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我们很容易认为贝尔的项目太怪异，并把他和同时代其他形式的古怪数据囤积项目混为一谈。他在其他很多方面看起来的确像是个怪人。2007年，《纽约客》一篇写他的文章说，贝尔“相信有一天，房子会没有窗户，这样房子修在哪儿都无所谓了—墙上的屏幕能展示我们想要看到的一切东西。”这个人可以让《黑客帝国》里的恐怖未来，听起来就像是到墨西哥海滨城市坎昆去放春假那么惬意。

但如果说贝尔真是个怪人，他也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怪人。他以“电脑界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3”广为人知，是一位备受敬重的杰出工程师和管理者；20世纪70年代，他是当时风光无限的迪吉多（DigitalEquipmentCorporation)公司的一位顶级高管，80年代，他帮忙主持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互联网”进军。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微软的发展之路（比尔·盖茨曾为《全面回忆》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前言；1995年，比尔·盖茨自己写的《未来之路》里，也充斥着贝尔式的言论，比如“总有一天，我们能将自己所见所闻全都记录下来”)。终身记录的设想，为微软的好几种产品都提供了灵感比如软件项目“MyLifeBits”，就可帮助终身记录者跟踪自己收集的所有信息；其他一些看似无关的网络创新当中，也可看到这个想法的蛛丝马迹[比如Facebook的“无障碍分享”(frictionless sharing)功能，可以跟踪并自动发布我们的网络活动；这就是公共的终身记录。

320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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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心态的所有缺点和偏见，都巧妙地融合在贝尔的观点里。他对技术自主性及其社会必然性的讨论就是这样—抵挡发展趋势没有意义（“究其整体，社会是走在通往‘全面回忆’技术的大路上的，它将改变你周围的世界”)。对这一技术发展轨迹施以任何政治、社会性的干预，都被说成是“灾难性的反革命”(贝尔的原话如此)的一部分。贝尔写道，“只有法律或政治上进行一场庞大的社会工程，才能阻止[终身记录对现代生活方式产生的深远改变。那种灾难性的反革命听起来有点勉为其难了。”或许，“法律或政治上的庞大社会工程”(也就是民主决策的基石)不对他的胃口。可以预见的是，贝尔也是“终身记录”技术客观性、中立性的忠诚信徒，在他看来，“数字记忆是客观的，冷静的，平淡的，准确得不容追悔。”

《全面回忆》里还穿插着无处不在的承诺：只要我们等得足够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发明新的社会规范，判断终身记录何时恰当，何时不恰当”）；还有宽慰：个人有能力控制这种技术（“你会实现全面控制，任何时候你都能及时收手”)。在贝尔眼里，就算所有人都掌握了能对一切进行终身记录的技术介质，个人也能享受到充分的自主和独立。他没给信息政治经济学带来任何一个问题。这也就难怪贝尔看到的一切都染着一层玫瑰色的光晕了；他的想法，跟推动我们养成信息分享习惯的趋势并不一致。

因此，他带着自己一贯不加掩饰的热情写道，“如果世界跟随我的引领，全面回忆’将成为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加密会很普遍，电子回忆会存储在瑞士的数据银行，分享很谨慎也受限制。”

但世界有多大的可能跟随贝尔的引领呢？或许，贝尔还没看过达沃斯公布的文件，“隐私是一种资产类别”(至于那些达沃斯的人，我听说，对瑞士银行略知一二)。人们恐怕会问，谁会建立贝尔热心提倡的数据银行呢?到目前为止，建立数据银行的可能会是Personal.com和Singly这一类的企业，它们利用结构性诱因让人们分享所有数据(尽管分享过程是加密的)。如果在贝尔眼里，瑞士银行只是把客户的钱锁在保险柜里就赚到了可观的回报，那他对银行业务的认识可真是错得离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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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贝尔最糊涂的地方是对人类生存条件的认识。他一个70多岁的人，写起文章来却像是个初出茅庐的少年仔，全然搞不懂社会互动的多元化，以及由此而来互相拆台、含沙射影和自以为是。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Oakeshott)形容理性主义者时说，“就好像一个只懂世界语的人，没办法知道世界不是从20世纪才存在的。”拿这句话来形容贝尔这样的解决方案主义者也合适，只不过，贝尔这类人懂的唯一一门语言是C++。在贝尔眼里，所有这些骗人的做法都是邪恶的，为了让我们进入全面的透明和诚实，必须从社会生活中去除掉。

贝尔讲述了自己的数字档案怎样帮他为朋友的庆生会写出更好的祝酒词。他兴奋地说，“我的生理记忆让我和伊万的关系变得很单调，但我的电子记忆临危受命，恢复了我们友谊历史的意义，让我得以为他的生日写出一份得体的祝酒词。”听起来很了不起，除非人意识到：“终身记录”一旦普及，人就别再想借自己记忆脆弱、不完美来找借口了。在贝尔的未来里，如果你不拟定一份精心撰写、篇幅长达10页的祝酒词给朋友（内中穿插着各种你俩早就遗忘的隐晦笑话和轶事)，那就是你干得还不够努力。靠着“终身记录”，你找到车钥匙的平均时间缩短到了：5分钟。因为“终身记录”带来的不必要琐碎事情，你损失的平均时间是：一辈子。

有时，贝尔对真相的执着似乎有点病态。他想记住的一切，什么都不忘记，不管事情有多么黑暗、多么暴力、多么具有破坏性。“决定权在你手里：只要你有胆量，多少真相你都能对付得了。在法庭上，我们只要真相，全部的真相，毫不欺瞒。这可能很痛苦，但我相信，更好的记忆真的会更好。”贝尔说。在法庭上，我们确实要求真相，但为什么会以为人类的所有社会互动都跟我们的法律制度一样呢？在我们应对他人或自己的过程中，难道就真的就没有欺瞒的空间吗？欺瞒，就不能和遗忘一样，有助于维持(甚至促成)更道德的生活吗？正如哲学家大卫·尼伯格(DavidNyberg)所说，“在一个讲述真相的世界里，不光可以容忍因为偶尔失察造成欺瞒；欺瞒本身也是基本的能力元素，帮助我们组织、塑造世界，在不同的人当中解决协调问题，应对不确定和痛苦，在需要的时候讲究礼貌、保持隐私，实现物种的生存和繁荣。”宏伟的解决方案主义式安排常爱追求完美，无从考虑到人类生存条件里的这类棘手微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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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我们的法律制度真的像贝尔形容的那样运作吗?信息学者让·弗朗西斯·布兰切特（Jean-François Blanchette)在一篇有关《全面回忆》的精辟评论中指出，贝尔似乎弄错了。“精心设计的证据接受规则和评估规则控制着法庭诉讼，只要对这些规则稍加审视，便不会忽视一点：多亏了抗辩程序，法庭对证据的技术调解，有着成熟的认识。”布兰切特写道。证据可能是“真实的”(不管它意味着什么)，但仍可能遭到驳回。

“问题恐怕在于：你能接受多少真相?”贝尔在一个少见的哲学关头问道。对于这个问题，他给了一个十分油滑的答案：“成功的人从不逃避诚实的记录。”在其他地方，他抱怨说：“有些人向告诉我，他们担心会得知一些自己其实并不想知道的有关自己的事情令人沮丧的真相冒了出来。”心理专家贝尔是怎么安慰这些可怜虫的呢?“他们可以比铁幕国家还做得更进一步，铁幕国家把自己不喜欢的事情都从历史里抹掉了；而这些人，可以抹掉一切，以免碰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这类的话周而复始，来回循环。举个例子，“终身记录”就是这样把我们变成更好的人的：“假设说，你会发现，你跟女儿实际待在一起的时间比你美好的想象中少。又比如说，你亲眼看到自已跟人交谈时是多么粗鲁。”在贝尔的世界里，没人需要权衡、妥协，做些丑事避免更丑陋的结果；他所主张的自我反省暴政，剥光了人类身上的一切复杂性和偶尔的不理性，把人贬斥成了一套算法，可以从寥寥几条道德规则里推演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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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时置身多个道德伦理世界；这些世界可能由不同的承诺和原则支配；指望我们同时在所有这些世界里达成很高的成就恐怕不切实际—这些可能性，贝尔从来没有想过。他认为存在某种通用标准，某种共同基准点，可以比较你做家长时的行为与做朋友、做同事时的行为。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Walzer)在他著名的“复杂的平等”论述中指出:

不公正的社会有利于简单化的项目，因为后者认为，成功实现一项社会利益，能转化成普遍的成功……反之，公正的社会，则有利于复杂的人生计划，[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关爱的家长，合格的工人，坚定的公民，聪颖的学生，挑剔的批评家，忠实的教会成员，乐于助人的邻居。毫无疑问，很容易想象人以这样的方式分配自己，赚回各种并非互补关系的形容词…如果我们确信，事情本来就该这样，或者，每一种不同的特质都能实现不同的奖励，没有一种通用奖励可以适用于所有特质，那么，我们就更有可能同时瞄准所有的这些不同特质。

将一种社会益处（真相)置于最高地位，只对其进行奖励的简单化项目，贝尔就是很合适的例子。他首选的解决方案充分、全面的数字记忆有助于推动这一益处，并在此过程中迎来更好的社会。沃尔泽的告诫(也就是“公正的社会……则有利于复杂的人生计划”)揭示了贝尔解决方案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置身多个领域和环境，并始终处于追求多个不可调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目标的过程当中，那么“完美真相”技术的帮助就很有限，因为考虑到我们只能安于次优的结果，自我欺骗说不定算不得糟糕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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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同时做好关爱的家长、合格的工人、坚定的公民，这些目标有时彼此存在冲突(因为缺失父母的关爱，名人的孩子什么病也没有，却迟迟不肯停止接受心理治疗)，所以，认为简单地计算我们花多少时间陪伴了孩子，多少时间用于研究古希腊历史，又用了多少时间志愿去保护鲸鱼就能调和这些不同的角色，真的相当天真。当然，在硅谷(角色冲突的生活往往是这样构成的：寻找完美的酸奶、从筋疲力尽的瑜伽课里熬下来，又找到一家新的创业公司），这恐怕算不上太大的问题，因为协同无处不有，根本不存在摩擦。唉，世界其他地方的生活并非如此啊该有人好好向戈登·贝尔提个建议：注意一下这些差异。

玛德琳蛋糕：这儿有一款专门的应用程序！

贝尔不了解人类生存条件的复杂性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他同样没搞清人类记忆和遗忘所扮演的角色甚至就连这两者的定义没理解。只有在计算机和人类记忆之间划上完美的等号，才能提得出“终身记录”这样一个强烈的解决方案主义式论点。但是，说实话吧：严格地说来，计算机并不是“记忆”信息，而是“存储”信息。对记忆产生困惑信念的，不光只有贝尔凯文·凯利也存在类似的倾向，他说，“当摄像机无处不在，一切都能随时记录下来。我们拥有了公共意识和记忆”这是说清为什么会存在这种误解的又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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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贝尔提到普鲁斯特的遗产，十分可笑。贝尔说，“以普鲁斯特般的事无巨细，重温自己人生故事，”但这并不等于要知道某一天的具体温度，能回放与事件相关的所有声音，甚至重现所有的气息。普鲁斯特曾相当轻蔑地，对“单纯照相机般的视野”写道，“号称要忠于真相，其实却远离事实。”由数据崇拜推动的“终身记录”，一定会把普鲁斯特吓坏的。他在《追忆似水年华》里写道：

如果现实其实是经历体验的报废产品，每个人都差不多一样，因为当我们提到糟糕天气、战争、出租车站、灯火通明的餐厅、鲜花胜放的花园，人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如果现实仅止于此，毫无疑问，用电影胶片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就足够了，而这些简单数据所提供不了的“风格”和“文学”，就成了多余的、造作的东西。但现实真的仅止于此吗?

在普鲁斯特看来，描述现实(不管是过去的现实还是现在的现实)的关键，不在于寻求更多的数据，而在于将我们的想象力巧妙利用起来，将感觉与记忆联系起来(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普鲁斯特认为，自己的小说比电影或照片更适合完成这一工作)。普鲁斯特对玛德琳小蛋糕的怀念，不是因为他需要烹饪配方，而“互联网”当时还不存在。他的向往更接近于怀旧，更多地是有关无法回到神话般的过去，而不在于回忆起每一个事实的细节；其实，我们可以说，只有填补了叙事里的空白(每次都从头来过)，叙事者普鲁斯特才能理解玛德琳小蛋糕。普鲁斯特支持叙事(不是数字)想象力，而要想象力蓬勃发展，空白和矛盾必不可少。

俄裔美国学者斯韦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Boym)写到怀旧的未来时，得出了正确的理解：“怀旧用它根本上的矛盾逗引着我们；它是要重复无法重复的，物化非物质的。”去掉这样的矛盾，重复了不可重复的东西（通过终身记录、自我跟踪，或者其他现代技术），制造“怀旧情绪”的一整套产业就崩溃了。博伊姆认为数字技术保存一切的心态和倾向怀旧的意识状态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紧张关系。戈登·贝尔或许也知道这些，因此他断定，终身记忆“必将让我们做了什么、周围发生了什么真实情况更触手可及，更清晰，少受怀旧回忆制造的模糊。”可他不曾想到，若没有“怀旧回忆”，他推崇的普鲁斯特式的事无巨细根本不可能存在；细节显然全保留了，可那完全有违普鲁斯特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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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籍保加利亚哲学家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Todorov)的著作，能为贝尔和凯利这种不理解记忆的极客带去点启发。托多罗夫指出，记忆不是遗忘的反义词。相反，它是消失(或健忘)和保存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这两股力量不停地朝着不同方向拉扯我们的意识。因此，没有了选择，记忆不可想象；我们“记住了”一件事，意味着我们保存下了它的部分特点，而抛弃了其他的许多特点。这个过程，有些部分我们马上就做，有些部分，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不觉地做。因此，托多罗夫指出，“把计算机保存信息的能力称之为memory’4令人费解，因为计算机缺乏记忆的基本特点，也就是选择的能力。”换句话说，不加选择的保留或储存信息，不是记忆至少不是我们说到人类时用这个词的意思。或者，引用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热(MarcAuge)一句令人难忘的说法，“遗忘雕琢着记忆，就像大海塑造着海岸线。”

一旦确认了保存与记忆之间的区别，人就可以明白前者会怎样削弱后者。这可能是因为，随着保存的东西越来越多，记住的东西就越来越少。如果一个人用录像拍下了在西班牙过暑假的每一分钟，有一种体验想必他并不陌生：有时候，3张照片唤起的回忆，反倒比200个小时的录像要更强烈。哲学家比约恩·克朗多夫(BjornKrondorfer)指出，“在这样一个内存通胀的年代，归档和存储本身就可以看做是遗忘的许可证。”存储成本下降，智能手机的拍照和拍摄视频能力，只会加剧这种通胀。

4英文可做“记忆”解，但中文中一般翻译成“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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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反思应该保存什么，记录(不管多么全面）都可能让人忘记琢磨所记录事件的相对重要性；庞大的存档，反倒可能隐瞒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随着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组织着手处理庞大的幸存者证词档案，他们已经碰到了这个问题。克朗多夫估计，6大收集证词的主要机构，累积收集了长达17.75万小时的证词。这大概要持续观看20年时间比希特勒的统治期还长8年。对研究人员而言这可能是一座宝库，但要把它变成纪念大屠杀事件的有效途径，却还存在极大的挑战。

正如保留并不意味着记忆，删除也并不意味着遗忘。让计算机擦除事情很轻松：按下“删除”键就完了。但人类的意识可没有故意遗忘这个功能；告诉自己别去想，你是忘不掉那件事的。你可以从硬盘上删除文件，但对文件的记忆(以及对你抹除了该文件这一事实的记忆)或许会永远伴着你。贝尔抱怨居然有人不愿记住某件事的“真相”，可这些人并不是在问他脑叶切断手术或生理诱发的健忘症。他们刚刚只是得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对过去的某些事情，他们宁肯不去想。他们有信心成功完成这一任务吗?当然没有。但人选择不去接触能唤醒可怕回忆的事情(比如童年时受到虐待、强奸，或是跟另一半经历了可怕的分手)，这又何错之有呢？

我们有义务永远记得做错的事和承受过的痛苦——这莫名其妙的刑罚是建立在一个可疑的道德基础上的。神学家米罗斯拉夫·沃尔夫(MiroslavVolf)曾在《记忆的终结》(TheEnd ofMemory)一书里对此直接做过批评。沃尔夫认为，我们不必以为“记住”永远能带来比“遗忘”更有道德的结果。他写道，“记忆不光是单纯地保护一个人，也可能会伤害到另一个人。它不见得能团结受害者，更可能孕育了冷漠，强化了暴力的循环。它不见得是如实地承认错误，也可能助长受害者的虚假自我认知和不公正需求。它不见得能愈合伤口，更可能往伤口上撒盐。”当然，记忆也不见得会做所有的这一切这种可能性，沃尔夫同样敏锐地意识到了。关键在于，怀着对贝尔的敬意，我们不应以为记忆随时随地都是正确的事情。解决方案主义不能取代道德推理；我们不应该光因为它容易做，就默认由此而来的解决方案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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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遗忘，我们也不应该草率地投入便利的补丁和解决方案里。如果说，像贝尔和凯利这样的极客信奉能让我们摆脱遗忘选项的技术补丁，也有些极客希望使用快速的技术补丁促成遗忘。例如，网络法律教授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Mayer-Schoenberger)认为，我们需要开发技术，让我们能为私人和公共文件设定保质期，好让尴尬的图片或其他让我们感觉不适、或导致社会冲突的文件能到期自毁。

这或许是一个简洁的解决方案，但它同样忽视了遗忘什么时候是恰当的，什么时候是不恰当的。姑且不提前文已经提到的删除文件不等于遗忘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记住，在某些环境下，宽恕或许比遗忘在道义上更可取。一旦用技术形式表现出来，解决方案主义就剥夺了我们对各种情况恰当性的讨论与思考；它从上至下强加了道德，却不给我们质疑(以及在必要的时候，修改附着在技术里的简化道德真理)的渠道。

哲学家阿维塞·马格利特(AvishaiMargalit)对宽恕做了有益的区分：一种，是作为删除的过程，他称之为“抹杀”，一种，是作为掩盖的过程，他称之为“划掉”。如果你想擦除你写的东西，有两种方式。你可以把它删掉，让它没了影，按马格利特的说法，就是把它“抹”掉；你也可以把它划掉，在原稿上留下痕迹，也就是说，你把它“划掉”，你在掩盖它。对马格利特来说，掩盖的画面是“在概念、心理、道德上比抹杀’更可取，因为]划掉比把记忆当成一桩罪行彻底删除更好。”马格利特的论点很复杂，它建立在政治哲学和历史之上，认为真正的宽恕不是要忘掉罪过，而是要无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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