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经济”的理论观点(如交易成本理论)，表明“价值的生产越来越多地涉及到生产要素的获取和。

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财富。9文化和技术工作是互联网的核心，但也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活动。这种劳动并不是所谓的知识工作者所独有的，而是后工业经济的普遍特征。这种生产的普遍性对生产与消费、劳动与文化之间的固定区分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它也破坏了吉尔罗伊将工作区分为“奴役、苦难和从属”，将艺术表达区分为自我塑造和集体解放的手段。然而，生产与消费、工作与文化表达之间日益模糊的疆域，并没有标志着异化的马克思主义工人的重组。互联网不会自动把每一个用户变成一个活跃的生产者，把每一个工人变成一个创造性的主体。在自由劳动范畴内重新配置生产和消费的过程标志着另一种价值逻辑的展开，这种逻辑的运作需要仔细分析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一词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末，是对上述一些过程的一种概括。作为一个术语，它似乎描述了一种一方面与后现代文化经济(媒体、大学和艺术)相交，另一方面与信息产业(信息和通信综合体)相交的形态。这种两种不同生产领域的交叉构成了对劳动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参与的挑战——与所有权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中)和消费问题(在文化研究中)相比，劳动问题对媒体研究来说已经成为边缘问题。

在这里，我们将区分新经济——“一个承认其与互联网公司传统关联的历史时期标志”——和数字经济——一种基于数字化信息的关键特征(易于复制和低成本或零成本共享)的不那么短暂的现象。在理查德·巴布鲁克的定义中，数字经济的特点是新技术的出现(计算机

网络)和新型工人(数字工匠)的出现根据巴布鲁克的观点，数字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它包括公共因素(国家对产生阿帕网的原始研究的资助，对学术活动的财政支持，在塑造互联网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场驱动的因素(试图通过重新引入商品化来占有数字经济的后来者);以及礼物经济元素(资本主义生产前沿的真实表现，为其最终克服为未来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做准备)。

巴布鲁克提出的是，把资本主义的未来与信息商品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家和企业领导人的愿景包含了一个基本的误解。他指出，在讨论组、邮件列表和程序员分布式学习的世界里，互联网远不只是一种销售商品的新方式。跨距离合作和无金钱交换的关系占主导地位，表明这是一种实践关系，具有可行的、可替代的政治和经济模式。

不受物理距离的限制，他们在没有金钱和政治直接中介的情况下相互合作。他们不关心版权问题，他们提供和接收信息而不考虑报酬。在没有国家或市场来调解社会纽带、网络的情况下

相反，社区是通过时间和思想的恩赐所创造的相互义务而形成的

巴布鲁克关于信息共享的观点后来被点对点、文件共享网络的爆炸式发展所强化，这是一种巨大的网络现象，令音乐和电影行业奋起反抗。

巴布鲁克从马克思-黑格尔的角度出发，把高科技礼物经济看作是一个从内部克服资本主义的过程。高科技礼品经济是一个开创性的时刻，它既超越了新左派自己做文化的纯粹主义，也超越了自由市场理论家的新自由主义：“货币商品关系和礼品关系不仅相互冲突，而且共生共存。”14礼品经济的参与者并不不愿意利用市场资源和政府资助来追求自由交换的potlatch经济。然而，potlatch和经济最终仍然是不可调和的，市场经济总是威胁要将礼物经济的共同飞地重新私有化。在巴布鲁克看来，商品化，即属性制度的重新定位，是资本主义试图重新吸收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主要策略。

这一早期尝试提供了一个思考数字经济的辩论平台，过分强调了高科技礼物经济与资本主义的自主性。作为互联网特征的交换过程，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在经济前沿的重新出现，一个被压抑的他者，恰好在共产主义似乎被击败的那一刻重新浮出水面。重要的是要记住，礼品经济作为更大的数字经济的一部分，本身就是后期资本主义整体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免费劳动力的提供，是整个经济中价值创造的一个基本时刻一一超越了互联网的数字经济。我们将明确指出，使免费劳动成为数字经济重要元素的条件是基于一个困难的、在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对创造性生产的文化和情感欲望(这种欲望通常与吉尔罗伊强调的“个人自我塑造和公共解放”联系在一起)与当前资本主义强调的知识作为附加价值的主要来源之间的实验性妥协。

美国在线的志愿者，网络奴隶和业余网页设计师，并不仅仅因为资本希望他们工作，而是他们表现出对情感和文化生产的渴望，尽管如此，这种渴望是真实的，只是因为它是社会塑造的。支持数字经济的文化、技术和创造性工作，是由于资本的发展超越了早期的工业和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而成为可能的，因此在后福特主义已经发挥作用的那些领域尤其丰富

几十年的时间。在过度发达的国家，工厂的终结表明了旧工人阶级的过时，但它也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工人，他们被反复称为有意义商品的积极消费者。自由劳动是这种对文化的知识消费被转化为过剩的生产活动的时刻，这种生产活动被愉快地接受，同时又经常被无耻地剥削。

管理理论也越来越关注知识工作的问题，知识工作是一种难以定义的品质，它对刺激创新和实现竞争目标的过程至关重要。例如，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新经济管理文献的经典范例《数字经济》(The Digital Economy)中写道，一种“基于人类智能网络化的新经济”。15.人类智慧提供了急需的附加价值，这对组织的经济健康至关重要。然而，人类智慧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它不能以与更传统的劳动类型完全相同的方式管理。知识工作者需要开放的组织结构才能进行生产，因为知识的生产根植于协作;这就是巴布鲁克所定义的“礼物经济”：

监督管理的概念正在转变为以团队为基础的结构。任何负责管理知识型员工的人都知道，他们不能被传统意义上的“管理”。他们往往拥有管理人员无法匹配甚至无法理解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管理层面临的一个新挑战是首先通过向他们推销组织来吸引和留住这些人才，其次是提供创造性和开放的交流环境，使这些员工能够有效地运用和提高他们的知识

因此，在泰普斯科特看来，数字经济神奇地解决了工业社会的矛盾，比如阶级斗争;而在工业经济中，“工人试图通过休闲获得满足[并且]………被异化于由他人拥有和控制的生产资料”，在数字经济中，工人通过工作获得满足，并在她的大脑中找到她自己的、未异化的生产资料这样的生产资料需要通过鼓励工人参与一种交换文化来培养，这种文化的流动主要保持在公司内部，但也需要涉及“外部”，即与快速发展的知识世界的联系。大会、展览和会议一—支持这种普遍交流的更传统的方式——得到了公司内外网络技术的补充。虽然这些知识流动的流量需要被监控(因此公司关心内部网的使用)，但互联网有效地发挥了一个工具的作用channel through which human intelligence renews its capacity to produce

我们是否有可能超越管理文献的总体炒作，同时也超越巴布鲁克的礼物经济模型的一些概念限制?在关于数字经济的辩论中，一些话语将其视为一种对立运动，而另一些话语将其视为对价值提取新机制的功能发展，我们将探讨对这种共存的一些可能的解释。经理大师所希望的马克思主义异化的终结，与左派话语所预示的礼物经济是一回事吗？

我们可以通过从“数字经济”在高级劳动形式中的排他性锚定中减去“数字经济”的标签来开始打破这种僵局(我们可以从消除它的先锋性开始)。本章将数字经济描述为一种内部捕获更大的社会和文化知识池的特定机制。数字经济是价值和自由文化/情感劳动实验的重要领域。它涉及特定的生产形式(网页设计、多媒体制作、数字服务等)，但它也涉及我们没有立即意识到的劳动形式：聊天、真实故事、邮件列表、业余通讯等等。这些类型的文化和技术劳动并不是由资本主义以任何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方式产生的;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简单地作为对资本经济需求的回答而发展起来的。然而，它们的发展是与文化产业的扩张相关的，是一个从知识/文化/情感中创造货币价值的经济实验过程的一部分。

这个过程不同于流行的左翼智慧所描述的关于整合真实文化时刻的过程:因此，它不是关于资本的坏男孩进入地下亚文化或从属文化，并将其生产的成果(风格，语言，音乐)纳入媒体食物链。这个过程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特定文化形态的终结，或者至少是其真实阶段的终结。在合并之后，当地文化被拾取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从而促成文化杂交或文化帝国主义(取决于你听的是谁)。与其说资本从外部吸收了集体想象的真实成果，不如认为文化流动起源于一个始终且已经是资本主义的领域，这似乎更合理。合并不是资本降格到真正的文化上，而是将集体劳动(甚至作为文化劳动)引导到货币流动及其在资本主义商业实践中的结构中，这是一个更内在的过程。

几十年来，亚文化运动塞满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口袋。在早期文化时刻消费的滋养下，亚文化为服装、cd、电子游戏、电影和电视广告的销售提供了外观、风格和声音。这通常是通过亚文化的积极参与来实现的

参与文化产品生产的成员(例如，音乐领域的独立厂牌，时尚领域的小型设计师商店正如这个词所暗示的那样，这种参与是一种自愿的现象，尽管它经常伴随着“售罄！”集体文化劳动的成果并没有被简单地挪用，而是在资本主义商业实践中被自愿地引导和有争议地结构化。在这些运动中，文化、文化产业和劳工之间的关系比合并的概念所暗示的要复杂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经济并不是一种新现象，而只是这段更长的实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知识阶级与非物质劳动

尽管对互联网的民主潜力有无数或多或少虚伪的支持，但它与资本主义的联系总是有点过于紧密，让关心的政治头脑感到不安。通过指出计算机网络如何成为信息资本的物质和意识形态核心，来抵消天真的技术乌托邦主义一直是非常诱人的。在电视上做广告、由印刷媒体描绘的互联网，似乎不仅是资本不竭地寻找新市场的最新化身，而且是一个完整的共识创造机器，它把无产阶级化的大众社会化了

知识工作者融入经济不断创新毕竟，炒作暗示，如果我们不尽快上网我们将变得过时、不必要、可丢弃。如果我们上网，我们被承诺，我们将成为“蜂群思维”的一部分，这是一种由网络化、智能化主体组成的非物质经济，负责加快资本“不断的分支创新浪潮”的节奏。”20位多媒体艺术家、作家、记者、软件程序员、平面设计师、活动人士以及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是这个项目的核心。对一些人来说，他们是它的文化精英，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是无产阶级化劳动的新形式因此，数字工人被描述为抵制或支持资本的计划，这往往与他们在网络化、水平化和等级化的知识工作世界中的地位直接相关。

因此，对互联网的政治潜力的任何判断，不仅与它被大肆吹嘘的允许分散获取信息的能力有关，而且与谁使用互联网以及如何使用互联网的问题有关。这种观点认为，如果要让网络的去中心化结构发挥任何作用，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它的构成人口(因此才会有关于互联网用户的使用、收入、性别和种族的没完没了的统计数据一世界上调查最多、调查最多、但却不透明的调查材料)。如果这个互联网用户群体主要由知识工作者组成，那么这些人是被视为精英文化和经济权力的所有者，还是被视为不能自动保证精英地位的新劳动力配置的先锋派，这一点很重要。

谁在使用互联网的问题既是必要的，也是误导的。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我们必须先问谁在参与数字经济，然后才能对后者做出判断。它之所以具有误导性，是因为它暗示我们只需要知道如何在一个阶级中定位知识工作者，知道它是哪个阶级，就会给我们一个关于整个网络的政治潜力的答案。如果我们能证明知识工作者是劳动的先锋派，那么网络就会成为一个抵抗的场所;22如果我们能证明这一点

知识工作者在信息社会中掌握着权力，那么网络就成了中产阶级的一个扩展的封闭式社区即使承认知识工作者在等级和地位方面确实是分散的，也不会对我们有太大帮助;它仍然会导致一个简单的分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网络变成了知识阶层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斗争场域。

知识对量化的顽固抵制使这个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知识不能被完全地限定在特定的社会阶层上。尽管从工厂到办公室工作，从生产到服务的转变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符合条件而有些人不符合却不清楚知识工作者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社会学范畴。

然而，一个更有趣的举措是，不去寻找可量化参数中的知识阶层，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劳动上。虽然阶级的概念保留了一种物质价值，对于理解具体的历史主体的经验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它冻结了主题，就像化学周期表中的实体一样——一种元素出生时是某种元素(工人阶级的金属)，但如果经过适当的炼金术过程(教育和收入)，它可能变成另一种元素(中产阶级的硅)。这种对阶级的理解也冻结了文化和金钱的流动，而文化和金钱可以动员整个劳动力。就互联网的使用而言，它引发了我上面描述的一般化的赞同和谴责，并没有解释或理解互联网用户的异质性和共同性。因此，我发现用意大利自主主义者，尤其是毛里齐奥·拉扎拉托所描述的“非物质劳动”来思考会更有用。在拉扎拉托看来，非物质劳动的概念指的是劳动的两个不同方面：

一方面，就商品的“信息内容”而言，它直接指的是工人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其中，直接劳动所涉及的技能越来越多地涉及控制论和计算机控制(以及水平和垂直沟通)的技能。另一方面，就生产商品“文化内容”的活动而言，非物质劳动涉及一系列通常不被认为是“工作”的活动——换句话说，涉及定义和固定文化和艺术标准、时尚、品味、消费者规范等活动的种类。更具战略意义的是，公众舆论

与知识工作者不同，非物质劳动并不完全局限于一个特定的阶级形态。拉扎拉托坚持认为，这种形式的劳动力并不局限于高技能工人，而是每一个生产主体的一种活动形式

在后工业社会中。在高技能工人中，这些能力已经存在。然而，在年轻工人、“不稳定工人”和失业青年身上，这些能力是“虚拟的”—一也就是说，它们是存在的，但仍未确定。这意味着，非物质劳动是一种虚拟性(一种未确定的能力)，作为一个整体属于后工业生产的主体性。例如，20世纪90年代政府对教育的过分强调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试图阻止这种虚拟性消失或被引导到当前权力结构无法接受的地方。尽管先进资本及其与结构性失业的关系存在种种矛盾，但后现代政府并不喜欢完全失业的人。工作的潜力必须保持活力，失业者必须接受持续的培训，以便作为某种后工业储备力量，既受到监控，又保持活力。也不能让他们把精力投入到实验性的、游牧的、反生产的生活方式中去，这种生活方式在英国受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刑事司法法案》的猛烈抨击

然而，与后福特主义者不同的是，根据他的自主主义起源，拉扎拉托并不认为非物质劳动对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纯粹功能性的:

这种能力的虚拟性既不是空洞的，也不是非历史性的;相反，它是一种开放和潜力，它的历史起源和前身是福特主义工人的“反对工作的斗争”，以及在更近的时代，社会化、教育形成和文化自我增值的过程

这种非物质劳动的分散(作为一种虚拟性和现实性)使知识工人作为工业意义上的一个阶级的观念出现了问题。作为劳动力的一种集体素质，非物质劳动可以被理解为以不同程度的强度渗透到社会主体中。这种强度是资本主义形态按照其利润逻辑分配价值的“通灵”过程所产生的。28如果知识本质上是集体的，那么在后现代文化经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音乐、时尚和信息都是集体生产的，但都有选择性地得到补偿。在时尚和音乐的情况下，只有一些公司被企业分销链接走;只有少数网站得到了风险资本的投资。然而，这是一种集体文化劳动，使这些产品成为可能，即使利润被老牌公司不成比例地挪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众所周知的“互联网物化了集体智慧”的说法并非完全不正确。互联网凸显了非物质劳动网络的存在，并加速了它们向集体实体的聚集。非物质劳动的生产能力就在

互联网包括写作/阅读/管理和参与邮件列表/网站/聊天等工作。这些活动不属于“抽象劳动”的概念，马克思将“抽象劳动”定义为为价值的生产提供时间，而不管产品的有用质量如何它们见证了一种欲望对生产的投资，这种生产主要是文化理论家在与消费有关的问题上理论化的。

在各种评论人士看来，这种生产活动的爆炸式增长被互联网人口的少数主义、性别化和种族化特征所破坏。然而，我们也可以认为，承认非物质劳动的存在是后工业劳动整体的一种弥散的、集体的性质，并不否认知识等级(包括技术和文化)的存在，它预先构造了(但不决定)这些活动的性质。这些等级塑造了这些虚拟成为现实的程度一一也就是说，它们从潜在变为作为过程而被实现，构成文化、情感和技术生产的时刻。无论是资本还是活劳动，都不希望有一种永远被排除在非物质劳动可能性之外的劳动力。但这正是他们的欲望无法重合的地方。资本想要保持对这些虚拟的展开和增值过程的控制。因此，网络上相对丰富的文化/技术/情感生产并不是作为一种自由浮动的后工业乌托邦而存在的，而是与晚期资本主义充分、相互构成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