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MySpace和Facebook等社交网络也实现了类似的幻想——人们可以与朋友分享自己的生活，而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一方面，因为一个人在他的网络中特别加了朋友，他可以放心，他的秘密是安全的。如果你不能信任你的朋友，你还能信任谁?另一方面，扩大人脉的动力(看!我是个大人物!我有成千上万的朋友—一他们喜欢我;(他们真的很喜欢我!)，把和自己一起工作的人，生活中不同部分的人加为好友，掩盖了对个人信息控制的幻觉。不仅一个人的数据被分享给第三方，社交网络环境中蓬勃发展的调查和游戏也扩大了第三方的访问:访问我的朋友是访问我的一种方式。典型的Facebook个人资料会显示一个人的姓名、年龄、生日、位置、职业、高中和/或大学、关系状况、性取向、政治派别、宗教和个人外貌。再加上大多数用户会提到他们参加的活动、他们所属的团体和他们支持的事业，结果就是高度曝光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以偏转的方式回应这些看似偏执的想法一—数据被收集的不是我;而是我们——一个集合体。这是我们的模式，不是我的。重要的是我们中有多少人会参考一部新电影或点击一个广告，而不是我是否这样做。和写博客一样，我们对社交网络的参与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我们曝光了却没有被曝光，我们是独一无二的，但最终无法区分。

多米尼克·佩特曼发展了乔治·阿甘本提出的概念，从“任何存在”的角度考虑了可互换但不可替代的问题。对于佩特曼和阿甘本来说，任何存在都指向新的社区模式和新的人格形式，这是通过公民身份、种族和其他现代归属标志来消解同一性的铭文所预期的。佩特曼将角色演员描述为任何存在的典范，将这一概念解释为“没有品质的存在，或者至少是可以互换和明显地抹去所有同一性的品质。”从积极的角度来说，无论什么存在都是“存在的纯粹一般潜能”的标签。6

阿甘本强调，在任何存在中，“无论什么”与奇点无关，与共同属性无关，“而只是与它的存在有关。”他写道：

在这个概念中，这样或那样的存在从它所具有的这种或那种属性中被收回，这种属性使它属于这个或那个群体，属于这个或那个阶级(红人、法国人、穆斯林)一一它被收回，不是为了另一个阶级，也不是为了简单地普遍地没有任何归属，而是为了它的存在一一这样的存在，为了属于它自己。这样，在归属的条件下(“有一个这样的x，它属于y”),始终隐藏着的“这样的存在”，决不是一个真正的谓词，它自己就显露出来了:这样暴露出来的奇异性是你想要的任何东西，这是可爱的

有归属，但不属于某一特定的东西。某种特别的东西，只要它属于什么，就属于什么。问“属于什么？”佩特曼和阿甘本认为，错误地将集合置于归属的条件之上。重要的是归属，而不是归属于哪个。

与此同时，“重要”引发了一种干预，看似只不过是另一种指定冷漠的方式。“重要”很重要。它是爱与欲望、欲望的感叹或分裂。重要的东西之所以能从众多事物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很重要。正如佩特曼所说，我爱它，渴望它，把它从无尽的、开放的、无数的、难以区分的成员中分离出来。

有超过1亿个博客。其中至少有一个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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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流行的方言中，“whatever”是一种有情感的口头回应，可以转移他人的评论。它通常不是用来回答一个问题，而是用来回应一个陈述或观察，通过这个陈述或观察，另一个人可能试图驾驭接受者或听者。

“你还没有打扫房间。

“无所谓。

利亚姆·林奇(LiamLynch)的朋克流行歌曲《Whatever》有多个视频混搭，其中一个视频融合了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和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的形象、林奇的吉他配乐和布什配音。小布什大吼:

我是乔治·w·布什，自由世界的领袖。我要轰炸伊拉克。当全世界说“不！”我说：“无所谓！”

萨达姆已经开始满足我们的要求了。是啊，管它呢。

他唱着副歌，“因为这是我的美国。”

“whatever”的反应记录了另一个话语的事实，交流的努力或参与。它通过交际努力的偏转来承认交际性。发送者的信息(无论是从内容还是意图上理解，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既不被接受也不被拒绝。相反，“随便”的回答将信息提炼成简单的话语事实。

“随便”类似于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的巴特比的反应，当给他一项任务或指示时，他的回答是“我宁愿不要”对于一些当代哲学家(例如，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来说，巴特比提供了一个拒绝、反对或抵抗的形象;一个从构成当代资本主义控制社会的权力关系中逃脱或解脱的模型。这一论证的前提是权力对抵抗的依赖:对法律的违背呼唤法律的存在。或者抗议者需要警察的暴行，以证明他们抗议的有效性。因此，巴特比提出了一条走出法律辩证法及其越界的途径。他回避了反抗，剥夺了权力对它的控制。

然而，即使巴特比通过拒绝而避开了权力和阻力的循环，他仍然依靠自己作为一个单一主体的地位:他说“我”，指的是他自己作为一个主体——不是任何主体，而是一个有观点、有偏好的主体。就这样，他仍然暴露在权力之下。他仍然在乎。在响应请求时，巴特比不仅承认了通信，也承认了消息已经传递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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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了。他的回答肯定了请求的可理解性，即使它挑战了规范的期望。巴特比并没有挑战发信人提出要求的权力，而是坚持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一他不愿意这么做。他是一个有偏好的主体，而这些偏好必须得到满足。

相比之下，“无论如何”中唯一肯定的是沟通本身。另一个已经沟通了。这种交流绝不意味着我有义务成为信息的接收者。通过回答“随便”，我已经表明了对沟通存在的最低程度的意识:发送信息是期望得到回应的(毕竟，我没有完全忽视你)。“随便”并没有强调任何偏好。它既不肯定也不拒绝。它也没有将主体暴露为一个渴望的主体，对他来说，某些事情很重要。

“随便”也有一个情感维度，一种傲慢、态度或挑衅，源于它作为一种无反应性反应的功能。通过承认沟通而不关注信息的内容，“whatever”否定了发送者的感觉，即她的信息已被接收，因为其内容尚未被处理。发送者受到了挑战，她作为发送者的地位受到了破坏。“Whatever”预示着一种交际性的交流，即使它采用了交际的形式。它避免确立以“随便”回应的人的主体地位，它也扰乱了发起交换的人的地位。这是口头表达上的一个小故障。

如果在当代媒体实践中，无论交流性如何标记主体性和归属感的形式，谁和什么都可能受益?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可能会在这些新的传播栖息地中蓬勃发展？

不计代价。

大量文献记录了通过媒体和通信技术产生的国家身份。苏珊巴克-莫斯的《梦幻世界与灾难》是对这一研究最好的贡献之一。巴克-莫斯探讨了20世纪乌托邦和以项目为基础的国家的大众身份，如美国和苏联。她强调了电影带来的梦想和幻想，以及电影所激发的对集体的想象。对于共产主义者和资本家来说，20世纪的技术项目也是同一性项目。巴克-莫斯的解释中有四个部分特别引人注目:大众传媒对社会的直接称谓、大众传媒改变人群本质的方式、大众传媒的壮观功能以及大众传媒组织空间的补偿逻辑。

首先，很多人注意到了大众媒体对，嗯，大众的称呼方式。广播把领导人的声音直接带进了人们的家中，让领导人融入了他们的私密空间。广播电视同样占据了一个家庭空间，因为它把观众当作一个国家的个人成员，也许被想象成一个家庭(受人尊敬的新闻播音员沃尔特·克朗凯特被亲切地称为“沃尔特叔叔”)。但尤其是电影，它的大屏幕和宏大的规模，把大众作为一个集体组织起来，并与之交谈。作为国家社会的国家是通过媒体演说(无论是报纸、广播、电视还是电影)而产生的，在这个演说之前并没有这样的存在。

其次，在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和苏联电影制作角色的细致解读中，巴克-莫斯观察到，

广播的声音让大众认同了政治领袖，而电影，前往城镇和村庄与观众中途相遇，代表了一种大众的动态形象，让观众认识到自己。这种镜像在将偶然的群体(自在的群体)转变为自觉的、有目的的群体(自为的群体)方面是很重要的，至少有可能表现出自己的命运

与观众聚集和分散的移动嘉年华不同，电影组织、定位并安排观众就座。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即屏幕上。银幕的统一从人的不统一中产生了一个单一的观众，这个观众可以看到并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集体：“我们”正在观看这部电影。对于苏联人来说，谢尔盖·爱森斯坦的电影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爱森斯坦捕捉并美化了革命群众的激烈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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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影像成为了十月革命的记忆巴克-莫斯写道：

屏幕作为一种认知器官的特殊特征使观众不仅看到新的集体主角的物质性，而且看到其他理想实体的物质性:革命人民的团结，国际团结的思想，苏联本身的思想

同样，在美国，电影通过提供一个想象的大众主体，改变了人群的性质。在20世纪早期的美国，种族群体、宗教、政治组织和种族主义法律都与统一的政治同一性的形象和目标背道而驰。电影反击了这些力量，提供了大量的电影身体作为单一认同的点。通过生产一种共同的文化和集体经验，它是大规模同化的重要工具而且，正如巴克-莫斯所强调的，这个新集体的潜在力量是巨大的，无论是作为生产、消费还是政治力量。

第三，巴克-莫斯指出了电影中操纵的潜力。在一个让人想起盖伊·德波(GuyDebord)对景观社会的批判的论点中，她指出好莱坞和苏联电影是如何“肯定官方文化，否认社会发展的某些黯淡现实”的。”12前者呈现了商品消费的梦幻版本。巨大的明星、惊人的产量(巴斯比·伯克利)和特效(金刚)以及奢华的生活方式吸引了大萧条时期的观众，并试图将他们的欲望引向消费幻想。后者则将制作理想化。尽管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电影在引进好莱坞电影的同时，继续着革命时期的先锋实验(革命本身在美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到了3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对集体项目的赞美在文化上占主导地位。Soiuzkino(苏维埃电影)的负责人鲍里斯·舒米茨基(Boris Shumiatskii)拒绝苏联艺术电影，认为它过于看重形式主义和美学。好莱坞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更好的模式，它采用了一种工厂式的艺术生产模式和一种大众可以接受的“欢乐景象”的现实主义风格这一时期最成功的苏联电影之一是《查帕耶夫》(Chapaev)，这是一部关于在内战中击败白俄人的动作片，它超越了它所模仿的好莱坞电影的牛仔和印第安风格。

最后，巴克-莫斯关于电影在大众国家认同的生产和想象中的作用的讨论的第四个方面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划分，这对我的论点很重要。在这里，苏联和美国的文化想象是彼此的倒置:对一个人来说是幻想的实现场所的空间，对另一个人来说是苦差事的场所。“公共公寓里强迫的亲密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恐怖，影响着最平庸的做法

巴克-莫斯解释道。只要斯大林主义下的公共生活本身被呈现为目的和实现的场所，“就没有必要退回到私人领域。14相反，在美国，工厂工作通常表现为一种特别残酷、侮辱性的劳动。工人们在装配线上受到控制、奴役、日常的约束和贬低。工业工作不是一种成就感的来源，而是必要的苦差事。作为回报，工人以消费的形式获得补偿，在核心家庭的爱与温暖的背景下享受消费品。巴克-莫斯写道，“私人家庭的意识形态承担了巨大的负担，使整个工业资本主义体系合法化，在美国尤为如此。”15

多重交叉、日益个性化的媒体和传播技术激发了什么样的幻想、什么样的可能性、什么样的主题?换句话说，构成国家乌托邦想象项目的媒介的变化，将如何引领一切存在的方向?与巴克-莫斯关于电影和国家大众认同的讨论相比较的乐趣表明，答案至少可以在四个领域找到。

首先，如果大众传媒直接面向社会，将大众作为集体组织起来并与之对话，那么当代的网络传播就会有多个收件人一一已知的和未知的收件人，朋友和陌生人。博主可能会为他们想象中与他们有共同兴趣的人写作，为他们可能启发的一群无知的人写作，或者为未来的自己写作。在我的社交网络Facebook上接收我更新的那一群朋友，是我独有的。每个用户的网络都是不同的，即使它们有重叠和交集。博客和社交网络并没有提供广泛共享的象征性身份，让我们从中看到自己。博客并不能全面地解决社会问题。它们邀请独特的读者来思考它们所提供的东西。或者它们只是让自己可以被搜索引擎的爬虫找到。与大众媒体号召集体、公众和国家的形成不同，博客并不能将博主和读者团结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更像铅笔而不是电影。它们在多样性上保持着特殊性。

第二，大众传媒使人群作为一个整体被他们自己看到，为人群提供了一个想象的集体，而网络传播和娱乐使特殊性作为特殊性被他们自己看到。我可以在推特上发布我当前的位置，向朋友更新我当前的心情，查看什么是趋势。有了多重汇聚和动荡的媒体，我不必固定在任何一个方向或主题上。我可以活在当下。这些多重的、循环的冲动不仅在我心中激起了一种永久的优柔寡断或拖延，缺乏承诺一一还有什么呢?但这种支离破碎的、联网的冲动把我的身体、我的脸变成了一幅蒙太奇:这里有一条皱纹，那里有一个肿块，鼻子太大，嘴唇太小。幸运的是，我可以随时更新我的照片—一我也可以把它做成动画!没有我们。没有我(虽然我可以谷歌自己，看看我是否出现)。巴克-莫斯认为，“电影创造了一个想象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个群体存在，而这个群体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存在。16我的观点是，博客一—交际资本主义的网络化信息和娱乐媒体的代表一—不仅没有为大众创造这样一个空间，而且消解了它的任何意义。它们取代了它，反而产生了不断加速的图像、冲动、片段和感觉的循环。博客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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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他们抵制被纳入集合或类别。是的，电影仍然存在，有时它让我们感觉自己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可以发推特谈论它。博客映射项目试图让多个完全不同的博客呈现为一个球体，一个集体，作为共享空间中的点。但它们所映射的空间是在研究者的想象中，而不是在博主作为一个集体出现在他们面前。

第三，好莱坞和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制作的电影奇观一般寻求肯定官方文化，否认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阴暗面。相比之下，博客则坚持一种完全媒体化的设置: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说，看到。以公共性作为传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切都可以被说;没有什么是需要否定的。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反思、批评和嘲笑一一然后这些反思、批评和嘲笑本身又被反思、批评和嘲笑…我们是不是走得太远了?在这样的设定下，没有什么是不值得被评论或评论的。平凡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某人来说都很重要一一就像一秒钟。博客告诉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事都很重要一一就其本身而言。在这种反射性的环境中，即使我的帖子很无聊，我在博客圈的小版块里争论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了价值，TMZ捕捉到的名人的越轨行为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已知和讨论的。大多数时候，博客戏剧的重复强度是对政治的倒转，迅速循环的分歧和调整确保了一切都没有改变。有时，这种强度会累积起来，”不时出现灾难性事件，这些事件既有创造性，也有破坏性。17市场繁荣与萧条;恐怖袭击;一本童书轰动全球。电路调整和重新校准，在交流资本主义的陷阱中再次捕获新的东西。

第四，正如官方关于通过工厂劳动实现的神话随着斯大林主义的终结而崩溃一样(人们不必再假装这是真的;他们仍然要去工作)，理想化家庭生活的神话在美国崩溃了，部分原因是女权主义的成就，部分原因是离婚、不忠、成瘾和虐待的现实使其幻想无法维持。电视和女权主义都使个人政治化，抹去了公共和私人之间脆弱而虚幻的界限，这条界线在社会主义兴起后几乎没有意义。在理想化家庭生活神话的残余物中，个人自由和创造力的理想得到了推崇。个人的满足取代了家庭责任。换句话说，家庭生活应该是个人的回报(而不是责任或期望)。当家庭生活不能令人满意时，就会对其进行检查和诊断，并提供补救和补充一一家庭最好能成功，因为新自由主义的残酷竞争既不能提供庇护，也不能提供喘息的机会。交往资本主义为家庭生活提供了形式和载体

个体的消费、参与和创造性需求的表达，迫使个体得到满足。

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总是很微妙的区别的消除相关的是工作和娱乐之间界限的消失。从20世纪70年代最初的电子产品热潮到与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相关的更大变化，信息化给那些从事符号和思想工作的人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和舒适。早期的版本颂扬远程办公和无纸化办公。后来的版本则利用了人们对落后的恐惧，担心自己被排除在圈子之外，没有竞争对手那么快。咨询师们敦促企业调整工作结构，鼓励创造力和团队建设，让工作更像娱乐。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游戏和互动转移到网络和屏幕上，玩耍似乎更像工作了。在交流资本主义的循环中，驱动力的重复暗示着没有工作的工作(以没有报酬的工作或有趣的工作的形式)和没有游戏的游戏(以人们有偿的游戏和人们有偿享受的游戏的形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博客并不是逃避生活中一部分苦差事的方式。它们不是虚拟现实中的梦幻实验。相反，博客是从任何生活的任何方面延伸、放大和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