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荐来自其他流派的作品。”

请注意这一技术修复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要把它做糟糕很简单随机挑选项目，推荐给用户就行了。但没人会这么做；用户很可能会把它看成另一种形式的垃圾邮件。可要把它做好，就要求公司比现在更详尽地收集客户数据，追求工程式的“意外发现”，就成了Facebook和亚马逊收集更多信息、磨炼其算法的另一个借口。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也意味着，在一个技术公司尚未表现出应有责任感的时代，让它们在公民生活中扮演更重大的角色。指望硅谷以负责任的态度，采用如此高程度的文化家长式做派，似乎太草率了。

虚假和虚构的世界主义

说到国际新闻，这股受解决方案主义驱动的、对技术干预的向往就更加明显了。在这一领域，技术干预的目标不是带动更多的“意外发现”，而是把每一名公民都变成跟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Kristof)一模一样的复制品，而且，都穿着他那忧国忧民的多元化病号服。创办博客网站“全球之声”的伊桑·朱克曼(EthanZuckerman)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主义”的时代，虽然人人都认为“互联网”把国家和人民拉得更靠近了，实际上并非如此。“互联网工具的建筑师们应当承担这份事业，帮助拓展人们的世界视野。”

要怎么做呢？朱克曼在一篇充满挑衅意味的文章里举了几个例子，发表在2012年4月号的《威尔逊季刊》(WilsonQuarterly)上。“Facebook已经注意到，你没把一位试图联系你的高中同学加为好友’。它可以寻找来自非洲或印度、又跟你有共同兴趣的陌生人，并为你们牵线介绍。”搜索引擎也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朱克曼指出，“Google跟踪你进行的每一次搜索，让广告更有效地瞄准你。它也可以使用这些信息，帮助你发现以前从没探讨的有趣话题，为它强大的搜索功能，增加一个意外发现’引擎。”朱克曼奇怪工程师怎么还没开发这样的工具，指出：“他们或许在等待能说明用户期待这种工具、也做好使用准备的指标。”从这个角度来看，李普曼错了：我们已经长出了无所不知的世界主义苗头；我们只是还没有能充分开发这类倾向的工具。现在我们有了工具，可以指望硅谷帮助我们尽情发泄内心的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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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朱克曼啊，没什么证据表明我们真的想跟非洲或印度的陌生人讨论共同兴趣。如今，有关“互联网”，以及它建立跨国桥梁和联系的能力，吹嘘的话已经写得够多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朱克曼没错：周遭“虚构的世界主义”太多了。但想到来自爱荷华州的人为什么还没跟来自印度的人聊上天（除非是接了一通来自班加罗尔呼叫中心的电话)，他自己也受了一连串的神话迷惑：技术能发挥作用。其他技术权威的幻觉，来自对“互联网”的世界主义性质，朱克曼的幻觉，来自对人类的世界主义性质(包括其可行性和可取性)。他的这种幻觉，其实是一种更具破坏性的虚构世界主义，因为它假设“互联网”把我们变成天下大同的速度还不够快。故此，只有通过调整“互联网”的运作方式，才加快让这一被迫天下大同的进程。

互联网公司都认同这种天下大同的观点吗?Google的埃里克·施密特相信，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后世界主义的世界了。他在Google了解到的一点关键就是，“哪里的人都一样。”所以，施密特接着说，“意识到其他民族、其他种族、其他文化、操持不同语言的人，大致上都关心着跟你一样的事，这就是经营世界最简单的办法了。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可以加以证明。”尽管他们能够证明，但别费功夫去打听，这种全球同质化到底是Google的功劳呢(施密特认为是自然的原因)，还是说，另有其他表达文化多元性的途径，只是很难为Google搜索所把握。不过，既然我们都一样(世界都是平的，我们又怎能不一样呢？)，那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形式的世界主义干预。看起来，朱克曼的论点，不见得能打动埃里克·施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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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可能会对这类建议更开放。扎克伯格曾发表过一次很不寻常的公开声明，说中东地区的敌意“不是来自任何人的深刻仇恨，”而是来自“缺乏联系和沟通，缺乏同情和理解。”扎克伯格相信，只要我们彼此连接，只要Facebook随处可上、人人都有账户，所有的误解就能消失，所有的战争就会停止。Facebook的新闻稿全是这种伪人道主义：“让来自多元背景的人便于联系、分享观点，我们能够减少长期和短期的世界冲突。”按照这套逻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终会在Facebook上达成和平协议公司也并不反对向两者发起“虚拟和平”的倡议。

朱克曼和扎克伯格尽管在方法上存在明显分歧，但两人都相信，更好的技术能够，也应当根除人类的误解，消除来自人际沟通的重大缺陷。这种观点并不新，而是有着长久的历史。媒体历史学家约翰·达勒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论述沟通史的《交流的无奈》(Speaking into Air)一书中，提出了最有说服力的批评。彼得斯和其他许多历史学家早就指出，人们几乎对每一项新发明都给予过极大的期待，希望它们促进人与人的相互谅解。举几个例子好了：1852年，散文家迈克尔·安吉罗·加维（MichaelAngeloGarvey)预测，有了公路运输，国家之间的分裂很快会消失，所有人都会说同一种语言。1889年，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Salisbury)认为，电报“几乎在同一时刻就结合在一起……来自整个智力世界的、对任何事情的意见，立刻就能传达到全球。”1865年，国际电报联盟成立之时，法国外长提出了一个十分扎克伯格的主题：“如果说，战争……真的源自误解，那么，促进人与人之间思想的交流，把这套惊人的传输系统交给他们……让人类大家庭的散落成员们迅速而不中断地进行对话，我们不就能消除战争的一项成因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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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新技术的涌现，20世纪这样的宣告更多。1913年，一封写给《科学美国人》编辑的信里说，马可尼的发现可以无需任何技术设备，就让“相距遥远的人类之间的……沟通……随心所欲，随时可及。”不到10年，《科利尔杂志》(Collier)上又有一篇文章赞美无线电是“巨大的文明推进器，”能够“向各处传播文化”，带来“全国各地区的相互理解，团结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目的，让我们成为强大而严谨的人。”而且，既然它能够在一个国家之内做到这一点，它恐怕也能在世界范围内这么做。1915年，杰克·伦敦在论及“图像的时代”时，宣称“神奇的胶片彻底消灭了时间和距离，把世界各地的人带到一起来。”

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计其数（热烈地赞美电视机、核能和传真机无尽的世界主义潜力)，延续至今。所以，看到“互联网”有望把我们团结成世界村而大感兴奋，这很容易理解。但我们这里的辩论，不应该在可行性上就吵个筋疲力尽；我们还应当讨论一下可取性。

彼得斯指出，以为更好、更快速、更廉价的通信能解决沟通的问题，可能是个错误，因为误解或许是人类生存条件的一个永恒特点，而何以如此，原因也很充分。“发送明确的信息，”彼得斯写道，“可能不会创造更好的关系；我们越是彼此理解，说不定越不喜欢对方……沟通’把自己打扮成解决人类固有烦恼语言，限制条件，多元化的简便办法。”但这些都是错觉；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快速补丁，因为它们的根源不在于传输系统出现了故障，而在于人们有着多种多样的目标、价值观和利益。有时候，光是对话，不能在这些东西之间建立桥梁；还需要采取一定的政治行动。说回本章开头所附的彼得斯的警句，解决方案主义者认为更好的通信就能解决沟通的问题；而反解决方案主义者则意识到，我们所以为的“沟通的问题”，恐怕从来就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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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现代技术可以方便陌生人之间跨越大陆进行会面。自我跟踪加上搜索引擎及社会网站里内嵌的微妙(或者不那么微妙)推搡，足以完成这份任务—哪怕以为流行网站会傻到这等地步：明知贾斯汀·比伯的照片能带来更大的流量，更多的现金，却反其道而行之，插入有关南非艾滋病形势的深奥文章。但即便我们抛开金钱上的考量，也看不出Google和Facebook这样的网站干嘛该决定要向用户曝光哪一类的主题。为什么要向你介绍非洲和印度的陌生人，而不是拉美或中国的陌生人呢?为什么该推动你去了解更多有关南苏丹的信息，而不是南奥塞梯的信息呢？为什么要向你发送一个有关哥斯达黎加的网站，而不是有关布拉瓦约的网站呢?更广泛地说，为什么一定要从国家和地域上做选择呢？谁说马达加斯加的政治局势，就一定比克隆的伦理问题更重要？或者，匈牙利政府的未来，就比体育界愈发依赖类固醇更重要？

朱克曼认为，科技公司能够(借用沃尔特·李普曼的名句)带着公民“展开一趟世界问题观光之旅，”但他从没说清楚确切的行程该怎么安排决定。不过，这里又扯出李普曼，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本质上，朱克曼希望数字平台(退居到了此前的基础设施的角色上)不仅仅用推特的方式塑造公众，更要吸引人们关注平台认为重要的主题，主动地创造公众。

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推揉尝试(不光指国际新闻语境)，意味着劝说和审议在激发改革与行动方面走向了失败。一方面，人可能会顺着李普曼的思路认为，不应该干涉公民做这做那，除非公民自己发现了关心的事务，反过来说，这种方法也并不否认记者、活动家和知识分子支持各项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一群公民每天用30分钟跟进遥远非洲发生的危机（哪怕读了《纽约时报》的社论之后，就把注意力突然切换到了东南亚)，这没什么错。我们确然希望公民了解自己的局限性，也了解集体行动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能自己思考，经过一番思量过后，明智地分配自己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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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创造公众的问题，背后一定有合理的原因，而不是从上面发出了无形的最后通牒(并使用算法进行编码)。就算报纸有诸多不足，但全国性大报的社论版，确实令得各方利益代表阐明自己的原因，努力为自己的事业招募支持者；我们公共领域的底层结构意识到，特定的议题可能有多重阐释方法，每一种阐释背后对应着不同的公众。为什么要把我们现在的系统报废掉呢(尽管它并不完美)，换上朱克曼的系统，让Google和Facebook单方面决定哪些问题重要，以及该采取何种运动方式呢？我看到的唯一解释，跟互联网中心主义和解决方案主义有关系：“互联网”意味着我们生活在独特的时代，我们掌握了工具能做成上面所有的事，如果有问题能够解决，那就必须解决。

我们真的想要换用一种通过推搡和其他数字把戏(Google和Facebook可以用我们根本注意不到的方式耍这些把戏)劫持公民关注度的系统吗？当然，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麦迪逊大道和企业美国基本上就是这么运作的；在一些观察家眼里，大部分风头最健的成功非政府组织也是这么运作的。也许如此。但我们总犯不着以为营销和背景操纵这一套手法的胜利是件好事。我们希望公民关心叙利亚战争，是因为他们对中东和平、人类未来命运或者其他类似的事业看得很重，而不是因为Google和Facebook暗中摆布他们去投入这样的事业。

当然，如果公民们欣然地找到互联网公司，要求后者在算法里加入一些“意外发现”和全球关怀，自己也欣然地使用这些服务，因为他们就是想要“意外发现”和全球关怀，那么，给这类干预之举找些正当理由就说得过去了。按李普曼的说法，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但如果公民关心波斯尼亚、卢旺达或者叙利亚，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人道主义干预是重要的，他们也不是故意要寻找有关这些地方的新闻，而是因为一些推操和算法的组合令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给予关注，那么，这看起来就像是心照不宣地承认：在我们的政治生活里，审议和道德不再值得尊重，如今，一切都可以归结成一场斯金纳式的实验，用组合刺激(而不是论证)促成想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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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游戏，毋宁死

为了理解怎样借助推搡和刺激工具箱改变人们的政治参与现状，让我们来看看Google公司旗舰新闻聚合器“Google新闻”(GoogleNews)最近推出的一项功能。从2011年7月中旬开始，“Google新闻”开始根据用户阅读了多少篇与特定主题相关的文章，授予专注度勋章。如此一来，如果你喜欢篮球或哈利·波特，你两样都能赚到勋章每一类别下都有多种类型的勋章。你可以一路从铜勋章升到银勋章再升金勋章、白金勋章，最后，获得终极篮球勋章一切取决于你跟进篮球新闻的积极度。

按默认设置，勋章是私人可见，但用户可以选择公开。Google在推出这一新闻系统的同时，还发布了一篇博客文章。文章说，你可以告诉朋友“你的新闻兴趣，展示你的专业知识，发起对话，或者单纯地炫耀你有多么热爱阅读。”按照Google的逻辑，推出这一功能，把新闻阅读变成一场游戏，能让阅读新闻更有趣，甚至能引诱人阅读更多的新闻消息，最终，让公司获得更多有关用户的数据。

Google承认，“这只是Google新闻勋章迈出的第一步——如果你愿意，叫它‘青铜新闻’也行。等我们看到用户会怎样使用、分享勋章，我们会将这一功能提升到新的水平。”新的水平会是什么样子？好吧，我们可以想象，新闻勋章系统能用来促进朱克曼青睐的各种目标：如果你阅读了更多有关非洲（主流媒体一贯忽视的地区)的新闻，会比阅读有关华盛顿的新闻获得更多的点数。一旦虚拟点数和奖励捆绑上切实的好处（比如在Google服务器上得到更多的免费空间），那就能变成强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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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投入勋章的怀抱，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从属于一种更广泛趋势。智能手机的普及，再加上智能手机能够记录GPS坐标，轻松地他人分享，还有社会网络的流行（能让解决方案主义者搭建起朋友社交层，覆盖到人几乎所有的活动上面），带给社会工程师一个令人兴奋的选项：把重要的问题变成游戏来解决掉。多亏了智能手机，游戏可以跟实体环境绑定到一起；得益于社会网络，这些游戏可以和朋友们一起玩。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俄罗斯方块”。

这种往多种社会实践里引入所谓游戏机制（使用勋章、积分、登记、奖励和虚拟货币等)的趋势，叫做“游戏化”。《家务争霸》(ChoreWars)这款游戏（如果玩家跟家人或朋友住在一起，那么，完成现实世界里的家务劳动，就能在游戏里积累点数、发现财宝)就是该逻辑付诸实践的很好例子。另一个例子是，“Recyclebank”公司利用积分和奖励，推搡消费者采用更环保的行动。一旦你为自己的绿色行动积累了足够的积分，Recyclebank就让你把它们转换成折扣、优惠和礼品券。一开始，它送给玩家的礼物是什么？好乐门蛋黄酱折扣券。显然，这家公司是要利用游戏奖励，让你变得更环保，吃更多的蛋黄酱。真是太有意义了：之后会有其他人加入，把你的就餐体验游戏化，并因为你没吃蛋黄酱而给你分数奖励。

听起来虽然很够呛，但营销人员却热情地接受了游戏化趋势最近有调查显示，虽然2/3的营销从业者不明白“游戏化”是什么意思，但78%的人相信，顾客会更容易响应游戏奖励。高德纳调研公司(Gartner)进行的一项调查呼应了这些发现，并预测，到2015年，50%管理创新流程的组织，都会将之游戏化，顾客和员工提出建议，会加以游戏奖励。一些信徒认为，游戏化甚至可以解决诸如全球变暖等问题：2011年，在西南偏南大会上，游戏化创业公司SCVNG的赛斯·普瑞巴什(SethPriebatsch)是这么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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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化和游戏之间有什么联系呢？一些批评游戏化的观点认为，最优秀的视频游戏，不是因为奖励机制而叫人玩得罢不了受的。游戏理论家伊恩·博格斯特(IanBogost)说，虚拟积分不会产生“兴趣、启迪、恐怖、魅力、愿望，或其他任何感觉”的体验，相反，这些体验来自游戏的内容，以及游戏设计师采用的各种叙事策略。换句话说，痛恨游戏化的人，不见得痛恨游戏；严格地说，这个过程并不是把一切都变成游戏，而是把一切都变成我们时常与游戏关联起来的有限因素(而且还经常是些不重要的因素)。加拿大媒介理论家艾伦·乔尼(AlanChorney)道出了两者之间一种非常有益的区别：“游戏机制的使用，不一定能让产品变成视频游戏。为了说明这种区别，我们不妨用电影来比喻。导演可以使用不同的镜头、剪切和特效来影响观众，但最终的结果不见得总能创造出一部电影来。事实上，它可能是一段广告。电影的身份和其内容直接挂钩，而不是和电影的机制挂钩。”

不足为奇，游戏化已经成了解决方案专家们工具箱里的心爱伎俩。凡事都能够游戏化，不意味着凡事都应该游戏化。《连线》杂志报道了游戏理论家杰西·谢尔（JesseSchell)的一次会议讲演。当时，他正尝试说明游戏化的局限性，他说，“在那个世界里，人的每一个动作，刷牙、按时上班、在胳膊上纹了一个蛋挞广告，都能赚到积分。”唉，谢尔本来是要鼓励对从业者们对游戏化展开更多批判性思考，结果却事与愿违。谢尔告诉《连线》，“已经有好几十号人来找我说，你的讲演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开了一家公司……’我只能想，唉，上帝啊，别为这怪我。”

这一切看起来非常吸引人，尤其是对生厌而疲惫的公民。Zynga公司为我们带来了《开心农场》(FarmVille)和《好友填字》(Words withFriends)这两款拯救世界的Facebook大热门游戏，按CEO马克·平卡斯(Mark Pincus)的说法，“游戏应该为善。我们希望一边完成日常工作，一边帮助世界。”游戏化也跟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兼艺人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Zizek)描述的善人心态有异曲同工之妙。齐泽克在好些慈善项目上认出了这种心态，这些项目鼓励公民在星巴克买一杯更贵的咖啡，支持非洲抗击饥荒。说到底，如果我们如常地做着平时的工作，能以“星冰乐”8为动力继续进行深刻的灵魂反思，为什么不帮忙拯救世界呢?至于说Zynga，它向游戏化的进军似乎相当具有预言性质。比如说，它和7-11便利店达成了一项协议，通过一些天才的营销，顾客用真金白银购买饮料思乐冰(Slurpee)，换取《开心农场》里的点数。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的讽刺味儿：为了赚取游戏所需的虚拟点数，你要买一杯真正的思乐冰饮料，而且，你在游戏里扮演的还是个农民!一位游戏化爱好者解释了两者之间的绑定，“全都是赚钱，没有花钱!”诚然。购买思乐冰帮忙拯救世界谁曾想到过这个好点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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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游戏化爱好者会反驳说，“WiiSports”这类的游戏能让我们锻炼身体，并希望我们通过玩电脑游戏来减肥；在游戏化语境里，这些事情是常被人提及的。这些游戏当然很有趣，只可惜，最近的几项研究证实，预期中的减肥效果并非现实，而是神话。《儿科学》(Pediatrics)上发表的一份研究发现，玩“WiiSports”的孩子坚信自己在减肥，结果减少了真正的体育锻炼，反倒增了肥。

有时候，很难截然区分量化自我运动的追随者和游戏化的拥护者。两项活动都由同一群人赞助资金，这拨人充当着不同社群的桥梁，自我跟踪人士提供量化掩护，可若不加上游戏化，意义就少了许多(毕竟，人需要清点所有的虚拟积分呀)。例如，可敬的创投公司梅菲尔德基金的执行董事蒂姆·张(TimChang)，支持了多项自我跟踪的早期实验，如今也开始探索游戏化，

8星巴克售卖的一种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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