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正如斯塔尔所指出的，如果美国信奉的是吴修铭所谓“政府唯一正确的角色是私人权力的制动刹车，而绝非其援手，”的格言，那它就可能没法创建邮局或推动报业的迅速发展，而美国的民主政治也就会跟着遭殃了。拿最近来说，美国也差点儿没有发展出互联网或公共广播，两者都需要大规模公共投资。如此强烈的反政府情绪(这总是创新身上的寄生虫)是极客心态的一个共同特征，它对许多极客对政治的厌恶感负有部分责任。正如斯塔尔所说，“政府政策，在吴扭曲的叙述中，通常是一个规制俘获（regulatorycapture)记录和美国人感到羞耻的怯懦错误。即便如此，奇怪的是，美国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通信行业的领导者，这部分是缘于政府所扮演的创造性角色。”这真是太神奇了，技术网站《信息世界》(InfoWorld)最近一篇专栏文章的标题就是“为什么政客们绝不应该对技术立法？”如果极客们是从吴那里了解了他们的历史，这种情绪就很自然了。

从方法论上看，吴对待信息产业的方式与爱森斯坦对待印刷文化的方式非常接近：他起初只是把他认为“互联网”所具有的特性投射回过去，假设他所研究的这个行业和技术有自己的本性，一套固定不变的特性和习性，然后有选择地对那些支持这些特性的例子大加称赞，而对不支持的则丢在一边。所以吴开始于一个直觉或预感，即“互联网”的开放性正受到威胁，然后穿越历史，试图找到某种趋势可以说明所有信息产业都曾体验过类似的压力，然后又回到现在宣布，历史表明“互联网”的开放性的确面临着威胁。

这是他开启自己的知识之旅的唯一前提，而最终这无关紧要，因为这样的历史有着深深的激进主义情结。他的目标不是理解技术史，而是找到足够的历史证据从而(就像在乔纳森·奇特林的案例一样)让“互联网”获得永生。这种互联网中心主义自身会很糟，但它同时正给技术和传媒的历史施加着非常不健康的影响，“互联网”之前为人所知的一切现在都按照它的标准重新检验。由互联网中心主义授意的历史解释实在是糟糕的历史，即便它们在网络中立这样的问题上偶尔也鼓吹采取有效的政策。互联网中心主义让我们看不清现实，这令人担忧，而非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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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对互联网中心主义的调查描绘了一个相当沮丧的图景。“互联网”这一观念不仅成了对数字技术进行更有见识更深入的辩论的障碍，它还支持了许多致力于善意利用“互联网”经验教训的社会和政治实验。它成了解决方案主义的主要推动者，为其效率改革运动提供工具、观念和隐喻。互联网中心主义使我们许多人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有些成就是由与数字技术毫无关系的陈腐而相当邪恶的逻辑所驱动的。

互联网中心主义还粉碎了我们对技术监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考方式。它使我们错误地相信，除了贬低其重要性，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讨论这些问题。一直以来互联网中心主义对激进主义意志有很大帮助，它重新点燃(偶尔还创造了)极客宗教运动，后者在反对对数字技术进行政府监管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从激进主义效能中获得的收益，在分析的清晰度和精准度上丢失了。它的整体视野，它错误的普世论，和它的过分简化主义，使我们无法就数字技术展开更加健康的讨论。

互联网中心主义已经成了某种宗教。要继续前进，正如法国传媒学者菲利普·布雷东(PhilippeBreton)所说，我们需要“通信交流专门化’”。这种专门化已经是刻不容缓了。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暂时忘记我们关于“互联网”的一切知识。如今我们在太多事情上随心所欲了，卷起袖子大干一场吧，让技术不仅约束人类的繁荣，还能确保人类的繁荣。接下来的章节把这个世俗化的方法用到了像政治活动和预防犯罪这样的不同环境中，它不仅阐明了当解决方案主义遇上互联网中心主义时会发生什么，而且彻底想清楚了深受解决方案主义者喜爱的技术如何对公民更有成效。

互联网什么也没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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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开放之痛

“渠道、人、产品甚或知识产权都不再是成功的关键。开放才是。”——杰夫·贾维斯

“企业与政府的彻底透明不仅是一个决策，更是生活里的一个技术性现实。”

——唐·泰普斯科特

一如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布兰代斯1(LouisBrandeis)1913年所讲的名言，阳光可能是最好的消毒剂，但消毒剂，唉，对本就晒伤了的人就几乎没什么用处了。随着更多的个人信息进入到可以轻易读取的数据库（对更多透明、更多阳光和更多消毒的需求不断增长，这就是必然结果），数字化“晒伤”的风险也大大增加了，然而，人们对此类风险的意识似乎仍然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尽管互联网中心主义者热衷于设想由互联网实现的透明性能给我们带来更有活力更负责任的公民生活，但这完全不见得是最终定论。一旦我们放弃“互联网”概念，留心构成互联网的具体数字技术，我们就大概会发现：这个现实可不那么稳当。

看看成千上万为8号提案(加州禁止同性婚姻的一项投票提案)捐款的加利福尼亚人的窘境吧。诚然，他们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因为对多样性的宽容而获得奖励。但他们利用国家政治体系表达个人政治观点，这就值得赞赏且不论在反对者眼里，这些人是多么地狭隘。

1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犹太人，被称为人民的律师。美国进步运动的主要推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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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1974年《政治改革法》在美国各地的竞选筹款法规里极具代表性，它规定，捐款超过100美元，受捐人就必须向全世界披露捐款人的姓名、地址和雇主。好吧，可能不是全世界，起码开始不是。20世纪70年代通过这项法案的时候，立法者做梦也不会想到，任何人拿着智能手机就能轻易获取此类信息。从理论上说，信息披露必须“公开”，但实践起来不见得是那么回事：光是要大费周章地到积满灰尘的破烂市政厅档案馆里找到这些表格，就足以决定它们湮没无闻的现实命运。

快进到2008年。有个狂热的计算机大师(其身份至今无人知晓)创建了Eightmaps.com这个网站，让8号提案的捐款人信息能够被公众获取，并显示在Google地图上，还给地址旁边加上附有捐款人姓名和职业的标记。随着这些个人详细信息对外公开，想要确定这些捐款人在哪儿工作并在其同事面前给他们难堪，简直不费吹灰之力。这事儿还真的发生在了加州大学一位大学教授身上：他为8号提案捐了100美元。结果，他不仅成了一些愤怒来信的讨伐目标，其中一封信还被抄送给了他的大学同事和主管。

关于Eightmaps.com这类网站的明显问题是，它利用了我们对透明度的崇拜(这种崇拜几乎没得到过事实的检验)，可以拿来压制几乎任何一种政治事业(不管这项事业落在自由派-保守派光谱的哪个地方)。别天真地以为只有保守派会碰上这个问题(当然，有些专家就是这么想的）；如今，像Eightmaps.com这样的网站分分钟就能建好（数据和技术基础架构都能免费获取)，许多其他重要的社会辩论同样会受到极大影响。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如果你觉得右翼暴徒会通过Eightmap人肉你，就像左翼暴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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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htmap人肉社会保守派那样，你还会向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拉美裔全国委员会或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捐赠吗？”

Eightmaps.com这类网站引发的公民挑战，人们做出了几种回应。一是宣称“互联网”已经一劳永逸地改变了信息的生产、获取和传播方式。由于还没有开发出某种功能强大的“互联网”开关，我们必须接受而非对抗这一新现实。就像杰夫·贾维斯等互联网专家所主张的，我们只应该更新我们的心理期待，学会如何与这种升级版“公开性”共处，期待完全透明带来的披露好处或许能超过它在公民参与方面付出的代价。推崇法律的人可能会更进一步，建议我们好好修补上述规范。就加州一例而言，这可能意味着把需要信息披露的最小捐款数从100美元提高到比如1000美元，甚或彻底取消信息披露规定。

上述回应(也即提高心理期待，改变现有规定)都建立在如下美好愿望(有时甚至被表现成生活的现实)的基础上：这里再一次引用劳伦斯·莱斯格的话，“网络不会消失”。莱斯格并不分解“互联网”，将其不同部分孤立开来，努力理解究竟哪一部分表现出增进民主或压制民主的倾向，而更喜欢把“互联网”当作一个统一整体，某种有逻辑有灵魂的东西，不会顺从于目标明确的政策干预。莱斯格一边沉思透明性提高带来的各种民主挑战，一边写下了“网络不会消失”这句话。他的主张值得给予更为详细的研究，因为它们极好地展示了互联网中心主义怎样蒙蔽了一些原本极为聪明、才华横溢的思想家。

2009年10月，《新共和》周刊发表了莱斯格的争议性文章“反对透明”(AgainstTransparency)。(莱斯格在他2012年出版的《失落的共和国》(Republic，Lost)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扩充。)莱斯格观点的核心是，“互联网”改善了政治信息的获取度，而这并不足以修复政治，甚至可能对它造成破坏，尤其是如果这种信息一旦遭到误解，就会转换成无数愤世嫉俗的偏执性叙事，而后者早就是美国公众生活里的永恒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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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格认为，过去几十年的信息爆炸大多是不协调的。“公民极客”大军扫描了政府的文档，创建数据库来储存，把捐款人和政客之间的关系用可视化的方式展现出来，还练就了不少其他有技术含量的揭丑本事。根据莱斯格的观点，这些极客举措带来的那些推论（即X公司给Y参议员捐款，后者可能在乙问题上为之说话)可能失之于过分简单，是错误的。拜数字化所赐，越来越多的事实和花边消息随处可得，但它们本身几乎没什么意义；它们需要得到诠释。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可能有绝对把握地认定，Y参议员在Z问题上的投票真的就是X公司捐款的结果。仅仅公布捐款信息并暗示这可以解释投票结果，只会让选民更加愤世嫉俗、怀疑一切，因为他们所看到的花边消息可能正好与民众对政治腐败的既有成见不谋而合。

这一切听起来很真切，此外，信息有社会意义上的生命，它赖以传播并进行阐释的政治环境也事关重要这些，莱斯格都说得很对。信息公开并不发生在政治真空中，只有当透明方案带来了出人意料的讽刺性后果，更多的关注度才是件好事。但在讨论解决所论问题的时候，莱斯格跑偏了，也暴露他的互联网中心主义思想（这是互联网中心主义与解决方案主义纠缠在一起产生的病理学症状的又一证据)。按照莱斯格的观点，信息透明给政治进程造成的问题，类似于文件共享之于音乐产业，或Craigslist²之于报纸分类广告所造成的挑战。莱斯格叙述的是一个有关权力与控制的精彩故事，而所有的素材，因为都跟“互联网”有关，都成了这套叙事的一部分。他是这样描述的：

2 Craigslist是由创始人CraigNewmark于1995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湾区地带创立的一个网上大型免费分类广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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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透明而来的这些麻烦事具有一种模式，凡是关注过互联网加诸我们的灾祸（或福祉，取决于你的看法）的人，对此都应该很熟悉。由此而来的反应也是一样。模式似曾相识。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控制，而从控制受益的人不顾一切地想恢复控制。恢复看上去是否有理，取决于你的立场。但不管你的立场如何，恢复的企图注定失败。不管下多大力气花多大功夫，只要有“互联网”在，控制就是徒劳的。

在莱斯格看来，“互联网”就像某种自然力量(或许就像飓风)，把各种“灾祸”“强加”到我们身上。我们不应抗拒它，只能减少我们的损失。因此音乐产业原本就不该打压Napster，在莱斯格看来这是反互联网的，而报纸行业不该抱怨Craigslist或Google新闻，也不该出于相同的原因，把新闻故事藏在付费墙后面。正好相反，音乐产业或许该靠征收固定的文化消费税来拯救，而报纸应当改成非营利机构。为什么莱斯格会认为这些解决方案不错呢？哦，那是因为它们具有“不折不扣接受互联网原本架构的突出美德，并想方设法根据这种架构，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产品。”正是在此背景下，莱斯格这句“网络……不会消失”的语录才应运而生。然而，仔细研究这句语录，我们便知道，莱斯格的互联网中心主义烙印，能够轻易地蜕变成绝望的技术失败主义：“但是网络不会消失。我们不打算杀死地下网络’(微软在一篇论述点对点对等技术必然延续的空想式论文中这么称呼它)。我们不打算对获取新闻信息或免费床垫广告进行监管。我们不打算回到二十世纪。”

在由透明性所引发的挑战背景下，莱斯格主张最好是对法律进行修补，采用公开募资竞选的方式，以免公民产生“政客可能被收买”的想法。为此，让莱斯格选择法律而不是技术的解决方案的原因就特别重要：网络是神圣而永久的，所以对其节点的任何修补都是过时的。然而莱斯格的文章在究竟是什么构成了他所描述的互联网上显出一丝不真诚(或许莱斯格自己在描述“互联网”时爱用耸人听闻的语句并非偶然)。当莱斯格论述承认“互联网架构”的必要性时，人们可能会受其引导，以为他实际上说的是物理基础架构，毕竟这是“架构”通常的意思。但是“互联网”的物理基础架构没有一处规定了《纽约时报》是否应该运行付费墙，或者Google新闻是否应该为聚合报纸的新闻故事而向其支付费用。这些可能是愚蠢的提议，即便付费墙在《纽约时报》似乎运转良好(尽管互联网大师们对此从不看好)。但是它们的所谓“愚蠢”并非来自其与“互联网架构”的固有对立。以为“互联网”像圣经和古兰经一样，对如何监管新闻、音乐获取或“免费床垫广告”信息等问题有着简单的答案，不啻于相信互联网的运行法则就跟重力法则一样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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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这个立场是大学教师莱斯格在其职业生涯里所竭力反对的。但激进主义者和公共知识分子莱斯格接受这样一个立场就一点问题没有，只要它符合自己激进主义议程的要求。就个人而言，我跟莱斯格的议程有许多共同的目标，对他的方法表示批评我丝毫不感到愉快，但我的确认为它们在理性上无法成立，可能会误导技术上的门外汉。互联网中心主义和所有的宗教一样，可能自有益处，但在解决复杂的问题方面(不管这些问题是关于新闻业的未来，还是透明性的副作用），却是极其糟糕的向导。

是时候放弃互联网中心主义的主要宗旨了，别再把物理网络与贯穿其中的观念意识混为一谈。既然我们知道这些观念意识是有条件的、脆弱的，可能还受到硅谷巨大财富的影响，我们就不应当再把这些观念意识说成是物理网络不可避免的自然产物。与其说对每一个数字化挑战都要通过衡量其对“网络”需求的响应程度来作出回应，我们更需要学会如何从构成“互联网”的具体技术和平台方面，参与严格以实证为基础的讨论。如果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闯入透明性和公开性的禁区，那就这样吧。在“互联网”观念绑架了我们的想象力以前，我们一直做着这样的权衡。没有一个严肃的哲学家会宣称透明性或公开性是勿庸置疑的美德或人类社会应当追求的绝对价值。没有一个完美的理由能解释为什么突然之间我们就应该接受“互联网”的总体哲学，并欣然接受其关联价值的至高无上，仅仅是因为它的拉拉队长们相信“互联网不会消失。”数字技术造就了社会和政治困境，但却并未准备现成的答案，即便“互联网”让我们相信不是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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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的归数据库，好的归民主?

2010年阿根廷南部小镇布兰卡港的年轻程序员曼纽埃尔·阿里斯塔朗(Manuel Aristarán)采用免费开源工具构建了一个叫做Gasto Público Bahiense的创新网站，大致可翻译为“布兰卡港公共开支”。阿里斯塔朗的网站在简洁性上具有颠覆性效果：它直接提取市政当局网站发布的开支数据，并用简单明了的可视化方式呈现出来，从而使辨识开支模式成为可能。最终，公民能够调查有多少钱给了具体的承包商，或者判断教育还是交通运输在市政资源中吞掉了更多份额。

这个国家方兴未艾的“开放政府数据”运动有很好的理由来庆贺。并不是说这种数据以前无法获取(可以获取)，但要获得它，用户必须对每个项目都逐一执行搜索。严格来说这也不是什么艰苦的工作，但是对想看宏观图景的人来说这太乏味了，结果就没有多少市民愿意费这个功夫。

事实证明，庆贺很短命：阿里斯塔朗的网站启动一年后，市政府重新设计了官方网站。通常来说这会是个好消息，但这次重新设计比以往设计闪亮按钮和炫目横幅广告更加雄心勃勃。市政府改进了对数据库的访问，现在，凡是想要读取数据的人必须证明他们是真正的人，方式是输人一个验证码(CAPTCHA)（你打开新邮件账号或发表博客评论时或许已经遇到过验证码，通常，它要求你输入不太容易辨认、计算机脚本难于读取的文字)。因此，尽管任何人都仍然能读取数据甚至从市政府网站上复制它，阿里斯塔朗用来把数据输入“布兰卡港公共开支”的计算机脚本却再也帮不上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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