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此刻我并不打算开始撰写历史。如果我这么做了，我其实是想说明“互联网”这一概念的偶然性和流动性，试图探索“互联网”究竟是如何具有了如今它所具有的这些含义。在本书中，我对这个故事的兴趣局限在一个更为狭小的部分；也就是说，我要探索“互联网”为何既是许多当代解决方案主义倡议的推动力，同时又是阻止我们看到其缺点的晃眼的闪光烟雾弹。

换句话说，我感兴趣的是“互联网”为何如此躁动，又如此令人困惑。我想弄明白为什么苹果iTunes和维基百科(“互联网”神话般的核心组件)成了未来政治学的思考模式。Zynga和Facebook怎样成为公民参与的参考模式?而Yelp23和亚马逊的评论如何成了批判主义的参照模式?Google怎样成为思考商业与社会创新的榜样(就好像它真有什么清晰的理念似的)，让名字叫做《Google打算干什么?》的书籍都能成为畅销书?

“互联网”的来临推动和支持了我在本书中所描述的许多解决方案主义态度。“互联网”使解决方案主义者大大拓展了其干预范围，在更大规模上进行试验。它还催生了一整套我称之为“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新信仰，它的领袖坚信我们正经历着无与伦比的革命时期，从前的真理不再适用，一切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修补”的需求空前高涨。简言之，“互联网”为解决方案主义者输送了充足的弹药，升级了他们对低效率、不确定性和无序性发起的战争，并为此给出了新的理由。但它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组假设，既包括关于世界如何运转以及应当如何运转的，也包括关于它如何说话以及应当如何说话的。这会以一种断然的互联网中心主义态度，重塑许多问题和讨论。互联网中心主义与“互联网”的关系非常像科学主义与科学的关系：其认识论绝不容忍任何反对观点，而所有新近历史讲的几乎都是“互联网”伟大精神如何自我崛起的传奇故事。

23美国最大点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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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书尝试将我们的技术辩论从关于“互联网”的许多不健康不正确的假设里解放出来。在这一点上，其规范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继拉图尔和托马斯·库恩24(ThomasKuhn)之后，许多科学史学家也已开始接受，尽管以大写字母S打头的“科学”比“互联网”更有故事，对此不妨心平气和。只要有科学家认为存在大写字母S的“科学”，它们就值得研究，而不管实际上科学史学家们自己是否认同这种观念。

这个办法既简洁又稳妥，但我发现，在思考“互联网”以及它给公共话语、为改革项目分配优先度方面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时，它又很难推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指出解决方案主义的种种局限，却不同时指出我所谓“互联网中心主义”的局限，这是没什么好处的；没有后者，前者连一半效果都达不到。所以在我们可以着手讨论在政治或犯罪预防等领域的解决方案主义的缺点前，有必要更好地领会互联网中心主义给知识界带来的毁灭性影响，这是我们下一章将要面对的任务。如果能还原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本来面目，那么揭穿解决方案主义的真面目也就没有那么难了。

24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代表作为《哥白尼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结构》。

贪得无厌的解决方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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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互联网什么也没告诉我们(因为它压根儿不存在)

“是谁让Blockbuster1倒闭的?互联网。是谁让《看电影》2(AttheMovies)停播的?互联网。是谁踩过我的草坪，毁了我的牵牛花？还是互联网。”

——埃里克·斯奈德(Eric Snider)，电影博客。

如今“互联网”可能意味着任何事情。“互联网自由的下一个战场可能是3D打印，”2012年8月，流行技术博客TechCrunch的头条新闻这样宣告。考虑到“互联网”概念如此模糊，像“互联网自由”这样的衍生概念又是如此包罗万象，缺乏任何实际意义，以至于它们可以轻松涵盖3D打印机监管、网络中立的棘手问题，还有阿塞拜疆持不同政见者的博客权利等。我们不再辩论个别技术的价值，构思相称的政策与监管机制，而是沉湎于“互联网”这样试图回避任何严肃实证辩论的万金油术语。

今天，“互联网”经常被用来阻挠批判性思维，排除极客以外的人参与讨论。看看一个著名的技术博客在主张议会不应当对人脸识别技术进行监管时是怎么说的吧：“太多太多的美国立法者还没有跳过认为互联网就是一堆管道的思维阶段；我们真的指望这些家伙来告诉Facebook或其他任何社交媒体企业怎么做生意吗？”你懂的，这一切都那么复杂，比健康护理和气候变化复杂多了，应该只允许极客们来鼓捣这神奇的管道。“互联网”是神圣的，神圣到民主代议制已经驾驭不了它了。人脸识别技术是独立于“互联网”而发展的，它可以上溯到20世纪60年代许多国防机构资助的研究，但进入了这个语境，就几乎没了意义。一旦成了“互联网”的一部分，任何技术都失去了它的历史和思维自主性。它完全成了“互联网”传奇故事的一部分，不管后现代主义者如何预言了元叙事3的死亡，这个作为元叙事的传奇故事还活得好好的。今天几乎每个故事都必定有一个“互联网”视角，我们的互联网传道者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奇闻轶事变成互联网高歌猛进的童话故事，而这只是他们的“网络辉格党”历史理论的极小篇章。“互联网”成了这样一种思想：它毫不费力填满了每一个头脑，每一个钱包，每一个保险柜，甚至每一个最醒目的叙事空白。

1英国一家 DVD租赁公司。

2 ABC经典电影评论节目，由好莱坞第一影评人罗杰·艾伯特和吉恩·西斯科尔于1975年联合创办，以评论和回顾好莱坞电影为主。2011年底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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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什么时候听到别人告诉你，“互联网不是这么回事”(技术博客就惯于对那些喜欢读他们涂鸦之作的人这么说），你都应当明白，你的对话者事实上认为你的观点是保守的和反现代的。然而极客们号称烂熟于胸的那本缺失的“互联网”手册(解释这一大堆管道究竟如何运转的那本)又在哪里？为什么他们这么不愿意承认，“互联网”这庞然大物的各个零件是怎样开动和相互配合的，或许并没有什么必然规律?Google就真的不能换种运作方式吗?当然，极客们确实默默地承认了“互联网”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一致反对“禁止网络盗版法案”(SOPA)。真讽刺啊，正是后者扬言要彻底改变“互联网的运转方式”。所以，“在互联网上”没有什么干预会奏效，除了那些会奏效的。SOPA是一项很糟糕的立法，但有点奇怪的是，极客们可以一边声称互联网是永恒不变的，一边又在幕后竭尽全力维持它的这种状态。他们的理论与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种他们不愿多提的常见现代失调症。

3 由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1979年提出的批判理论术语。主要指对历史的意义、经历和知识的宏大叙述。元叙事在各种话语中占有一种优先和特权的地位，即成为所谓的权威话语。后现代主义却是以怀疑大叙事为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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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还是一种手段，它把辩论从更加明确具体的问题上引开，使其从本质上陷入晦涩而又徒劳无益的麦克卢汉主义中，而后者试图为世上的每一种媒介找到某种并不存在的内在真相。看看当今最直言不讳的互联网怀疑论者尼古拉斯·卡尔4(NicholasCarr)是如何论述数字技术对我们的深度思考能力和专注力造成影响的。在畅销书《浅薄》(TheShallows)中，卡尔担心“互联网”正在使他大脑需求的满足方式“网络化”，得到的满足越多，它却变得越饥渴。他抱怨说“网络……带来了一套快速传递响应与奖励的系统……它鼓励身心活动的重复。”书里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抱怨。在卡尔看来，大脑百分之百是可塑造的，而“互联网”则百分之百是不变的。

卡尔所描述的这个“网络”究竟是否存在呢?把像Instapaper(用户可以保存网页以便以后在无广告无打扰的环境下阅读)这样的网站和比如说Twitter扯到一起有多大意义呢？Facebook一定要不断提醒我们检查新链接吗？Twitter是应该对我们发送我们从未打开过的链接的行为予以奖赏呢？还是惩罚我们？或者什么也不做，就像现在这样？其中有许多开放式问题，技术公司解决它们所采用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我们它们的用户，来告诉他们(当然，前提是我们自己能齐心协力)。可能会有一些业务障碍使我们所使用的数字服务不太经得起讨论，但这正是人们必须探究政治经济学领域而非神经科学领域的地方，即使后者更加时尚。然而卡尔拒绝放弃“网络”这个概念，认为它有自己的预定目标和内在特征。他没有对设计、政治经济学和信息学的相互作用进行探究，而是不断告诉我们，“网络”实在是，好吧，太烂了。除非我们不再认为外面真的存在“网络”这东西，否则这种情况不会有丝毫好转。不解释清楚“网络”这样的术语，我们又怎样解释由数字工具推动的逻辑和实践的多样性呢？“网络”这个术语，应当出现在有关数字技术的书籍的最后一页，光靠它自己，是解释不了它的。

4美国作家，专注于科技、商业以及文化方面。代表作《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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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之前的马歇尔·麦克卢汉一样，卡尔打算对不同媒介进行打分、排名和比较，为它们设计某种准科学的排序等级（麦克卢汉走得更远，他为每种他所“研究”的媒介计算感觉比率)。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方式忽略了每种媒介所促成的真实实践多样性。人们可能因为广告过多而讨厌电视，但另一方面，一套由公众出资支持的广播系统又可能根本不需要广告。电视节目不见得非得被广告打断。视频游戏可能使我们变得更暴力。但是，又一次说但是，它们可以有那么多方式来做那么多别的事情，只把它们与一种功能挂钩似乎不公平。《纽约时报》与Sun公司5就几乎没有什么共通之处，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和拉什·林堡6(RushLimbaugh)也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Google让信息永久有效，或者Facebook竭力推荐不需要的产品，不对其呈现给用户的链接进行数量限制，比如一天10个，这些都不是必然的。这些不是“网络”的“内在”属性，这些公司选择这么做，也许是出于商业原因，或者纯粹是出于傲慢和自信，而它们本来也可以很容易做出别的选择。事实上所有这些公司似乎每个星期都在增加或减少至少一种功能。如果有的话，这就是最好的证据，让我们不把它们的平台仅仅当作“网络”与我们的某种对话方式。如果“网络”与我们对话时它确实发得出声音，那也肯定是精神分裂的声音。

5美国太阳微系统公司，也译为升阳公司。

6美国著名电台脱口秀名嘴，所主持的每天三小时的节目是全美听众最多的广播脱口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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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卡尔麦克卢汉式的媒介中心主义，他在对抗他所确定的“数字走神”(digitaldistraction)时没什么话可说就不足为奇了。他的“网络”恒定观念阻止了他找出破坏性更小的结构性改革（卡尔对《纽约观察家》说：“我的兴趣是描述现状，而不是开处方。”)。在卡尔的世界里，我们用户只能给自己装备能切断互联网连接的软件。要不我们可以全都搬到科罗拉多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卡尔自己写书时就是这么做的。对“网络”本身修修补补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它的逻辑不可逆转，它只能(偶尔地)被一些小计谋骗过。

提防互联网秉性

碰巧的是，互联网怀疑论者和乐观派有相当多的共同点：两者都有赖于某种可靠的“互联网”概念来提出他们的论点。把这个概念及其对开放性和公共性的内在优势过于简单化的假设一起拿掉，专家们一下子就被迫要面对复杂的实证问题，要调查算法的政治信仰，要埋头研究人脸识别技术的历史掌故，要弄明白像“深度数据包检测”这种技术的工作原理。只要互联网中心主义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的技术辩论就永远是死气沉沉、寡淡如水和徒劳无益的：不管TED为此做过多少次专门演讲，Kindle单行本7为此下了多少筹码，“互联网”都不会告诉我们，究竟我们是否需要定期对Google这样的搜索引擎巨头进行公开审计。当然，专家们可能会说，这种审计是“对互联网开放性发动的一场战争”，然而这正是我们应当回避的那种话，因为其诉求对象不过是一个虚构的实体。

7指Kindlesingles，亚马逊推出的单行本电子书。特点在于篇幅上比杂志报道长，但比传统书籍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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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对后“互联网”生活的想象经常陷入绝望，成了一张通向置身事外、愤世嫉俗或神经错乱的单程票，也就不奇怪了。“互联网”似乎是为善而来，其最终目的几乎没有什么争议；而“网络”，就像其首席理论家劳伦斯·莱斯格8(LawrenceLessig)在《新共和》周刊里向我们保证的那样，“永远不会消失”。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再也不记得Google、Facebook和维基百科之前的世界了，也是因为之前那个世界的大部头，要么消失不见了，要么就像印刷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一样，正走在破产的路上。有人可能会怀念那个翻阅又重又枯燥的大部头书卷的时光，但总的来说，人类似乎已经把赌注压在了更年轻、更精瘦也更有效率的下一代身上。

然而，我们无法集体想象没有互联网的日子，这多少还是有些奇怪的。它不再被当作某种偶然现象，某种很快就会消失的东西，它看似恒久不变，这或许有点本体论互联网就是这样，永远都会这样。套用弗雷德里克·杰姆逊9(FredericJameson)论述资本主义的话，想象世界本身会如何终结，比想象“互联网”的终结要容易得多。

当然，也有人宣称他们仍能想象一两个星期没有“互联网”和它那些东西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这种“离线”经历又深受“在线”经历的影响，我们以两者之间的分歧为镜头来看技术，这也是个事出偶然的历史真实，而不是注定如此的自然真实。我们思考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这样的活动时，完全可以不去想这两个看似不同的世界有什么分裂。然而，即使我们不考虑这一分歧，从“互联网”撤离，也不同于设想一个迥异的世界：在那个世界，我们不需要撤离，因为那儿已经不存在撤离这个令人垂涎的目标。我们的创造力，已经没法理解一个没有“互联网”、故此也就不需要撤离的世界了。

8 美国学者和政治活动家，被评为美国科学界50位风云人物之一。他是知识共享组织(CreativeCommons)的创始人之一，现任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及该校EdmondJ.Safra伦理研究中心主任。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再混合(Remix)》(2008),《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Codev2)》(2007),《自由文化(FreeCulture)》(2004),《思想的未来(TheFuture ofIdeas)》(2001)以及《代码:塑造网络空间的法律(Code andOtherLawsof Cyberspace)》(1999)。

9 当代美国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在美国批评家中是论述被引用最多的人。他的著述主题广泛，从历史理论、解释学、文学批评、文化政治到通俗小说、电影、视像艺术、音乐和建筑学等都有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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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奇怪的是，我们最聪明的技术专家，每天一早从浴室镜子里就基本上看到未来的那些家伙，在这件事上同样感到无奈。这些技术高手崇拜具有创造性破坏能力的神，在创新的圣坛上祈祷，看着大小企业来来去去而不流一滴眼泪。他们可能会把整个周末花在小行星采矿和漫步其他行星上面，而即便是他们也无法想象“互联网”会怎样消亡，更别说想到接替它的会是什么。他们的预测模型能预测和模拟全球豪猪起义10发生的概率(或许还有结果)，但简单勾勒一个没有电缆、交换机和统一资源定位符(URL)的世界，仍然超出了他们的计算能力。

世界一直是这样的吗？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能想得到电报或蒸汽机之后的生活吗？马可尼11和他的忠实信徒们能想象无线电之后的生活吗？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美国人能想象电视之后的生活吗？法国人能想象Minitel1²之后的生活吗？那些时代的科幻和乌托邦文学确实包含了许多这种努力的明证。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这种类比是有瑕疵的，甚至有欠公允。举个例子，无线电和电视还都在我们身边，直到2012年6月法国人才终于拔掉了Minitel的插头。

10指豪猪自由节(Porcupine Freedom Festival)，简称PorcFest,是自由州项目(FreeStateProject)最重要的年度夏季聚会，地点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白山国家森林。

11意大利工程师，专门从事无线电设备的研制和改进，190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2法国电信1983年推出的一项服务，通过它用户可以在线购票、查看股价、收发邮件、查找信息、进行财务结算、购买日用品和聊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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