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意识形态的终结，凯恩斯福利国家的终结，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的衰落，全球化，信息时代，网络社会，交流资本主义的开始。哈特(Michael Hardt)和内格里(Antonio Negri)在描述这种新形态时，强调了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过渡。他们以美国、英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为重点，指出学科逻辑主要是如何在市民社会的制度内部产生主体的。到20世纪末，这些中介机构—一核心家庭、监狱、学校、工会和地方教会一一陷入了危机。先前凝聚成社会和经济机构的空间、逻辑、实践和规范已经崩溃和瓦解。它们的效力现在是不确定的。换句话说，在某些情况下，一种制度逻辑从其空间约束中释放出来，赋予了它更大的力量;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发生了相反的情况。

与这种普遍的消解和不确定性(其本身必然与信息化的经济变化和网络通信的无处不在的传播相关联)相对应的是“所产生的主体性形式的不确定性”。哈特和内格里认为，旧的政治主体一一自治政治领域的公民主体，公民社会的纪律主体，愿意在公共场合投票然后回到他的私人家庭的自由主体一一不再能够作为理论或行动的前提。种族、民族和性别认同同样不那么固定、不那么稳定、不那么可用，作为决定性的主体立场。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们发现了流动的、混合的、流动的主体性，这些主体性没有纪律，没有内化具体的规范和约束，现在只能被控制。

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象征性同一性在控制社会中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相反，我们所拥有的是由过度的欢愉——也就是说，通过享受的禁令一一维持的想象的身份。更具体地说，象征性同一性涉及到主体对自我理想的认同一一也就是说，主体对自己和自己行为的看法。想象的认同是指主体对自己所采用的形象。我们可以说，象征性的认同建立了一种环境，这种环境决定了哪些形象会出现，以及有些形象如何比其他形象更引人注目或更吸引我们。想象的认同只指我的自我形象。

在规训社会中，规范性期望围绕着确定的社会角色凝聚在一起。假设学校、教会、家庭或国家的目光，一个人可以想象自己处于不同的位置，要么遵守，要么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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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规范。我可以做一个认真的学生，忠实的信徒，孝顺的女儿，好公民。我也可以是一个不学无法、背信弃义、一文不值的叛徒。即使图像不同，凝视的象征性同一性仍然是相同的。随着象征效率的下降，纪律社会的解体，这种凝视失去了其先前的力量。我们不确定它是否有效，如果别人相信它:好学生是一个齿轮，没有创造力，在盒子里思考，伪善的人吗?他者是否真的欣赏和赞赏越轨行为，如果是这样，那么不越轨是不是更越轨，因为这是他者想要的?面对当代反身性的无限可能性，后学科主体被推动着穿越各种想象的身份。我们以一种方式想象自己，然后是另一种方式，永远不确定我们是如何出现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出现在谁面前。

我们无法想象自己在别人面前是什么样子，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就失去了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或思考问题的能力。我们可以选择任何同一性，但我们缺乏选择的依据，也没有意识到一种同一性一旦被选择，就必须承担责任而不是遵循规范—一哪些规范?他们是怎么知道的?谁让他们成为专家?我们在流行趋势中循环往复，无论是来自时尚、饮食建议，还是对特定亚文化锚的希望。控制社会限制了当代混合身份的流动性和流动性，但这些限制并不是由一个主能指或象征法则所设置的。主体对这些限制的体验，要么是毫无根据的侵入，要么是对享受的非理性障碍，要么是假设性的或工具性的禁令，作为后来获得享受的手段。陷入自反网络—一总是另一个动作，另一个层次一—我们失去了反思的能力。我们的网络是自反性的，所以我们不必如此。

我们不是博主。我们不是Facebook。交流资本主义的网络互动并没有提供象征性的身份，我们将自己视为集体行动的地点。相反，它们为我提供了想象自己的新方式的机会，一种我可以不断尝试的各种生活方式。这种多样性和可变性使我想象中的同一性极其脆弱一一赋予它意义和价值的参照系永远在变化;其他能够打破这个身份的人随时可能出现，他们的成功、成就和享受的能力让我的身份受到质疑:我本可以拥有更多:我本可以真正地享受生活。这种不安全感不仅是心理上的;这是对坚持全球化、反射性的金融和信息网络的斗争的合理反应。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一一数字媒体大师所推崇的新经济一一的大部分经济利益都遵循幂律分布。少数幸运儿将得到几乎所有的东西。大多数人得到的很少，几乎一无所有。

哈特和内格里用人类学的出走来描述在学科主体性的余波中产生的不可控制的、流动的、流动的奇点。因此，他们强调了这一点，那些反对“帝国的剥削和统治”的人也必须不断地尝试构建一个新的身体和新的生活。20交流资本主义促进和煽动了这些尝试，采用不断创新的升级来确保这些尝试不仅继续下去，而且加速进行。哈特和内格里承认，人类学出埃及的方法就是帝国的方法。但他们不接受他们的回应也是帝国的回应:做得更多，走得更远，激进化，创造新的东西，把工具变成假体，迁移和变异成信息技术。他们写道，“反抗的意志真的需要一个完全无法服从命令的身体。21一个无法服从的无纪律的身体是一个即时和享受的身体，被驱使着从一个图像移动到另一个图像，强度到强度。缺乏自律，它怎么能反抗，怎么能形成意志呢?这样的主体非但不能建构新的东西，反而排除了自我治理的可能性和希望。

控制社会中的网络媒体放大了后福特主义对集体同一性的挑战。是的，它们使人们能够签署请愿书。是的，它们使人们能够捐款。是的，它们使人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是的，奥巴马有上百万的脸书好友。但这些点击和链接的特定动作，并不会产生象征性的身份;它们是我表达自我的方式一一就像购物、查看朋友的更新或关注TMZ.com上的小报新闻一样。我可能会想象其他人像我一样，一个虚拟的当地人，但这个当地人仍然是像我一样的人之一，我的链接列表或追随者，那些符合我的人口统计资料，我的用户习惯。我不需要假设一个其他人的集体，我可能需要与之合作或斗争的人，我可能有义务的人，可能对我提出要求的人。网络化联想的即时连接，让我在感到有点不舒服、有点被排挤的时候，可以马上继续前进。请愿、社交网络小组(脸书上的一个旨在让100万人表达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小组有24,672名成员)、博客一一它们是政治上的即时生产，快速反应作为交流资本主义流动的贡献而流传。在她对快闪族的令人信服的分析中，凯莉·索罗坎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索罗坎反驳了将快闪族狂热地视为民主参与的新例证的观点，认为它们是“从任何有意义的政治项目中剔除的纯粹参与的盲目崇拜”。她总结道：“希望快闪族可能代表一种未来的政治组织形式，这反映了一种对便利政治的渴望，在这种政治中，与他人聚在一起很容易，不涉及冲突、承诺和斗争。22在交往资本主义的循环中，便利胜过承诺。

阿甘本将任何事物与人体的资本主义商品化和其在景观中的形象的科技化联系在一起从广告和色情作品中涌现出来的摄影图像“既不是一般的，也不是个人的，既不是神的形象，也不是动物的形象”。在这些照片中，身体“现在变成了某种真正意义上的东西”。阿甘本在这里引用的“无论如何”暗示了一种对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的新方法，一种从景观中收回语言中存在的积极属性和被它剥夺的共同属性的方法。对阿甘本来说，无论存在是什么，都是未来社会的存在模式。在资本主义景观中产生的任何存在都预示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在这个未来中，景观的统一将最终克服分裂。因为阿甘本想要从被困在场景中的人性的转变中挣脱出来，他提出了一长排跳舞女孩的腿的“几何辉煌”。

另一种思考“既非共性也非个体性”理念的方式，是将其与规训权力的规范化、聚合性方面联系起来。现代规训机构，无论是家庭、学校、工厂还是国家，都把个人作为类型，作为社会角色或地位的占有者来生产。回想一下莱维敦的照片，训练中的士兵的照片，戴着帽子穿着长袍的毕业生的照片。作为学科的结果而被理想化的自我管理、反思的主体，或许已经把自己理解为一个个体，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一种形式的实例。自主性通过个性出现。

阿甘本将地球上的小资产阶级与对植根于身体特征或语言、传统或文化差异的身份的挫败感和不得体联系在一起。他承认，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已经在小资产阶级身上看到了“旧社会主体的衰落”。然而，他很快跳过了他们的民族主义，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大众同一性，因为他主张一种新的全球同一性拒绝。

通过这种跳跃，阿甘本忽略了大众作为一种既非一般也非个体的现代集体力量。群众是行星资产阶级和任何存在之间被取代的调解人。在鲍德里亚的表述中，“质量是没有属性、谓词、质量或参照物的。”阿甘本的“任何存在”都表现为整体的奇异化。失去了自身的特质，它们与被分解成其组成部分的大众是不一样的:大众是主体的大众，是人们的组合、聚集和积累，他们跨越并反对现代性对他们的分离和秩序的企图。如果群众产生于一种忽略了的身体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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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特殊性，无论什么存在跳过聚集的步骤来对待无区别、无品质，不是作为属于质量的结果，而是作为属于质量本身的条件。

阿甘本版本的共同归属颠覆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激进分子的政治想象:许多人害怕被抹去，被商品化，无法区分，成为大众中的一员。他们拒绝大众社会和大众媒体的术语，拒绝将他们的自我认知强行集体化到“我们”的信封里。阿甘本接受了没有集体形式的质量，从而将分解的瞬间快乐重新格式化为一个整体，作为归属的独特性。任何存在都不会在质量的体验中摆脱或克服自己的身份。他们本来就缺乏身份。他们可以简单地保持现状。质量是缺失的环节一一移位的中介一一它的功能是性质的交叉反转。鲍德里亚写道：“平庸、惰性、非政治主义曾经是法西斯主义;它们正处于变成革命的过程中一一没有改变意义，没有停止具有意义。鲍德里亚在20世纪70年代对左派的警告在今天击中了它的目标:政治的撤离是如何体现政治本身的？

然而，对于阿甘本来说，小资产阶级取代或代表了大众，从而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一个不受“归属”的划分和特殊性阻碍的归属形式的机会。阿甘本写道：

因为如果人类不再继续在已经不恰当和毫无意义的个体性形式中寻找合适的同一性，而是成功地归属于这种不恰当的形式，创造出合适的存在一一因此不是同一性和个人属性，而是一个没有同一性的独特性，一个共同的和绝对暴露的奇点一一如果人类能够，也就是说，在这个或那个特定的传记中，不是这样，而只是这样，他们独特的外在性和他们的面孔，那么他们将第一次进入一个没有预设和主体的共同体，进入一个与不可交流的交流

我们被制造成不太可能联合起来的主体，是抗拒团结和怀疑集体的主体。这种生产的核心是培养和滋养一种独特和特殊的个性感。每个精子都是神圣的:我们独特的细胞生命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或者说，每一个潜在的基因组合都承载着我们在个性化自我中发现的非凡潜力。每一个声音都必须被听到(但它们不会组合成一个合唱)。每一张选票都必须被统计(但加起来还不到一个动作)。每个人都必须是可见的(但这样我们就看不到一个群体)。个性化的参与式媒体之所以是个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它对参与的个性化。更重要的是，它的禁令是我们越来越多地参与个性化:制作自己的头像、视频、个人资料、博客、暴徒、视频、应用程序。参与变得

与个性化难以区分，是对一个人的持续培养。留下自己的印记。

如果我们停下来会怎么样?阿甘本对独特性和归属感的唤起，脱离了培养个人同一性或认同特定群体的强迫，为另一种形式的归属感开辟了潜力，这种归属感不受这种或那种划分和限制的限制。此外，他还提出，这样归属的存在物并不是欧洲哲学或精神分析学可能理论化的那种意义上的主体。如果某种同一性作为伦理人格的轨迹，并且对这种同一性的寻找已经被配置为一项重要的伦理任务(也许，正如一些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这是每个人一生的任务)，那么任何不受这些任务约束的人都会出现。不受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义务的负担，不受选择、言语或对意义的期望的束缚，任何存在都可以在没有预设的情况下流入并通过共同体。

阿甘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无论什么奇点的政治可能是什么，什么样的政治可以伴随“一个共同体不是由任何归属条件(成为红色，成为意大利人，成为共产主义者)……而是由归属本身作为中介的存在”。28因为他在阐述任何存在的过程中，把他带到了圣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和作为未受洗儿童灵魂栖息地的地狱边缘，政治问题似乎特别令人烦恼。那些在地狱边缘的人缺乏上帝，但他们并不因缺乏上帝而受苦;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既不像被拣选的人那样有福，也不像被诅咒的人那样绝望，他们充满了无法发泄的快乐。limbo长期以来是某种困境的同义词，是一种既非此地也非彼地的坚持的中间状态，是一种无法前进或后退的状态，因此很难找到一种我们可能钦佩或寻求的政治。

更具体地说，我在这里既找不到我所仰慕的政治，也找不到任何形式的斗争。什么能激励一切生灵?什么能感动他们?按照阿甘本的设想，他们什么也不求，什么也不缺。他们共同归属，没有斗争，也没有对抗。这样看来，他们似乎根本就不是政治人物;他们的存在是非政治性的，超越了政治。他们既不攻击，也不反抗;既不内也不外。那么，从环境的角度来思考任何生物的政治，也许会更有意义。他们被感动和推动;他们在当代网络中循环。

地狱边缘的灵魂既不属于天堂，也不属于地狱。这种既不属于天堂也不属于地狱的状态不是地狱。这也是阿甘本对国家绝对敌意的政治模式。阿甘本写道：“一个根本没有任何可表征同一性的存在与国家绝对无关。”“因此，国家，或者更好地说，国家，将继续存在，不受人民需求的干扰和限制。国家可以攻击和监禁，利用和忽视一一未来在军事化的掠食性机器人无人机中展开。任何生物都不缺任何东西，因此也不需要任何东西(而且，据推测，它们都相处得很好)。不

奇怪他们与国家无关。国家可以为所欲为。管它呢。

然而，对于阿甘本来说，无论什么存在都是“国家的主要敌人”，而不是为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铺平道路。他告诉我们，国家“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奇点在没有确定同一性的情况下形成一个社区，人类在没有任何可表征的归属条件下共同归属。 931撇开这种不宽容是国家的属性，还是构成分裂的人类主体性的更复杂的问题不提，似乎足够清楚的是，国家不时地容忍和利用群众，这是一种没有可表征条件的共同归属形式。群众可以威胁国家，也可以支持国家，可以颠覆国家，也可以维持国家。例如，在鲍德里亚的概念中，质量既不是群体主体，也不是客体。一方面，群众一般不能成为有意识的革命力量。另一方面，他们拒绝让他们说话的企图。调查和统计可以模拟它，但群众仍然是不可把握的，特别是因为这些调查本身就牵涉到它们所调查的群众的反身性构成中。鲍德里亚说，群众的缺席“仍然是无法忍受的。它推动了民意调查和测试的重复过程。因此，国家不仅能够容忍不能确认同一性的共同归属形式，而且同一性的缺失本身也会产生监视和煽动言论的过程，这些过程有助于产生和维持权力。

阿甘本将景观视为语言或交际性。它是一种对语言存在的剥夺形式，一种使人与语言疏离的形式。在这里，他从德波所表达的困境出发:在景观社会中，“真正交流的语言已经丢失”，“新的共同语言尚未被发现”。33德波写道：

壮观的消费以凝固的形式保存了旧文化，甚至恢复和扩散了它的消极表现;这样，景观的文化部门过度表达了景观在其整体中隐含的东西一—不可交流的交流

阿甘本的回应是将问题转化为解决方案，并以此在景观中找到“一种可以用来反对它的积极可能性”。35.不可交流的交流消除了它们之间的鸿沟。它告诉我们，即使是不可沟通的东西也可以被沟通，不能被分离。因此，景观作为语言存在的异化的极端表达，使其能够自我克服。在景观中对语言的剥夺，开启了一种关于语言和语言存在的新体验：“不是语言的这个或那个内容，而是语言本身，不是这个或那个真实

命题，而是人说话这一事实本身。交流的失败提供了它自己的满足，语言本身的享受。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把驱力的循环运动描述为围绕自我的回转和从主动到被动的转变用语言来表达，主动的目的，也就是说些什么，被被动的目的，也就是说些什么所取代。阿甘本对交流的反身性处理，他从说什么转向说什么，运用了这种动力。不仅消极的条件(与语言存在的隔阂)被视为积极的开放(归属感的新体验)，而且它的积极性是反身性的结果。语言开启了自身。无论什么存在，都把注意力从语言的内容，从试图交流什么东西，转向作为会说话的存在的自身。他们从关注自身之外或超越自身的事物，转向关注自身。驱力的主体，任何被动的存在。他们交往活动的过度，正是被动性的形式。

当代网络媒体以这种方式表演并重复着交际性，即语言的替代。作为表达任何想法或观点的工具，博客继续将表达与内容和作者分离开来。思想和观点联系在一起，流传开来，它们本身的表达既不完全是一般性的，也不完全是个体性的。帖子可能会链接和手势，但它们不代表自己或其他任何东西。它们是表达，就是这样。测量和计数，点击量和排名提醒博主们，我们身处密集的、反射性的交流和娱乐网络中。似乎让大众发言、对大众进行民意调查的冲动，现在把任何存在的东西都当成了目标。博客统计并不追踪事实或意义。它们追踪的是博客、新增的帖子、回复和页面浏览量。换句话说，它们追踪说话人的事实，因为它们引导我们远离所说的内容。

没有指称物的语言的一个更好的例子，即只指“有人说过”的语言，是词云，一种根据单词使用频率来理解文本内容的图形表示。例如，在2008年总统大选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和巴拉克·奥巴马的第一次辩论后形成的一个词云显示，麦凯恩经常使用“知道”、“支出”和“得到”等词。奥巴马使用了“思考”、“制造”和“前进”等词。他还频繁地使用了got这个词。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们知道他们使用了文字，发表了演讲。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语言本身的语言，作为语言自身反映出来的语言一一阿甘本对即将到来的社区的理想一—采用了图像的壮观形式。

在词云中，频率和接近取代了意义。哪些单词与哪些单词一起出现?这些元素的组合决定了强度一一只出现一次的单词要么不算数(它们不被计算)，要么显得非常微弱和微小，就像大气一样。文字很重要，而不是故事和叙述。词汇是交流的索引—一它们标志着它们正在被交流。词云脱离了一个由语言构成的意义空间，脱离了一种由句子构成的语言，这些句子是根据可识别和有争议的规则在上下文中说出的。

丢失了什么?区分争议性言论和霸权性言论的能力。反讽。调性。规范性(如果言语不是言语的一部分，如果它们从言语行为中的位置被提取出来，成为人工制品和玩具，那么怎么可能有言语的伦理?)批判(Critique)。话语中突出的术语可以辨别，但不能辨别它们的意思，甚至不能辨别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不知道支配真理和谬误的规则，这可能意味着没有规则(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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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接近度和持续时间的规则)。请注意，频率可以是引用的，也可以是单一的，也就是说，它可以来自循环，也可以来自自我重复。消息力乘数比消息本身更重要。词云抓住了从信息到贡献的转变，这是沟通资本主义的特征。

词云的词形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先锋派艺术中就有预示。立体派把文字作为图像纳入其中。更具破坏性的是俄罗斯共产主义和苏联革命艺术家的海报。一方面，他们的文字艺术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的革命冲动，它对俄罗斯晚期绘画现状的挑战。它表演了革命，打乱了先前的意义。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它的表演效能依赖于它的语境，它强化了象征意义的事实。它的破坏不仅是索引语言，而且是创造一种新的语言，带来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人，一个新的意义域。重点不是要摧毁意义。而是要改变它。

词云并不是革命性的。它们是交流资本主义的要素，这些要素加剧了意义和论证的崩溃，从而阻碍了论证和反对。任何话语都可能被遮蔽。在worldle，你可以用肯尼迪、赫鲁晓夫、安·库尔特或肖恩·康姆斯(Sean“Puffy”Combs)的演讲来制作一个新版本。任何你喜欢的人。

词云图并不代表或提供一个假词。它标志着一种感觉，一种强度。它并不要求观众理解它。观众所要做的就是记住这个词曾经出现过，它曾经出现过。“成为形象”这个词是一种感觉冲动，就像一枚徽章。它是同一性的，依赖于单词和物体之间的同一性。意象这个词就是这个脉冲同一性。

一个字云是无法争辩的。它没有立场。它标志着一个时刻。它记录了那个时刻的强度:在这个等式中，重复带来了强度。但人们不知道为什么或是否需要它，也不知道它与什么有关。它只是很激烈。词云可能会传递这种强度，它可能会激发一种感觉或一种反应，但它不会邀请人们对这种反应或引起这种反应的原因进行询问。它在不理解的情况下提供表象:问题就在那里。词云就像一条Möbius条，元数据变成了噪音：“她说了很多关于政治和科技的东西。”管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