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虽然技术能够(靠篡改事实证据轻微地)帮助我们遗忘，但对宽恕却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但即便宽恕，也不见得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取；它同样需要进行调查，不能想当然。解决方案主义没法减少我们做决策的杂乱无章，原因很简单：技术不能为该记住什么、该遗忘什么的道德困境提供便利的答案，因为并不存在这种便利的答案尤其当问题以抽象形式提出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看到技术补丁便利可用，就认为它们在道德上可取；后者绝非板上钉钉的事情；终身记录和文件过期技术看似有着无可争议的道德真相基础，可这种基础并非理所当然。我们要意识到，贝尔等技术至上主义者兜售的廉价、人工人类记忆替代品到底是什么—无非是更廉价、更快速的存储数据方式罢了。

杰里.斯普林格(JerrySpringer)的营养观

当像戈登·贝尔等终身记录人士尝试唤起我们对记忆的公民责任来招募新信徒，另一场新生的极客运动也在提醒我们：我们有责任审慎地消耗信息，思考它的营养价值。这是量化自我运动的外延产物，只是走到了不同寻常的岔路上。它希望自我跟踪和终身记录能让我们对自己每天阅读的内容更有觉悟，对自己的消费习惯进行相应的调整，而技术公司越来越置身我们和公布的资料之间，应当积极参与进来。

乍看起来，这个想法似乎很有吸引力，不存在争议。如果你花了太多的时间浏览FoxNews.com，为什么不看看《纽约时报》的网站呢？如果你只看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的消息，干嘛不去跟进一下歌剧歌手安娜·奈瑞贝科(AnnaNetrebko)的最新消息呢？如果你迷恋最新款iPhone，为什么去探索一下最高法院最近论辩的官司呢？过去，大家都使用纸张，很难衡量每个人的阅读内容；诚然，也有些市场调查，一部分人也有借阅证，但基本上，监控我们阅读习惯的唯一方式，就是在日记里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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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数字中介的蔓延滋生，缺乏阅读统计数据早就不成问题。我们的iPhone、iPad、Kindle电子书阅读器，以及不久以后的GoogleGlass：所有这些设备都能跟踪我们阅读的内容，甚至我们对每篇文章给予了多少关注度。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屏幕会配备前置摄像头，很容易用它研究我们的眼球运动，甚至据此调整内容。苹果公司已经申请了三维眼动跟踪用户界面的专利。来自丹麦“TheEyeTribe”的眼动跟踪软件，也将冲击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让我们光靠视线就能对其进行管理；公司网站上的原型视频向我们展示，不靠手，也能容易地玩《水果忍者》等流行游戏。

但更有趣的应用程序还不在于更好地管理小设备，而在于重新评估有关用户的信息。根据洛杉矶加州大学工程学教授约翰·比利亚塞尼奥尔（JohnVillasenor)的说法，眼动跟踪能让营销和出版公司提出一整套有趣的问题：“我们的眼睛在广告上停留几秒就能判断不去点击？我们的眼睛获取页面内容时是怎么运动的?是否有某些单词、短语或主题，我们倾向于回避?

在这一语境下，解决方案主义者的冲动似乎显得很自然了：既然现在技术允许我们监控自己的阅读内容和阅读方式，那么，不妨设计一种度量标准，量化我们消耗的信息是否含有营养，并据此重新设计我们的信息习惯。前阳光基金会（SunlightFoundation）的克莱·约翰逊（ClayJohnson)在《信息饮食》(TheInformationDiet)对这种方法做了最有力的论证，在饮食世界与信息消耗的世界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关联。故此，约翰逊的主题就显得相对直接了：“一如不良的饮食习惯带给我们各种疾病，不良的信息饮食则带给我们新形式的无知不是源自缺乏信息的无知，而是来自过度消耗信息的无知，这种疾病和妄想，不会影响信息不足的人，反而会影响受过良好教育、热衷获取信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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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确定，我们确实患上了信息肥胖症，约翰逊就希望我们把局面的控制权抓到自己手里，开始监控自己日常信息习惯。和食物一样，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自己消耗了些什么。“第一步是要意识到，这里涉及到选择的问题。”约翰逊写道。“为了健康地生活，我们必须将信息消费习惯从后台的被动频道冲浪(channelsurfing，指手拿遥控器在多个频道中频繁切换)，转入前台的自觉选择。”故此，监测和自我跟踪成了这一努力中的有力工具。

正如先前所述，我们的疾病通常源自多种因素的组合，营养只是其中之一。许多研究都证明，主动运动和超重降低疾病风险概率，远远大于过分单薄和被动运动。但就算人只看营养这一个因素，也不难看出：如果前往最近的农民市集需要一辆车和大量汽油，那么，这就不是每个人都负担得起的尽管人人都有保持健康的愿望。

作家克莱·约翰逊(Greg Critser)在《肥胖国》(Fat Land: How AmericansBecame the Fattest People in theWorld)里指出，阶层和收入往往决定了吃健康食品的便利性。他指出，“穷人……过着比富裕人口更松散的生活。他们更有可能出现医保中断，收入中断。食物，以及购买食物的能力，也存在类似的松散状态：有时候觉得富足，有时候却挣扎在储藏柜空空如也的边缘。于是，人们有冲动今天能吃就赶紧吃，总觉得明天有没有下一顿可吃还是个问题呢。”一旦我们考虑到贫穷和收入不平等这些结构性因素，那么肥胖就需要完全不同的解决途径了，不能简单地将之定义为缺乏个人责任感，缺乏有关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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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知识。

同样，摄入轻质而富含营养的信息饮食，看起来容易，但不是人人都负担得起。这样的饮食习惯会带来什么？也许你需要用几个星期跟踪推特上最有趣的人，用Flipboard或Zite这样的智能程序，在平板电脑上订阅各种消息源（feed)。也许你需要订购《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数十种出版物的Kindle版。购买一些专用软件，向你推荐你自己没发现的链接，同时删除已经看过的消息链接，这也挺有用的。这方面的手段难以尽述，但大部分都要求两件事：时间或金钱。如果你两者都没有，就很可能摄入以Gawker5、TMZ6、《赫芬顿邮报》等聚合软件为首的高脂信息饮食。光是知道《华尔街日报》比TMZ营养更丰富，不会神奇地让你每个月从口袋里掏出21.62美元，支付Kindle上的订阅费。如果你买不起iPad，就不会用到Flipboard，尽管它同样很有用。

和营养一样，从富裕、和结构性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信息肥胖症的问题，我们可能会优先考虑一套极为不同的解决方案。也许，我们要花费更多的资源进行媒体改革，确保民众能够通过公共图书馆访问数字资源，而不是让人们监控自己的阅读内容。当然，在理想的世界里，我们应该采用上述所有方法，但在现实世界，我们的资源有限，需要做出选择和取舍。

在约翰逊看来，通过集体行动追求媒体改革的项目，似乎跟通过自我跟踪更好地理解我们消费行为愉快共存；两者似乎没有太多交叠地运行在两条独立的轨道上。“企业应该构建包括突变在内的个性化算法打破读者的过滤膜吗？……绝对应该。但读者也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付出努力，摄入负责任、非同质性原文的饮食，”约翰逊认为。也许，这种对个人责任和个人拯救的普遍强调，就是克里斯·科尔蒂(ChrisKelty)所说加尔文派极客心态造就的结果。

5 指gawker.com，八卦网站。

6指TMZ.com，名人八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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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饮食”说法的问题在于，它将公民重构为被动的消费者，不可能指望他们参与媒体改革和政府政策等复杂事务。因此，他不鼓励推动更强有力的公共广播或禁止负面广告的活动，而是要求消费者采用更符合逻辑的选项：如果现在的网站营养太低，不妨换上另一个。如果克莱·约翰逊是讨厌大政府的右翼分子，持有这种情绪或许可以理解(但还说不上谅解)。可约翰逊是实实在在的铁杆左翼，他是蓝州数码公司(BlueStateDigital)的创办人之一，该公司是2008年帮助奥巴马当选的咨询巨头。

诚然，约翰逊可以反驳说，这种饮食监控不会取代政策和公共参与，而只是附加措施。或许确然如此。但身为典型的极客理论家，约翰逊不曾努力改变我们在当前媒体环境所处的位置，以及它现行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经济。从饮食的角度重新评估媒体环境—什么样的媒体和科技公司会接受这样的设想呢?哪些企业不会这么做呢?Facebook和Google是会喜欢这套计划(因为它提供了另一条证据，证明这两家公司对用户现在已经过多的监控有道理)?还是讨厌它(因为“社会媒体”的营养分数比传统报纸要少)?《华尔街日报》的读者来信页面，“营养卡路里”跟新闻页面一样吗?格伦·贝克(GlennBeck，保守派政治评论家)的关注者从电视上消费他，比从网络上消费他，所得信息卡路里更少吗？

观点和蔬菜不一样。凡是吃过一根黄瓜的人，都可以合理地认为，下一次吃黄瓜不会给自己带来健康威胁；人不需要再吃一根黄瓜，就能得出这一结论。可包裹在TED讲演里的观点（推想起来，约翰逊大概会认为TED讲演是富含营养、卡路里低的信息摄入源)，不见得就是好的观点；人没听过讲演，没把这个观点放在大量其他观点构成的宽广语境之下，就无法判断其营养价值。根据信息的来源估算信息卡路里，有可能妨碍同等重要但立场相悖的观点（并来自边缘、劣势的源头），以有力的姿态进入公共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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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不像黄瓜，观点只有在跟其他观点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有意义，而意义本身又随时在变化，从远处是无法理解它的，甚至连浮光掠影地一瞥也办不到。照理说，如果人把观点视为弥母（许多极客都习惯这么做），就有可能跟踪其谱系，在了解弥母的内容之前，发现还有谁喜欢过它们。但是，这样的背书代表不了什么：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赞许多许多了不起的观点，但同时也是一名坚定的纳粹主义者。

如前所述，在饮食里引入卡路里或血糖指数等定量指标，很容易就能导致营养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是一个人忽视了构成食物体验的丰富和美味，那就尤其如此。但信息消耗是否经受得起这种指标的检验，还很成问题。那些约翰逊认为消耗着等同于垃圾食品的信息的人，大概会觉得约翰逊消耗的信息同样跟垃圾食品相当。杰里·斯普林格7(JerrySpringer)是垃圾食品；猫咪视频是垃圾食品；亚历克斯·琼斯的阴谋论广播，估计也是垃圾食品但这些节目的受众不会这么认为，约翰逊的阵营也没法轻易对科学和医学界权威施加修辞影响力。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杰里·斯普林格的节目，就一定比《60分钟》的“智力营养少”。

约翰逊一类的人认为杰里·斯普林格和亚历克斯·琼斯是垃圾食品，原因不在于后者的消耗方式，而在于消耗后者的人群，消耗的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有关最高法院或者乌干达军阀约瑟夫·科尼(JosephKony)一类的新闻。虽然形式上有点激进，但其实这是对公众新闻关注方式的一种很传统的批评。简单地说，这种意见认为公民应该无所不知，应该对太阳底下的一切事情都有所涉猎。唉，公民到底应该把哪些真正重要的事情放在首要地位，标准从未具体过；他们最好事事关心，注意一切。

7电视节目主持人，主要是档次较低的脱口秀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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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是公民参与唯一的模型，除了无所不知，还有其他方式来思考负责任的公民意识但包裹在量化、自我跟踪和个人责任的语言里，“无所不知”把自己打扮成了唯一客观的、绝对的真相。我们再一次碰到了解决方案主义造成的最为严重的公民危险之一：社会工程师，沉迷于“互联网”带来的诸多可能性，不再认为他们着手的问题存在若干互相竞争、互存争议的解决办法和改革。他们为互联网中心主义所蒙蔽，只要找到跟“互联网精神”（哪怕这种精神本身的定义就有欠清晰)相呼应的解决方案，他们就心安理得。

幻影和背包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在他的代表作《幻影公众》(ThePhantomPublic)勾勒了一种非常不同的、也更为现实的公众参与模型尽管很多人都污蔑李普曼是个独断专行的技术统治论者，但这个模型直至今天仍很有潜力。李普曼理论的前提很简单：，公民不可能无所不知，更不可能无所不能。没有任何技术或政府政策能改变这一事实（至少民主政权里不可能)。李普曼认为，“(公民)不可能知道任何时间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关注一件事的时候，其他的事情早已千变万化。”他说：“除非他能找到一些理性根基，把注意力放在最有益处的地方，与他固有的业余方式相适合，要不然，(公民)就会像同时想舔三块骨头的小狗一般不得要领。”按李普曼的说法，理论家们很少拿得出合适的标准，解释为什么要支持一桩事业胜过另一桩而倘若没有这样的标准，普通公民很难看得出，为什么朝鲜应该比伊朗更重要，砍伐森林应该比水资源枯竭更重要。当然，面对有一些问题，公民确实提高了声音，走到了一起，而这就是公众形成的时候。李普曼认为，把“公众”看成是永恒的整体，有着界定清晰的固定利益，这没什么作用。只有当争议闪现，一群公民围绕一定的问题凝聚在一起，才是最合适的时机思考怎样从公民参与中获益哪怕只是因为解决问题旧有的制度化方式不够用了（如果制度化方式还够用，那么一开始就不会出现紧张局面，公众也没有形成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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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关注公众的形成，而不认为存在某种业已形成的、固定的、特定的公众。这种认识有一个好处：它允许我们关注公众形成的物质（放到今天，也包括了虚拟)条件。引用前一章出现的例子，推特挑选给哪些主题加上“趋势”标签，就能创造非常不同的公众。也就是说，公司是单纯地靠数量、或者通过参与辩论的多元化集群的数量，还是通过每一集群内部辩论的激烈程度来定义流行性，会影响到形成什么样的公众、公众如何维持、有什么样的共同点。简而言之，李普曼的目标是表明公众是流动的、动态的、本质上脆弱的实体，公众不是“凭空”找出关心的议题，而是探讨如何界定、如何阐述这类议题；公众创造议题，议题也创造了公众(故此，我们又有了一个原因要更密切地关注他们所使用的沟通底层结构)。

不过，最重要的是，李普曼认为，这种认识公众的方式，能带来更有效的行动，因为它“节省了人作为公众成员的注意力，要他们对无能为力的事情尽量少花精力。这样，当他们成为公众……构成在社会动荡中声张自己最大利益的一部分，也即，参与可能有助于消除动荡的干涉，他们的活动是有限的，故此方便他们回到自己的事情上。”简单地说，他宁愿公民只做一件事，做得很好；也不愿他们事事都做，事事烂污。

说李普曼推崇某种狭隘的政治失败主义很容易，事实上，有些人也正是这么做的。的确，就算关心气候变化的人很少，鼓励他们关心，理由也很充分。但更仔细地看，这种抱怨是离题的：公众形成和公民教育项目可以同时进行。公民可以逐渐意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同时形成力争改革现行气候变化教育体系的公众；而另一些人则结成主张气候变化不如金融危机重要的公众，等等。从这个角度解读，李普曼决不是什么技术统治论者：是的，他承认将专业工作委托专家解决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委托的具体条件，能够、也应当不断进行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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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从当代媒体语境中还原了李普曼的部分主题，他对所谓的“政治背包族”做了有趣的批评。我们许多人都喜欢上山露营，自力更生地过上几天。可等假期一结束，大家就开开心心地回到家，打开炉子，买一份包装好的肌肉，喝起了巴氏杀菌奶。我们不再自己净化饮用水，而是信任城市供水系统。我们把任务委托给了技术。“那么，在公共生活中，为什么我们期待人会去当政治背包族呢?”舒德森问道。为什么我们期待公民对阳光底下的每一件事都关心备至，做出一副“委托会毁掉我们民主制度”的样子？

在舒德森看来，这样的要求不切实际。“就像人们喜欢掌握野外生活技能一样，人们也可能满喜欢了解政治信息的奥妙。”舒德森写道。“这么做会很有乐趣，会获得社会优势，人比同一社交圈里的其他人知道更多事情，能获得更多社会尊重……但大多数人没这种倾向……我们不能，不应该是政治背包族。他得出结论，并呼吁“把自治的认知需求，分给不同的人，不同的议题。”

但舒德森的说法，并未完全给李普曼和他的老对手约翰·杜威(杜威其实在很多问题上都赞同李普曼的观点)找回公道。李普曼和杜威都更关注物质世界的局限条件和机会(炉子，烤鸡架，牛奶罐)，认为应当对日常生活的这些物质基础设施给予修订、审视，以及杜威所说的“探究”。气候变化或许是我们长久以来理所当然地使用炉子所付出的代价；背包没问题，只要我们仍然掌握着改变它的选择权。“无审议，不委托”这是杜威和李普曼会振臂高呼的口号。在政治语境下，公民确实应该将大多数议题委托给民选代表和媒体守门人，而数字基础设施也很重要，在现有机制无法应对某一问题时，它能将公民变成公众。可我们也不能把这一基础设施视为理所当然。一如我们所见，只要改变设计决定，就可以带给我们非常不同的推特，以及由此而来的非常不同的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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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看起来可能像是一场高度理论性的晦涩辩论，和当今的数字文化没多大关系。不是这样的。在李普曼写出《幻影公众》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的技术大师们(以及我们的民主理论家)仍然忽视他的思想，把公民想象成无所不知，需要学习太阳底下的一切事情。当然，这是一场知识分子的悲剧，但值得担心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它跟解决方案主义的回潮有关，而解决方案主义提供的又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选项：一劳永逸地修复公民。如前所述，新的数字中介实现了干涉我们消耗信息方式的可能性，藉此干涉，提倡更好、更健康、更多元化的信息饮食。这样的修修补补本来难以撼动电视和报纸的地位，因为这两者是以大众为目标的；有了GoogleGlass和最新的电子阅读器，外加其高度个性化的做法，一切有了可能。依靠推搡和其他类似的招数，让人们关心非洲和朝鲜，突然有了可能。

起初，这样的建议在增多“意外发现”(据信，“意外发现”会受数字技术的持续攻击)的语境中蓬勃发展起来。因此，伊莱·帕里泽(EliPariser)在《过滤气泡》(FilterBubble)一书中写道，“工程师通过设计过滤系统，可以解决‘意外发现’……让人们看到日常经历之外话题。”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帕里瑟希望互联网公司积极地提供消费者尚未消耗，但认为你应当消耗的内容。“如果亚马逊预感到你是犯罪小说的读者，”他写道，“它能够主动向你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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