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速度

放慢危机时刻的脚步，用自私和怀旧的紧缩语言作为补救措施(“Keep Calm and Carry On”)。此外，随之而来的创造性破坏过程，被认为是将资本主义从其自身的矛盾中“解放”出来，可以被重新编码为对现有障碍的新突破，包括对主体性本身的突破。加速主义的欲望可以陶醉于危机所造成的或用来解决危机的启示性破坏，并以此作为新的起飞的标志。如果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那么赛博朋克摄影主义就可以把自己塑造成超越“超越资本”这一障碍的越界欲望困难在于，这种“障碍”实际上是服务于资本主义作为矛盾的社会形态的“动力”的东西。净化和刺穿“资本本身”屏障的永恒愿望，被编码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遗传结构中。这让赛博朋克摄影主义陷入了一种不舒服的境地，它与资本管理者试图通过消除可变资本的累赘来诱导运动和加速的那些尝试相结合。这种融合可以被看作是赛博朋克摄影主义试图解决资本的“运动矛盾”的结果。它通过将劳动或可变资本整合为不变资本来实现这一点。劳动的潜在淘汰是通过暴力的扬弃来解决的，扬弃为机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计算机或控制论装置。然后，计算机的不断加速，通过处理能力、内存或软件升级的增加，有望最终跟上资本主义步伐的集成肉的升级:劳动2.0，或2.1，等等。我们认为劳动的“不朽”不是作为机器的“附属物”，而是作为机器的一部分。维利里奥评论说：“日本神风特攻队将在太空中实现军事精英的协同梦想，通过在烟火神化中自愿瓦解这种载具武器;因为速度体的终极隐喻是它最终消失在爆炸的火焰中。’24这是与军事加速度挂钩的速度体的启示录实现(正如我们在第1章和第3章看到的);另一种实现发生在与资本主义加速挂钩的赛博朋克摄影主义的梦想中一一在融合中消失。资本的永动机产生了对控制论加速主义的永恒诱惑。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加速资本主义，就再努力一次，去处理或取代劳动力和肉的拖累。问题的核心在于，赛博朋克摄影主义把我们对未来的想象，作为积累的持续强化和资本主义连续体的强化，交给了资本垄断。

5《启示录加速》

在危机时刻，世界末日的欲望和幻想变得紧迫而真实。诺曼·科恩的《追求千禧年》(1957)提供了中世纪“革命末世论”周期性出现的秘密历史，以应对崩溃的社会秩序、贫困、疾病和战争面对危机，这些梦想家敢于想象一场天启，将世界颠倒过来，并在地球上创造一个新的天堂，在那里王子们将向农民鞠躬。而成为现实的天启，就是镇压的天启。在德国农民战争(1524-1526)期间，超过十万农民被杀害，托马斯·姆姆·恩策尔(Thomas m<s:1> ntzer)被处决，他是在酷刑下宣布“Omnia sunt communa”“所有的东西都是共同的”)的领导人之一。科恩是一位反共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他认为这些千禧年论者是20世纪“极权主义”运动的危险先行者，在1970年的版本中，他将这些中世纪的原始无政府主义者与查尔斯·曼森的死亡崇拜联系起来，以此来谴责60年代的反文化。居伊·德波(GuyDebord)和情境主义者会有意地重新定义科恩，宣称这些反叛者不是非理性主义的症状，而是现代革命的先驱启示录的欲望是模棱两可的:既是安慰性的幻想，又是推迟的希望，而且潜在地刺激着激进的重新秩序。

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和潜在启示录的时代，金融危机、生态危机和抵抗运动的危机重叠在一起。资本主义连续体的这种断裂导致了一种世界末日的想象，从2012年到历史频道的《人类消失后的生活》(Life After People)，这种想象产生了一个人类被“净化”的世界的梦想或噩梦。这些从根本上反动的幻想只能想象在人类停止存在的条件下，我们堕落的世界得到救赎，或者被减少到“被拯救”的“正确”数量。然而，在当下，另一种启示录基调也贯穿于激进和革命的思想之中:启示录加速主义。

如果说当前重叠的危机一一金融、生态和政治危机一一在最坏的情况下展现了历史的坏一面，那么末日加速主义则试图将最坏的一面激进化。举几个例子，我们有佛朗哥·比佛·贝拉尔迪的论点，他认为当前的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潜能(全球网络中的认知劳动)”的压力下灭亡的标志;安吉拉·米特罗普洛斯和梅林达·库珀的主张，这场危机是由“来自底层的高利贷款………”造成的

超出了资本所能容忍的限度。以及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Negri)关于“新政是不可能的”的观点，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提出更激进的要求

所肴这些思想家都在努力呼吁在面对危机时要有一种新的创造性，并抵制通常要求牺牲和紧缩的呼吁，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一这些呼吁通常落在危机的受害者身上，而不是那些造成危机的人身上。也就是说，他们还暗示，通过一种激进的或准马克思主义的“理性狡猾”，最坏的情况将产生“好”，并保持在马克思最加速主义的范围内。他们的愿望是，再次沉浸在破坏性因素中，以提取一种可以粉碎资本主义的力量。启示录加速主义试图通过与资本主义连续体融合，试图与超出控制的力量整合，来加速资本主义连续体的断裂。我要争论的正是这种内在的天启。

内在倾向

通过对马克思趋势概念的多重运用的探索，我们可以追踪到内在性和加速性的问题。这一概念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占有重要地位，被Gopal Balakrishnan称为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臭名昭著的模糊”反思马克思的主张是，这种趋势将导致资本主义的长期危机，受制于反趋势。它导致了一场冗长的谩骂式辩论，一直持续到今天我将不讨论这一争论，而是关注马克思对这一趋势的评论如何被重新加工成一种分析方法。正是这种倾向被视为打开危机和决裂可能性的钥匙。

这里至关重要的是Lukács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和他在关于“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的中心文章中的论点，即这种趋势是允许我们通过溶解资本的物化表象来把握历史进程的关键工具。Lukács对加速有针对性地指出：“当这个现实被溶解到以人为驱动力的过程中时，这个冻结的现实的形象立即被卷入了一场不懈的、幽灵般的运动中，它就变得有意义了。”8“现实”的形象，既冻结又在运动，必须被溶解，以揭示产生资本主义世界的人的行动。这种趋势有一种特别棘手的形式—一事实上是辩证的形式—一在这种形式中，“客体的客观形式本身被转化为一种过程，一种流动”。(181)这种“流动”不是柏格森式的“持续时间”(dur<s:2>.; e)，根据Lukács的说法,这仅仅是“空洞的”,而是对“(社会)关系的不间断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追踪。(181)当然，紧张之处在于，这种对(物化的)“事实”的消解很容易被视为脱离现实的单纯推测，这往往是辩证法被资产阶级思想，甚至某些人所采用的方式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形式。Lukács承认这是一种“现实性理论，它赋予总体发展的普遍趋势比经验世界的事实更高的地位”。(183)。正是“事实”的直接性是它们物化的标志，相反，这种趋势将现实回归到它的中介，回归到复杂的总体，只有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才能真正地记录下来，并因此得到“经验的”证实。因此，这种倾向的方法在本质上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必然背离了“事实”，只有在革命实践中并通过革命实践得到证实，它才能成功。当然，我对当代启示录基调的简要概述表明，Lukács根本不是关键的参考点。如果说当前的金融危机根源于20世纪70年代福特主义契约的瓦解，以及为应对企业利润下降而转向金融化，那么发现当代的末世基调也根源于那一刻，或许就不足为奇了。这些当代后自主主义思想的例子都是从内格里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作品融合而来的。他们特别借鉴了内格里、德勒兹和瓜塔里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对趋势概念的重新构想。我并不是在暗示资本主义基础和理论上层建筑之间存在一种简单的同构;毕竟，这种趋势的重新工具化，正是试图阐明一种理论手段，以掌握经济“基础”的精确效果。然而，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理论看作是一个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形式毫无关系的封闭领域。事实上，正如将会变得清晰的那样，这是理论对福特主义危机的反应和回应的时刻。

在内格里的案例中，他在1971年的著作《计划国家的危机》中给出了他对趋势方法的权威陈述。在这一点上，内格里仍然保持着非常经典和辩证的术语，他认为：“趋势给了我们一个确定的预测，由发展构成它的因素的物质辩证法指定。”9内格里以类似Lukács的方式将这种趋势与工人的观点联系起来，并强调：

这种趋势的过程远不是僵化的或确定的。相反，它代表了理性在面对现实的复杂性时的一种冒险，一种准备接受风险的理性的冒险:事实上，这种趋势的真实性在于它的验证

正如在Lukács中一样，这种倾向在这里被有意地置于背离“事实”的必要性之间;它是“理性的冒险”，但也是通过革命验证的机制回归到一个重新排序的新世界。

内格里在20世纪70年代对这种方法的实践是基于对福特主义社会契约危机的接受和激进化，以许可资本主义关系的迫在眉睫和内在启示的思想。如果资本主义开始破坏工厂的结构和有保障的就业，那么人们不应该为此感到遗憾，也不应该倒退到一些失落的社会民主主义世界，而是将这种趋势进一步推向出走、破坏和破坏福特主义残余的“羁绊”。这是斗争加速主义的一种形式。

他的作品反映了福特主义及其“计划国家”的危机，其含义是共产主义已经到来，只需要实现。内格里显然是“准备接受风险”，无情的人可以说，他自己对这种趋势的解读，随着自主性运动的失败和内格里的入狱，成为了验证失败的牺牲品。然而，这一失败并没有导致他在工作中对轨迹的方法进行进一步的细微调整。在与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合著的《帝国》(Empire, 2000)中，内格里将“与现实的复杂性相遇”换成了“理性的冒险”，在这种冒险中，这种倾向进一步被平化为共产主义的纯粹内在性和积极性

倾向的偏差

在一个不太可能同床的例子中，阿兰·巴迪欧在他1982年的作品《主体理论》中也求助于趋势的方法:

对于轨迹的逻辑，结构辩证法反对它，它只在它的场景设定的回溯操作中宣布新的东西，我们反对趋势的逻辑，潮流的逻辑，先锋的逻辑，在其中，刚刚诞生的东西，虽然放置和服从，与未来的最可怕的力量联系在一起

巴迪欧对“趋势逻辑”和准结构主义“轨迹逻辑”之间的对比的呈现，令人惊讶地以Lukácsian的方式表达——考虑到他们通常不被视为相容的人物。巴迪欧关于在轨迹的逻辑中“时间被空间消灭”(108)的评论很容易被误认为是Lukács的引用。

巴迪欧指出了一种倾向逻辑内在的偏差，这是“动力主义者”所实践的，他们“假定……可变强度的多样性”和“相信不可解决的趋势”。(209)这些思想家，以及巴迪欧显然想到了德勒兹和瓜塔里，都强调流动倾向高于任何客观时刻。在巴迪欧那篇精彩的诊断学中：“飞行的渐近视角使经验主义的观点变得模糊。

漂泊的唯物主义者，漂泊的自然实体哲学家。对镜子的无知，把经验主义者变成了世界的镜子。(209)巴迪欧的论点是，在他们急于脱离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资本逻辑的“静态”或物化形式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动力学家最终反映了资本的积累和加速逻辑。通过这种方式，巴迪欧对加速主义进行了批判，作为一种“流浪”的方法，它试图加速并与资本主义世界决裂，同时又陷入其中。加速主义相信一种与“不溶倾向”的可能融合，以产生一种新的内在断裂。巴迪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必须在轨迹逻辑和趋势逻辑之间迂回，这样它们才能相互纠正。那些强调轨迹的静态逻辑和对世界如实地耐心分析的必要性的人，阻止了我们急于修正我们的方法，从而使其脱离现实。与此同时，动力学家提供了一种必要的感觉，即我们必须用这种方法冒险，不能简单地遵循现实的轮廓。尽管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没有得到持续的发展，巴迪欧的建议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方法来“平衡”那些悲观的分析，这些分析表明一个包罗一切的资本主义总是把人们分配到他们的意识形态位置(正如我们在阿尔都塞，阿多诺，以及当代价值形式理论家，如莫伊什·波斯通)，以及那些总是强调“抵抗是第一位的”和一个流动和自由的新时代即将到来的乐观分析(确切地说，内格里、德勒兹和瓜塔里，甚至雅克·朗西里的某些时刻)。巴迪欧对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批评，以及他建议我们实践一种不包含“逃跑”观点的倾向方法，使得他后来强烈拒绝内格里自己的加速主义变体，这并不奇怪:

众所周知，对于斯宾诺莎主义者内格里来说，历史的实体只有一种，因此资本主义帝国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部署的场景。这当然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人们信仰情况越糟越好;或者让你(错误地)把那些示威游行——不管在哪里，只要有权势的人在哪里集会，都是徒劳的——当作新的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创造”和“多种形式的发明”

巴迪欧注意到我们之前所指出的:内格里把这种趋势看作是理性和现实在一个斯宾诺莎的“历史实体”中的直接融合。丢失的是趋势的任何细微差别，任何被矛盾、紧张和逆转撕裂的趋势的真实感觉。这样解读这种趋势的含义是，危机不是由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理性来控制的

计划，但由于新形式的飞行和流动而加剧一一我们真的还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也许丙格里对资本的“镜像”是致命的，最好的迹象是他不断强调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革命运动是成功的。内格里认为，20世纪70年代革命冲动的恢复并不是失败的标志，而是潜伏在腐朽的资本外壳下的共产主义真正成功的标志。再努力一次，资本的羁绊就会被动摇，释放出内在的共产主义内容。在任何危机开始时，这一永恒的口号都会渐强。相比之下，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革命的失败导致了“资本共产主义”，这在我看来是正确的;而不是一种导致共产主义的超级资本主义，相反，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恢复和重新部署了共产主义元素(废除雇佣劳动，消灭国家和个人独特性的价值)相比之下，内格里神奇地将失败转化为胜利。

《穿越黑暗的玻璃》(Through a Glass Darkly

当然，批评内格里的大众理论是“资本的镜子”并不是特别新颖。我所关心的并不是简单地指出所谓的共产主义启示录与实际上的资本主义启示录之间可能存在的混淆。相反，另一种更重要的讽刺在这种末日加速主义中起着作用。戈帕尔巴拉克里希南最近通过回归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趋势极限的推测，提出了这种趋势的更经典的形式。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的论点，并没有那么多地表明资本主义被其自身的积累限制所注定，而是表明这个障碍应该被资本主义的激进化的去地域性趋势所打破。相反，巴拉克里希南回到了马克思的障碍隐喻的隐含意义，即资本主义实际上“破坏了所有财富的原始来源”他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加速”，特别是其新控制论生产力的技术发展，并没有表明某种“令人振奋的新文化状况”，而是“[c]资本主义的文化成为一种有组织的世界历史活力的表象，掩盖和抵消了‘实体经济’的长期减速”。’ 16

当代加速主义是建立在经济减速的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和底层之间存在脱节，甚至是反转。加速主义的“镜子”，正如马克思(1845)将意识形态比喻为暗箱的著名比喻一样，实际上是“历史生活过程”的“颠倒”形象。虽然声称追踪趋势，但加速论者的分析把表象当作现实，或者用更精确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只能抓住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真正抽象”。虽然这些“真实的抽象”确实是真实的，但它们塑造和决定着一切

价值的形式缺乏加速论者所发现的活力，而这些形式必然要投射出来的活力。这就是为什么德勒兹和瓜塔里对资本的分析既是一种去地域化的公理化机器，又是一种病毒的原因。

巴拉克里希南对所谓的技术和经济成就进行了有趣的严厉批评，这些成就可能被认为为这些投机飞行提供了物质实体

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创新推动了娱乐和社交活动的转变，扩大了折扣和奢侈品购物，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直到最近才被称为“金融技术”的英雄时代。互联网和移动电话，沃尔玛和普拉达，布莱克-斯科尔斯和次级抵押贷款——这些都是这一时期的技术地标

当然，巴拉克里希南指出了一种倾向加速主义的危险，这种加速主义将资本的特定预测趋势，甚至是资本的幻想自我形象视为现实。当然，当代加速主义的部分“动力”就是以“真正的加速力量”的名义克服这种惯性。

正是这一事实解释了加速主义及其夸张的神韵的持续存在。相对于“沃尔玛和普拉达，布莱克-斯科尔斯和次贷”，它重申了技术和人类力量发展的“不可解决的趋势”的承诺。这些都融合在“认知者”的概念中，“新”的认知和情感工作者将人类和技术的能力融合在一个内在的矩阵中。我主张的不是这种融合，而是从这种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动态形象中必要地脱离出来。这种趋势的方法需要修正，更密切地描绘当代劳动和斗争模式的形式和力量，而不是一种最终揭示力量的启示录断言(“启示录”一词的希腊语含义是“揭开面纱”)。启示录加速主义推翻了T.S.艾略特的断言，即世界不会在一声巨响中终结，而是在一声鸣咽中终结。然而，承诺的大爆炸并没有以完全正确的形式实现。

终端加速

当我谈到狗屎的时候，它几乎不是一个隐喻:资本主义把一切都变成了狗屎，它说的是一种无差别的、被解码的流的状态，每个人都必须以一种私人的模式，带着一种罪责感，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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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都是狗屎。然而，终端加速主义将这种屎视为阿兰·巴迪欧(AlainBadiou)所说的“滋养分解”;2，作为突破失败资本主义的贫瘠，跃进新未来的机会。我想分析，或肛门/yse，这种“排泄的愿景”作为当代加速主义的标志性形式之一。与德勒兹、瓜塔里或内格里等思想家的不懈积极不同，这里加速的路径在于资本主义的消极性和虚无主义。我们已经看到，让·鲍德里亚是这种形式的关键人物之一，但我想回到更早的两个时刻，来追踪消极和启示录的趋同。这些是20世纪30年代乔治·巴塔耶和让-吕克·戈达尔1967年的电影《周末》的作品。如果汽车是现代主义速度的典范，那么戈达尔的《周末》(Weekend)就是这种模式的终点，它那著名的、持续超过8分钟的交通堵塞跟踪镜头。这部电影也有一个标题“在垃圾堆上发现的电影”，我们可以把它重新表述为“在垃圾堆上发现的电影”，考虑到它的舞台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粪便启示录

戋达尔的电影明显提到了乔治·巴塔耶。“肛/肛”这个意象出现在科琳的独白之前——一个幻想，或者噩梦，或者现实——它描述了刻意模仿巴塔耶1928年小说《眼睛的故事》中的肛性爱场景(这也被维基百科收录为电影的文化参考文献)。我们还可以添加更深奥的参考，“艾米丽Brönte”作为电影中的一个角色出现，巴塔耶的《文学与邪恶》(1957)中的一个“案例研究”就是专门研究她的作品的。在一个更普遍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戈达尔发展了巴塔耶的“异质”观点，巴塔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阐述了这一观点，即“排泄力的破坏”使价值消失在巴塔耶的粪便马克思主义中，革命从“无产者的唯物主义内脏”中爆发(35)，而阶级斗争，对巴塔耶和戈达尔来说，是一种粪便般的启示，一切都变成了屎。

这种屎形成了一个模棱两可和逆转的场所:从危机和浪费的肛门资本主义到一场将加速超越资本主义产生的“有限”废物的革命，这总是

从属于价值。通过这种方式，加速主义可以将生产力的启示录可能性和毁灭的启示录可能性编织在一起。如果资本主义危机像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那样，通过周期性的“创造性破坏”来运作，那么这种形式的终极加速主义旨在超越资本主义本身。

在泥潭中沉沦

在1929年的一篇题为《花的语言》的文章中，巴塔耶写道，不幸的是，这是杜撰的

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令人不安的举动，他和疯子关在一起，这些疯子把最美丽的玫瑰送到他面前，只是为了摘下花瓣，把它们扔进装满液体肥料的沟里一一在这种情况下，这不是有压倒性的影响吗?(14)

萨德的姿态对巴塔耶的影响是，它证实了他对“基础唯物主义”的召唤，即回归到虚无的美和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巴塔耶会责备尼采“完全不能在泥里打滚”(39)。与尼采试图建构超人(bermensch)的可能性不同，巴塔耶的愿景是“下层人”:将“人”拖入粪便中。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巴塔耶发展了他后来称为“一般经济”的东西，这种经济“建立”在排泄物中，反常的，以及所有不能与效用协调的元素，它打破了资本主义的限制经济。我不认为他在1929年华尔街崩盘后资本主义陷入全球萧条的同时提出这一理论是巧合。这种“异质论”起到了“泄殖腔”批判的作用，针对的是价值积累和劳动的稳定。巴塔耶的唯物主义不仅打破了稳定经济的形象，也打破了稳定物质的形象。因为巴塔耶唯物主义者常常因为简单地把物质的位置从下向上颠倒而把物质变成了一个“死的上帝”。与此相反，巴塔耶认为，“老年唯心主义”的瓦解要求我们将物质视为不稳定的、活跃的和过度的(15)。我们必须把所有的理想和价值观拖入泥潭。

当然，正如Jean-Joseph Goux所指出的那样，巴塔耶的过度经济可能对致力于积累的新教资本主义伦理的禁欲主义有牵拉作用，但它似乎与“后现代”过度资本主义有一种奇怪的一致性甚至巴塔耶与华尔街崩盘的接近也表明了这种模糊性，因为资本主义进入了自己的空虚和价值的毁灭，只有在破坏性的战争经济中重新开始。如果我们读一下他的人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