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但是原生性理论并没有困扰于“互联网将如何灭亡”这个棘手问题，一点也没有，因为在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支配下，奇特林极其希望“互联网”是永恒的。他的理论是为“互联网”如何能与世长存而开的药方。当然，这从来没有直接表达出来，因为奇特林认为（想法很对哦）他的极客读者有着和他一样的让其崇拜对象永生不灭的共同愿望。然而，我们不应当把我们对“互联网”的迷恋误以为是真正的创新理论。任何经得起推敲的理论，不是把“互联网”当作上天送给我们这个文明的永久礼物，而是要找到一个办法对许多不同平台和技术的创新潜力进行比较，包括那些最终可能会取代“互联网”的平台和技术。

当然，对app应用的兴起给数字化的“生命形态”带来的挑战，可能还有其他强烈的社会、政治甚至美学上的忧虑。然而，因为苹果（奇特林的罪人之一)于“互联网”无益就声称它于创新无益，不啻于断言因为“互联网”无益于电话所以它就无益于创新。好吧，它可能曾经对电话不利，但什么时候对电话的保护成了崇高的社会目标？这种目的论互联网中心主义不该在我们的监管思想里有一席之地。但是，哎呀，对“互联网”的保护似乎已成了它本身的一个目标，这甚至对我们思考取代它的会是什么以及我们的互联网崇拜会怎样阻止某些东西的出现的能力造成极大的伤害。为后互联网时代变幻莫测的未来选择“互联网”，等于是默认要么“互联网”已经满足了我们的一切秘密计划、渴望和欲望(也即是说它的确是硅谷自己的“历史结局”)，要么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创新还能引爆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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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奇特林的原生性理论尽管对苹果这样的守门人颇多微词，它自己也是一个守门人。尽管原生性为有益、可靠而又可预测的创新开了绿灯，它们承诺呆在“互联网”范围内并保持其原样，它却不喜欢或许甚至会阻止那种不守规矩的颠覆性创新，后者起初可能是在“互联网”范围内，但是最终会超越、取代甚至可能消灭它。奇特林试图把他所认为的变成大家普遍接受的“互联网”经营方针，把它作为客观、永恒和毫无争议的基本原理，创新理论本身从此可以在此基础上运行。因此，如果说，开放性应该是“互联网”的定义特征，那么，如今它已摇身一变成了未来创新的客观基准。积极扩张到其他领域是互联网中心主义的一个显著标志，它打入整个理论和领域，把自己的价值开放性、透明性、颠覆性施加到它所触及到的一切。然而，如果我们撇开“互联网”的福祉不谈，毫无迹象表明，苹果开办自己的app商店或控制自己的小玩意儿这种亲身实践的方式对创新不利。它的方式可能不“开放”，它可能甚至不是“互联网兼容”的。但是只有在“互联网自身”的幸福是一切的关键、是所谓至善的世界里，这些标准才有意义。实际上这甚至可能正是乔纳森·奇特林和许多其他极客所向往的世界。意识形态的确有一种让其他世界观显得毫不相干或不可接受的倾向。然而，事实上，控制与集中化并非与创新天然对立，如果我们承认的确如此，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互联网”本身就有可怪罪的地方。

伍迪·艾伦（WoodyAllen)曾写过一篇名为“当印象派画家成了牙医”的有趣讽刺文章，采用了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Gogh)写给他弟弟的书信形式来表现：“西奥，索尔·史威莫太太要起诉我，因为我凭感觉给她做的牙桥不合她那张滑稽的嘴！……她说她不能咀嚼了！我管她能不能咀嚼！”互联网理论的世界还在等着它的伍迪·艾伦，但是一部类似的讽刺作品还是相当有用的，如果顺着“如果互联网理论家当上了夜总会门口的保镖”接着往下写的话。如果乔纳森·奇特林的互联网理论有什么意义的话，他开的夜总会会像是开放性的绿洲，谁管光顾的顾客是醉醺醺的还是带着毒品和武器的呢？这种开放性会让夜总会里的每个人都很开心。真是个令人愉快的理论，但是真正的夜总会可不待见这套激进的开放性理论。原因很简单：它毁了泡吧的体验。互联网理论家或许要反驳：如果夜总会有如此妙不可言的开放性气氛，我们干嘛要在乎什么泡吧体验？好吧，祝他们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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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特林的思想，对一种在互联网辩论中日益普遍存在的更广泛悖论做了写照。技术博客的读者，或者技术会议的参与者，很少有人从没听说过这种告诫的：有某种黑暗邪恶势力好莱坞、国家安全局、苹果——即将“毁掉互联网”。技术专家和极客这群人花了最多的时间在“互联网”及其未来上卖弄哲学，他们不断提醒我们“互联网”不牢靠，可能会崩溃。他们偶尔也会说，就算所有的乐趣和便利都没了，世界也会照常转动，似乎没有人知道一旦“互联网”真的毁掉了等着我们的是什么。但它终将毁灭，除非发生了某种极端变化使它的现状得以维持。因此最大的讽刺莫过于，前一天，他们告诉我们，“互联网”会待在这里，我们应当改造制度来适应它的需求，后一天，他们就告诉我们，它太脆弱了，几乎任何人任何事都能给它致命一击。

这种悖论很容易被当作极客的逻辑矛盾而不予理会。或者，在莱斯格这个例子里，它可能只是一种修辞技巧，一条支撑某种重要激进主义事业(比如说，版权改革、网络中立，或者反对监管和审查)的妙计，与此同时，它又推动我们看上去过时的政治和立法机构进行技术和创新实验。这样一种解释当然看起来就言之有理了。但是同样可以相信，我们对“互联网”和它所谓的本性已经全然迷惑了，我们对它结局的判断大错特错了，正是“互联网”的观念使我们对世界的思考陷入枯竭，我们拜错了神，信错了思想。那么，它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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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纪元和新纪元主义

在研究互联网中心主义对解决方案主义的侵蚀性影响以前，有必要对其起源说上几句。就算是它的主要支持者(要么太年轻，要么书读得不多)恐怕也没注意到，互联网中心主义尽管号称是当今时代的真正革命，有着非凡本质，却与一些有关技术、信息、创新和数字化的早期崇拜重叠并从中汲取养料。很多论述信息时代和后工业时代必然来临、论述自动化的价值与危险、论述控制论和人工智能转化潜力的书，都为现在的讨论提供了背景，帮助我们做好心智准备。把互联网优越论说成是独一无二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错误，因为这绝对不可能。

技术健忘症和对历史(尤其是技术健忘症的历史)完全漠不关心仍然是当代互联网讨论的典型特征。正如英国技术史学家大卫·艾杰顿21(DavidEdgerton)所指出，“当我们想出信息技术时，我们就忘了邮政系统、电报、电话、无线电和电视。当我们赞美在线购物时，邮购目录又消失了。说到遗传工程学及其好坏，就以为从来就没有什么其他办法能改变动植物，增加粮食供应。”只有勇敢乐观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人才会断定，随着“互联网”渐

21伦敦皇家学院教授，该校“科学、技术及医学历史研究中心”的创办者、主任。著有《历史的震撼》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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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支配和压倒这些早期辩论，我们对历史细节的尊重会不可思议地有所增加。
说句老实话，技术讨论的“互联网时代”只会加剧这种健忘。

当然，如果人们的历史知识减少到推文长度的克里夫小册子，自然会觉得洋洋得意和无与伦比，相信自己正生活在真正非凡的时代。我将这称为“新纪元主义”知识性谬见。这并非互联网乐观主义者的独占领域，悲观主义者也喜欢新纪元主义。毕竟，只有把他们的批判看成前无来者，这些批判才显得关系重大。因此，一个自称是互联网悲观主义者的人，比如安德鲁·基恩22(AndrewKeen)，不必费心拿出大量证据，就敢赤裸裸地宣告，社交媒体的发展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最令人纠结的文化转型”。基恩以为，今日转型的规模空前，此乃不言而喻的事情这是新纪元主义假设的一个典型特征。

新纪元主义假定我们正在经历革命时代，支持进行原本有可能招致大量怀疑和批评的激进社会干预。但是在真正的革命时代，怎么都行。干嘛不在政治上仍然采用维基百科的模式呢？所有关于革命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聪明办法，把平时很少有人会接受的激进议程变得合法化。新纪元主义令人窒息的影响力引起消极情绪，限制了我们对变化的反应，因为渐渐展开的趋势让人感觉如此巨大和不可避免，一切抵抗似乎都是徒劳的。这使我们看不到“革命”趋势平淡无奇而又极其短暂的特性。

毕竟，相比静观变化，看它是否无非秩序与量级的变化、而非完全颠覆现有常规准则，索性宣告新一场数字革命降临（并设计必要的时髦术语），还容易得多。但欺骗不会到此为止，因为新的术语(之所以会出现新术语，是因为我们显然正处于新时代的边缘）会反馈进系统，充当新时代确已降临的证据。这种循环互证很愚蠢（“互联网”凭借X因子而被证明具有革命性，X因子依靠“互联网”而被证明具有革命性），但在一个发生着深奥的革命性变化的时代，却被被当作了深邃的洞见。

22 英裔美国创业家、作家，和杰伦·拉尼尔、尼古拉斯·卡尔都认为现在的互联网文化和Web2.0趋势降低了文化的价值。著有《数字晕眩》等书，对互联网引发的各类经济、社会、道德、法律等问题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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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似新奇的术语比如“众包”为例，据说这是互联网时代的主要标志之一，这一思想给我们带来了启蒙主义知识的伟大源泉维基百科。“众包”肯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术语，要是把它所开启的实践说成是“数字分布式血汗工厂劳动”(要描述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这种外包悬赏平台，这个说法似乎更准确)，恐怕达不到现在一半的效果。

但是实际上这种委婉用语来自某种妥协权衡。它们并不总能捕捉到它们意欲描述的过程的历史复杂性。1714年英国人不也曾求助于“众包”来解决“经度问题”，征求更好的海上航行方案吗?1849年史密森尼学会23(SmithsonianInstitution)不也求助于有超过600名志愿观察者(分布于加拿大、墨西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网络来提交月度气候报告(1861年出版了两卷本气候数据汇编的第一卷)吗?1936年，丰田公司不也为重新设计公司商标而搞了一场竞赛，竟收到2.7万条答复么？Zagat不也是借助某种形式的“众包”，早在Yelp让在线评价流行起来以前就形成了自己的酒店评价吗?没错，今天做这些事情要容易和便宜得多，但这并非一场聚合知识的革命如果我们认为“革命”这个词真的还有什么意义的话。

可惜，这一信息已经被我们的互联网权威们遗忘了，他们认为“互联网”极大改变了知识的创造方式，哦不，它甚至改变了知识的内涵。反正哈佛伯克曼中心24的戴维·温伯格25(DavidWeinberger)在他的近期新书《大而不知》(Too Big toKnow)里是这么说的。和埃里克·施密特一样，温伯格看到了“互联网”的本性，从此就再也不回顾过去了。“知识正呈现出网络即互联网的形态”，他这样宣告，热情溢于言表。“如今知识不只存在于图书馆和博物馆、学术期刊里。它也不只存在于个人的头脑里。我们的头脑和机构对容纳知识来说实在是不够大。今天知识是网络的固有属性，而网络涵盖了商业、政府、媒体、博物馆、策展收藏和保持沟通的头脑。”

23美国一系列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集合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与美术馆联合会，拥有全球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博物馆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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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令人陶醉，但可能错得不能再错了。互联网中心主义似乎把我们最有见地的分析师变成了刚在地球着陆的火星人，想象不出地球这儿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因此，为了试探着理解这些奇怪的人类，他们冒险进入一个现代大学，在那儿遇到一群教授，后者花了好几个钟头和来自另一块大陆的陌生人合著论文，浏览几英里之外服务器上的学术论文，用Skype在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啊，”火星人说，“我们懂了，这个互联网什么的就是创造你们全部知识的网络。来，为这干一杯！”

可怜的火星人，他们根本不明白真正创造知识的网络在别的地方，他们把学者、大学、会议、计算机服务器、书籍、标准和惯例、他们的研究现象和研究工作所需的工具和实验室看成了一种东西。“互联网”可能会增强或者偶尔削弱这些网络，也必定会为新网络的出现创造条件，但它不会让知识的内容及知识的构成方式发生任何根本性改变。按照温伯格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知识曾是机场或邮局的属性，它们过去确实推动了知识的产生，但是这种看法，相比于温伯格为“互联网”设计的角色，简直微不足道。

24 哈佛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是由哈佛大学法学院成立，专注于网络空间中的法律问题研究，是全球领先的知识产权及网络法研究机构，其发起的FFM(FreeFlowMedia)项目旨在通过技术和法律的手段建立全球网络环境下的作品传播与著作权保护新体系。

25国际畅销书《市场就是谈话》的作者之一和《小块松散结构》的作者。他是一名哲学博士，现任哈佛法学院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温伯格常年为《连线》、《纽约时报》和《哈佛商业评论》等出版机构供稿，还经常担任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时事纵览》节目的特约评论员。著有《新数字秩序的革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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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格说，“知识是如今网络的属性。”非也非也，知识一直都是网络的属性，粗略地考察12世纪的第一代大学就能看出来。又一次，我们的数字狂热者把体积与秩序方面叹为观止的有趣变化，误解为新时代的降临，旧规则不再适用。或者，正如一位富有见地的批评家对温伯格的作品发表意见所指出，温伯格混淆了“网络体系结构的变化与网络化知识本身的来临”。“互联网”不是网络化知识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大多数互联网理论家都遗忘了这个见解。

但是温伯格的解释更令人困扰的地方在于，它试图把“互联网”从它所体现的复杂社会技术关系中分割出来，用它自己的方式来进行分析，就好像它是从天而降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历史渊源或联系。这是当代互联网言论反复出现的特征(也是庸俗麦克卢汉主义的又一实例)，因为它让其从业者得以将“互联网”(按乐观的说法，互联网是当代一切进步事物的化身，悲观的说法则恰与此相反)与一些社会力量或群体放到同等地位，不管是主流媒体、好莱坞、独裁者还是持不同政见者。只有切断“互联网”与其语境的联系，将其呈现为麦克卢汉式的“媒介”，才能进行简化记分（也即判断“互联网”对这件或那件事情是好是坏的无尽游戏)。

是到了结束这场记分游戏的时候了，因为除了混乱它什么也没有带来。记分游戏促使温伯格写道，“就在互联网’因为各种问题而受到责难的同时，像Politifact.com这样的网站正在对新闻媒体进行比以往更加严密的事实审查。”“互联网”得一分？毕竟Politifact.com是个网站，而网站在分类上属于“互联网”这一方。这简直傻透了：Politifact.com也许是个网站，但它也是老牌报业《坦帕湾时报》(Tampa BayTimes)的一个项目。是的，我们应当谈谈被新技术变成现实的新形式的事实审查，但是若臆想好歹Politifact.com总归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互联网”本性的有趣事情(在某一刻还以为这种本性真的存在)，那就真的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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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的模式

温伯格对互联网得分的认同表明，依靠“互联网”进行因果解释存在一个巨大的危险。一旦评论者知道他们要针对宇宙说些什么，比如世界是平的，知识不再包含在书本里，苹果对创新不利，独裁政权到处都在崩溃，没人再阅读严肃小说……他们总用“互联网”来提供快捷轻松的解释(还总是错的)。然而，互联网驱动的解释唾手可得，这本身需要好好解释。对技术支持者和技术批评家这类人来说，“互联网”就像格伦·贝克26关系图里的乔治·索罗斯，一旦你跟它接通，天大的阴谋也一下子合情合理了。用小说的方式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流派网络设定(Webdunit)。

更糟的是，许多人奉为原创的互联网理论(即通过诠释“互联网”在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大胆解释世界），往往不过是衍生而来的大杂烩，借用现代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一些最陈腐最老套的方法。如果这些方法不佐以互联网中心主义的美味酱汁，它们所形成的解释将遭到更频繁的质疑、反对和不置一词。唉，“互联网”作为一种调查领域的概念新颖性，连同互联网中心主义不可抗拒的影响，挡住了基本理论框架中很成问题的地方。

以克莱·舍基（Clay Shirky)的《人人时代》（Here Comes Everybody)为例，这本书在极客圈里风靡一时，说是提出了降低协作成本的创新见解。舍基大部分的理论工具借鉴了两个来源：苏珊娜·罗曼27(SusanneLohmann)关于1989年东德抗议所使用的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舍基从中借用了信息连锁反应概念)；罗纳德·科斯28(RonaldCoase)的公司理论(舍基从中借鉴了交易成本概念)。唉，倘若我们跳出互联网中心主义的视角，上述两者都不见得能很好地、中肯地用来理解数字技术。

26美国知名脱口秀“格伦·贝克计划”(THEGLENNBECKPROGRAM)主持人及福克斯电视台新闻名嘴。《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著有《常识:反对一个失控的美国》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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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大多数理性选择理论的传统学者一样，罗曼(舍基误以为她是个历史学家，实际上她是个政治学家)在解释东德的集体行为时，不是专注于历史和文化因素，或是考察新意识形态和新观念的出现。这种分析需要拥有比大多数政治学家广泛得多的当地知识。理性选择论学者接受的训练是运用数据来构建模型（很类似过去几十年那些没能预测到前苏联崩溃或其他重大事件的学者），因此他们的案例研究在设计上去掉了不少地方色彩。

因此，为了解释1989年这场抗议，罗曼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基本不依赖环境的信息信号与动机理论，说明人们如何同步协调其行为。由于罗曼模型里的人是单向度的和无关历史的角色，所以信息连锁反应理论在加尔各答也和在开罗一样有效(这就是说，除了给出一些平淡乏味的归纳概括，它基本上完全没用)。因此，该理论认为，如果人们看到大街上已经有其他人在进行抗议，会倾向于加入，但只有在抗议到了某个可计算的高点以后才会这么做。

这么一个无聊的方法就能帮助我们解释1989年(或就此而言，2011年)革命，未免太值得怀疑，尤其是因为这种分析由于专注于社会运动的信息策略，它必然会忽视社会运动反对的国家机构的动力学机制。正如两位著名东欧历史学家史蒂文·科特金(Steven Kotkin)和让·格罗斯(JanGross)提到罗曼著作时所指出的，“光是由于共产主义国家的性质，就从共产主义经历出发来概述社会运动，这么做可能很危险。”然而，舍基不只是概述，他运用了罗曼的信息连锁反应理论来解释各地“互联网”的政治影响“互联网”推动更好的信息信号机制，正因为如此，市民预期将反抗得更为频繁。舍基有句精炼的名言：“行为就是经过机会筛选的动机”，这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无聊理论家们有可能找到的最好的口号了。

27 1991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和公共政策教授。

28 英国经济学家，交易成本理论及科斯定理的提出者，对产权理论、法律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有极大贡献，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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