革命性”活动但到底革命在哪里？Hunch.com只是应用了统计、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技术（全都是互联网之前就完善建立起来的学科)，把关联性转变成书目电影推荐而已。在温伯格眼里，“喜欢《广告狂人》的观众里，75%也喜欢《绝命毒师》，”这个说法充满革命性，是因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同，它“没有理论。”然而，这种“没有理论的知识”(想想人口普查报告、民意调查和营销调查问卷吧)，有着很悠久的历史。没错，如今人们在线填写这些表格了，可这是革命性吗？“断裂对话”又一次昂起了它丑陋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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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能帮助我们治愈癌症的知识吗？温伯格说，“它没有假设，故此也就不用猜。它只是统计上的相关性，”他在这一点或许是对的。但我们同样知道，这种功利性的消费映射，对助推亚马逊上无尽的疯狂消费大有好处。未来，它对助推阴谋论也大有好处，一如格伦·贝克、茶党、亚历克斯·琼斯10(AlexJones)以及其他任何拥有大把空闲时间和廉价计算力的人，比方说，他们能从种族和教育绩效、幸福程度、社会福祉之间扯出相关性来。甚至，还会有大量的志愿者渴望提供靠自我跟踪获得的数据。正如温伯格的建议，这群人才不需要假说或猜测呢；只需映射统计相关性就行了。

当然，如果像奥斯汀一类的批评找到了合适的土壤，人们会把这种相关性贬斥成愚蠢的废话。但如果温伯格一类的人，以及其动不动就“革命性”的主张占了上风，我们的体制就需要花费更多的认知资源，跟各种阴谋论带来的挑战对抗了。由于气候变化的争论无休无止，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专家知识的信任近乎荡然无存。再加上些想要用古怪理论挑战专家知识的怪人，事情只会变得更糟糕。

如果“知识”这个词还有任何意义的话，量化自我运动或是像Hunch.com这类能够提出“见解”的数据挖掘企业，并不能，也不应该提升对这类知识地位的见解。Google搞科学的办法，其实完全不是搞科学的办法它完全是另一种东西，我们不应该把它视为权威、以专业知识为动力的研究。有时候，观念市场或许需要更严格的监管。哲学家菲利普·金切尔(PhilipKitcher)指出，“我们没有人们可以依赖其事实做决定的机构。”金切尔也怀疑，“不受约束的公共讨论是否能够恢复信任……因为一旦信任打破，自由表达观点’往往会进一步削弱那些掌握知识者的信誉。”类似地，法律学者罗伯特·泼斯特(RobertPost)认为，“如果《自然》、《美国经济评论》或者《柳叶刀》等杂志采用观念模型市场的做法，我们很快就会丧失一切有关世界本质的专业知识。”

10美国电台主持人，作家，阴谋论者，以危言耸听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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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问题在于，大师们操持的“互联网”概念，再加上维基百科和Google的大获成功，妨碍了人们挺身而出捍卫专业知识，捍卫创造、维系专业知识的实践。相反，维基百科和Google的民粹主义模式，使得大师们宁可去讴歌诸如量化自我这样的运动，以及像Hunch.com一类的初创企业，说它们具有革命性，适合复制从前的知识结构哪怕它们跟从前的知识结构截然不同。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越早承认这一点，我们的公共辩论就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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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超人条件

“从凡尘到天堂，一切都将被检测、被联网、被存储。这不是对40年后的疯狂猜测。未来10年肯定是这样。我打赌输的时候可不多。”——戈登·贝尔1
(Gordon Bell)

“以为通信技术能解决沟通的问题，更好的布线技术能消除幽灵，这是个错误。”——约翰·达伦·彼得斯2(John Durham Peters)

量化自我运动出现很早以前，微软的一位高层工程师戈登·贝尔，就已经开始记录自己人生的每一个细节了。他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持续至今。因为热切地在脖子上戴着一台名为“SenseCam”的设备，贝尔给自己招来了很糟糕的名声。这是一台小型黑色相机，一包香烟的大小，每隔20秒就拍一张照片，如果贝尔每天有16个小时是清醒状态，那么一天就接近要拍下近3000张照片。但贝尔收集的内容不光只是图片。他所有的手写笔记（考虑到他生于1934年，这份存档的规模可很不小)都扫描了，他所有的电子邮件都分类归档了，他所有的GPS坐标都正式报告了。他在微软的网页上吹嘘自己记录了“价值一生的文章、书籍、光盘、信件、备忘录、文件、照片、演示文稿、音乐、家庭电影、录像讲座……有所有电话、即时通讯脚本、历年的电子邮件、网页浏览和日常活动记录。

1 计算机先驱，小型机之父。

2 美国媒体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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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项目，能比贝尔对超越人类记忆局限的追求，更象征了解决方案主义呢？对解决方案主义者来说，忘记不可能有助于任何生产性目的；它是漏洞，决不是功能，越快修复越好。对于贝尔来说，遗忘是痛苦的，甚至是肮脏和罪恶的，戴着“SenseCam”则非常具有解放意义和力量感。“它给你一种干净的感觉……如果我现在回忆起了什么事，我会感觉更自由。我得到了可以做这事儿的机器，这个奴隶，“2006年，贝尔告诉一位采访者。他还没有按小时给自己的大脑拍快照；不过，这似乎无非是个时间问题了；Google的智能眼镜大概能让他瞅到脑子里面。

戈登·贝尔成了一座人力博物馆，记录下了一个人一辈子接触到的每一个字节、每一个弥母、每一个像素。真正的戈登·贝尔夸耀“戈登·贝尔博物馆”存在的好处时兴奋地说，“你成了自己生活的图书馆员、档案保管员、制图员和策展人。”有点自恋？或许吧。但既然存储如此廉价，对人类脆弱性的恐惧又大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分清自恋和实用主义可不是件轻松事。

有人或许会反对，认为把戈登·贝尔的数字档案称为“一座博物馆”太夸张了。毕竟，博物馆的运作前提是，有些东西很重要，必须加以策划、推广、展出，而另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东西可以置之不理，或者直接抛弃。推想起来，就算它们有无限的陈列空间，博物馆不会放弃策展理念的。后者是一种有意识的承诺，而不是源自缺乏资源的技术限制。

但戈登·贝尔的单人博物馆，名义上承诺要把它的男主角变成策展人实际上却拒绝了策展工作精挑细选的精神；就像我们在前一章节看到的自我跟踪人士和数据挖掘工一样，戈登·贝尔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数据收集，指望有一天这些数据不光能带给他正确的答案，甚至还能向他提出正确的问题。但兴许，这些数据只能告诉他汽车钥匙在哪儿我们中恐怕有不少人都曾钻在桌子底下大费周章地找过车钥匙吧？但在脖子上戴一台“SenseCam”，也能帮助你找到一把万能钥匙：通往你内在自我的钥匙。因此，贝尔写了足有一本书长度的宣言《全面回忆》（TotalRecall)，鼓吹终身记录的好处。他宽慰我们说，它能“增强自我洞察力，也就是以普鲁斯特般的事无巨细，重温自己人生故事的能力；你可以获得自由，减少死记硬背，更具创造性地思考，因为得到了虚拟空间信息化，你甚至获得了衡量尘世不朽的尺度。”靠着一台“SenseCam”，普鲁斯特肯定会成为Instagram上病毒般的大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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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很少使用“自我跟踪”和“量化自我”这样的术语，相反，他说自己的爱好叫“终身记录”(lifelogging)。在他的追求里，数字只是一个小角色；与其说是为了生成统计数据，倒不如说他是为了解决人类记忆的效率低下和不忠实问题。尽管如此，贝尔并不放过任何一个能从积累的数据里做出推论的机会。他在言语中反复强调终身记录带来的各种救命机会；哪怕终身记录会把我们变得永远焦虑，除了跟踪之前看不见也无关紧要方面，几乎别无选择。

突然之间，终身记录从古怪的极客追求，变成了我们对自己、对他人的道德义务；如果你不记录，就危害到了人类。让我们来看看贝尔和微软另一位作者合作执笔为2007年2月号《科学美国人》写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便携式传感器可以测量人类根本感知不到的东西，比如血液中的含氧量，以及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电脑可以扫描这些数据，识别模式：比如，它们或许会判断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会恶化孩子的哮喘病。传感器也可以记录下人一辈子的30亿次左右的心跳，以及其他所有的生理指标，预先警告心脏病发作。”

虽然贝尔的原话并非如此，但他基本上的意思是，凡是能够记录的，就必须记录在案。如果不能记录，那就必然是存在道德和审美缺陷。因此，《快公司》杂志描述贝尔说，“不能塞进硬盘的经历，他总是感到恼火。”这已经让他对实体书不满意了。“我几乎到了拒绝拥有任何书籍的地步了……我的意思是，我会买书，我会看书，偶尔也读书。但之后我就会把书送人，因为他们不在我的记忆里。对我来说，它们已经没了。”贝尔感叹道，只可惜，他没发现，自己的文学鉴赏力突然成了俘虏，受制于他力图记录鉴赏过程的全面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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