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理性选择理论对政治变化的诠释有多好呢？几十年后仍然众说纷纭，但是它的倡导者没有什么好自夸的。正如唐纳德·格林(DonaldGreen)和伊恩·夏皮罗(IanShapiro)在他们对理性选择理论的猛烈抨击(它还瞄准了罗曼的著作)中所指出的，它的主要支持者“有一个从事方法驱动的研究’的共同倾向，并且……这个倾向是普世主义推动力的特征。”换句话说，既然建模是他们的锤子和唯一工具，理性选择理论的支持者就把一切都看成钉子，所以他们试图解释任何一种行为，不管是复杂的还是特定文化的，空谈动机和机会。难怪克莱·舍基能用信息连锁反应这一理论对厌食症女孩儿、开源社区、东德革命和白俄罗斯叛逆少年进行解释。这是个解释一切的理论，却是泛泛而谈，忽视细节，实际上它最终什么也没解释。正如格林和夏皮罗所指出的，政治行为远不只是动机和机会。实际上，“塑造它的可能是对集体目标的热情、对领导人的态度、运动中的卓越象征性人物，还有个人适足感和参与义务。”解释模式的选择取决于需要解释的是什么，它不能只是遵循自己构建模型或研究动机与机会的偏好，即便数字平台和技术能为人们机会和动机的演变状况提供大量数据。对罗曼关于1989年抗议的解释或舍基关于过去几年的政治抗议的解释进行批判，不是要否认技术的重要性，更不是要质疑抗议的需求，而是要指出，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更富深意、更启迪智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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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探讨这些事件。

再次引用格林和夏皮罗的话，理性选择理论“把对政治事件成因的公正探究，变成了摘要式写作，并且以自己偏向的理论为代表。如果一个人(在进行实证研究以前)信奉某个政治学理论，那么，如果遇到明显的实证异常会对此种理论造成威胁，那就要把它解释掉。”这或许最准确地总结了为什么当今许多带有互联网偏见的政治学理论为何总是错得离谱吧。舍基和他的追随者们所依赖的模型虽然名义上与“互联网”相关，实际上却是夹带着“某种政治学理论”的私货（也就是说，认为公民碰到正确的信号和正确的工具，会对刺激作出相应行动，并团结一致)。用它来解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政治发展简直太简单化了。舍基从未提到随他的方法而来的沉重知识包袱。实际上他只是把罗曼当成了历史学家，所以信息连锁反应理论可以说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历史叙事，而不是人类行为的简化模型。任何意外出现的人或事(比如发现独裁者也很明智地使用了同样的技术，或者是人们并不总是对刺激做出反应，或者民族主义和宗教这等力量对人们的行为方式施加着深远而不可预知的影响，本身也为技术所改变，等等)都被简单地斥为技术恐惧悲观主义。本着真正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精神，互联网中心主义通过互联网悲观主义和互联网乐观主义这两极来进行自我支持，把任何批评都打扮成这两个极端的某一种表现形式(并最终消化之)。挑战这种思想观念和这种说话与思考方式，立刻就会被斥为太悲观或太乐观，就好像想不出其他别的批判方式了。这就是互联网中心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至少，它在热门辩论中是这么表现的)，它不容许对方法论进行讨论，因为它认为只有一种方式来谈论“互联网”及其影响。

舍基对罗纳德·科斯的公司理论和随之而来的交易成本论的崇拜似乎更难反驳，这不仅仅是因为科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我们的互联网理论家的著作里经常出现对科斯的引用。除了克莱·舍基，尤查·本科勒(YochaiBenkler)也大量借鉴科斯理论来探讨开源运动。科斯的理论本身没有什么错，在商业环境下，它们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解释，甚至推动了经济学产生了一个新的分支。但是问题来了，以交易成本观点来考察一家加利福尼亚新创公司，比对伊朗社会应用这套招数更容易。更廉价的数字技术可能确实会降低伊朗的大部分交易成本，这样的结论尽管似乎是无可争议的，其实说了等于没说，因为除非我们对伊朗的文化、历史、政治有所了解，否则我们对所有这些想象中的成本下降的背景就一无所知。谁是有关参与者？有关交易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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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了有关伊朗的这些知识，第一反应是选择最简单的模型，认为政府与持不同政见者是截然两分的，并设想它们自己的交易成本会怎样因为“互联网”而降低。对一个相当复杂的主题来说，这样的讨论方式看起来太草率了。用互联网专家唐·泰普斯科特29(DonTapscott)的话来说，“互联网不仅在商业中降低了交易和协作成本，它在异议、反叛甚至暴乱中同样降低了协作成本。”好吧，但是这些国家没有别的什么人在参与协作或从事交易吗?还是只有持不同政见者？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团结吗？还是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议事日程？

互联网中心主义的解释，至少在其当前形式下，大大恶化、低龄化了我们的公共讨论。我们应该尽可能远离它们。如果这么做需要强行暂停使用“互联网”这个术语，转而寻求更加精确的术语，比如“对等网络”或“社交网络”或“搜索引擎”，就那样好了!很有可能整体(即“互联网”)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就是大于这些具体名词之和，而后者对我们如何思考世界施加了如此潜移默化的影响。

29全球著名的新经济学家和商业策略大师，被誉为“数字经济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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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与后果

在互联网讨论中，与历史不符的想法太常见，太有生命力，已经很难用无知或懒惰来唾弃它们了。不是因为我们的互联网理论家们懒才没人查阅历史书籍，相反，是因为他们认为历史与此不相干，认为“互联网”与原有的一切都产生了明显的断裂，是以前难以企及的文明高点。这种“断裂对话”(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没有它就没有新纪元主义)本身就有一个历史。比如，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赫克特(GabrielleHecht)，就在20世纪50年代围绕核武器的出现和核电能源而展开的讨论中看到了类似的主题和基调，当时的人们认为两种新纪元发现都标志着“历史的突破，新时代的黎明(即原子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在哪儿，一切都永远的不同了。”

更仔细的观察发现，“断裂对话”在我们的互联网谈论中随处可见。说到这一点，乔纳森·奇特林2011年在多伦多关于互联网控制的一场会议上发了言，这个例子再合适不过了。奇特林注意到国家、互联网公司和它们的用户所面临的挑战，断言听众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去辩论“互联网”问题，因为，回首从前，“我们真的没为用电的方式是为善还是作恶在这儿开过一场会。恐怕找不到一种情绪，更准确地再现了互联网必胜论的天真和它对技术历史的全然蔑视。

事实上，针对电的辩论与我们现在针对“互联网”、它的民主潜力和它对我们大脑的影响所进行的辩论一样富有戏剧性，一样稀奇古怪。要不怎么解释一本像《沉默的革命：兼论蒸汽和电力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未来影响》( The Silent Revolution, or the Future Effects of Steam and Electricity upon the ConditionofMankind)这样的书会在1852年出版，该书许诺，以“完美的电力灯丝网络”为基础，“人类将达成社会和谐”。或者，又该如何理解这个事实，帕特里克·格迪斯30(Patrick Geddes)、彼得·克鲁泡特金31(Petr Kropotkin)和其他19世纪的思想家坚信电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新工艺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引用法国历史学家阿芒德·马特拉32(ArmandMattelar)的话，“城市与乡村，工作与闲暇，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能实现和谐？或者，又该拿弗兰茨·拉瓦克泽克这样的纳粹工程师、国家社会主义工程师协会发起人怎么办？他坚信第三帝国能推动小型农场和小型商业的发展，从而通过创造充足而廉价的电来促进社会的去中心化。此外，对于扩大电力使用范围的物理基础设施，也有一套复杂而矛盾重重的历史，充满了旷日持久的争斗和针锋相对的辩论。只有靠掩盖和隐瞒这样的历史，我们才能把“互联网”说成是独一无二和异乎寻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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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我们的互联网思想家不真诚，或倾向于只说好听话，方便自己捞到更好的咨询项目(尽管偶尔这似乎也是一个因素)。相反，他们自己对自己的新纪元话语风格深信不疑。正如我们在本书后面会看到的，这既解释了他们何以怀着宗教般的热情投身改善人类生活水平的探索并不懈为止辩解，又解释了他们为何对当前陷入危机的行业机构缺乏共鸣。毕竟，决裂往往包含着牺牲，或者正如克莱·舍基喜欢说的，“没人受损失就不是革命了。”

想要站得住脚，宣告技术革命的又一次降临，必须满足两个标准：第一，它需要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和说了什么，这样它才如其所言，真正独一无二；第二，它应当掌控当前的整个局面，而不能一味刻意选择事实来适应其观点。在这些条件下，当前关于“互联网”深刻的革命性影响的宣告，很少有经得起仔细推敲的。例子有很多，但或许一个就够了。

30著名的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现代城市和区域规划理论的先驱思想家之一，西方人本主义城市规划思想家的重要代表之一。他于1915年出版的《进化中的城市》一书，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活动的主要思想和观点。

31俄国革命家和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创始人。

32著名传播学者，现为巴黎第八大学信息传播学教授，进行媒介、文化和传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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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他许多对年轻人如何使用技术进行评论的人一样，《维基经济学》(Wikinomics)及其续篇《宏观维基经济学》(Macrowikinomics)的作者唐·泰普斯科特和安东尼·威廉姆斯(AnthonyWilliams)认为，“互联网”创造了全新一代，也即所谓的数字原住民。泰普斯科特和威廉姆斯爱死这些家伙了！他们正“为职场、社区和市场带来开放、参与和互动的新伦理。”进一步说，“网络一代不是被动地接受大众消费文化，而是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搜索、阅读、审视、验证、协作和组织上(从Mp3文件到抗议示威无所不包)。”他们是“审视一代”，“在他们或与同辈圈里人一起对信息进行光速筛选时，他们对权威更加怀疑。”更好的是，“今天的年轻人自己就是数字革命的权威，而数字革命正改变着每一种社会机制。”

这有多少是真实的呢？很难说。一些研究表明，在所有年龄段里，年轻人对数字文化的许多方面，往往见识最少。举个例子，2010年，一项研究调查了用户对在线隐私的了解状况，它发现，“在各年龄段里，18到24岁年龄段有更高比例对隐私政策标签的含义、企业向其他公司销售或分享其数据的权利几乎一无所知。”正如该研究的一位作者所写，“许多人归于年轻人（所谓数字原住民)的网络悟性似乎并未转化为隐私知识。”换句话说，并不是年轻人不在乎隐私，他们在乎，他们只是不具备泰普斯科特和威廉姆斯认为他们具有的那种数字悟性。2009年对五所英国大学的学生所做的一项实证研究发现，“把1983年后出生的一年级学生描述成一个世代有些太过简单化了……(他们)在对新技术的使用和了解上并非同类……位于网络一代年龄段里的学生存在极大的差异。”但进行这样的研究自然不如冥思苦想“正改变每一个社会机构的数字革命”来得性感。后者的回报可能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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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在极客斯坦王国

如果我们今天所见证的不是“互联网革命”，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所观察的变化，就无足轻重无关紧要了呢？毕竟，互联网啦啦队长们就是这么责怪对手的：他们告诉我们，倔驴们一定是瞎眼了，因为他们总是说更快更多的交流不重要，哪怕它明摆着有好处。唉，这些啦啦队长没有注意到的是，否认最新技术的重要性，只有一种方式；承认它的方式却多种多样。讲一个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人物和口音，这样的探索不需要倔驴似的激情。挑战科学革命流行解释的科学史学家们难道要否认，牛顿和伽利略的发现曾经对人类做出过重要贡献？他们当然不会这么做，相反，他们以一种略带不同的、更加微妙的方式指出，17世纪的自然哲学及其中世纪前身之间的延续性，远远多过中断的部分。正如科学史学家史蒂文·夏平33(StevenShapin)所说，“过去并非在某一时刻突然变成现代世界’的：看到17世纪的科学从业者身上兼具古人今人两种气质，我们没必要惊讶。”我们这个时代，却把类似的变化设定成单独的一起或一系列事件（一场有着准确开始和结束日期的革命），这种做法其实是近来才出现的现象。“科学革命”这一表述，可能是由哲学家亚历山大·夸黑34(AlexandreKoyré)在1939年创造的。

要不看看医学史学家们又如何，他们并不认为，19世纪下半叶在细菌学上发生的众多变化就等同于“细菌学革命”（这仍是该学科一个流行术语)。否认那一时期确实发生过重要变化是愚蠢的，但是拒绝接受“细菌学革命”

33当代著名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科学史学家。爱丁堡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历任英国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讲师、高级讲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社会学教授，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代表作有《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1985)、《真理的社会史:十七世纪英格兰的文明与科学》(1994)以及《科学革命》(1996)。34法国著名科学哲学家与科学史学家，是第一个提出科学革命说法的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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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标签，只意味着希望以不同的态度认识这些变化。

举个例子，历史学家迈克尔·沃博伊斯(MichaelWorboys)对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所谓“细菌学革命”颇有著述。他确认有四个互有联系的变化，经常被人用来证明真的存在一场“细菌学革命”。深入研究这四个变化的证据之后，沃博伊斯得出结论，“历史学家们在理解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往里头塞了许多原本发生在更长时间段里的变化。在这十年里尽管的确出现了思想与实践方面的显著变化，但在整个医学领域，连续性与变化之间的平衡却很不规则。”注意，沃博伊斯没有否认罗伯特·科赫35(RobertKoch或路易·巴斯德(好吧，叫“巴斯德”或许更合适)的重要性，他只是指出，这些发现改变医学实践的实际方式要迁回曲折得多，绝非预先注定或不可避免的。

试图既承认重要变化又不落入新纪元主义模式，如此微妙的解释在互联网研究中非常难寻。也许是时候跟互联网专家来个攻守易位了，别再让他们解释“互联网”了，我们必须先明白为什么他们要以这种特殊方式来解释数字技术，不断向“互联网”及其本质发出祈祷。为什么断裂对话和革命性话语风格取代了所有其他的分析形式?为什么我们会给老的活动贴上新的标签，会臆测懵懂少年掌握了全部的技术，会相信“互联网”引发的讨论复杂得无与伦比?是时候问个清楚了吧，如果讨论自身(即讨论所关注的议题和阐释的问题)用革命性的方式来构建，我们会忽略些什么？

没有人比克莱·舍基更好地证明了断裂对话的诱惑性和局限性，所以或许我们有必要回到他的理论。舍基到处都看到数字革命，而它在传媒业却尤其显著。“如果有人想要我们说清楚未来将如何取代报纸，他们其实是希望我们说，不会爆发革命的……他们想要听到谎言。”他这样宣称。按照舍基的说法，革命不可预测的，只能实时进行判断。因此，“你越认真地相信某件事情是一场革命，你越容易承认你无法预测未来，而它是不是一场革命也无法预测。如果可以预测，那就不可能是一场革命。”这可真是个有趣的坦白，一心想断绝对技术未来主义者的批判。如果他们搞错了(他们总干这事)，他们可以把这些错误一笔勾销，就当是超级革命时代所必须负担的业务成本。

35 德国医师兼微生物学家，因发现炭疽杆菌、结核杆菌和霍乱弧菌而出名，于190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视为细菌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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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舍基同时也是个咨询顾问，他知道这一行的神奇咒语：要把每一场危机都打扮成机会。因此，我们听到他说，“没有什么法子铁定有用，但每一件事又都有可能管用。现在是实验的时候，许多许多实验。”然而，这只是舍基在唱红脸，认为反抗并非徒劳。等他唱起白脸来，他的态度就没这么确定了，他往往屈从于某种奇怪的数字宿命论，近乎数字失败主义：“永远不会有这么一刻，我们整个社会扪心自问，这是我们想要的吗?我们想要新一波信息的创造、获取和传播的洪流将带来的那种变化吗?”对白脸舍基来说，信息之神早就注定了一切，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接受这种必然性，享受革命之旅。这些日子里，很多行业都弥漫着大量的焦虑情绪，舍基用时而红脸、时而白脸的手法，开出了既鞭挞又顾问的混合药方。但他断裂的讨论风格如此有吸引力，真正的奥妙在别的地方。说来也奇怪，是他对历史的巧妙利用（按传统，这类辩论是不爱探求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把印刷机的发明和“互联网”的出现划上等号。

这不是东德的虚假历史(那不过是穿着伪装的理性选择理论)。舍基的著作里随处可见对印刷机的论述。他在《认知盈余》这本书里专门用几页篇幅对古登堡的发明和社交媒体的扩散进行了直截了当的类比。在别的地方，他写道，“我们正集体经历着1500年，在这个时候，你看得出什么东西撑不下去了，却说不出什么东西会取代它。”他认为，“现在要判断互联网对媒体的影响是否会像印刷机当年一样彻底，还太早了。但要判断某件从1450年至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正在逼近，倒差不多正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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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不能？以一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为例：“互联网”什么也没有改变。这里引用传媒历史学家马歇尔·坡(MarshallPoe)的话：“毫不夸张地说，互联网就是邮局、报摊、影像店、购物中心、游戏厅、资料室、唱片专卖店、成人书店和赌场的集于一身。老实说，这的确很了不起。但它的了不起和洗碗机的了不起其实没有什么不同让你一直在做的事情变得比以前容易一点儿。”这似乎低估了过去几十年里所发生的一些结构性变化的意义，但要说舍基式的必胜论解释就比坡的观点更准确，也不见得那么明显。

由数字技术的扩散所引发的变化必须通过审慎的实证与历史分析来进行研究，我们不能只是宣称过去的一些辉煌事件(不管是印刷术的发明还是1989或2011年革命)在作用上与现实情况相当。尽管如此，“互联网”是新的印刷机这一思想似乎已经绑架了公众的想象力。它是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核心戒律之一。多亏了克莱·舍基(他是一部分的原因)，古登堡的发明如今已成了“互联网”的一大起源神话至于两件事之间隔着整整500年，大家就别管啦。

两本新书（作者都不是历史学家)都明确地把古登堡描述为卓越的极客。《观察家报》科技专栏作家约翰·诺顿写了一本书《从古登堡到扎克伯格》(FromGutenbergtoZuckerberg)，看书名就再清楚不过了。他告诉我们，古登堡“一定是一个极客原型，”他必须应对“创业投资的早期骚动，这段经历，跟5个世纪后硅谷达人们的遭遇一样惨痛，因为他失去了他所发明的东西的所有权。”不出所料，诺顿得出结论，“更详细地考察印刷术所引起的剧变，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些头绪，知道应当到哪儿去观察网络的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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