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同样，如果我们承认如下前提：操控自己这艘船，是为人的基本条件，那么，在线勾勒很成问题就又有一个原因了。希尔德布兰特举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假设你正在打算素食，也浏览了几个相关的网站。分析软件（可能属于Facebook、Google或者其他网络中介)正确地推断出了你的愿望，并估计下一个月你有83%的可能性会放弃吃肉。

运营这一软件的机构，把这些信息卖给了肉类生产商的行业协会。突然之间，你开始收到上好肉类的样品，不管你走到互联网的哪个角落，总有宣传吃肉好处的广告跟着你。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分析软件计算出，用肉食信息对你持续曝光，将你停止吃肉的概率减少23%，甚至(神奇地！），最终你还放弃了吃素的打算。

当然，你并不知道自己吃素的愿望和冰箱里的免费肉类样品竟然存在这样的联系。你似乎仍然履行着自主权，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你相信自己在做有意识的选择，可那些你并未意识到其存在的利益相关者，却在对你施加着无形的影响。而互联网公司，从不耻于承认自己在这一切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FetchBack公司就尝试用顾客曾在网上表示过兴趣的产品广告轰炸消费者，它这样说道：”潜在客户离开一家公司的网站，浏览互联网，「前述公司的]广告会显示在他们浏览的其他网站上，让先前的网站始终显示在他们的视野里，让潜在客户始终记得它。”如果有东西蓄意地出现在你周边视野，你自己又未曾意识到这一点，那么这时候就真的该好好反省一下自主权了。

如果说，让你按照社会工程师期待的方式行事（不管是停止浪费能源还是吃健康食品、照顾老人）是唯一重要的事情，那么，就没必要担心此类自主权损失了。只要能获得正确的响应，那么干预措施就可以算作成功。但这种做法最恶心的地方，倒不光在于它玩弄我们去做正确的事情，更在于它给了我们一种虚假的“一切尽在自己掌握”的感觉。反过来说，这种错觉让我们无从怀疑社会工程师所追求的目的(不管他们的本意是多么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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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不是要否认（从传感器到游戏等各种)技术可以用来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一如我们所见，它只是想唤起争论，让我们去对主导的社会和政治惯例进行质疑。但只有极客、设计师和社会工程师们肯花时间研究到底是什么最初造就了我们人类，前述探讨才可能出现。为了改善人类生存条件而假设人就跟机器人一样—这样的方式走不了太远。

技术与真理

一旦爱上了互联网中心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技术失败主义，设计师和政策工程师们会冒出更古怪的念头来。有人担心发布在网上的数据经久不灭(按一些批评家的说法，这并不吻合人类的记忆模式)，听听Google的隐私顾问彼得·弗莱舍(PeterFleischer)是怎么反驳的。“互联网应该重新调整，让它变得更像人类的大脑？……我猜，这是说，互联网应该划分记忆的层次，有些记忆要朦朦胧胧，有些不妨遗忘。这么说吧，计算机不是这么运作的。这场辩论，部分属于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但照我看来，在计算机的世界里，找不到地方安放它。”弗莱舍写道。

但是谁说计算机不是这么运作的呢？的确，计算机现在有可能不是这么运作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永远不会。有一个有趣的项目，名叫“最近的大事”(LastGreatThing)，它请人们在20天里分享自己在网上发现的趣事。每个链接只保存一天，过后就彻底消失；没有存档，所以，要每天关注该网站(实验结束之后，该团队还是把整个存档放了出来)。没有办法链接到任何东西。没错，这个项目的构建逻辑，和Google的“保存一切”心态不同。但“最近的大事”不见得就比Google要糟糕，尤其是，它说不定能让人们留意本可能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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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忽视的重要文章。

我们的数字技术未来将如何发展，不是“互联网”如何运作、计算机如何运作的因素，而是我们选择怎样让它们运作的因素。有些技术需要公开和透明的伦理；有些技术需要保密和藏匿的道德。有些技术会促进合作，另一些技术会助长个性和独立。“互联网”没有伟大的逻辑；和凯文·凯利及其追随者的看法不同，“互联网”什么也没告诉我们。若放在50年或20年前的宏大尺度上，我们正在经历的重大变革（自我跟踪、终身记录、“推搡”、游戏化和数字先发制人)压根就不可能。但是，体制和政治逻辑们(我在这里故意用了复数，因为怪罪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或者全球主义都不对)悄悄把这些方法插入了制定政策的工具包，而制定政策的工具包本来不是什么新鲜东西，跟“互联网”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如果，我们跟互联网中心主义一些最忠心的信徒一样，坚信史蒂夫·乔布斯是自由或创造力的最大敌人，我们有可能误解甚至低估了敌人。不讨论B·F·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就谈游戏化，不讨论理性选择论、芝加哥经济学派就谈数字技术先发制人，这似乎就是误导；对“互联网”、手机和维基百科的普遍兴奋，会让我们忘了关注很多并不新奇的潜在现象。我是苏联最后岁月里成长起来的人，还记得苏联管理者的游戏化爱好：把孩子们送到地里去收割小麦或土豆，因为孩子们缺乏动机，就给他们分配积分或勋章。今天通过手机来分配积分(也不强迫人下田干活)的做法，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旧现象装在了新瓶子里，我们不应该受新瓶子的愚弄，忘了自己应该等一等，看看它们会怎么往下发展：我们已经等了颇长时间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如今展现出来的画面是很不好看的。

人们往往认为极客和工程师是保守派，至少，不愿意变革：他们只是遵照吩咐，按需开发。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判断，因为工程师绝非如此。工程意味着拒绝接受现状是唯一可行方式，往往会引入革命性的维度。历史学家肯·阿德勒（KenAdler)曾说过，“工程是在一个简单而激进的假设上开展的：眼下的一切，只是一堆原材料，要靠这些原材料来建设美好的未来。在这个过程中，无需把任何现有安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每一件事都有待根据当前愿望加以检验，所有的实践都可按照理性的要求重新设计。”工程师的问题不在于他们保守；而是他们不够保守。对他们来说，凡事都可以商榷包括尊严和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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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次引述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Crick)的话：“对既定真理的厌倦，乃是自由人的大敌。”让我们新近获取力量的极客和工程师们意识到以下事实，或许不是坏事：别把政治当成创业公司来经营；政治家们面对着各种互相竞争的需求；立志消除谎言和虚伪，说不定弊大于利；重视主观但高质量的批评很有道理，哪怕它并非出自“群氓的智慧”；完美的跨国沟通说不定不光无法实现，也不可取；人类是复杂的动物，是偶尔不理性的动物，对做事理由的关心不亚于要做的这件事；数字道明的真相，比我们想象中要少，量化说不定有碍改革。

但就算是既定的真理，最终也会被推翻。理想而言，这种情况出现在广泛的辩论和审议之后。设计师和社会工程师无需变成害怕创新、不思进取的官僚，但不妨用另一种方式来实践创新。他们对产品和政策的干预目标，不应该仅仅是提供答案，更好让人们便于提出问题。如果技术修复不可避免，如果这样那样的解决方案主义无法回避，我们至少要确保这种解决方案主义会自我反思，甚至有点神经过敏。只有通过激进的自我怀疑，解决方案主义才能超越它固有的局限性。

智能的工具，愚蠢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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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在动手写这本书的时候，认为有两条真理不言而喻。首先，我认为，对“互联网”的良好批判性阐述，不能(也不应该)拿“互联网”本身来进行解释，而只能把它视为有待解释的事物。简单地说也就是，不能用“互联网”去解释其他事情，因为它本身就需要给予解释。第二，我以为，一本书的可读性，跟它提出的各种奇怪“主义”的数量成反比。等到我对最终成品进行检验，我感到有些失望。虽然我一板一眼地忠于了前者的精神，第二条却做得很整脚。好吧，或许这也可以用某种“主义”来形容?

虽然近年来大多数有关互联网的书籍都追求展现某种“宏大理念”，我却逆势而动，着眼于两个中等规模的概念，也即互联网中心主义和解决方案主义，这两者以很难预测的复杂方式彼此反馈。我但愿自己可以说，找到了一套魔法公式(至少也有一部炫目的PowerPoint幻灯片)来准确描述它们的关系。唉，我还没找到，也不相信存在这样的东西。这些概念在不同的语境(预防犯罪、改善政治、对抗肥胖，甚或拯救地球)中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为实时观察它们，我尝试尽我所能地窥视尽量多的领域，但我知道，我的研究远远不够彻底；光是解决方案主义和互联网中心主义在网络教育、经济发展，或者我们所观察的每一个领域里的相互作用，就足够写一整本书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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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一本书《网络错觉》里总结并详细探讨了没有干净、精确解决办法的所谓“邪恶问题”。(“邪恶”问题到底有多糟糕呢？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定义它们；解决它们的时候却不曾识别出它们。)在我看来，现代威权主义(也就是那么多“互联网自由”运动的目标)就是这样一个真正困难、无从管教的问题。指望“互联网自由”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能帮忙颠覆高度复杂的独裁政权，似乎太过天真，甚至绝对危险。

2010年，我写完第一本书时，颠覆独裁者的挑战之巨大（我来自中欧宽容的绿洲之国白俄罗斯，这一点或许有些帮助)，华盛顿和部分欧洲国家在追求这一项目时所表现出来的麻木不仁和乌托邦主义，都叫我深感震撼。回想起来，我意识到，我正要指出的问题，没人哪怕像我这样来自东欧坏脾气胆敢否认，这可真幸运；不论左翼、右翼还是中间派，我们似乎都同意，外面可怕的独裁者太多了，没有他们的话，这个世界肯定会更好。我们如何意识到这些真相，不妨尽情辩论(当然了，最好是99%的博客辩论加1%的炸弹消灭；比例反过来就大大不妙）；但很少有人会不同意这一项目的基本前提：独裁真实存在，任何人置身独裁之下都不会太享受。

只可惜，在这一本书里，我要面对的不是这样一个清晰的问题了（我提出的观点是，有许多解决方案主义这和互联网中心主义者认为是问题的情况，或许并不是问题)；从道德上看，不再像“对抗威权”那么简单。这本书里，真正邪恶的不是问题(因为问题有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而是提出来解决问题的方案。太多人说我们的文化生活效率低下，我们的政客两面三刀，我们的两党政治放缓了政治进程，我们的犯罪率还没有降低至零所有这些事情，在有限的意义上可能的确很成问题，但它们并不必然构成了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就类似，一场足球比赛要22号人踢上整整90分钟，可它不是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一场足球比赛让体育馆里的所有人都大打出手，打得无休无止，这才是问题)。我提出，我们认为它们是问题，主要是出于数字工具的绝对威力，而非我们真的需要摆脱这些不连贯、不完美的公共生活。一言以蔽之，这本书认为“完美”(perfect)是“挺好”(good)的敌人；有时候，挺好就足够好了；不管我们手里握着什么样的工具，这两点说法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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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

我毫不怀疑，在当前对“互联网”的兴奋当中，解决方案专家的冲动(以及其各种突变形式）会持续下去，并对未来的一些意识形态或政治项目造成持久的影响。我虽然能写下些不值一提的观点，但我想，我恐怕对解决方案主义出不了太多力，就像我对乌托邦主义或者浪漫主义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一样。有时候，它们大概也自有用处，但上述三者都有过遭到滥用的漫长历史。

总有人想要“修复”政治，这一点无法改变；但至少，我们可以嘲笑那些想通过让政治从“维基百科”、从整个“互联网”里学习经验教训来修复政治的人。尽管我们摆脱不了解决方案主义，我们至少可以试着摆脱互联网中心主义，好让解决方案主义者提出的某些方案无法打动人心，进而不可能推广执行。

如果这本书能侥幸成功，它对公共辩论的最大贡献，或许在于它为数字技术智性论战重划了战线。战线左右站着两拨人：一边，是大量的互联网思想家，相信“互联网”是一个有用的分析范畴，能告诉我们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重要真相；另一边，是一群后互联网思想家，认为“互联网”虽然有着无可否认的实体性质，同时也是一个可供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的社会建构概念（就跟他们研究“科学”、“阶级”和“达尔文主义”等公共生活概念一样)，但“互联网”并未告诉我们世界如何运作，更不可能告诉我们世界应该如何运作。前一群思想家认为，“互联网”是解决当今政治乱局的一大关键；后一群思想家认为，“互联网”只会把政策制定者们越弄越糊涂；数字活动家们越早弄明白怎样脱离“互联网”来阐明论点越好。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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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的理论倾向现在应该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好吧，我是支持后一个阵营的但愿你没看着书就睡着了)，我不想再详细地说明我是怎么认为前一个阵营会撞南墙的。相反，我更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宽泛地概述第二种后互联网态度，看看它是怎样对待技术的，它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首先，就“网络”、“社会媒体”对我们的大脑、自由和独裁者有些什么影响一事，它会放弃高度情绪化的争吵式辩论。这种后互联网态度对平凡生活中的垃圾桶、停车计费表的世界更感兴趣，对推特在阿拉伯之春里扮演的角色不大上心原因不在于它视野狭窄，而在于它不相信这种雄心勃勃却模棱两可的问题有什么力量。另一方面，推特的算法凸显了“Jan25”这个#标签(Hashtag)，让全世界的人都注意到了埃及解放广场(TahrirSquare)上的示威者，则成了它嘲笑的对象。这第二种方法能弄出病毒式传播的TED讲座吗？恐怕不会；它的发现不怎么迷人，它也不认为存在一些关于“民主”或“中东”的烂俗抽象真理。不过，就整体而言，这种高度实证性、小规模的方法，恐怕更能说明数字技术的机会在哪里、局限在哪里。比较起来，2011年初的整场“社会媒体引发了革命吗”大辩论，浪费了大家太多的时间，也包括我的。

那些采用后互联网态度的人，对一切有关数字技术的因果主张都极为谨慎，甚至可以说心存怀疑。他们认识到，这些技术大多不是造就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成因，而是这个世界带来的结果。后互联网态度不认为这些数字技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不应当怀疑它们的起源，只研究影响就好。相反，采用后互联网态度的人会追踪这些技术的产生过程，在其产生和传播过程中，什么样的声音和意识形态保持了沉默；围绕这些技术的营销论述怎样融入时代精神，把它们打扮成一副“注定如此”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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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互联网理论家看到MP3技术，会想起软件“Napster”(典型的“互联网技术”)，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叙述；但后互联网理论家看到MP3技术会想到声音压缩的历史，于是从1910年前后开始进行叙述——乔纳森·斯特恩(JonathanSterne)在近作《MP3：格式的意义》(MP3:The Meaning ofa Format[斜体])中就是这么做的。研究搜索引擎的互联网理论家可能会从斯坦福和Google开始，并约略提及范内瓦·布什1(VannevarBush)的memex²；后互联网理论家则会进一步向前追溯，挖掘出类似阿尔伯特·卡恩³(Albert Kahn)这类不起眼的人物，还有保罗·奥特勒(PaulOtlet)和亨利·拉封丹(HenriLaFontaine)试图收集全世界所有知识的“世界馆”(Mundaneum)。这个清单可以无穷无尽地列下去，但趋势很清楚：后互联网态度带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好处我们大多数的技术辩论，都由对历史无知的浅薄叙述占主导地位，后互联网态度驳斥了它们，并带来了更多元、更丰富、更强调历史的经验。

一旦我们认识到，过去100多年，几乎每一代人都觉得来到了技术革命的最前沿（不管是电报时代、无线电时代、塑料时代、核子时代，还是电视时代)，要维持“我们的时代很独特”这样的神话就困难多了。或许，这样一来，解决方案主义者就再也无法用革命化的修辞来证明自己激进公共方案的正当性。一旦我们进入后互联网世界，技术大师们(甚至一部分学者)就很难再空口断言某样东西具有革命性，却拿不出良好的实证证据就好像革命不言而喻，无需进一步提供证据。

1 杰出的美国工程师和科学管理者，是发展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主要组织者。

2范内瓦提出的一个概念，类似互联网的前身。

3法国银行家，20世纪最初10年，他曾通过照片创建“地球档案”。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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