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蛋白质折叠——别在家干

游戏也有很大的空间施展人道主义关怀。PS游戏机上的Folding@Home(麦戈尼格尔做过讨论)允许玩家登入并接受研究任务，分析特定蛋白质如何折叠与误折（稍后展开这一点），贡献游戏机的运算能力以完成任务。蛋白质有一种最终的结构（也就是生物化学家所谓的“原生状态”），但科学家们尚未完全理解蛋白质通过怎样的机制来达到这一状态，以及蛋白质与其他分子的互动会对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如果能理解这一点，有助于进一步揭示阿尔茨海默氏症、亨廷顿氏病和各种癌症的成因。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找到了一种方法，让玩家捐出自家游戏机的多余运算时间，帮助分析蛋白质折叠诸如“PS3玩家尝试拯救世界”这样的媒体头条，就是这么来的。

或者来看看一款名为《免费稻米》(FreeRice)的简单游戏：玩家一边学习花哨的英语单词，一边接受在线广告的曝光，帮忙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筹集资金购买稻米。不过，用这样的游戏来论证其他游戏化干预的正当性，实在太过虚伪(麦戈尼格尔从来没在自己的书里提过“游戏化”这个丑陋的字眼，就足以说明问题了)。Folding@Home并未实际取代任何东西；它只是提供了一种新方法来使用计算机运算能力处理蛋白质折叠罢了。它也确实衍生了一款名为《折叠》(FoldIt)的游戏，玩家在游戏里要解谜(类似高级版的俄罗斯方块)，这些谜题或可帮助科学家预测蛋白质的折叠形态。这很了不起但它跟前文讨论的那种“游戏化”毫无共同之处，因为这款游戏创造的是全新的行为，而不是提供新的动机动员人参与。如果这需要一群极客纯手工地用笔来完成运算，《折叠》这款游戏大概算提出了一道难题；但即便如此，考虑到更快找出科学新发现有助于挽救生命，把这项任务外包给电脑看起来也算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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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免费稻米》所做的，似乎早有其他许多网站在做了（也就是帮你学外语），只不过，网站的创办人承诺说，要把从广告上赚到的钱，捐献给一项慈善事业。即便如此，挤出效应仍然可能会出现，比方说，一部分学习语言的人因为觉得自己已经通过在线广告给了钱，就不再向慈善事业捐赠。不过，这兴许算是一项值得一试的风险，因为使用《免费稻米》的大多数用户并不是为了慈善而使用该网站的，而是为了学习外语。简单地说，人们玩《免费稻米》游戏，不是因为想玩游戏；该网站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游戏机制。从学习语言的途径来看，《免费稻米》说不定算是道德正确的选择，因为从理论上说，它不光能做其他网站所做的一切，还能做更多。

但大多数游戏化项目并不像Folding@Home和《免费稻米》，所以，游戏化大师援引这些项目来证明自己的公民意识很强，未免过分虚伪。游戏化的设计者们不是创先新颖的做事方式，或是为原有的做事方式增加一层人性化层面。相反，他们是要结合使用反馈循环、勋章和奖励，用愉悦取代责任，让你做去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你因为想要帮助科学折叠蛋白，和因为想要赚取积分而折叠蛋白，两者之间的差异极为重要；游戏拯救世界的理论模糊了这一区别。

游戏化的热心推广人士很少强调这两种同时存在的情况，但游戏机制侵入我们的生活并大规模扩散，正好反映了市场逻辑蔓延进了我们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内部。用游戏让人们服用药物、戒烟或上学，和付钱给人让他们去做这些事，没有太大不同：这两种情况都优先考虑了效率，而忽视了影响。拿了钱才肯读书的的孩子，对阅读的看法，肯定跟因为喜欢才读书的孩子有所不同，这么想没什么不合理的吧？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Sandel)在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金钱买不到的东西》(What MoneyCan'tBuy)一书中指出，“当市场机制开始变成市场常态，”我们对商品（教育或者健康)的态度就发生了改变，而这种改变，不见得是好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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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化没有什么不同；依靠游戏机制（而不是依靠唤起更高的价值观）招募公民帮助科学的项目，最终会改变公民与科学的关系。因此，游戏机制承载的规范性影响，远远比相关支持者们公开承认的要深远；如果游戏机制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被游戏化的东西，我们最好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真心想要这样的改变别管它多么实用，多么有效。桑德尔描写的市场和游戏是一样的：“要判断市场属于什么领域，应该跟什么领域保持距离，我们必须判断如何评价所议事物健康、教育、家庭生活、自然、艺术、公民责任等等。这些都是道德和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展开一例一例地辩论这些事物的道德意义，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评价它们才合适。”

游戏化和自我跟踪一样，能很轻松地让公民对周遭杂乱的现实丧失敏感。量化复杂社会技术系统的输出，提高我们自身实践的有效性，减少浪费，但同时也有可能让我们无法想象怎样取消、替代这样一种系统。游戏化同样如此，它承诺让每一种活动都更享受，令得我们对现行的做事方式永远满意。

“Chromaroma”是一款针对伦敦通勤人士的游戏，能将行程数据存储进公交卡里。它有花哨的可视化路线和公交站台；玩家可以加入团队，发现新线路、在车站为对手设置陷阱均可赚取奖励。《卫报》甚至称赞这款游戏“是伦敦通勤一直在等待的改造。”一如作家史蒂芬·普尔所说，“实际上，伦敦通勤一直在等待的改造，是创造更可靠的服务，地铁线路周末不关门，列车能容纳17人以上。为系统的现状添加一重游戏，不叫改造；而是在溃烂的伤口上贴了一贴狗皮膏药。”

如今，有可能每一个玩“Chromaroma”的人都意识到伦敦的交通系统存在多么大的麻烦，所以他们会建立一个活动组织，要求获得更好的服务。这是乐观的假设情况。但也有可能发生与此相反的情况：分散的乘客们并未对服务产生最终的失望，进而采取了集体行动，而是因为“Chromaroma”，找到了一种更好的方式来享受糟糕的服务。也就是说，靠着修修补补，人们能够从最恶劣的环境中找到满足甚至享受老实说，用这样的理由对游戏化大加赞美，可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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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苏联的规划人员也是游戏化的热心支持者，尽管他们从来没用过这个词；他们喜欢的标签是“社会主义竞赛”，意思是让所有工人和整个工厂，全部投入到竞争当中，争取最大的奖励：一枚红色劳动勋章。游戏研究员马克·尼尔森(MarkNelson)注意到了苏联游戏化的经验与游戏化，“工厂竞争模糊地融合进了体育比赛的内容：工厂不光在生产上互相竞争，也可以像足球联赛里的各球队那样竞争。利用真正的游戏竞争，再加上城市自豪感和体育狂迷等文化因素，构成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战略：在工业生产中全面游戏化。”当然，工人也许很喜欢竞争的方面，但我们不应该罔顾事实：这种乐趣，有可能让他们忘了注意自己的工作条件是多么艰苦和可怕。

游戏理论家伊恩·博格斯特，对游戏化提出了最为激烈的批评，并在一篇言辞挑衅的文章(文章的名字叫“去他妈的蜡笔”，含义不言自明)中有力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尼日利亚诗人沃尔·索因卡(WoleSoyinka，后获诺贝尔文学奖)曾利用找得到的一切书写材料，在狱中岁月曾写出过好多动人的诗歌。在博格斯特看来，像《开心农场》这样的游戏，并未带给玩家行使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余地，比尼日利亚监狱的条件好不了多少；你能做的无非是点击鼠标，幸运的话，能把东西搬来搬去（博格斯特设计了一款游戏，玩家除了在一头丑陋的奶牛上点鼠标，什么也不能做。他的本意是想讽刺，却不料游戏在网上大获成功。他写文章就是针对这一现象给予回应)。数字囚犯们能像索因卡一样，想出办法规避控制，保持创造力，但他们没有理由忘记自己仍然置身牢房。引用博格斯特的话来说，“魔术师用帽子变出了专制，人们绝望地进行了适应，可这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呢。”伦敦地铁仍然可怕，哪怕旅程的可容忍度更高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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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褪色的牛仔裤和真实的虚伪

所有这些试图修复人类生存条件的尝试(量化一切；记录一切以规避人类记忆的弱点；让技术公司为我们提供更具营养信息的饮食，摆脱人对美食卑微低下的品位；把生活里的一切都变成游戏，让我们做正确的事情），都代表了硅谷对人类缺陷的不安，以及它对自己掌握的强大工具的贴金赞美。我们的极客王没有意识到，效率低下其实是我们的庇护所，保护我们不受非人道的泰勒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所蹂蹦。如果效率低下是民主社会商议后得出的结果，那么，就没有必要消除它，哪怕最新的技术可以瞬间完成。

不过，硅谷最大的野心还在于，让人类所有的社会互动，甚至人类自己，都带上真实性这道枷锁。害怕显得不真实，显得像是假货，这种情绪对技术创新的推动力，几乎跟色情冲动一样大。如前所述，自我跟踪人士的量化冲动，尤其是他们公布这些数字的欲望，就应当看成这种追求的一部分：一劳永逸地保证自己不光正宗可靠，而且还独门所创。也许，我们都有着同样的想法，用着同样的应用程序，穿着同样的T恤，但至少我们的DNA、我们每天的卡路里摄入量、睡眠模式不一样知道这一点，足可令人心安了。

但是，如果你跟踪这些物理数据足够长的时间，你会发现一些更深层的数值模式，进而发现自己真正是谁(这也是自我跟踪的隐含承诺)。正如加里·沃尔夫指出，“量化自我的魅力背后，是一个猜测：我们的许多问题都来自缺乏理解我们是谁的工具。我们的记忆糟糕；我们受制于一系列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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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次只能对一两件事集中注意力。”需要什么才能发现“我们是谁”呢？嗯，沃尔夫说，一大堆自我跟踪的小工具（向医疗保健行业或麦迪逊大街的营销人员报告）能完成这一任务。“我们的脚里不会长出计步器、肺里不会长出呼吸测醉仪、血管里不会安装血糖监视器。我们缺少盘点自我库存的身体与精神设备。我们需要机器给予帮助。”如果弗洛伊德活得足够长，他或许会被一台计步器给取代：在这个勇敢新世界里，算法看起来如此诱人，谁还需要精神分析(过时的叙事想象力)来盘点自己呢？

如果量化自我运动让我们通过数字建立真实性，那么，社会网络就是让我们以更微妙、看似更具创意的方式来完成自我量化：策展生活时间线，上传自己最喜欢的照片，使用最酷的应用程序，维持独特的社交图谱(Facebook上的人际关系图，每个用户都有)。只有仔细观察，人才能辨别虚假和真实的主题是怎样塑造着Facebook本身的自我展示。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扎克伯格宣称，“除非你的真实自我上了线，社会网络无法存在。”Facebook最初的投资人彼得·泰尔将Facebook提供的可靠性(不允许用户使用假名)与前任竞争MySpace对手做了比较。“MySpace是要你在互联网上做个假人，人人都能在网上假冒电影明星。真人胜过假人，「这很健康。”他说。

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Sandberg)，Facebook的董事兼首席营运官，进一步强调真实性对公司的活动有多么关键。“表达我们的真实身份，明年会变得更深入人心，”她在《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里谈到2012年时说。“个人资料(profile)不再是概要的，而会详细地刻画出我们真正是什么人，包括我们读过什么书、听过什么样的音乐、能跑多长距离、到过什么地方、支持什么事业、喜欢什么样的宠物搞笑视频、我们的喜好和链接。是的，人们会习惯这种向可靠性的转变，同时，这种做法也会招来人们对失去隐私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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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靠着广告（《广告狂人》里像唐·德拉普这样的骗子手对广告这个行业可是如鱼得水呢)赚钱的公司发动了一场追求可靠性的现代十字军东征，不免太过讽刺。文学批评家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Trilling)在《诚与真》(Sincerity andAuthenticity)中指出，这场东征其实并不新鲜，可追溯回莎士比亚时代。但特里林还有一点说得很对：真实可靠或许有好处，但故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真诚的人，这种做法没什么好钦佩的。对可靠性(证明自己不光善良，而且还真诚，对自己真诚，对自己的本性真诚，甚至，对人类应该是怎么样的概念真诚)的简单冲动，是完全失真的。

特里林警告，我们不应当把真实性误以为是“某一种衣服，退色的牛仔裤，或者一种脚踏实地的外貌，”因为“一旦你开始重视时尚或者时尚符号的道德意义，一旦这种意义……成了某种人要求得到尊重的标志，”那么真实性立刻就失去价值了。当然，我们也不必把谴责提升到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Adorno)那个地步。阿多诺在《真实性的隐语》(JargonofAuthenticity)抱怨说，“打着当代真实性的名号，哪怕是施加酷刑的拷打者也穿上一层美妙的外衣：只需要说他是个真正的拷打者就够了。”但是阿多诺确实说对了一点：真实的东西不一定就是道义上的好，道义上的好，也不一定需要真实。我们的真实，和具体的事情也有关系。哲学家查尔斯·吉尼翁(CharlesGuignon)说得好，“真实性的关键不光在于承诺的强度，表达承诺的热情度，更在于承诺内容的性质。”

此外，在Facebook手里，真实性成了一种修辞武器，助长用户的焦虑，并进而向该网站上传更多的数据。谢丽尔·桑德伯格说Facebook的个人资料如今是“表达我们真实身份”的“详尽个人肖像”，其实也是在指出：只有上传、分享更多的细节，才能让这样的肖像更真实。但要是Facebook不暗中对用户动手脚的话，它也就不是Facebook了。故此，它信奉“无障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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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识形态，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默认都是分享状态，我们必须要主动选择，才能不分享这就导致：不光我们的“自画像”人人都看得见，其他用户还能发现、关注了我们喜欢的歌曲和书籍。但如果其他用户跟你喜欢完全相同的事情，那么或许你就是个假货所以，你必须发现、上传和分享一些独特的东西。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在Facebook实现真正的“真实性”。桑德伯格所谓的“真实身份”梦想，无非是个巧妙的营销口号罢了。

从这个角度看，Facebook的真实性修辞，和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一场公共辩论惊人地类似：后者探讨的是，划一性（uniformity，也即大众社会里的每一个人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是不是比随大流(conformity，也即为了合群而接受观点、习惯和信念）罪过更大。人们把随大流的后者，看成是选择做个“其他人”的骗子；而前者，是天生就同质化的，是真正的骗子因为人们认为，做选择的是自己，要成就独特的自我，可事实上，人们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历史学家阿比盖尔·奇弗(AbigailCheever)认为，这种对划一性的担心(她指出，有这样的可能性，也即“独特的美国个体，也许不仅仅是藏在虚假的面具之下，而是根本就不存在”)，远远大于对随大流的担心，塞林格(J.D.Salinger)和大卫·理斯曼(DavidRiesman，美国社会学家)的作品里就弥漫着这种情绪。

奇弗认为，这种担忧可能已经随着上个世纪的终结而有所缓解。可惜，它们不大可能彻底消失。Facebook和量化自我运动承诺给我们具体的、甚至数字的证据，证明我们拥有尚待发掘的深刻、真实身份，我们需要带着这一身份登入Facebook，用沃尔夫的话来说，我们“盘点了自己的库存”之后，就会出现某种切实而独特的东西。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甚至势不可挡的主张，正好切中人们长久以来的担忧。社会网络和自我跟踪不大可能让我们保证自己的独特性，哪怕只出于一个原因：不管是Facebook还是自我跟踪设备制造商，都不希望破坏自己的生意。但还有可能，我们需要控制一下自己对真实性的欲望，接受“不真实并不总意味着不好”这一观点，因为，若没有些许的欺骗和虚假，根本无法建立社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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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智能的工具，愚蠢的人类

“道德法律在我们心中，也在我们

的设备中。”

——布鲁诺·拉图尔

2012年5月8日，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市的网站上发表了一份看似无伤大雅的新闻稿。文章名为“本市扩大停车收费表传感器使用范围”，看起来平凡无奇，无关轻重，就像那一天美国官方公布的数百万份其他文件一样。

圣莫尼卡市宣布扩展新的智能停车方案，同时也吹嘘这套方案独具创新意义。为什么“智能”呢？新的停车计时表会使用嵌入式传感器，当局可跟踪汽车平均停留时间(不管车主是否支付了停车费)。有了这一新的数据，圣莫尼卡市希望调整停车点的数量，以及停车时间限制，找到一套适合所有人的安排。

整个方案似乎完全可以接受，只是新闻稿里还宣布了另外两项“创新”。首先，每当汽车离开停车点，传感器就会自动把计价表复位，不管计价表里还剩余多少预付时间。其次，如果司机逾期停留，没有办法通过多次付费延长时间；传感器会辨识每一辆车，一旦许可的时间用光，计价器就不再接受付款了。

智能的工具，愚蠢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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