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这种风格的另一本书是杰夫·贾维斯的Kindle电子书，书名更为露骨—《极客古登堡》。在贾维斯看来，古登堡“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技术创业家，”他应当被视为“硅谷的守护神，因为他利用技术开创了一个产业(说不定甚至是工业化本身的创世纪)来改进世界。”还有更多呢，“古登堡就像现代社会的创业企业，依靠开发新效率，实现规模化，资产的重复利用，分工专门化，以及设定标准。”实际上，“他的企业和今日的硅谷创业企业有明显的相似性。他面临着相似的挑战，想方设法调整明显不合时宜的业务动态。他同样身处于一个颠覆性的工作氛围中，就像他的创业家后辈一样，由此也令他本人发生了深刻变化。”

行走在当今互联网炒作的泥沼中，你必须小心，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这种炒作自身对“互联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印刷机在技术支持者看来一直都很有用，不仅是因为我们知道印刷故事的结局识字，科学，进步。看看美国最被高估的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36(DanielBoorstin)20世纪70年代末写的东西吧：“电视机的民主化影响与印刷术的历史影响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既然布尔斯廷做出这样可疑的陈述(你最近还看电视吗?)，后边要说什么也就很自然了，就是那种你可以从克莱·舍基或杰夫·贾维斯那里听到的夸夸其谈：“这是电视成为一个普遍而引人入胜的美国体验的时代，是美国人不管在哪都能目睹全彩色静坐示威和民权游行的第一个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民权革命的时代，一个规模空前的抗议大众化的时代，一个为少数派争取权力的新时代，一个对外交政策施行全新有效公共干预的时代，一个通过公众途径、行使宪法权利、请愿让美国总统下台的新时代。”布尔斯廷的缩短版是：闪开，马丁·路德·金，是电视这一印刷机的天然继任者，赋予了我们《民权法案》！

36美国历史学家、博物学家和前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两套三部曲——《美国人》三部曲和人类文明史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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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如此受欢迎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极客和技术人员对中世纪的新教宗教改革颇有好感，而印刷机在这段故事里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科尔蒂(ChristopherKelty)一直在研究各种开源社区里的极客文化，他在《二比特：自由软件的文化意义》(Two Bit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FreeSoftware)一书里对这种倾向做了精彩的描述。据科尔蒂所说，许多极客为反对今日世界的微软们而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时不时地利用各种有用的过去事件，或是源自历史事件的传奇故事，他们不是为了缅怀过去，而是为了使现在和未来变得有意义。

新教宗教改革的故事（再加上天主教与新教争夺教堂、信徒、牧师、高级教士的的讽喻之战，和伴随而来的控制与解放的场面)就是这样一段有用的过去。科尔蒂说“新教宗教改革”是个很好的讽喻故事，因为它把力量从控制里抽离开来，又从教义问答集、仪式、字母表、小册子和礼拜仪式、免罪与自救这一类东西里找到了故事，给极客提供了一条途径来理解力量与控制的区别，以及它与极客们身处的技术和政治经济环境有着怎样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极客讨论中，国家总是被打扮成君主角色，大公司则成了天主教堂，创业企业和程序员则是新教改革者，外行则是“卢瑟(意为失败者)”和“羊民(意为顺民)”。科尔蒂认为这类故事在极客圈大受欢迎是因为它们“对本来没有现成故事好引用的政治、技术和法律环境做了解释。”

从坏书历史到坏博客历史

尽管科尔蒂的见解，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舍基和贾维斯讲的古登堡故事对技术人员和极客很有吸引力，但我们还是搞不清，为什么这种故事具有误导性或不合时宜，或者，为什么它们会在极客王国之外传播开来。贾维斯和舍基都不是历史学家，因此在讨论印刷机的影响（他们都认为这堪比“互联网”的影响)时，他们都求助于同一个来源：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里程碑式的两卷本研究著作《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The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首次出版于1979年。(爱森斯坦不只是互联网乐观主义者特别喜欢的理论来源，互联网悲观主义者也是如此。)爱森斯坦对印刷机发明之后出现的“革命”做了极具争议性的解释。不理解她观点的局限性，就不可能理解当代鼓吹“互联网”重要性的主张。更因为她的解释给“互联网”增添了稳定性，她成了互联网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两派人马都特别喜欢的理论来源(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里也借鉴了爱森斯坦的著作)。就像理性选择理论一样，这个许多资深学者都认为相当有问题的学术成就，却以人人称羡、毫无争议的面貌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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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森斯坦大量借鉴了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著作，认为印刷术在引发所有后续社会变革上的重要性没有得到足够的历史评价(因此她戏称它为“未予承认的革命”)。尽管她试图公平对待印刷机的历史角色，爱森斯坦却采用了一个有相当局限性的印刷媒体观，过分强调了她眼里这项技术的固有性质：固定性(例如保存文字的能力，否则这些文字就遗失或严重损毁了），易于传播，以及趋于标准化。根据爱森斯坦的观点，正是印刷技术赋予了文字这些新特质，她甚至把这些特质提升到了“印刷文化”的地位。后者给我们带来了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巨无霸汉堡、史蒂夫·乔布斯，还有大笑猫。

许多学者都曾指出爱森斯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极其切中当前的互联网讨论。第一个敲响警钟的是学术历史学家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Grafton)，时间在1980年，距那本书出版刚好一年。他猛烈抨击爱森斯坦“从她的资料库里生拉活扯出一些事实和论述，看似能满足她的即刻论战需求。”更成问题的是，在格拉夫顿看来，爱森斯坦一味强调抄写员时代与印刷工时代的分裂，认为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格拉夫顿说，“早在机械化复制手段出现以前，文字就能以稳定的形式传播。”爱森斯坦却将这一点极力贬低。换句话说，如此煞费苦心地在不同文化和时代之间划上清晰界限，带有毫不掩饰的新纪元主义意味；事实上，“印刷文化”的许多特征，在这个文化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尽管它规模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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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文学学者马克·沃纳(MarkWarner，原文有误，实际应该是MichaelWarner)和历史学家阿德里安·约翰斯(AdrianJohns)对爱森斯坦的解释提出了更猛烈的批评。沃纳在他的《共和国的信件》(The Letters ofthe Republic)(1992)一书中主张，不应当把印刷技术看成是处于文化或历史之外的东西。它显然并不具备独特的“逻辑”或“本性”，爱森斯坦所认定的“内在”特征几乎不具备普遍性，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如果说确实出现了这些特征，那么，它们无一不是复杂的谈判和偶然历史进程的产物，并非印刷技术的自然属性。“没有什么技术客观事实规定了什么是印刷术，”沃纳写道。接着，他以某种奥克肖特式的风格补充说，“当我们谈到印刷术时，我们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意思，但我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传统。我们有一套事关宗旨和概念的历史词汇表，它为印刷术赋予了身份，有意义地为我们区分了用铅字印的书和用笔写的书。”

因此，人们必须首先接受技术与社会/文化的截然对立，进而假设是前者塑造后者，而非后者塑造前者，爱森斯坦的解释才站得住脚。就印刷机对社会造成的历史影响，爱森斯坦所采用的调查方式，自动排除了社会和文化如何在政治上、物质上和象征意义上造就印刷机的问题。对爱森斯坦来说，“印刷文化”的确发生了，它一出现时就包装在铁盒子里，它的“内在”特性完好无损，随时能够立即部署。正如沃纳所见，通过给予印刷文化如此神秘的角色(要记住，毕竟她是一个麦克卢汉门徒)，爱森斯坦得不偿失。“政治活动和人类机构在这个故事里消失了……文化受到了来自于其自身以外的冲击。宗教、科学、资本主义、共和主义之类的一一出现，是因为它们受到印刷术的影响，而不是因为它们一开始就进入了印刷的构造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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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书的本性》(TheNature of the Book)(2000)的约翰斯就更尖刻了。“(爱森斯坦的)印刷完全是自成一格’……跳出了常规历史分析的范围。它的文化’相应地也不受地点和时间影响。由于印刷文本具有一些重要特征，固定性是最佳候选，不管搬到哪儿，这些特征始终与之相伴，所以，印刷文本注定存在。可爱森斯坦却不曾分析这项属性起源何处。”所以，约翰斯写道，每当爱森斯坦的分析或历史本身出现空白，她就用印刷文化或它的某一种特征来填补。由此，爱森斯坦的方法“只确认了最明显的固定性实例。如果固定性没有表现为重大失败，它就考虑实例。即使在成功的例子里，它往往也会忽视取得成功所依靠的劳动力，相反，它认为这些劳动力取得的成果，是文字内在的力量。结果读者就落了个被遗忘的命运：他们的知识和技能，被重新归功到了印刷页面上。粗暴一点说……爱森斯坦的印刷文化根本不存在。”

这不只是书史学家之间的晦涩辩论。此刻最要紧的是印刷机（和更大范围的技术)的历史研究应该如何来做。爱森斯坦的方式是把技术及其特质视为固定不变、无关历史、毫无疑问的。她靠着摆布这么一个贫瘠的技术概念，探究其文化、社会和历史影响。尼古拉斯·卡尔书写“网络”，并将其与“书籍”进行对比的时候，也采用的是同一套麦克卢汉式方法。沃纳和约翰斯提出了某种相当不一样的东西：不再把技术放在社会之外，我们其实可以研究技术与社会如何相互塑造，对任何局部变量进行解释，跟踪不同社区采用不同技术所存在的微妙意义变化，探索这些差别是怎样出现的，解释这些社区是如何着手开发这些技术的，等等。这不是要否认印刷机的重要性，而是以一个不同的、更加信息化的和增进知识的方式来重新展现这段历史。它尝试超越媒介中心主义(不管是爱森斯坦的书籍中心主义还是舍基的互联网中心主义），以求获得更加丰富、更加准确的书史观和互联网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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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当前辩论而言，讨论的重点应当是：舍基受爱森斯坦启发对“互联网”所做的解释（这实际上是对“互联网文化”的所谓社会效应的解释，而非对它下面的物理基础结构的解释)是不是描述和认可这些技术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的最佳方式。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足够努力，我们可能会发现另一种方式来谈论这些技术，提供更多细微差别，不遮掩重要的局部差异。

当然，舍基和贾维斯才不认为自己对“互联网”的解释表面上是历史主义，实际却有可能站在糟糕的历史基础上呢。他们都把批评他们的人称为悲观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倔驴，是一味反对变化的人。这是互联网中心主义回避对批评的最典型方式。舍基写道，“就印刷机而言，没有什么思维连贯的保守主义立场。当前文化的大多数捍卫者甚至不想解释为什么印刷机毁灭了抄写员行业是件好事，而互联网对报业构成威胁就不是好事，或者为什么新的发明者和新式试验的激增在1508年就很好而在2008年就很糟。它只是简单假定过去的革命很好而未来的革命很糟。”当然，就印刷机而言是没有什么连贯的保守主义立场(这同样是一个反文化的立场)，但是正如爱森斯坦的众多批评者所指出的，有许多替代方式可以用来探讨印刷机及其影响（约翰斯对爱森斯坦的许多回答标题都是“如何确认一场革命”)。如果人们不把爱森斯坦所描述的事件看作是一场“革命”，那么他们或许也不太愿意在这些事件与今日正在发生的事件之间画上虚假的等号。

贾维斯甚至更进一步，他把这场关于如何评价技术的重要辩论说成是非黑即白的悲观主义者与乐观主义者的战斗，当然是在暗示任何怀疑爱森斯坦这类解释可能会限制辩论的人都是脱离现代世界的人。这是他对阿德里安·约翰斯对爱森斯坦的质问所做的总结：“(约翰斯)指责……爱森斯坦……对印刷机评价过高……我为这种倔驴式的单方辩论的根源感到迷惑。为什么他们如此反对得到信任的工具呢？他们真的会转而反对机器是变化的动因、把权力从在职者手里转到暴徒手里吗？我干嘛要在乎他们的抱怨？我相信这些工具一直被革命者使用，一定有自己的角色。更有意思的是问问这个角色是什么，它的影响是怎样的。”贾维斯对约翰斯对爱森斯坦的批评的根本误解不过是问题的一部分。贾维斯-爱森斯坦世界观认为工具是固定不变的。它们置身于文化和历史之外，这种方式带有很多贾维斯对“互联网”本身进行论述时的特点。贾维斯的当前革命者总是信仰“互联网”，但是他们所发现的“互联网”没有疑问，一成不变，它的民主性像刻在石头上一样（有如金科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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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基于方法论的重大批判称为技术恐惧症的同时，贾维斯和舍基正不遗余力地隐瞒一个事实，那就是有关“互联网”的完全不同的辩论（它不会假设一场革命，也不会用讨巧的时髦口号来抄近路)既是可能的也是亟需的。他们的“互联网”概念过于宽泛、一成不变，与局部环境相比过于抽象。这就是互联网的辩论和印刷机的辩论重叠的地方。但是在两者之间还有一个关键区别：前一种辩论的解决方式将对我们的未来产生大得多的影响。其分枝的延伸将远远超出一直在跟爱森斯坦苦苦缠斗的历史学家社群。进一步说，我们选择如何分析展开中的互联网讨论又将决定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如何对它进行研究。过去几十年为纠正爱森斯坦的错误已经浪费了太多笔墨，我们不希望历史学家在“互联网”问题上再走同样一段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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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之再循环

如果爱森斯坦的印刷文化是拙劣历史被用来为当前的“互联网”辩论设定框架的一个例子，思想交流偶尔也会走向另一个方向，比如当我们的互联网评论家们一开始就带着当前的焦虑穿越回到历史，想搞清楚有多少与“互联网”相关的现代辩论自身不过是一个有关网络、信息和科技的更加宏大更加长久的辩论的一个子集。他们的使命本身没有什么错，有人甚至认为这正是历史所希望的，但是大多数这样的解释都很奇怪，因为在他们讲述某个有关“互联网”的故事的探索中，他们曲解了历史，把历史糟蹋得不像样子，给我们留下一个对历史的贫瘠解读和一个糊里糊涂的未来战略。

这应当足以让我们停下来深思，如果互联网中心主义(不管在坏历史里它的起源是什么)可能在推动我们把前互联网时期的历史改写为只有一个简单目标：建立一个条理清晰的目的论解释，比如说其他技术是怎样为“互联网”铺好路的，它们自身的管理为何没有接受“互联网价值”以至于延缓了“万网之网”的到来。这是最纯粹的互联网中心主义观念：它暗示我们关于过去哪种问题可以问和应当问。作为一种观念，它无需说出答案，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需要发现什么来完成“互联网”本身的宏大故事。

互联网中心主义对历史干的一件恶心事在吴修铭(TimWu，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备受赞誉的《总开关》(TheMasterSwitch)一书中可以找到，它所采用的方式不仅糟蹋了内容，而且还给了早已被遗忘的晦涩方法论第二次生命。吴修铭，创造“网络中立”一词的法律学者，是让有关“互联网”的辩论逐渐展开的一位主要贡献者，在《总开关》里他试图探索其他技术（电报、电话、无线电、电影、电视)的历史，并阐明这些技术能就我们的当前困境告诉我们些什么。这听起来是个高尚的使命，但是任何接受这个任务的人都应当清楚，以历史自己的方式与历史形成默契是极其困难的。在最坏的情况下，试图通过研究过去来阐明现在有可能变成一个“钓鱼式调查”(fishingexpedition，即为搜罗证据而进行的调查)，过去完全成了一个巨大的有毒鱼缸，存有足够的花边消息和奇人异事，用来支撑对几乎任何当前趋势或现象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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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在《总开关》里的主张是这样的：信息产业有一些奇怪之处，它往往被“信息皇帝”所支配(在理性上也备受摧残），史蒂夫·乔布斯就是这么个竭力追求绝对控制的主。这等皇帝的独裁统治及其信息帝国的一些结构性特征常常导致吴所谓的“循环”，这是曾经开放创新的产业不可避免的终点。它的发生或者是因为信息皇帝是聪明却冷酷的商人，又或者是因为他们收买政府为他们提供竞争保护。这就是好莱坞电影体系形成的方式和过程，它对拍什么电影和审查什么问题施加了前所未有的控制，作为一个封闭的电话网络，AT&T禁止其用户接入他们自己的设备，因而大大推迟了“互联网”的出现，而近来，苹果公司的app应用的世界，一个类似于国家政治局的决策控制机构就位于库比蒂诺某处，审查并批准它喜欢的app应用上架，把它不喜欢的删除下架。

吴为解决这个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阻止信息行业的企业进行垂直整合，也就是说，禁止生产信息的企业拥有或创建信息传播的基础设施，反之亦然。但是政府的参与将到此为止：吴的历史解读暗示，政府参与通常是对信息产业发展不利的。他的理想是把政府和大企业都拦在信息产业之外，根据他的观点，这就是所有成功的信息产业发展起来的原因，包括“互联网”，而未来也应该是这个样子。阿门。

这可能看起来像一个有吸引力的绝妙观点，但实际上它不过是试图拿出又一个“涵盖一切的理论”。在这个例子中，“一切”要用一套固定不变的事情（在吴的案例里是指关于开放和创新的事情）来解释，而它们已经渐渐主宰了我们对“互联网”的思考。首先，吴刻意撇开了没有出现居支配地位的这些信息产业（比如图书出版)。“循环”没有涵盖那里，它太拥挤了。令人感兴趣的是，有这么一个皇帝可能很快就要出现了，他的名字叫杰夫·贝佐斯，他掌管着一个小创业企业叫做亚马逊，而吴自己似乎对亚马逊和它带来的价格效能一见倾心。第二，由于他的历史局限于美国（如果“循环”真的存在，凭什么它只在美国出现?)，他漏掉了许多信息皇帝干得相当不错的外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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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安德烈·马尔罗(AndréMalraux)，戴高乐时期法国极有影响力的文化部长和新浪潮电影教父，尽管披着一件公共服务的外衣，不就是这么一个皇帝吗？放大观察马尔罗的职业生涯将会显示，20世纪60年代法国电影业的巨大成功，是政府急欲资助陷入危机的小成本电影和支持青年文化之家(maisons dela culture)(此类电影可以在这里放映)的直接结果。这不是一个市场主导的创新故事，正好相反。而信息皇帝不一定被看作是邪恶的（也许他们根本不必让人看见；在吴的手中，互联网中心主义奇迹般复活了名声扫地的“伟人历史”的历史叙事风格。)同样，尽管极客对它们有很多的阴谋论的怀疑，然而政府是可以成为信息产业有影响的善意参与者的。

你不一定要到法国旅行来眼见为实。实际上，对美国的信息帝国历史做一个更加全面的观察也能揭示同样的信息。正如保罗·斯塔尔(PaulStarr)在《美国展望》(AmericanProspect)中对《总开关》发表的辛辣评论所示，即便是对邮局历史(一个由政府创办的鼓励自由表达的通信网络)的匆匆一瞥也足以对吴修铭理论的多个地方进行反驳。邮局曾被认为是一个垄断行业，就其使命而言它一直干得非常成功。根据斯塔尔的观点，“政府没有邀请作为对手的邮政公司参与竞争，事实上，它施行的是垄断。然而由于议会采取不管立场如何都对报纸发行提供补贴和在全国范围扩展邮政服务的政策，这种垄断有利于言论自由。”而在“互联网”，没人喜欢垄断企业，因为它们带有微软和IBM的味道，因此电信史这一章干脆被扔到了一边。互联网中心主义不容许任何竞争性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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