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速度

节奏决定一切

列宁死后，斯大林策划了他的上台。1928年，他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了新经济政策，重新获得了战时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能量，导致工业化进程急剧加快，对农民发动了灾难性的战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加速主义”很明显，因为它在四年内完成了。其结果是比1917年至1928年间进行的更为激进和破坏性的社会改造，但也放弃了所有各种各样的、自主的革命乌托邦的努力，转而支持斯大林主义的单一乌托邦。22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保守主义者”斯大林用乌托邦的比喻来反对乌托邦主义者，坚持纪律、服从和顺从，以实现必要的历史“加速”(uskorenie)，而“放慢节奏”(gromozhenie)将成为一种反革命行为。这种“斯大林主义的欢爽”通过屈服于劳动，提供了加速的受虐牺牲的“快感”

现在是斯大林控制时间了，他批评那些试图走得太快的人“被成功冲昏了头脑”，同时也坚持认为任何放慢都是不可接受的。斯大林主义的时间口号宣称：“在重建时代，速度决定一切”。安德烈·柏拉图诺夫关于斯大林主义集体化的超现实主义小说《基坑》(写于1930年，但直到1987年才出版)不断地重复使用“节奏”这个词。小说关注的是为未来无产者的房子挖掘基坑，以及消灭富农，即“富农”，他们被送上木筏顺流而下。

它还包括了可能是最奇怪的尝试，以描述新斯大林主义的冲击工作节奏。村里的铁匠有一个“最后一个不知名的无产者”和集体农场上“剩余被剥削劳动力”的最后一个例子作为他的助手:一只在熔炉上锤头的熊事实上，铁匠铺是一个“冲击”车间，熊不仅是最后一个无产者，也是第一个冲击工人(udarniki)。在被带到集体农庄去谴责富农——实际上是那些虐待他的人一一之后，熊看到了一面横幅：“为了党，为了党的忠诚，为了震撼工人为无产阶级强行打开通往未来的大门!”熊完全接受了这个命令，开始以疯狂的速度锤铁，使村民们感到痛苦，因为他的劳动可能会毁掉铁。

熊预示着“冲击式工作”的破坏性过剩是生产的风暴，它试图通过“把所有这种愤怒的、说不出话来的快乐投入到劳动的热情中”来推开通向无产阶级未来的大门。安娜·埃佩尔博因(Anna Epelboin)认为熊不仅预示着加速进入未来，而且是“最终毁灭的代理人”，“威胁着让世界回到原始的混乱状态”。在柏拉图诺夫的观点中，当革命转向斯大林主义时，斯大林主义的节奏反过来了

相反一一破坏取代了生产，秩序被揭示为混乱。

阿列克谢·加斯捷夫在斯大林主义下的命运，反映了他的乌托邦加速适应这种新形式的斯大林主义冲击作品的不可能性。加斯捷夫在1918年写了一本名为《工人的打击之诗》的诗集，有些人错误地把它翻译成《震撼之诗》然而，加斯捷夫试图理性地控制工作，这与冲击工作的“风暴”和由此产生的破坏性混乱是相反的。当然，加斯捷夫确实试图遵从新政权，但斯大林主义者认识到这种不相容。1938年，中央劳动学院被关闭，同年9月8日，加斯捷夫被捕，罪名是“反革命恐怖活动”。1939年4月14日，加斯捷夫被判有罪，判处死刑，次日枪决。乌斯特利亚洛夫(N.V.Ustryalov)说： “革命不仅对落在后面的人是无情的，而且对跑在前面的人也是无情的。

加斯捷夫在斯大林监狱系统的结局也揭示了这种新的斯大林主义的生产力政治。凯特·布朗已经证明了古拉格的大部分“工作可以被理解为对劳动的纪律训练和组织。古拉格是用来统治苏联的监狱和集中营系统在没有私人属性制度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使用了各种形式的分区和内部护照管制，这种制度通过赚取工资和负担得起住房的需要来限制人们的定居。大部分被关押在古拉格的人都违反了这些法律，所以古拉格在提供奴隶劳动的同时，也限制和控制了劳动的自由。斯大林主义的“生产力政治”废除了将活劳动整合到机器中的梦想世界，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社会调节和空间化对奴隶和不自由劳动的残酷组织。

《风暴天堂》

我认为，共产主义加速主义可以被理解为试图回答资本主义的动态，在这种动态中，活劳动(即人)被“死劳动”(即机器)排挤。共产主义加速主义试图以两种方式回答这一动态。首先，它试图扭转活劳动对死劳动的依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死劳动不是从属于死劳动，而是从属于死劳动，是铁人对抗有血有肉的人。’30加速主义，在这里和其他地方，通过将有血有肉的人与铁人融合来回答这个问题—一将人与机器，或人与机器结合起来，将活劳动融合和注入死劳动。这将变异成“人机”的半机械人幻想。工人将不再沦为机器的“纯粹附属物”，而是将控制和指导机器，将资本主义技术改造为共产主义目的。

第二，机器将被用作活劳动的替代品，但不是那种导致失业或为机器工作的痛苦的资本主义形式。活劳动和死劳动的结合意味着死劳动并不是代替活劳动，而是它们可以相互协调，共同工作。机器可以用来解放人们，让他们从事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为数不多的积极看法之一:

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调节一般的生产，从而使我有可能今天做一件事，明天做另一件事，上午打猎，下午钓鱼，晚上养牛，晚饭后批评，就像我有一个头脑一样，永远不会成为猎人、渔夫、牧人或评论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田园风光的出现是彻底工业化的结果，是利用机器来调节劳动并使劳动最小化的结果。

这就是共产主义加速主义的乌托邦梦想，在其中，对人类完全机械化的表面恐惧，实际上被视为对劳动的解放。借用列宁的话，我们可以说，公式是泰勒+傅立叶=共产主义。Fredrik泰勒关于工作场所效率的技术将导致傅里叶主义关于投入劳动和自由时间的愿景。然而，正如加斯特夫的命运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思考的结果“在最高程度上是悲剧性的”。事实上，这个制度无法实现激励它的梦想。克里斯·阿瑟曾尖刻地指出：“苏联体制不是节约劳动力的体制，而是囤积劳动力的体制。32.劳动力的囤积正是为了在计划截止日期前进行“风暴”，这是就业保障的结果。“问题”在于，资本的劳动纪律，其中泰勒主义是一种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形式，不能有效地运作。然而，对于苏联加速主义的乌托邦主义者来说，这就是问题所在。在这种保证中，新的可能性出现了。当然，通过古拉格群岛，斯大林主义会产生新的劳动纪律形式。

这种情况的董复，我们在古巴革命中简要地提到过，但也谈到了毛主义的“大跃进”，也会重演悲剧。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将被证明比最初看起来可能的更加顽固地为劳工服务。我认为，正是这种失败的经历，促使加速主义接受甚至颂扬资本主义的坐标。加速主义并没有试图改变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而是庆祝劳动消失在资本之中。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将加速主义的共产主义梦想的元素与资本主义自身关于自我产生生产的幻想融合在一起。

机器存在

托马斯布林克曼的1998年最小的技术轨道“机器”，记录下的名字Ester布林克曼，包括一个重复的声音样本，在3.18开始。这个声音用德语说：“Ich will eine机器sein”。Arme zu greifen Beine zu gehnkein Schmerz kein Gedanke。“我想成为一台机器。”手臂可以抓，腿可以走，没有疼痛，没有思想。样本是einst<s:1> rzende Neubauten乐队主唱Blixa Bargeld的声音，来自他们的专辑《Die Hamletmaschine》,这是海纳·米<e:1>勒同名剧作的配乐。在布林克曼的手中，样本以半模仿的方式重复了机械加速和整合的技术修辞，从Kraftwerk到底特律再到谢菲尔德。尼克·兰德(NickLand)所赞美的“疯狂地去人性化的机器音乐”在这里放慢了速度，以一种令人昏昏欲睡的科技节奏重复着。1这个样本为批判性的检查提供了机器整合所承诺的从感觉和意识(“没有痛苦，没有思想”)中退出的机会，我认为，这是加速主义的幻想基础。

在这一章中，我想探讨人类与机器融合的幻想和性欲因素，这在加速主义中是如此普遍。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将讨论两个典型的、间隔很广的时刻:第一个是维克多·陶斯克(VictorTausk)关于“影响机器’的精神分析研究，发表于1919年，就在他同年开枪自杀和上吊之前不久。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以近乎无情的诚实写道：“我承认我并不真的想念他;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他毫无用处，甚至对未来构成威胁。陶斯克的“机器”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反俄狄浦斯》中得到了加速主义的改造，从幻想的状态转变为欲望生产的现实。第二个时刻是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的小说《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Rainbow,1973)，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探索了机械整合的精神病理学。品钦的小说将被控制论文化研究单位(CCRU)(我将在第四章中讨论)作为赛博哥特重新混合的文本之一，并被视为技术加速的宣言。在这两种情况下，我所关心的是回到这些时刻，作为加速的意识形态幻想中力比多尔元素的关键。

《神秘的机器》

在他的开创性论文《论精神分裂症影响机制的起源》(1919)中，维克多·陶斯克勾勒出了精神分裂症的病理学

某些精神分裂症患者所遭受的与机器的认同经验他描绘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如何感觉到被一台机器控制的，它可能会让我们看到图片，产生或消除思想和感情，控制我们的身体，产生奇怪的感觉，或产生身体疾病：

精神分裂症的影响机器是一种具有神秘性质的机器。病人只能对机器的构造给出模糊的暗示。它由盒子、曲柄、杠杆、轮子、按钮、电线、电池等组成。病人努力通过他们的技术知识来发现仪器的结构，似乎随着科学的逐步普及，技术上已知的所有力都被用来解释仪器的功能。然而，人类的所有发现都被认为不足以解释这台机器的神奇力量，病人们感到自己受到了迫害。

如果这台机器是模糊的，那么它的操作也是模糊的:病人很少清楚地知道它的操作。按钮被按下，杠杆动起来，曲柄转动。“技术的黑盒一一设备的功能在界面后面变得不透明，比如电脑——使得所有机器的体验都像是这些幻想中的‘影响机器’。”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把机器看作是受迫害者，就像我们与设备讨价还价，希望它们能工作，或者猛烈地攻击它们一样。并不是只有某些精神分裂症患者会受到机器的影响。

陶斯克认为，这种对机器的病态投射源于我们对自己身体的疏离。这一过程背后的病理是由于自我的形成一一这种自我意识将我们与世界区分开来，而精神分裂症患者缺乏或侵蚀了这种自我意识。陶斯克认为，影响机器的起源在于自恋早期的性欲紊乱，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认同自己的身体，对外部世界没有明确的概念。特别是，继弗洛伊德之后，陶斯克认为这个问题是与同性恋性欲斗争的结果一一性欲直接指向我们自己的身体。这种欲望的社会不可接受的本质驱使我们将这种性欲投射到世界上。

孩子最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是属于自己的，与世界是分离的。相反，他们必须逐渐认识到它的所有部分，即陶斯克所说的“散乱的碎片”(disjecta membra)，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并将性欲作为整个身体的形象投入到自我中。一旦这一切发生了，就有可能把这个形象投射到世界上。影响机器的病态投射是对我们正在努力的阶段的一种倒退

通过投射来寻找自己的身体。我们回到一种感觉，即我们的身体仅仅是碎片，因此我们和世界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为了应对由于我们无法将自己与世界区分开来而导致的焦虑体验，性欲被投射出来，然后作为迫害回到我们身边：“被疏远的器官一一在我们的情况下，整个身体—一看起来像一个外部的敌人，像一个用来折磨病人的机器。因此，影响机器是“投射在外的部分或全部病理改变的器官(整个身体)的总和”。

当我们开始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奇怪时，我们会把这种感觉投射到“影响机器”上，然后它就成为我们身体异化的“原因”。用陶斯克的话来说，我们从“自我疏离感”转向“参照错觉”。然而，机器仍然是无法解释的。对陶斯克来说，这台无法抓住的机器是一个象征，更重要的是，它是我们自己生殖器的象征。为了压抑这一事实，我们将机器复杂化以掩饰其象征意义，从而导致影响机器的复杂性。

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和瓜塔里所反对的正是这种把机器当作投影的处理方式对他们来说，机器只能永远是真实的，在生产欲望的“真实”意义上。“真实”被大写是为了表明这不是“真实”的现实，而是过度的生产力，它只是被冷却下来形成表面上的“真实”。这是一种把现实的生产作为生产的现实的形而上学。它是加速主义形而上学的一种形式，它可以被更广泛地理解为一种力的形而上学一一生产力、毁灭力、人类、机械和控制论的力量，这些力量必须被焊接或融合在一个内在的平面上。对于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如果像陶斯克那样，将现实视为一种病态的符号，那么这种作为内在生产的概念就会被中和或引入歧途。然而，我想在陶斯克身上停留更长时间，对加速主义者将一切转化为实际生产的愿望施加压力。这两个术语一一“真实”和“生产”——作为力比多幻想产品是有争议的，这是我的攻击路线。我认为，加速论者将幻想瓦解为现实，是幻想试图将现实本身生产出来的一种标志。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回避了拟像性和幻想性的生产概念的问题。这是幻想终结的幻想。它也回避了这种与机器认同的病态和痛苦元素，回避了这种极端体验所证明的身体与其整合之间的摩擦。考虑到这一点，让我们回到陶斯克。

陶斯克的案例研究是围绕“娜塔莉亚小姐”展开的，这位31岁的前哲学系学生认为自己被前未婚夫操纵的机器控制了。这台机器以她的身体为形状，象征着一个棺材盖形状的箱子，里面内衬丝绸或天鹅绒。起初，机器的四肢是自然的，然后只是画在棺材的盖子上。

头似乎不见了。机器的内部部件是由电池组成的。对陶斯克来说，这台机器既是生殖器的投影，也是病人身体的投影。随着投射变得更强，它变得更像一台机器，而不像一个保护她在机器中不认识自己的身体。

这台机器是由爱的对象操作的，这是力比多转移的结果。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些亲密的爱情对象也受到了迫害，这是因为我们因为流动的自我边界而没有将它们与自己区分开来。所以，那些操作这台机器的人是距离更远的爱的对象—一医生、恋人、追求者，或者像Natalijaa那样，是一个ex未婚妻。投射到机器上的“身体”被认为是生殖器，这使身体充满了性欲区。越来越不真实的机器变成了一个去实现的力比多的形象，一个渐行渐远的欢爽形象。

德勒兹和瓜塔里将这种体验视为分裂机器的碎片性多样性，超越了弗洛伊德和陶斯克等精神分析学家所强调的规范化的身体和规范化的自我。他们将精神分析所宣扬的整体性和整合性视为真正的偏执幻想，与之相对的是，他们试图将这些冻结的投射释放到交换和互动的区域中。精神分裂分析的任务不是强迫患者认识到一个虚假的投射，并将其归还给自我，而是去拥抱偏执所冻结的碎片化和离散化的可能性。

虽然这为精神分析的一些规范性投射提供了有益的纠正，精神分析承认碎片化和多样性只是为了始终坚持回归自我和结构，但它有可能错过标志着人类与机器关系的焦虑和偏执，以及人类与机器即我们的身体的关系。与其通过加速主义者对精神分裂之旅的拥抱来引爆偏执，我想更密切地关注“影响机器”揭示的与劳动和生产的重复相吻合的我们自己的机器本性的问题。

陶斯克强调了这种异化的力比多维度，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我们自己成为机器的恐惧一一我们自己的力比多的机器性质，以及机器对我们身体的日益渗透。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是使我们沦为机器的“纯粹附属物”。在影响机器的情况下，当我们成为被投射的机器的性欲操纵时，这一点被字面化了。德勒兹和瓜塔里选择对影响机器进行估值，说明了他们是如何欢迎这种整合的一一身体在去地域性线或资本流动上的爆炸。我们发现机械的身体是饱和的力比多区。相反，对有影响力的机器的幻想则打断了这种顺畅的整合回路，暗示了身体和机器之间的转移区永远无法实现顺畅的整合。

火箭人(Rocketman)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1951年出版的《Minima Moralia》(MinimaMoralia)一书中收录了他尖刻的战后反思，他评论了新的死亡技术对我们历史观的影响:

如果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涵盖了这个时代，那么希特勒的机器人炸弹就会在亚历山大的死亡场景和类似的图像旁边，在经验选择的事实中占据一席之地，在这些事实中，世界精神的象征状态被直接表达出来。就像法西斯主义本身一样，机器人是自我操纵的，但又完全不受支配。就像前者一样，它们将技术上的极致完美与完全失明结合在一起。和前者一样，它们播下了最致命的恐慌，完全是徒劳的。——“我见过世界精神”，不是骑在马背上，而是骑在翅膀上，但没有头，这句话立刻驳斥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无主体”武器——V-1飞行炸弹和V-2火箭——体现了对历史作为潜在理性过程的驳斥。今天的世界精神不是一个人，对黑格尔来说是拿破仑，而是一个自我导向的装置。用当代的话来说，我们可以说世界精神是一架无人机。

在《速度与政治》(1978)的一些神秘段落中，保罗·维利里奥转向了轮回的形而上学—一灵魂的轮回——暗示了灵魂在各种代谢载体上的负荷的紧张。维利里奥认为灵魂是“多元的，多种形式的，流动的，凝聚在社会，动物或领土的身体中。”6军事阶级的哲学或神学是诺斯替派的，因为它假设“强大的”灵魂是去疆域化的、流动的和可转移的，而“弱小的灵魂”则被囚禁在身体和世界中。维利里奥将这个强大的灵魂比作“gyrovages”，中世纪早期，流浪和流动的僧侣经常因为他们的寄生流动性、出售假文物和暴饮暴食而受到教会的谴责。在这个军事诺斯替主义中，加速不仅仅是车辆的加速，而且是灵魂平稳地从一个化身移动到另一个化身的“纯粹”加速，因此能够超越任何领土占领。

当然，对于维利里奥来说，这种去地域化并不值得称赞。它体现了“纯粹战争”的虚无主义政治，在这种政治中，全球空间成为这些超然灵魂的游乐场。军事诺斯替主义体现了一种纯粹机动的幻想，在托马斯·品钦1973年的小说《万有引力的彩虹》中找到了共鸣的文学形象。小说背景设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蒂龙·斯洛斯罗普(Tyrone Slothrop)在“区域”(战后德国的遗迹)中流浪的流浪汉式探索。斯洛斯罗普受巴甫洛夫的影响

婴儿时期的条件反射，使他在性方面对神秘的塑料ImpolexG.7敏感这种塑料用于德国V-2火箭，由于他的条件反射，斯洛斯罗普在攻击前勃起和性接触。条件作用使斯洛斯罗普成为一台受条件作用控制的机器：“勃起嗡嗡作响……就像一台仪器，被他们安装在他的身体里，就像一个殖民地前哨。 8

斯洛斯罗普漂泊在这个区域，被抛回梦境、灵光闪现、预兆、密码学、药物认识论，所有这些都在恐怖、矛盾、荒谬的基础上跳舞。(582)这提前勾勒出了CCRU的加速论者可能采用的研究计划，他们在90年代运作，我们将在第四章中遇到。战争中荒谬的加速力量粉碎并引爆了斯洛斯罗普的同一性，以至于有些人认为斯洛斯罗普的碎片已经成长为他们自己的一贯人物。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人知道现在的区域人口中有哪些是他最初分散的分支”(742)。斯洛斯罗普一贯的角色之一是漫画书中的超级英雄“火箭人”，这已经暗示了人与机器的幻想融合。

然而，斯洛斯罗普受到更深刻的阴谋力量的影响，从工业卡特尔到战争以自己的形象重新配置时间和空间的方式。(257)品钦像往常一样，带着几分半开玩笑的语气，暗示“(战争)秘密地被技术的需求所支配……被人类和技术之间的阴谋所支配，被需要战争能量爆发的东西所支配。”(521）“战争”和“技术”成为要求加速的力量，并要求人类融入自杀式的“战争机器”。他们还对资本主义的去领土化进行编码，正如陆军部存档的“手册”所述：“真正的战争是对市场的庆祝。(105)在品钦悲观和阴谋论的观点中，伟大的控制系统的出现正是通过能量和加速度来运作的。

在纳粹战败后，火箭机组人员进行的一项实验中，人类乘客被整合到剩余的纳粹V-2火箭中，这是这种重新配置的最终形式。当然，与陶斯克的观点一致，我们几乎没有比V-2更具性幻想的融合了。V-2也是一个神秘的文本或符号，一个“被撕成碎片，被注释，被解释，被手淫，直到它的最后一滴都被挤得软绵绵的”(520)。V-2是阴茎作为精子逻各斯，作为无穷无尽的解释符号。品钦追溯了围绕火箭的神学和异端邪说，但从未触及其核心：

诺斯替教徒被风与火的冲击带进了火箭宝座的房间……卡巴拉教徒把火箭当作托拉来研究，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铆钉、燃烧器杯和黄铜玫瑰，火箭的文本是他们的，他们要排列和组合成新的启示，永远如此

摩尼教教徒看到两个火箭，善的和恶的，他们用原始双胞胎(有人说他们的名字是恩济安和布利塞罗)的神圣行话一起说，一个好的火箭带我们去星星，一个邪恶的火箭让世界自杀，两者永远在斗争。(第727页)

V-2产生了各种形式的异端形而上学，它们试图关闭任何“库特对应”的符号，但却失败了(590)。

事实上，乘客与v-2的结合与其说是生殖器崇拜，不如说是受虐狂。乘客是戈特弗里德，布里塞罗船长的情人，他遭受了布里塞罗的受虐和乱伦仪式。这件事在戈特弗里德被塞进V-2的一个特殊隔间时达到高潮，他身上裹着Impolex-G的裹尸布。这里的幻想虽然是终结的，但却与荣格的乱伦思想相呼应，认为这是重生和个性化的可能性，这一思想也影响了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它也修改了阿多诺关于希特勒的机器人武器“完全不受主体支配”的主张。梦想—一在这种情况下是受虐的—一是将主体整合到机器的无用轨迹中。不同寻常的是，这样的结论可能比阿多诺的结论更悲观，因为有一个主题是综合的，但他们没有指导的作用。这与阿多诺关于主体在现代性中被否定的悲观结论是一致的，但这是一种被欢迎和接受的否定。在品钦的文本中，整合的加速幻想达到了自我取消的字面终点。

然而，这样的结论可能只是另一个“库特函件”，另一个V-2神学。当然，正如CCRU所做的那样，将《万有引力之虹》解读为加速论者是有可能的。而不是法西斯主义通过融合强化或确保同一性，在这里，我们有溶解和分裂通过融合加速战争技术。用一个经常被滥用的词来说，这是一种后现代加速主义，它引爆或驱散了现代主义或前卫加速的集中力量。品钦在《V》(1963)中所说的“灵魂异装癖”或者如维里奥所说的“流态灵魂”，可以被装载或分布在各种载体上，以至于我们欢迎自己的解体

我们看到幻想的崩溃，也看到虚构空间的崩溃，进入生产和加速的现实。如果像我这样的人指责这是我们语言和符号化能力的精神崩溃，那么回应可以简单地说，你还没有真正走到最后……无论想象或思考纯粹的内在性是多么不可能，对这种体验的吸引力都像乌托邦的承诺一样具有无情的吸引力。把幻想付诸行动，意识到我们自已是生产机器，意识到我们个性的分散是一扇门，这就是加速主义的承诺。然而……

维里奥对登上新陈代谢的交通工具的洞察，在品钦的挑衅下得到加强，暗示了形而上学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