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简介

为什么现在数字劳动力很重要？

Trebor Scholz

2009年，在纽约市一所批判理论和学生行动主义历史丰富的大学新学院(the New School)举行的“互联网作为游乐场和工厂”(Internet asPlayground and Factory)会议上，与会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及其剥削劳动的概念，是否仍然适用于互联网上新兴的价值获取模式?这本书就是我召集的这次国际会议的成果。

今天的数字工作者意味着什么?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加入简单、任何人都可以玩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工作和娱乐的网站和实践越来越多地将人们作为少数寡头所有者改善经济状况的资源。互联网上的社交生活已经成为“常设储备”，成为通过越来越难以捉摸的商业监控渠道创造价值的场所。这项调查对隐私权、知识属性、青年文化和媒体素养等方面的斗争具有重要影响。

在这本文集中，作者们共同致力于理解新形式的有薪和无薪数字劳动的复杂含义。在这本出版物中，你会发现对数字劳动的一致分析是围绕传统工作场所的社会关系的延续。在探索不连续性的同时，劳动力市场向互联网的转移被描述为传统无偿工作经济的强化。

在过去的六年里，基于网络的工作环境已经出现，即使是最不稳定的工人阶级工作也没有工人保护。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Mechanical Turk)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这些都是新的劳动形式，但也是旧的剥削形式。没有最低工资或医疗保险，到目前为止，联邦和州监管机构也没有干预。数字劳工事务;在思考认知资本主义时，这种低薪、有工资的职业绝不能被忽视。

但本书的几位作者也在思考无薪劳动，即我们在社交网络上的行为被激活为可货币化的劳动。这一论点经常受到挑战，因为与传统劳动相反，休闲的数字劳动看起来仅仅是认知盈余的支出，是在通信系统中成为演讲者的行为。它感觉、看起来或闻起来根本不像劳动。这种数字劳动与那些不太显眼、不为人所知的传统女性劳动形式很相似.比如照顾孩子、做家务、代孕。

2011年，Facebook的估值为1000亿美元，这可能与大规模的金融投机有关，但也与该公司在7年时间里收集的用户数据有关。人类社交的亲密形式正在为Facebook带来利润，这使得它成为一家如此昂贵的公司。Facebook将其用户数据出售给客户，这些客户大多是第三方广告商。社交网络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免费使用的，但却有高昂的社会成本;寡头们捕获并金融化了我们的生产性表达，带着我们的数据飞走了。作为“用户”的我们，被当作产品出售。我们隐私的丧失，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心理和政治后果，为我们换来了“免费”创新服务带来的便利。所有的生活都被投入工作，不公平地利用隐性参与来获取暴利。

但是，我们真的能把劳动理解为一种基于分享创造性表达的价值生产活动吗？《哈利波特》的粉丝们制作同人小说，并将自己的创意作品免费赠送出去，以换取被拥有原创内容的公司所忽视。这种无偿劳动行为还包括“游戏改装”和提交“验证码”。把这些活动或者状态更新的更新和“点赞”看作劳动，真的有意义吗?当代许多关于生产力的讨论都以网络上无处不在的快乐为出发点，并将其与工作和娱乐之间逐渐消失的区别联系起来。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写道，要明确区分存在于游戏领域内的非生产性休闲活动和存在于工作场所领域内的生产性活动是不可能的。

作为读者，无论你站在争论的哪一边，数字劳动的话题都是在邀请你重新拾起关于隐私危险状态、财富分配不平等和私人利用公共互联网的争论。

这场争论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发生在1867年，当时卡尔·马克思区分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前者是完全以工人生存为目的的劳动，而后者则是用来描述任何额外的劳动时间。1966年，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警告说，响应式机器将加剧对工人的剥削，甚至完全取代工人。1981年，达拉斯斯迈斯提出，观众是作为一种商品生产出来卖给广告商的。斯迈斯写道，观众投入了无偿的时间，作为回报，他们可以观看带有广告的节目。20年后，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将这种非物质劳动定义为一种生产商品文化内容的活动。早在2000年，蒂齐亚纳·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就研究了资本主义剥削无偿自由劳动的新形式，思考广播媒体和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的观众。

观众制造是数字劳动讨论中的一个突出话题，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了第一个高度，当时广播开始在美国各地的郊区居民中建立共性。以前通过全国性报纸联系起来的社区开始通过广播联系起来，并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开始，通过广播电视联系起来。也有电影院

在捕捉大众和创造共同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在这个过度发达的世界里，人们正在逐渐地、但越来越多地抛弃电视机，转而通过数字网络进行交流。

在这一历史背景之外，《数字劳动:作为游乐场和工厂的互联网》也包含了那些对数字劳动的讨论持谨慎态度的人的声音。乔纳森·贝勒(JonathanBeller)等人评论说，我们可能会成为技术官僚对互联网的拜物教的受害者，这种拜物教剥夺了我们对“真正的”剥削场所——即经济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的充分承认。过度发达国家的数字劳动依赖于中国等国家被剥削劳工的汗水

对互联网的关注以及随之而来的时间盗窃和沉迷问题可能会分散我们对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的注意力。坦率地说，花在Facebook上的时间阻止了我们对他人的爱和感情，也阻止了我们进一步推进破坏资本主义的项目。更重要的是，许多人仍然在农场和工厂里劳动，我们不要忘记那些贫穷的工人、无证工人和农村地区的年轻人，他们没有接入互联网的机会。

“数字化”并不能概括我们的全部状况。技术的本质并不仅仅是技术。但是，在不被“推特革命”的谬论所迷惑的情况下，数字媒体也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是时候通过承认在线社交的前所未有的全球转变来重新思考数字鸿沟的陈旧概念了。虽然20亿互联网用户确实是全球的少数群体，但使用手机的50亿人和他们的家庭却不是。Facebook在非洲各地的手机上都可以使用，我们应该明白，数字劳动不仅仅是少数特权阶层的困境。我们的沉默并不能使我们免于数字劳动的暴政。

关于本书的组织

按照互联网作为游乐场和工厂会议的结构，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劳动力市场的转移地点”，介绍了辩论中最广泛的问题。第二部分“数字化劳动的审问模式”提供了新兴数字化工作环境的例子和案例研究。第三部分“参与的暴力”(The Violence ofParticipation)聚焦于剥削问题。第四部分“脆弱公众时代的有组织网络”，反思了近未来的情景，包括点对点的替代方案。

在第一部分中，安德鲁·罗斯对数字技术和可货币化劳动力的影响进行了广泛而发人深省的概述。他指出，b谷歌或Facebook所有者的利润是当前租金提取热潮的证据。罗斯也在考虑对赫芬顿邮报的集体诉讼。问题是，《赫芬顿邮报》是否有合同义务与为该网站创造内容的博主分享出售给AOL的战利品。

我们日常生活的整个结构，而不仅仅是我们工作场所的辛劳，成为资本积累的原材料。罗斯指出，美国企业每年仅从基本上无薪或低薪的实习中就获得了20亿美元的补贴。罗斯还要求我们考虑到，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绝大多数人类劳动都是无偿进行的一一例如，印度只有7%的劳动力享有固定工资和薪水。可以肯定的是，数字技术并没有带来免费劳动力，但事实证明，它作为一种不确定的工作安排的推动者，效率很高。

在“自由劳动”一章中，蒂齐亚娜·特拉诺瓦讨论了她所谓的自由劳动，即不以就业为基础的工作，无偿无偿的工作。对于企业来说，很明显，数字经济中新的附加值来源是用户参与。特拉诺瓦说，“1996年，在志愿者(AOL聊天室管理)的高峰期，超过3万名社区领袖’帮助AOL每月至少产生700万美元的收入。

肖恩·库比特(SeanCubitt)继续了这一思路，他描述了社交网络如何将劳动的天赋商业化，不是作为个人活动，而是作为偏离平均水平的异常现象，这可以被解读为趋势，并以此为基础加以利用。他写道，互联网之战尚未结束，但在编解码器和HTML5等关键战略和战术领域，资本正在取得胜利。技术规则的制定直接决定了网络上的公民自由。MP3、mpg和蓝牙等技术标准越来越多地由私人或混合私人/公共机构决定，这些机构成为全球信息架构的控制点虽然设计决策可以有

这对我们的自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只有一小部分人控制了整个互联网。在这个层面上有重大的战斗。例如，卡特里娜飓风的受害者除非使用ie浏览器，否则无法注册联邦紧急救助。技术标准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

McKenzie 沃克指出，他在《黑客宣言》(Hacker Manifesto)中提出的矢量阶级(vector class)一词，对国家生产和消费空间的可行性越来越不感兴趣;它可以没有工厂。沃克还对“游戏化”的说法提出了警告，因为它可以被认为是让人们不花钱就去做事情，以换取象征性的奖励。

在第二部分“数字劳动的审问模式”中，PatriciaTicineto克拉夫阐述了劳动指标和影响。她想知道，在社交网络的寄生平台上，劳动是否可能是不可衡量的。克拉夫认为，在金融资本主义中，财富是在资本的劳动组织之外产生的，或者是在资本通过生产积累之外产生的。她写道，哲学正在记录劳动、度量和影响的持续重新配置，同时努力使物质本身的微观影响具有生产性。

阿伊汉·阿伊特斯在他的章节中提出，如果数字网络是认知劳动的装配线，那么土耳其机械就是它的模型装置。对阿伊特斯来说，众包是一个混合概念，将新自由主义外包范式与数字网络上的人群融合在一起。他继续说，新兴的全球认知劳动力市场不受监管的本质，让人想起了战后德国经济奇迹时期的客工计划。德国的客工计划是建立无权利移民立法制度的一个突出模式。

Abigail 德科斯尼克调查了在YouTube、Facebook、Twitter和其他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布和评论的粉丝版主、作家和艺术家的工作。他们的人数数以百万计，他们的免费劳动活动为公司带来的收入远远超过了美国在线每月700万美元的收入，这一点在蒂齐亚娜·特拉诺瓦的章节中也提到过。她写道，粉丝对互联网的大量贡献可以被视为劳动。粉丝劳动可以提升产品的热度和声誉，粉丝被引导进入这个新兴的劳动力市场。德科斯尼克的结论是，企业应该把粉丝劳动视为一种新的宣传和广告形式。他们应该补偿那些能够将自己的工作理解为有抱负的创意专业人士获得声誉阶梯的第一梯级的粉丝。

乔迪·迪恩在考虑写博客。她写道，作为博主，我们暴露了自己，暴露了我们的感受和经历、爱与恨、欲望和厌恶，但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的暴露、我们的可见性、脆弱性和最终的缺乏控制。乔迪·迪恩(JodiDean)指出，访问我的朋友是访问我的一种方式。对迪恩来说，宣传是沟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建议工作而不工作(没有报酬的工作或有趣的工作)和玩耍而不玩耍(一个人是为了什么而玩耍)

有偿的和以享受为代价的玩)。便利胜过承诺。迪恩的结论是，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少数幸运儿几乎会得到一切，但大多数人得到的很少，几乎什么都没有。

在第三部分“参与的暴力”中，Mark Andrejevic从数据挖掘的新前沿报道。他提出，信息的商业占有符合剥削的抽象定义。Andrejevic认为，这确实是某种物质奢侈的标志，能够在网上被利用一一有闲暇时间和资源参与被监控和跟踪的活动。谷歌跟踪其10亿无报酬用户，并将他们的数据出售给广告客户，广告客户因此向用户投放广告。劳动、休闲、消费、生产和娱乐的相互交织使对剥削的理解变得复杂，但Andrejevic指出，基于剥削的在线监控批判的潜在有用之处在于，它邀请我们从社会关系的角度重新构建个人选择和个人快乐的问题。

Andrejevic还讨论了同侪压力和网络义务，这正变得制度化，这种劳动的成果被认为是价值的来源。他观察到，商业监控已经成为我们交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剥削并不意味着工人不会对合作努力的成功感到高兴。尽管我们正在失去对生产和创造性活动的控制，但仍有快乐的时刻。虽然他对剥削的批判并没有贬低工人的快乐，但也没有否定剥削性的社会关系。

乔纳森·贝勒(JonathanBeller)认为，金融化和数字化之间并不容易区分。在他看来，阿拉伯之春、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Los Indignados)和2011年的全球抗议活动都传递了对资本主义代表性组织的激进不满，并断言了起义的鲜活历史和潜力。

丽莎·中村(LisaNakamura)的章节研究了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中中国淘金者对数字劳动力的种族化。这些“金农”生产并向其他玩家出售武器、服装、动物等虚拟商品，甚至是他们自己的虚拟形象，以换取真实的美元。在《魔兽世界》的文化中，亚洲的淘金者被塑造成不受欢迎的外来工人。虽然在明确提及现实世界中的种族冲突时要保持警惕，但游戏是以虚拟环境中的种族战争为前提的。

本书的第四部分，也是结语部分，“脆弱公众时代的有组织网络”，讨论了网络逻辑的替代方案。今天，在放下这本书之后，我们可以提出哪些切实可行且富有想象力的建议，让我们中的一些人能够付诸实施?

对于用户来说，网络标志着一种双重束缚，一方面是弱关系的好处，另一方面是找到工作的真实可能性，另一方面是一种意识

他们的参与使企业互联网的车轮更加顺畅。社会应该给互联网上的主要网站分配多少权力?至关重要的数字平台不应该受到监管甚至国有化吗?主导地位的诱惑是什么?谷歌是否应该能够规定谁有权访问谷歌图书，也许只允许出价最高的人完全访问？

根据马克·扎克伯格的说法，“分享和联系是人类的核心需求。对他来说，消费者沟通是他所提供服务的核心。但是，如果我们从基本需求的角度来谈论自我表露，就会被误解。我们并不是总能得到我们想要的。当我们投票赞成或反对时，这真的是自我表露吗?为了寻求赞美和同行的认可，数以亿计的离职后职场人士像飞蛾扑向阳光一样涌向社交网络，试图通过把自己变成相当普通的东西来引起人们的注意。与其投射出符合雇主期望的身份，难道这不是一个集体自我完善的机会吗？

如果说跨社交网络的阶级意识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提议，那么对政治意识的呼吁可能会导致一场反对盲目的个人主义或中间人与用户之间权力失衡的斗争。

米歇尔·鲍文斯(Michel Bauwens)认为，在社会冲突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公司可以转变为工人所有的、自我管理的实体，创造他们自己的共享知识、代码和设计的公地。他写道，劳动的认知形式运动的任务是试图为社会变革创造一种新的霸权和一种新的以公共为基础的联盟，挑战资本的统治。

内德·Rossiter和索恩克·Zehle解释了当前网络向自主的政治和文化“网络的网络”的转变。Zehle和Rossiter强调，为了在其计算领域影响普遍的政治，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变分领域和代码拓扑的条件。他们写道，这样的行动干预了算法层面。

当网络互动的无摩擦共享破坏了我们的隐私，当控制的数字基础设施无形地从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获取价值时，我们如何为创造性抵抗开辟自主空间?哪些实践和工具为我们提供了真正的社会力量一一集体行动和形成共同关注的公众的力量？

我们是否愿意坐在桌前与中介商谈未来的情景，还是说资本主义的终结是启动我们行动的先决条件?克里斯蒂安·富克斯(ChristianFuchs)呼吁，今天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世界。他要求社会的交流公地不应该被私人拥有或控制。公地应该对所有人开放，不需要付费或其他访问要求。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更务实的方法是建立法律管辖权，对公共资源施加限制

将服务外包到网上，为工人提供一些基本权利。

Digg.com的“数字波士顿茶党”(Digital Boston Tea Party)，以及所谓的Facebook关于新闻推送、Beacon和其他各种隐私问题的骚乱，都被频繁提及。社交网络通过这些我称之为“民主的景象”，确实赋予了消费者协商自己消费活动规则的权力，但却没有给公民争取有意义的社会变革的权利。我们看到的不是骚乱，而是及时的用户反馈循环。

除了这些反叛之外，进一步的考虑包括建立实际的替代方案——技术和社会基础设施——以及拒绝或退出互联网的可能性。

有一些非专有的社交网络服务，但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达到相当大的成员。我希望有一天Facebook会出现大规模流失。社交网络服务Diaspora就是为此而设计的其他倡议包括独立公民媒体项目“蟹草”，这是专门为满足自下而上的基层组织的需求而设计的我们可以想到像克雷格列表这样的网站，尽管最近有争议，但它是一个很好的在线商业例子，它不关注利润最大化，而是关注用户满意度。

但互联网是如此强烈地屈从于企业利益，即使你跳船，如果你今天放弃Facebook泰坦尼克号，你很可能会跳上下一个救生筏，很可能同样以利润为导向。维基百科、蟹草、Diaspora和克雷格列表是例外;它们不是整个互联网的实用模式。在互联网上，即使是点对点的共享实践，这种几乎总是发生在企业地盘上的“礼物”交换，也为那些我们租用这些平台的人创造了资本。正如麦肯齐·沃克所说，在友谊营销时代，我们租用的是自己劳动的产物。

那些呼吁全面拒绝没有阳光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数字周期的人，需要承认这种地位的罕见特权，需要明白，用户的参与并不完全是自愿的。参与的暴力一方面与数据挖掘有关，另一方面与他们为拒绝主流社交媒体服务而付出的个人和职业代价有关。拒绝就等于社会孤立。此外，在《趋同文化》一书中，HenryJenkins准确地指出，这场争论一直在被框架，似乎唯一真正的选择是完全退出媒体，住在树林里，吃橡子和蜥蜴(Jenkins,248-9)。相反，我们可以产生真正的反公众，支持非暴力反抗行动，并通过多样化/杂交我们的社交媒体实践创建团结网络。

在社交网络上，我们正在被使用，我们在互相利用，我们可以一起行动。哪些社会实践更容易让我们一起变得强大?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立场

将我们自己与特定的网络或服务保持一致?当然，我们会想要质疑所有那些只关心底线，而不是真正用这些新兴的在线平台做一些伟大的事情的亲爱的朋友。而如果你仔细想想，嗯，难道你不想在工厂这个游乐场里掀起一些严重的浩劫吗?

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