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是哈曼反相关立场的乌托邦内容(见克拉夫对本卷的贡献)，然而，这消除了他坚持的对象先于并超越它们的关系。政治(也许与本体论相反)是情感的和中介的，因为它首先是关系的，而客观只是作为最初的本体论立场的产物。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客体，就意味着被排斥，并因此而被统治和剥削。这就是为什么，首先，互联网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挑战是揭示和释放被排除在财富和公民身份之外的自然和技术(祖先)参与者。只有在这样激进的步骤中，人类未来的可能性才有可能实现，一个超越工具理性和金钱暴政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我们或许可以从唯一一个拥有与KnorrCetina的交易员同等激情的部落开始:Parikka(2007)和Mackenzie(2006)所歌颂的黑客。我们还没有发现这种激情，它将使绿色世界成为互联网新政治经济问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这个框架中，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在社交网络中看到的戏剧是构成了对政治主体性的需求，还是实际上通过类比将论证扩展到经济领域，对经济主体性的需求。点对点运动清晰地表达了一种新的经济学，并且越来越多地表达了一种新的政治，这是Facebook和其他社交网站绝对没有的。主体性的一个传统条件是意识到自己所进入的关系。这种意识可能不是沉浸在社交网络中的属性。意识的特点是需求:对提供之外的东西的需求。对包容的需求只是一个伏笔。这种要求是对“善”的重新调整，政治首先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的。我怀疑，这种需求在Facebook上是不可表达的，但它是点对点网络和Ezio Manzini(2009)提出的SLOC(小、本地、开放、连接)模型的组成部分。这样的模式，就其已经被实践的程度而言，是网关，而不是道路;未来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是未知的。有管理的未来根本就不是未来。政治未来不是由新兴市场构成的，而是由被排斥者对一种新政体的不可预见的要求构成的，这种要求必须在与旧政体的斗争中实现，这种斗争从根本上更新了其预设，包括其伦理基础。既然我们情不自禁地提前思考，我们就计划，但计划的是真正未知和不可预见的东西。所以未来是可以想象的，但不会被管理得不复存在。想象一下：一个政体之间交流的世界，包括被统治者和被排斥者的需求....

参考文献

http://www.egs.edu/faculty/agamben/agamben-we-

4关于黑客宣言的考虑

McKenzie Wark

在这个过度发达的世界里，资产阶级已经死了。它既不统治也不统治。权力掌握在我所谓的矢量主义阶级手中。在旧统治阶级控制生产资料的地方，新统治阶级对物质生产条件的兴趣有限，对矿山、高炉和装配线的兴趣有限。它的权力不在于对这些东西的所有权，而在于对管理这些东西的物流的控制。

矢量权力有两个方面:集约性和广泛性。密集的向量是计算的能力。它是建模和模拟的能力，但不仅如此。它是监控和计算的能力。它也是一种玩弄信息，把信息变成诗歌和叙事的力量。广泛的向量是将信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力量。它是将任何事物和一切事物作为资源进行移动和组合的能力。再一次，这种力量不仅具有理性的意义，而且具有诗意的意义。

矢量权力因此可以省去许多旧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机器。谁真正拥有一个熔炉或一条装配线，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向量类将这些功能外包出去。因此，中国制造业和印度服务业的崛起，并不意味着这些不发达国家正在加入资本主义发达世界。相反，它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由矢量力量统治的过度发达的世界。

矢量阶级只有在渴望一个不像其资本主义前辈被迫与劳动者妥协的世界时才团结起来。尽管发生了种种悲剧，20世纪仍是社会主义的世纪一一但它的胜利大多局限于西方。在西方，劳工与资本打成平局。资本不得不对剩余的大量社会化做出让步。我们得到了免费教育、医疗保健、选举权和妇女解放。《共产党宣言》的原则确实在西方实现了。这就是现在正在瓦解的妥协。

矢量类几乎没有固定资产。他们试图避免真正拥有工厂。它避免直接支付工资。它对国家生产和消费空间的生存能力越来越不感兴趣。福特主义已死矢量阶级所渴望的是一种与世界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世界使它的身体完全可用，而不需要任何承诺。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最能解释矢量权力的文化形式是色情。

然而，矢量阶级的战略和利益并不一致。它至少有两个派系。矢量主义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可以描述为一个军事娱乐综合体。其两派的区别在于，一方将娱乐作为军事战略来追求，另一方则将军事战略作为娱乐来追求。他们之间的是威廉·吉布森在他的小说《幽灵之国》中所说的“冷战内战”

我们在21世纪初美国政治表面上所看到的，是这场冷战的表面效应。一派只对资源战略感兴趣。它认为它在伊拉克获得了最后一个未开发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并试图建立后勤基础设施来确保它的安全。它的伊拉克之旅非但没有失败，反而取得了完全的成功。美国对伊拉克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从来没有任何兴趣。在很多方面，伊拉克越不稳定越好。正在建设的基地是为了保护石油，而不是为了保护人民。

然而，矢量主义阶级中的另一个派别越来越担心这一战略的成本。它的兴趣不在于自然的战略，而在于第二天性的后勤。它的业务是在品牌、专利、版权的力量下，协调生活方方面面的业务。如果资本主义的权力把“存在”降为“拥有”，那么矢量主义的权力就把“必须”降为“出现”事物的实际质量变得次于装饰商品的物流和诗学。

矢量主义阶级的这一派面临着完全不同的问题。商品的非物质化有可能破坏价值稀缺性的基本原则。一旦数字技术完善了作为内容的信息与物质形式的分离，文化材料的大规模社会化就打开了大门。在某种程度上，这让矢量阶级措手不及。他们没有完全想到，私有属性不是文化的自然形式。

我们正在目睹一场大规模的、无名的、默默无闻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将商品文化的原材料转化为公共属性。而好消息是，这场运动基本上取得了胜利。经过几个世纪的私有化，文化又属于我们了。这种胜利当然是局部的、有限的，就像西方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有限的一样。它只适用于文化，而不适用于矢量权力的许多其他方面。但是，这仍然值得庆祝。

对于矢量主义阶级来说，现在的政治是试图将文化价值的某些方面重新商品化，使其变得稀缺和稀有的政治。以苹果iPod的政治为例，它试图把这个设备变成一个恋物对象。再看看Facebook，它的主张是，我们都应该为了这种特权而互相娱乐，忍受广告。这样的媒体根本不是进步，而是“奇观社会”的一种颓废形式。我们不仅要被动地消费这些影像，还得自己制造它们。

这里的模式是把图像生产中的有偿劳动力尽可能地减少到接近于零，并付给他们报酬

只以认可的货币支付。我们必须为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观的特权付出代价。载体阶级的权力从对文化产品的直接所有权中撤退，而是围绕着对载体的控制而巩固。我们得到了所有的文化;他们得到所有的收益。

矢量类的一部分正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一走向完全封闭、专有的世界。网络游戏通常就是这样。在像流行的《魔兽世界》这样的游戏中，你需要花钱去获得那些人为稀缺的物品和地位而你却永远无法拥有它们。它们仍然是私有属性。你把自己的劳动成果租回来。《魔兽世界》是商品经济的完美无缺。《魔兽世界》是幻想版力量矢量类的完美体现。你花钱租用一切，他们可以随时驱逐你。

夹在试图解放信息的社会运动和试图控制信息的矢量阶级派系之间的是黑客阶级。任何为别人提供所谓知识属性的人都是黑客。这是一个矛盾的阶层。一方面，我们依赖矢量阶级，他们拥有实现我们所生产的价值的手段。另一方面，我们很难从信息的私有属性中获利。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它束缚了我们自己的生产力。

我在2000年第一次提出了黑客阶级的概念，在这中间的几年里，我一再被告知，即使它存在，它也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但坦率地说，我认为最近的信息政治证实了这一论点。黑客班不会在五一扛着红旗在林荫大道上游行。但它完全有能力围绕网络中立性、知识共享、科学领域的公开出版、挑战愚蠢有害的专利等等进行组织。当代相当于旧劳工运动的工会意识，已经真正到来了。它甚至有了自己的先锋队，尽管是一个匿名的先锋队。

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将黑客阶层的项目视为“受挫的技术官僚精英的项目，他们的自由主义世界观与既定的专有利益相抵触”。这话有一定道理。然而，如果一个人过于冷眼看待美国劳工组织的做法，他可能会得出同样愤世嫉俗的看法。在一个阶级在实践中是什么和它能做什么之间总是有差距的。

这是一个将黑客阶级意识的通常地方性或基于问题的方法推向整个世界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世界观的问题。挑战在于从我们的角度来思考整个社会的整体—一想象一个我们自己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世界。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方法就是超越创作共用(creative commons)之类的妥协形式。不放开知识属性，而是设想一个完全没有知识产权的世界，这意味着什么?真正思考和实践知识产权又意味着什么

信息政治是一种不稀缺、没有所有者的东西？

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培养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冷漠态度，通过妥协的形式来选择我们的运动，这种形式提供了有限的自由，但把向量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留在了向量主义阶级的手中。任何好的策略都不会被收回，尤其是那些最极端的先锋派，即情境主义者。克里斯汀·哈罗德(ChristineHarold)认为，“也许这是因为，像所有好的品牌一样，情境主义很容易被挪用到新的目的上。”然而，有时候看似破产的战术后来又证明了自己，而看似严肃、专业、成熟的运动发展，最终可能会在自身的重压下崩溃。先锋派仍然有它的角色，它把陈腐的艺术和政治形式抛在脑后，面对我们这个时代新兴的权力形式，它们也有可能过去。

2007年，当音乐家电台司令(Radiohead)与百代公司(EMI)解除合同时，他们通过互联网向粉丝提供新专辑《inRainbows》，让他们以自己选择的价格购买，这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也是自由文化运动力量的标志。你甚至可以选择支付零英镑零便士，仍然拥有它。这里面暗含着对礼物的某种理解。礼物总是会给接受者带来义务。如果我卖给你什么东西，我对你有义务。我必须提供我们约定的商品和服务。如果我给你某样东西，你就有义务给我一一或者至少有一种微弱的、非常普遍的义务，要在某个地方把礼物还给某人。电台司令明白这一点。新专辑的礼物创造了宣传、商誉、未来演唱会的门票销售，甚至是金钱的礼物。很多歌迷真的很想为自己的音乐付费，但作为礼物付费是因为他们想要履行一项义务，而不是因为他们被强迫付费，或者因为涉嫌盗窃或盗版而面临法律制裁。

但把文化作为礼物送给所有人的限制在于，这样做会为传播媒介增加价值，而这并不是免费的。矢量阶级更具前瞻性的策略是，撤退到这个据点，但要坚持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将自由文化视为一种策略，而不是目的本身。我认为黑客的做法是不断询问有关属性的问题，而不是仅仅确定一个模型。

我所说的“copygift”就是一个例子除了著作权之外，还有copyleft，但著作权和copyleft都将属性视为理所当然。Copyleft是对知识属性的辩证否定。它使知识产权与自身对立。但也许还有其他非辩证的策略，不是反对知识属性，而是逃避它。如果不是抽象地把自己的文化赠予所有人，而不是赠予特定的人，而是让它永远成为赠予特定的人的特殊礼物呢?比如，这更像是连锁信的模式。早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前，有关职业的文献就流传了，而且是以PDF文件的奇特形式流传。它们是

被设计成可以传递，如果不是手对手，就是电子邮件对电子邮件，不太容易被任何人搜索和检索。

当然，矢量电力已经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病毒式营销。这个游戏就是想象这种策略的其他用途，然后更进一步，发明新的关系。谁知道关系可以是什么呢?我们还什么都没看到呢。

最后，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三种常见的自我理解模式，我们在没有仔细考虑的情况下就接受了它们。第一种是海盗的浪漫故事我们不是海盗;我们是黑客。区别在于:海盗是夺取他人属性的人。海盗拿走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海盗也有浪漫的一面，但那是越轨的浪漫。当然，这种越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属性的概念，即凯觎属于他人的属性。

你爱怎么称呼它都行。如果不是黑客，那就于点别的。但不是盗版。海盗夺取他人的属性。黑客从原本属于每个人的属性中创造出新的东西。信息想要自由，但却无处不在。海盗的形象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锁链上。黑客的形象坚持认为，信息本身就是免费的，总是脱离属性的形式。信息是我们存在的地方，也是我们社会存在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既没有逃跑，也没有退却，游戏才刚刚开始。

并不是说海盗这个角色没有用处。2011年，海盗党(PirateParty)在柏林市政选举中赢得了席位，他们的竞选纲领结合了对保障最低收入、毒品使用合法化和在信息权利方面的复杂立场然而，在过度发达的世界，进步政治的未来可能在于将劳工的利益与广义的黑客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的一系列实验一一也就是说，如果政治可以说存在于用于营销目的的载体之外的话。

其次，我想提醒大家不要使用游戏化的修辞。这可以被广泛地理解为通过提供象征性的奖励作为交换，让人们在不付钱的情况下做事情。这些奖励的吸引力在于其稀少性和分层性。你可以通过赢得这个象征性的代币来区分自己，这个代币是根据这类代币的整个层次来排名的。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礼物经济的逻辑。你做某件事没有报酬，因为你想做这件事，不是作为勉强提供的劳动来换取工资或其他奖励，而是为了乐趣，作为“玩工”。不同的是，礼物不是给别人的，也不是通过别人给一般的公地的，而回报也不是别人给予同样礼物的认可。更确切地说，所提供的是一点认知能量，执行某个矢量业务所要求的任务，而奖励只是一种形式的、抽象的代币和排名。它不是礼物经济;

这是它的一个模拟。并不是玩耍创造了自己的游戏;它是一种以游戏的形式提取劳动的游戏。

广义上的游戏化，是矢量阶级最复杂的策略。它不再像知识属性那样关心单纯的图像、故事或曲调。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放弃了属性!相反，它的兴趣在于两件事。首先，是其管理网络的专有算法。其次，可以从这些网络中提取的数据，这些数据仍然是绝对专有的。简而言之，矢量阶级将传说中的一般智力带入物质存在，并尽其所能使其成为私有属性。斗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最后是社会工厂的概念。对我来说，这似乎总是与70年代意大利的特殊品质有关。意大利是最后一个将经济从工业劳动过程中转移出来的欧洲大国。当时的挣扎与其说是对其他过度发达国家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示，不如说是对过去的一种倒退。

事实上，在过度发达的世界里，很难找到对工厂劳动有任何了解的人。在世界上的这些地方，工厂不再是劳动经验的主导形式，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了。与其说社会工厂，不如说货币化的闺房或许更有意义。以前是私人的、情感的、亲密的生活品质，现在是可以被商品化的劳动。一个人需要很好地展示，即使是煮咖啡或卖鞋，更不用说在办公室的社交迷宫中谈判或参加可能导致临时合同的会议。

但意大利的经历确实表明，在过度发达的世界，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普遍存在的一件事就是不稳定。工作条件变成了临时性的，几乎没有福利。只有极少数员工被认为是永久性的。其他所有人都只是雇佣的帮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手、眼、脑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出现了:让劳动力更有保障、更有报酬，还是扩大社会契约是更好的策略?这是一个有两个维度的问题。哪个在战术上更可行，但也是哪个在一开始就更可取?我们要以劳动为重点，以劳动保生命吗?还是我们想要确保生命本身的条件?

对于这两种选择，我们很难不感到悲观。而且，我们也很难反对人们可能找到的任何一种机会，以确保生活不被商品化，无论他们在哪里都能找到。但退一步说，也许直接保障生活条件的斗争是有道理的。

对于过度发达世界的受过教育的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警钟:我们所做的事情终于被无产阶级化了。斯蒂格勒称之为语法化的逻辑，或者我称之为抽象的逻辑，现在延伸到了以前的白领和专业任务上。与此同时，信息已经摆脱了它在任何给定物质性中的嵌入性，现在可以很容易地从其中转移出来

物质表达到另一种。尽管旧的文化工业试图人为地恢复它，但出售与特定事物捆绑在一起的信息的经济的整个基础已经消失了。

考虑到这两种情况，恢复知识分子努力的声望似乎和恢复旧工艺行会的特权一样是徒劳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廉价物品时代之后，到来的是廉价信息时代。

在我看来，这似乎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直接保障生活条件上，而不是间接地作为对劳动的奖励。任何特定公司或行业的任何特定劳动力总是脆弱的，尤其是现在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那么，为什么不为保障生命而奋斗呢?如果我们不得不劳动，或者我们喜欢劳动，我们会同意劳动，但我们要求有生活的权利，有爱的权利，有创造的权利，有玩耍的权利，有奋斗的权利一一有充分利用日常生活的权利。我们要求所有人都有维持生活的工资。我们要求人人享有免费教育。我们要求人人享有免费医疗。我们要求人人享有各种形式的生活基础设施。剩下的我们自己来做。