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许多人甚至挺欢迎这两项变化。干嘛不阻止那些想要欺骗系统、逾期停车的人呢？毕竟，免费停车场其实并不免费呀。洛杉矶加州大学城市规划教授唐纳德·舒普(Donald Shoup)在《免费停车的高昂代价》(The High Cost ofFreeParking)中指出，如果人们按照公平市场价格支付停车费，有可能会减少开车，而始终处于缺少经费状态的城市则可以筹集更多的现金。看起来就像是双赢啊。

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圣莫尼卡市举措的其他方面吗?回到阿尔伯特·赫希曼的“无用、悖谬及危害”理论上，第一点似乎不成为问题。除非司机能找到一种方式轻松地规避智能计费系统，要不然，他们一般会遵照执行；说这个方案徒劳无益，并没有很好的理由至少眼下没有。至于说悖谬，也很难证实：以智能传感器为基础的计价应该无法恶化停车局面。

那么危害这一点呢?用赫希曼的话来说，智能计价系统危及到了“从前某项珍贵的成就”吗？当然，这里可以套用与情境犯罪预防相关的标准批评，第六章我们已经详尽介绍过。也许，如果我们将这套方案推而广之，禁止公民到处违反法律，反而会损害公民的道德感，不用技术性的基础设施明确地剥夺他们做错误事情的机会，他们就不会去做正确的事情。

有没有可能，自动复位的计价器破坏了司机们之间的团结纽带，剥夺了一些人施展善行的机会，同时让另一些人确信：世界是一个彻底分裂化的世界，没有利他行为的存在空间?这种担忧乍看起来颇有道理，但似乎建立在错误的逻辑上，因为表面上的“善行”(在计价器里留下预付时段，方便下一个人停车)其实主要是出于利己的原因，尤其是离开的司机先前以为自己会待得更久。有人会得益于前一位司机的慷慨，主要是系统设计部完善所致—而并不是要离开停车位的这名司机，故意要让随便哪一位使用同一台计价器的陌生人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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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们接受圣莫尼卡停车系统非常好这一点之前，不妨想想另一种系统。现在的做法是，传感器识别出车辆正在离开，计价器就自动重置；假设系统不这么做，而是向司机提供选项，是把钱留在计价器里（好像需要停车的其他司机使用），还是重置计价器（免得有人故意蹭停车位，同时为城市预算做些贡献)。而且，为了让“智能”系统真正名副其实，假设它还可以告诉司机通常在这一地区停车的车辆统计信息。是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豪华新车吗？还是研究生、非法移民开得起的破烂老车？

按照这项新方案，司机要自己做出权衡，判断哪种做法更重要：是跟拥堵做斗争，帮助城市；还是做个好心人，帮助需要停车费的其他市民呢？猛然之间，司机必须思考停车问题的严重性，直面造就停车问题的各种因素了说不定，这足够打动他，让他去买一本唐纳德·舒普的书呢。原先的系统无法让司机表现出善(“善意”只是系统设计不完美的偶然结果)，可这一下，司机被迫要自己斟酌哪一种行为更善良了。这样一比较，现行停车计价方案(代表司机做决定)就显得束缚重重，过分霸道了。

因此，哪怕是对停车系统这样平凡东西的内部运作稍加调整，就能造就极为不同的公民。在前一种完全自动化的情况下，我们得到了一套完全有效的系统，和不太愿意多花时间思考停车哲学的公民：为什么要这样运营停车场，是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导致了拥堵，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等等。在第二种情况下，司机被迫要进行选择，判断自己更重视哪一种价值观，对至少一部分司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思考与停车场运作方式相关的复杂大问题。

第一套方案以实现停车系统绩效最大化为目的；第二套方案以从整体上实现民主制度审议效率最大化为目的。第一套方案不能很好地扩展开来：要在其他环境下发挥最大效率，需要新的传感器和智能技术。第二套方案却可以漂亮地推广开来：公民习惯了对周围无形基础设施的隐性成本进行批判性思考，就更有可能用同一种批判性态度去对待生活其他方面。第二套方案筹集的资金可能不如第一套多，但前者筹集的是公民的觉悟，故此，哪怕它并非有形的东西，长期而言也远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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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假设，改革（而非保留）现行停车系统是公共政策的目标，那么，一群热切的公民就非常重要：他们要能够反思改革如何进行，整个过程中以哪种价值观为重。故此，赫希曼的头两条(无用与悖谬)或许是适合圣莫尼卡市停车系统方案的。

如果我们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维持目前的系统，找到更有效的执法机制，那么圣莫尼卡的系统运作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拿出对停车场生态甚至整个交通管理更好、更可持续、更友好的方式，那么，圣莫尼卡的方案就是失败的，因为它只优化了系统局部（而非全局)的效率。也就是说，如果它带给我们的是很少思考停车和驾驶习惯的公民，那么这套方案就仍然应该视为失败之举，哪怕它更有效地收取了停车费。这种对交通欠缺反思的态度，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城市的衰败和气候的变化。我们只能暂时地回避思考看似无关紧要的日常问题，因为总有一天，它们会回过头来折磨我们的。

维多利亚的火车和蒙大拿的小屋

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圣莫尼卡市采用的各种智能系统，都存在着跟自我跟踪同样的问题：如果量化给了我们节约用水的机会，但却不让我们去思考水一开始是怎么进入我们浴室的，那么，我们所节约下来的水，可能就不如我们想象得那么多，甚至，这些举措反而会妨碍我们思考怎样寻找更创新的途径去改革用水系统。在这个意义上说，圣莫尼卡的方案是无用的(按赫希曼所说的意思），因为它并未真正改变公民和司机对停车与拥堵问题的看法。从潜在意义上看，该方案甚至是悖谬的，尤其是如果一旦取消智能计价表或其他政策手段，我们的公民就不再认为有必要关心其他的司机、关心城市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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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方案扼杀了我们前文所述的“叙事想象力”，也有一些设计理论家称之为“系统思维”这是一种智性上的方法，在考虑问题的成因和后果时都想到复杂性，而不是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若干容易辨识、可以控制的因素，争取用关系、结构和过程的语言对其重新进行描述。事实上，研究表明，学习设计的学生，如果接受过非设计学科（如心理学、人类学、发展学和生态学)的额外训练，更容易从系统的角度思考，并想出创新且可持续化的解决办法。反之，如果学生像追求最大效率的工程师那样思考，视野会愈发狭隘。

若是设计得当，技术方案也可能扩展（而不是像技术恐惧派分子说的那样缩小)我们思考共同问题的审议空间，以及彰显美德和公民意识的具体途径。圣莫尼卡方案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它不智能，而恰恰在于它不够智能：真正智能的系统，应该找到方法把我们变成更热爱思考、更关心、更为人性化的生物。技术当然可以协助达成这一使命，只不过，指导它们的技术专家和社会工程师需要具备非常不同的思维方式。

西班牙作家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Gasset)曾写道，“要当工程师………仅仅做个工程师还不够。”这是一个比乍看起来远为深刻的见解。如果工程师充分意识到，在道德社会里生活，与其他人交融又纠结，是这么巨大的挑战，那么，他就不太可能光从效率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一如圣莫尼卡的例子所示，我们没有必要完全放弃技术化的解决方案；相反，我们需要的一种更为开放的设计，既能实现类似结果，又能让人做出具有挑战性的艰难选择，人和机器的区别，就在于这类的选择，机器只知道盲目、无情地残忍推进自己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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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的一个最大误解是，认为技术不应该干扰道德问题，技术应该顺着精心划定的路线前进，跟人类及其他政治项目(如自由主义)区别开来。道德在这里，技术在那里：两者应当绝不重合。按照这一观点（法国神学家雅克·埃吕尔对这一观点做过最为雄辩的表达，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埃吕尔的无数美国和加拿大追随者又对其做了热切地推动)，技术穿着它一贯的狡黠和自治的外衣，只会拉道德的后腿。若是任其发展，技术会发展成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所说的“技术垄断”：也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寻求技术的准许，讨技术的欢心，听技术的吩咐”。

这样激发准宗教狂热的高谈阔论，早就过了适用期了。是时候放弃这种带着大写字母“T”的“技术”讨论了，而是该弄清楚技术会怎样推动或危害人类的生存条件。从分析的范围来看，“技术”和“互联网”做出了同样多的承诺：由于这类术语带来的文化偏见实在太多，很难进行准确的分析。可倘若我们降低分析的层面，也就是进入更详细、更实证、更准确的层面，就有可能注意到法国神学家们忽视了的东西。

举个例子，我们可能发现，像自由主义这样的东西，没有一系列技术给予支持，根本无法想象。最自由主义倾向的改革者从不回避技术工具集。奥斯卡·王尔德说得没错：机器奴隶制推动了人类的解放。用他的原话来说是，“除非有奴隶来做那些丑陋、可怕、无趣的工作，否则，就无从发展文化，深入思考。人类奴隶制是错误的，不安全的，让人失望的。世界的未来，依靠的是机器奴隶制，也就是对机器施以奴役。”

专攻维多利亚时代技术和科学史的学者克里斯·奥特(ChrisOtter)令人信服地指出，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如守时、整洁和专注，都有赖于可靠的时钟、自来水和眼镜的出现，没有后者，前者根本不会形成。奥特进而主张，“自由主义主体性的许多特点，不靠相应的技术，是根本实现不了的。迁徙主体，没有了火车，就什么也不是；关注主体，没了眼镜、没了汽灯，也就迷茫了；整洁主体，要不是靠浴缸和马桶，立刻就污秽了；实业家没了蒸汽发动机，没了通往证券交易所的电报，经济上就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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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所有问题都适合技术修复一如我们在第六章有关情境犯罪预防中的讨论中所见，我们应该让它保持原样。在某些情况下，政治比技术更可取，或者法律更适合，因为它引发了更多就有关议题进行公开辩论的机会。

但很明显，并非所有问题都如此：政治和法律没法把你从纽约弄到洛杉矶，没法清洁你的公寓除非你当上独裁者，逼别人替你干。不行的话，去买台真空吸尘器！所以说，在许多情况下，技术修复不可避免，而且也没理由哀嚎：“啊，技术垄断啦！”然后隐居到蒙大拿州的山间小屋去。

但承认技术修复不可避免，并不等于承认技术要么都好要么都坏哪怕它们都能把事情办成。“技术性”手段没什么意义，因为“技术”本身和道德不相关；如果我们真的认同“技术性”并不自动意味着“不道德”、“不人性化”、“反民主”，我们就必须逐一研究每一项技术系统，设想有没有不同的技术系统可以通过更有利于辩论、改革和审议的方式，达成同样的目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设计更好的方法来对不同的技术修复进行评估、比较和鉴别；而不是一味重复同一套听得人生厌的信息：用技术修复社会总是好的。在我们判断最佳技术修复的时候，请记得奥尔特加的劝诫：要当工程师，仅仅做个工程师还不够设计圣莫尼卡的停车场系统并不存在“正确”的途径，我们切莫假装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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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机、毛毛虫和灯

我们人类并非过着设计优雅的生活，并根据技术试验消除瑕疵，完美制模，进行调整。相反，我们有着互相冲突的义务和复杂的生活安排。我们经常出于自豪感、利他主义或爱国精神，做一些不符合自己最佳利益的事情。我们有可能不按激励做出回应，也有可能因为太爱激励，不再回应其他任何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看似固定持久的世界，但后来才发现并非如此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许多做法，有害地球、有害邻居、有害柬埔寨的童工、有害塔吉克斯坦的松鼠、有害一些现在才开始对自己不同生活方式进行阐述与无名社群。

我们的世界充满着冲突和对立—大多数时候，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一来，特定的族群才无法长久把持霸主地位。我们的法律在设计上就不完美，需要不断修订，不断加以重新阐释。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具有不可预知的后果，但我们不能回避这种困境，而是应该尽量据此重建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我们贪得无厌地追求各种技术(哪怕是无关紧要的技术），但我们很少意识到，只有依靠庞大的社会技术系统（比如供水或如今的云计算），我们才能使用它们。而这些社会技术系统，又基本上是无形的，同时还有比我们单纯使用技术更为深远的重大后果。

这种对人类生存条件的认识，本身可以应用各种不同的技术修复。瑞典互动技术学院(InteractiveInstitute)的设计师，首创了一种名为“不稳定电器”的方法，和我们通常所用的电力计量不同。这些瑞典设计师不是一开始就假设我们的各种设备应该完美运作，退居后台，不会威胁到我们对资源用之不竭的信心，相反，他们决定设计一种家用设备，随着消耗的能源增加，就表现不稳定。这种“表现不稳定”是经过仔细考虑的：目的是让人们在使用这些设备的时候，意识到其存在风险和不确定的方面。比方说，一台烤面包机的行为，会取决于公寓的整体用电量；用户必须做出有意识地选择，因为一直开着电水壶，有可能对面包机、搅拌机或咖啡机造成干扰。瑞典人承认，这个项目的目的是有点幽默的。但幽默提出了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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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台不稳定设备的原型机是收音机，一旦家庭的能耗上升到目标阈值，它就跳到另一个不同的频率。为做到这一点，瑞典设计师破解了一台普通收音机，安装了传感器（不是所有的传感器都要奴役我们！）来测量收音机周围的电场。想象一下，饥肠滚滚的用户带着收音机进了厨房，一边找吃的，一边又不想错过自己最心爱的节目。随着他们在厨房里四处走动，节目变得越来越难听清，因为收音机的声音反映了当前位置电磁场的强度。设计师们说，“这就像拿着盖革计数器在核污染区域走动一样。”

它是世界上功能最完备的收音机吗?当然不是可功能完备并不是设计师们的着眼点；他们的目标是向用户说明收音机对能源的依赖性有多强，而这恰好是传统设计师们尽力要遮掩的东西。这种从易用性上的转变是故意为之，瑞典人写道，“我们试着把能源和技术从属于背景的传统概念变得复杂起来。”不过，他们也注意到，这无需彻底去掉可用性；更好的平衡应该是可以找到的让用户对能源消耗更有觉悟，又不打断他们喜欢的节目。然而，瑞典设计师靠着鼓励所谓的“对用户不友好”和“超越功能性”，力争“劝阻不假思索的思想同化，通过拉大人与产品的诗意距离，倡导怀疑主义。”他们“拉大诗意距离”的项目，正吻合前文讨论的扩大人们叙事想象力这一目标。

同样，德国福克旺艺术大学的三名设计师，着手开发所谓的“转型产品”，有意鼓励用户参与“无言的对话”。一种产品名为“毛毛虫”(Caterpillar)，它是外形酷似毛毛虫的延长线，旨在让使用者思考设备在待机模式下浪费的能源。“毛毛虫”有三种模式：当插入式设备(如电视机)开机的时候，“毛毛虫”会缓慢、悄悄地呼吸；如果设备关机，“毛毛虫”什么也不做；可如果设备进入待机模式，“毛毛虫”就扭动，翻滚，显得很痛苦的样子。用户会把它当成活的物体来满足其需求吗？或许不会，但只要这种延长线增加了我们使用体验的深度和内涵，任务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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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刻意地希望用户参与，虽然他们本来可以很轻松地达到节约用电的目的：“毛毛虫”可以直接检测连接设备，只要处于后者处于待机状态，就自动关机。和圣莫尼卡的智能停车系统一样，这能让局部绩效最大化，但却是以减少全局审视效率为代价的。一如我们所见，在一种情况下自动执行美德，有可能要求在所有地方都自动执行更何况，在能源这一语境下，它有可能导致人们整体上更肆无忌惮地消耗。

“毛毛虫”的设计师们认为摩擦(而不是效率或易用性)是生产性资源，只要妥善部署，就能突显出无摩擦世界里很难看到的复杂问题。

还有一款转型产品叫做“勿忘我”阅读灯。打开之后，“勿忘我”就会像一朵花逐渐合上那样，光线逐渐变得暗淡，模糊起来。要让灯重新打开，再次发光，用户需要去触摸它的花瓣。这样一来，用户与灯不断地进行对话，由此意识到恰当使用能源的责任。

“毛毛虫”和“忘记我”算不上技术性修复吗?还是说，它们更像是“技术性不修复”，强迫我们怀疑一般情况下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很可能，它们属于后一种情况正如设计师们的希望。他们说，“毛毛虫’和勿忘我’………不是解决问题的，而是专门增添麻烦的。人们通常把技术看成是解决问题的途径，精心设计的技术应当遵循相应的效率、易用和自动化美学。转型产品’尝试打破这一惯例，而不是去遵守它。它们故意造成摩擦。”换言之，最现代的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没有麻烦的存在（用苹果的在广告宣传时所说的话，那就是“自动、不费力、无缝”的体验)，“这些制造麻烦的设备需要加以驯服，而要驯服它们，只能靠彻底思考它们怎样运作、又怎样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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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让我们对“技术无意识”变得更敏感，发现早就我们技术狂欢的底层设施，超越数字化简主义、“推搡”的霸道作风、游戏化的简单粗暴，鼓励用户成为公民，而不是只懂得价格和百分点的消费者，不是信不过、做不了正确事情的孩子，更不是斯金纳实验里不给奖励就做不了正确事情的老鼠。所有这些项目都认为用户有能力思考、审议、清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关切；它们把用户设想成复杂的人类，在使用这些设备的过程中，要根据自己珍视的价值观，做出不可避免的痛苦权衡，并在与设备进行对话期间，逐渐修正自己的价值观。这些用户决不是理性选择理论或古典经济学里的自动机器，用固定的、明确的原则对待每一个问题，对自己的效用曲线有着完美的认识。

大自然保险丝及其对抗性

没有一套考虑周到的理论脚手架，所有这些“不稳定电器”和“技术捣蛋鬼”都会遭到嗤笑，以为是后现代花哨设计的怪脾气。功能主义趋势（从广义上说，也就是认为我们使用的技术都有清晰的预设功能和目的，设计师们应该尽全力让自己设计的设备完整一致地将这些功能和目的表现出来)妨碍了设计师履行另一种责任：将自己设计的物体用于启动对话。

但只有当我们放弃原先的看法，也即“审视我们所使用的技术，审视其底层的广泛社会技术系统”本身并非重要功能，功能主义主张才能站得住脚。如果我们改变了最初指引功能主义的假设（也即对设备应该做什么、怎样去做存在普遍共识)，支持更类似杜威的立场，认为共识只是暂时性的、事出偶然的，应当通过辩论和审议对其不断修订，那又会出现什么样的一番情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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