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极客们自然火冒三丈。戴维·萨萨基，一位开放政府活动人士，在自己的博客上记录了这件事，把它称作“开放政府在阿根廷的一次大倒退”。碰巧其他几个阿根廷活动家正考虑采用阿里斯塔朗的软件来为自己所在的城市建立类似网站，但最终他们决定放弃，因为这个系统过于依赖于市政当局的一时兴致，活动家们与其跟官方敌对，不如与官方合作。(回头想想，这其实是个非常明智的举动)。但是，回到萨萨基的批评，就算这个重新设计真的是“开放政府的一次大倒退”，又有什么要紧呢？难道说开放政府的倒退也就意味着阿根廷政治生活或民主的倒退吗？市政当局不“接受互联网自身架构”就犯了什么死罪吗(至少在劳伦斯·莱斯格的普世论看来是这样)？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都指向一声不绝于耳的回响：是的。更开放的政府对政治来说更好，在用户和政府门户网站之间人为地设置障碍，是非常反互联网反网络的举动。可在过早下结论之前，我们不要忘记，布兰卡港这个例子只不过是执行“自下而上的开放性”的众多实例之一，它的出现仅仅是因为主角是一个没有政治议程的高尚极客。

但让我们来想象一个更加险恶的场景。假设阿里斯塔朗精心设计的图表，连同它们所依赖的汇总统计数据，有可能给某个民粹主义、擅长操纵媒体的运动绑架，后者致力于削减学校经费，把所有的钱转到比如附近的朗姆酒酿造厂或干脆花到某个年度庆祝上，而政府知道自己太软弱，难以抵抗这种压力。在这样的情形下(与25年前拉丁美洲喧嚣纷乱的政治文化几乎没什么不同），“开放政府”的议程就得让位于维护民主政府的议程，哪怕民主政府里一团混乱，充斥着受人憎恶的妥协和逃避。低效率的民主总好过运转良好的独裁。如果上述条件站得住脚，允许用户看到数字而拒绝计算机脚本似乎是一个说得过去的折衷。

076

枝术至死

这并不是说，布兰卡港正濒临政变的边缘（不管有没有阿里斯塔朗的网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但这也不意味着政变威胁是对市政府网站的访问设置进行修补的唯一合法借口。如果当局真的反应过火，对其反应进行批评的唯一合法方式，就是从阿根廷地方政治的需求角度出发对其进行评估。换句话说，他们的行为是否达到“开放政府”的全球标准和所谓的中立标准，几乎无关紧要。而“开放政府”这个词，在像萨萨基这样的活动家手中，则弥漫着互联网中心主义，即便它从未提到“互联网”这个词。

布兰卡港市政府的行动是否对莱斯格的“永不消失的网络”构成威胁，这就更没什么关系了。当然，解决方案是技术性的，如果严格遵循莱斯格的逻辑，它的确有悖于“网络”及其开放性与透明性的精神。但那又怎么样？为什么这就是个坏主意，尤其是在它对网络本身的影响似乎如此渺小的时候？为什么一个非技术解决方案(莱斯格在回应报纸危机或音乐盗版时所提出的那种)反而更可取？

人们可以设想，阿根廷政府当局原本可以调整法律（或调整法律解释），完全放弃公布开支数据。然而对民众而言，这样的结果之于民主，肯定比以仅供人类阅读的格式公布这些数据更加糟糕。当然，什么也不做，放手让阿里斯塔朗继续维持他的网站，可能也是个适当回应，但是这个结论必须等到对当地政治做了大量实证分析之后才能得出，而不能基于所议解决方案与“互联网灵魂”的匹配程度来简单假设。互联网灵魂是过分热情的法律激进主义者杜撰的精彩神话，我们越早忘了它越好。不管它对激进主义者的目标有什么作用，许多此类运动的目标一点也不值得称道。这套“网络独一无二、相互连接，但它又很脆弱”的神话还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而且，伴随着多种数据平台变得相互连接和容易访问，出现了大量切实的问题，它还束缚了我们给予回应的双手。

开放之痛

077

摆脱双击

从这个单一网络的神话中解放出来，我们就可以重新找回许多本以为已经败给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政策选择。运气好的话，我们甚至可以找到办法应对由Eightmaps.com这类网站引发的挑战，又无需牺牲过去几十年确然出现的真正实现透明的机会。黛博拉·约翰逊(DeborahJohnson)，普利希拉·里根(Priscilla Regan)，还有肯特·韦兰德(KentWayland)，分别是伦理学家、隐私学者和人类学家，在2011年一篇令人着迷的文章“竞选信息披露，隐私与透明性”里，就如何做到这一点提出了一些精彩的跨学科初步想法。从标题你就可以大概猜到，这篇文章调查了在网上公开各种竞选信息披露记录(这与Eightmaps.com开发者所采集的那些信息非常相似)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作者的核心见解是，作为读取这类格式(从在线数据库到搜索引擎)中间载体的新电子系统，并不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毫无问题的高可预测性的信息传播者。这些平台实际上对它们所传递的信息进行着转换和修改，这是麦克卢汉名言“媒介即信息”真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值得警醒的少数几例之一，因为它迫使我们面对让我们得到想要信息的信息基础结构。对这个基础结构有一种浅薄的态度，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称之为“双击”，它把交流和知识的产生当作相对不复杂和无摩擦的事情，无需数据库和搜索引擎这样的中间媒介就可以发生。作为普通的计算机用户，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观念，即信息只需轻轻一点就可以立刻出现在浏览器中；而它怎么从原始资料到这儿的（我们的电子邮件存在哪家著名云存储服务上？），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往往比我们所点击的实际内容（不管是什么）要有趣得多。但是，唉，我们几乎不会去费心琢磨这种小事。

078

枝术至死

出于类似的心态，居中协调我们访问竞选数据的信息系统并不像透明的玻璃房子，更像某种镜屋。“它们不允许其他人看到里边发生了什么…而是把有关人和机构的数据放到一所六壁全是镜子的房子里，身处其中的观察者至多可以部分地看到’(这是经过中间处理的一瞥)房间里那些被观察者在做什么。”因此我们的新基础结构至少以四种方式影响着穿行其间的信息。其中两种与我们最为相关的就是作者所说的“跳转”(每当为一个目的收集的信息比如镜屋里人的影像，在另一个场合被用于另一个目的时就会发生)和“高亮与遮蔽”，由此，一些披露的信息片段在勾画这个人的名声、隐藏其他更恰当的信息片段时，就承担起计划外的不太相称的角色，这与镜屋里的影像扭曲人体表面样子的方式很相似。

Eightmaps.com就是“跳转”的一个直接例子，竞选信息披露表格的预期设想并不是给义务警员网站提供数据，但“高亮和遮蔽”有点儿难掌握。假设你曾经给一个竞选活动捐过款，这条信息在相关网站也及时做了在线更新。最后，通过“跳转”的方式，这条信息几经辗转来到流行聚合网站比如《赫芬顿邮报》(TheHuffington Post)，后者有一个竞选捐款栏目。《赫芬顿邮报》在其搜索引擎优化策略上非常聪明，它的标题起得很有技巧，为它在Google上挣到了较高的搜索结果排名，所以对许多查询来说，它的链接往往出现在靠近Google搜索结果最前面的位置。因此任何用Google搜索你名字的人都会看到，《赫芬顿邮报》关于你的迷你页面的链接在Google搜索结果里排名数一数二的位置，而它除了你的竞选捐款信息外什么也没有。

开放之痛

079

再看看法律教授杰伊·加德纳(JayGardner)，他自己就被记录到最近一篇文章里。加德纳给不同的竞选活动都捐过款，《赫芬顿邮报》从联邦竞选委员会(FEC)网站上撷取了这一信息。尽管关于他名字的第一条搜索结果是他供职学院的教职员主页，沿搜索结果第一页往下滚动则通常显示《赫芬顿邮报》的条目。加德纳担心的不是自己反对的候选人会有狂热支持者向他表示愤怒。相反，他担心的是他还能不能好好工作，也就是说，教学。加德纳碰巧教的是宪法，一个承载着政治意义的学科，学生要是觉得任课教授的学问受意识形态驱动，恐怕会对教授嗤之以鼻。“在上这门课时我极力保持意识形态和党派上的中立形象，我相信这增加了我对一大批学生的说服力。”而今，加德纳没法再选择保持中立了，因为他的政治认同显示在搜索结果的第一页。

然而假设加德纳一辈子就捐过一次钱而且很快就忘了这件事，他远离政治，连朋友们都称他“不问政治”。可Google和《赫芬顿邮报》之间存在紧密(而又非正式的）关系，任何搜索他名字的人都会上当相信与事实大相径庭的信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会被不成比例地夸大并“高亮”显示，而他个性中其他更贴切的部分则被“遮蔽”。

这个“跳转”与“高亮”新分类法是如何帮助我们应对高度网络化和唾手可得的信息平台的一些意外结果的呢？与莱斯格对互联网中心主义宗教式的狂热不同，约翰逊、里根和韦兰德认为，只要对技术基础结构稍作调整，就能带来不同的结果。发到网上的竞选筹资信息披露记录可以是“只读的”，这样一来，尽管可以在FEC网站上读取，但是这些记录想在其他地方下载或复制就不容易了。当然，这与阿根廷的官僚们所做的非常相似，这类措施或许能带回一定程度的现实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如今已面临威胁)。

阻止“跳转”的另一个办法是使公布的数据更难被发现，或者至少尝试让搜索信息的人最终回到FEC网站上，毕竟，FEC网站不像商业发行机构，没有太多的动机遮蔽和放大信息。或者人们可以想办法把数据库字段“绑”在一起，让人没法通过“解绑”方式来高亮和遮蔽信息的特定方面。再或者，难以置信!人们可以探索办法限制由Google助长的《赫芬顿邮报》对人们声誉的影响力(一些法律学者甚至已经提出了激进的步骤，让用户有权对有关自身搜索结果给予回应)。或者人们可以给竞选筹资数据加上到期日，让它在比如竞选五年后自行销毁。如果数据带有“自行销毁”代码，每一次重新发布后都会创建到期日，这恐怕甚至有助于对付像《赫芬顿邮报》这样的第三方网站。

080

枝术至死

为什么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约翰逊、里根和韦兰德推测这是因为捐款数据的自由流通恰好符合我们对政治领域透明度重要性所做的宽泛理性假设。这听起来很对，但互联网中心主义在隐私与监管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可能是一个更加恰当的因素。我们迟钝，不仅因为我们迷信透明性，还是我们迷信“互联网”的直接结果。讽刺的是，除了支持“解决方案主义”的丑恶观念，对往往并不存在的问题进行无休止的探究，互联网中心主义也开始妨碍我们为确实存在的问题思考有效的技术解决方案。评价解决方案的时候，不以其优点为基础，而以它们与自由、开放和透明的“网络”及其“架构”的默契程度为出发点。这是新纪元主义更加黑暗的另一面：一方面，由于我们认为自己正生活在独一无二的非凡时代，任何与互联网不兼容的东西都应该被清除干净，解决方案由此便应运而生；同时，我们还认为，不论“互联网”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它们都应当以不损及“互联网”的方式来解决。

开放之痛

081

从晒伤到太阳能

两种方法，确切地说也就是在心甘情愿卷起袖子修补“互联网”和莱斯格的技术失败主义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的确，莱斯格试图解决一个多少有些不同的问题，他实际上的靶子是政治文化中的犬儒主义，而非对隐私的逐渐侵蚀，或Eightmaps.com这类网站对公众生活的可怕影响。莱斯格甚至没有把“跳转”(信息从源头到第三方的轻松迁移)标记为需要担心的东西。但是他的许多其他担忧，尤其是公民从他们在网上发现的政治信息中得出错误推论的可能性，的确与那些有关高亮和遮蔽的担忧相重合，虽说他实际上从未用过那些词。

哪怕美国选择采用公开筹资竞选（莱斯格偏爱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也不会神奇消失，因为数字镜屋的构成远远不只是竞选数据。比如说，法庭记录的数字化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如果不是更可怕的)挑战。如果你同意在一件轻度争议性案子里充当证人，你恐怕料不到，要是有人搜索你的名字，这项信息也会出现在google搜索结果非常靠前的位置，这可是承蒙《赫芬顿邮报》搜索引擎优化算法的好意哦。

这个问题引起了来自许多学者的极大关注和担忧。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法学教授彼得·维恩(PeterWinn)就警告说，这类信息在网上随处可见，可能导致司法程序的各方不太愿意合作。“一旦参与者开始因为向法庭披露他们的敏感信息而感到恼怒或受伤，一旦信息被用于其他目的而非解决争执时，诉讼当事人、证人、还有陪审员，都会越来越不愿第一时间说出真相，”他写道。另一位网络法大师乔尔·雷登伯格3(JoelReidenberg)指出，高亮和遮蔽的问题在下面这个背景下也是应努力克服的：“如果个人信息是从法庭档案里摘录下来并通过数据挖掘而遭利用，或与得自数据掮客、其他公共数据库或其他公开信息的其他信息相结合，原有背景就会丢失，数据挖掘将会助长对个人行为进行典型刻画，导致刻板成见。”雷登伯格警告说：“实际上，把个人全部信息都变得这么透明，公众并不真正知道自己的个人信息发生了什么变化，更讽刺的是，个人描述信息的准确性，因会因脱离背景语境的汇编和侧写而打折扣。”

3 法学教授，纽约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法律和信息政策中心(Center on LawandInformationPolicy)主任。

082

枝术至死

2012年《马里兰州法律评论》的一项研究考察了法律体系所牵涉的每一个人的隐私利益和权利跟提供更便利的法庭记录给公众调阅这一社会利益如何达成平衡的问题。实际上，技术对实现这个目标可以有极大的帮助，但前提是信息系统的设计师愿意根据各方人等所获权限，给每一方开放选择性访问权。因此，数据可能仍能在线访问，但不是所有人都看到一切，而是每个人都能看到一部分内容。因此，作者写道，“默许从公众可查阅的记录中编辑所有非当事人名字(包括陪审团成员、证人以及那些无意中牵涉到案子里的那些人)的政策，过去在实践中一直不可能做到，而现在有了合适的技术工具，就成为相当平常的一件事了。”当然，这对互联网的开放性，以及对这个世界上的《赫芬顿邮报》和Google们(更别说“网络”的福祉了)未必是件好事，但是干嘛要用它们自个儿的幸福来决定公共政策的路线方向呢？或者说，就为了不破坏网络的开放性，我们就非得选择实际上会带来更低整体开放性的纯法律解决方案吗(就好比本来会在网上公开的文件，突然又仅限于在实体法庭档案里查阅了)?干嘛要让一些含糊不清、捍卫互联网价值的辩护词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无法专注于平衡真正重要的价值呢?（“平衡”在这里是个不错的词，我们不可能拥有所有的价值。)如果我们只是一点点地尝试，“网络”真的会受到伤害吗？

开放之痛

083

莱斯格因为宣传四种截然不同的监管模式（技术或代码、法律、市场、规范)而博得大名，而有意思的是，对一些由信息基础结构日益数字化和网络化而引发的棘手问题，他却极不情愿思考怎样用技术去解决。面对近乎所有的社会问题，互联网中心主义似乎都很容易拿出一套失败主义的叙事来：如果某个技术解决方案对文件共享不起作用，那么它就一定对报纸或法庭记录也不起作用。为什么？因为这三者有一个“互联网”的共同视角，按真正的互联网中心主义者的风格来看，一切有“互联网”视角的东西一下子就落入互联网规则和目标的统治了。一切都变得相互关联，一切都是“互联网生态”的一部分——这是控制论(cybernetics)理论家超级热爱的可怕隐喻。最后，凡是要对在线技术运作方式施以干预的做法，哪怕是非常基础的干预，一概不允许。

然后呢，自然就是令人不舒服的真相了：为缓解新发现的开放性所带来的后果而提出的所有技术解决方案，比如把数据置于“只读”模式，给搜索引擎屏蔽掉对索引敏感的数据，加上到期日等等，都像极了娱乐业的那一套，希望硅谷为自己的在线隐私斗争做贡献。对莱斯格这样的倡导者来说，如果他认为这样的技术是应对不断增加的透明性的合理机制，不啻于他认可了好莱坞最喜欢的工具包。此外，在一种情况下接受一些技术解决方案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拒绝它们，这可能会戳穿“互联网”整体划一的观点，而后者往往仅仅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就把某些解决方案弃若敝履。

因此，目前所有这些遭到拒绝的技术修补，其效果如何，并没有经过多少实证调研。它们遭到冷落是因为“与互联网的本性相抵触”，违反了莱斯格加在互联网文化身上的“混搭”或“读/写”精神，而莱斯格这种教条主义方式，跟印刷研究学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别无二致，后者非要把固定性和标准化跟印刷机文化关联起来。

084

枝术至死

由此我们便有了“网络不会消失”这样奇怪的声明，仿佛网络真的就像地心引力一样。事实上，网络不会消失是因为莱斯格花了整整十年发表了成百上千的（甚至成千上万的）演讲来使大家相信“网络”不应当进行修补，并且它诱发混搭的特色应当保留和受到尊重。这在反对好莱坞的要求时非常有效，事实上后者有时真的很过分，但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网络”成了一个巨大的抽象概念，它既包括15岁孩子制作猫咪视频，也包括阿根廷政府市政当局修补它的网站。我们身处智力迷宫，要从中寻找出路，这样的办法可没什么帮助。

人们可能会问，为了让帕洛阿尔托的一个15岁少年能混剪猫咪视频而无需坐牢，布兰卡港的地方政治就应当有所牺牲吗？从实质上看，莱斯格这样的互联网中心主义者就是这么要求的。我绝不愿看到15岁的孩子因为盗版而银铛入狱了，但我也认为，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更具说服力的方式来进行论证，它既不需要互联网中心主义那一套过分简化的事实，也不会因为会与互联网的本性相抵触，就缩手缩脚，不敢对我们创造出来的技术修修补补。不敢修复我们所创建的技术基础设施，不敢去关心它，这等于向一种更糟糕的冲动屈服：比技术恐惧症屏蔽技术的愿望更糟糕，也比互联网中心主义者保持“互联网”永远不变的愿望更糟糕。

要是晒伤了，我们的应对办法不是放弃日光浴。但我们不认为晒伤必不可免，于是就大造声势要求立法确保实现更好、更快、更廉价的晒伤疗法。相反，我们对技术进行修补：买防晒霜，撑一把伞，然后继续生活。虽然布兰代斯说过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尽管阳光是一种大有可为的绿色能源，我们大多数人也并未陷入“太阳中心主义”的奇怪意识形态，认为技术干预违背法条，只因它们帮助我们操纵了太阳光的效能，在有些场合利用它而在其他场合阻挡它。我们可以同时拥有太阳能电池和太阳眼镜，防晒霜和窗帘，或者温室和空调：说它们谁与“阳光的架构”相抵触，违背了阳光启蒙和消毒的精神，那就太荒谬了。当然，你可以反驳说，我们能摧毁“互联网”，气候变化暂且不谈，但我们不可能“摧毁”太阳，因此我们应当谨慎对待“互联网”，把它提升到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我认为错觉的根源就在这里：“互联网”至高至上，但阿根廷一个网站上微不足道的调整就能摧毁它，这样的“互联网”不值得保护；那就是个神话，而且还是个相当有破坏力的神话。

开放之痛

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